有一种误解，认为人文主义与天主教是水火不容的，认为人文主义者与教皇是势不两立的。实际上，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都是非常平和的，教会和教皇并未将人文主义视为洪水猛兽。非但如此，一些教皇还是人文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到了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意大利，其光辉所到之处，连罗马教廷也和各个国家一样，无不为之眼花缭乱……文艺复兴的光辉是如此炫目夺人，使教皇对其他理想[81]全都视而不见，把罗马教廷领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也未燃起基督教世界东征的热情，罗马教廷似乎已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光荣。尼古拉五世（Nicholas，1449年即教皇位）是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办人，也是一位一流的学者，被称为第一个“文艺复兴教皇”[82]，而后来的庇护二世（PiusⅡ，1458—1464年在位）在其当教皇前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人文主义者，他被视为“人文主义教皇的完美典型”[83]，“他以后直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前的历任教皇，都是文学、艺术和大建筑的保护人，他们把罗马修饰一新，深受文艺复兴的推动”[84]。这位庇护二世就是本节所要论说的西尔维乌斯。
一、生平与活动
西尔维乌斯（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年）出生于意大利名门望族之一的皮科洛米尼家族（the Piccolomini family），在人文主义的熏陶下长大。他参加过巴塞尔宗教会议（the Council of Basel），1442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秘书，1446年担任牧师，次年被提升为主教，1455年被选为教皇，称作庇护二世。
西方教育史家伍德沃德（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认为，西尔维乌斯不是合格意义上的学者，他的拉丁文很流利但不够优雅，况且他基本上不懂希腊语。不过翻译过来的古希腊著作已能满足他了解古希腊文化的需要。西尔维乌斯生性活跃，喜好参与社会活动而非关在小屋子里潜心于学术，富于务实精神，头脑清醒，对时事有较强的洞察力。[85]的确，西尔维乌斯不是学究，人文主义的本质精神也不是使人钻在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展示人之为人的精神风貌。从此意义上看，西尔维乌斯同彼特拉克、布鲁尼等人一样，都是当时人文主义者中的精英人物，西尔维乌斯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远超出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伍德沃德认为西尔维乌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这种评价有些低，实际上西尔维乌斯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有大量的文学著作留给后人，从这些著作中可看到他具有较强的深思明辨能力。他擅长外交事务，在外交方面审慎周密而又能审时度势，他之所以能被选为教皇，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史家认为“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教皇”[86]。
西尔维乌斯兴趣广泛，对古代的东西、对现实的社会和自然都充满探索的热情。他曾仔细研究了意大利各地方的古迹，“他的天性显然倾向于探索自然，搜奇访古，热心于不朽的作品和对于人类生活做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在任教皇的最后几年，他虽然受着痛风症的折磨，但仍然很高兴地坐着轿舆翻山越岭，到塔斯库路姆、阿尔巴、蒂布尔、奥斯蒂亚、法雷利和奥克里库路姆等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不论什么东西都记载下来。他沿着罗马公路和引水道的线路前进，试图确定居住在这个城市周围的古代部族的疆界”，他痴迷于古代的遗迹、作品，“像这样的教皇要求教廷的布令官以古典的拉丁风格来写作，自然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情”。[87]西尔维乌斯对自然的认识更表明他有过人之处，“十五世纪中叶，除在意大利外，能从哪里找到像在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即西尔维乌斯——引者注）的著作里边那种地理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综合呢？不仅在他的伟大地理著作中，而且在他的书信和评述文章中，只要他用得上自己的观察或人家的见闻时，他写风景，写城市，写风俗习惯、商业和物产、政治情况和政治制度等都同样出色……尤其关于苏格兰的描写，也都没有漏掉任何关于人们生活的叙述，并且表现了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比较的能力和方法，而这是除了哥伦布的受过古人熏陶的同乡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千万人都看到过并且部分地知道他所看到和知道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内心里却没感到有对它做一番描写的必要，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世人希望有这种描写”[88]。也许现在看来，西尔维乌斯当时对自然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当时，却是可贵的，尤其是他的作为预示着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关系，人类更加外向，自然成为人探索和认识的对象。
就其影响地域看，西尔维乌斯的影响不仅限于意大利，即便在他未当选为教皇前，他就为德意志人文主义的发生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历史学家巴伦所指出的：“在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于召开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两次会议，有一大批担任秘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莱茵河上游地区逗留数年。十五世纪最有成就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一度在帝国办公厅任秘书的埃内亚·西尔维奥·皮克洛未尼（后来为教皇庇护二世）（即西尔维乌斯——引者），这时候在传播新学术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群众不仅从他的笔下得到大量的拉丁文通信以及研究人文主义学术和人文主义人生哲学的详尽计划，而且得到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心理描写小说和可作为典范的关于德意志地理和历史的描述。一些把拉丁文学译成德文的翻译家们，受到这样的熏陶不久就对十五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发生了兴趣，在这些著作中首先提出关于人的研究和开化、人类天性、妇女的作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新思想。这些到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已经译成德文的先驱作品，法国、勃艮第和英国的读者们在十五世纪几乎得不到其中任何一种译本。”[89]德国较早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与西尔维乌斯在德国传播人文主义是分不开的。
西尔维乌斯于1450年写了一篇题为《论自由教育》（De Liberorum Educatione）的论文，是为年轻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而写的。拉迪斯拉斯的父亲艾伯特二世（Albert Ⅱ）死于1439年，而拉迪斯拉斯在其父死后才出生。对年幼的国王的监护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一个重要职责。拉迪斯拉斯就生活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皇宫里，一直到1452年才脱离监护。西尔维乌斯做过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秘书，1447年任主教后也常常出入皇宫，故与拉迪斯拉斯相熟，并对他产生了兴趣。当拉迪斯拉斯10岁时，西尔维乌斯专门为拉迪斯拉斯的教育问题而写了《论自由教育》，阐述了他的人文主义教育观，但西尔维乌斯本人并非拉迪斯拉斯的私人教师。
在篇幅上，西尔维乌斯的《论自由教育》较布鲁尼的《学习与文学》要长得多，与弗吉里奥的《论绅士教育》相差无几，几乎一样长。
二、论教育的使命
西尔维乌斯认为：“人由精神和身体两部分构成，人的精神和身体应一并得到发展。”[90]西尔维乌斯意在培养身心俱健的人，他要求通过体育、军事训练和合理饮食以强健身体，要求通过文学、哲学和文艺的学习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拥有信仰、美德、知识和智慧。
西尔维乌斯认为，精神是人所有的资质中最宝贵的部分，身世、财富、名声、健康和漂亮等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些东西也受人青睐，但它们都是偶发的，来去无常并不恒久，随着时间和命运的变化，富贵可变为贫穷，健康会变为衰老，漂亮会变为丑陋，“然而精神财富却是一笔恒久的财富，命运、诽谤或时间等因素都无损于它”[91]。他人可掠走一个人的物质财富，但却不能抢走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性格（character）是人的精神的集中体现。西尔维乌斯认为，我们真正的财富是性格。人的命运会因时因地而变，有时变得非常突然，有时甚至变化很大，令人猝不及防，难以躲避。但健全的精神、坚定的性格、真正的智慧却能使人笑傲人生的诸多变故，直面人生的种种困苦。明智者不以个人的优秀品质换取金钱，因为金钱易于耗尽，而优秀品质则伴人终生。真正的智慧能使人忍受命运的各种变化。西尔维乌斯认为精神健全对当权者尤为重要，他说，没有人会比一个掌握千百万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更需要有智慧和美德。所罗门正确地借助于智慧治理国家。西尔维乌斯认识到智慧地道德地使用权力会造福于民，而独断地邪恶地运用权力则会祸国殃民，因而应通过教育使当权者尤其是国王和王子拥有美德和智慧。他认为，学问是国王的必备之物，博学有智慧者才能当国王。产生此种认识，想必他既有历史的佐证又有亲身的体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几乎都十分关心对王侯的教育，想必均与此有关，他们想通过提高统治者的素质来改造现实社会。
西尔维乌斯强调人应有宗教信仰，他列了一系列宗教教义要求学习者学习。他说：“我们的精神要有信仰，在其迫切性上任何世俗利益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我们的天赋精神不是为我们进入天国做准备，就不必对之做出评价……的确，文学一直为我们传达‘上帝高于一切’的信条。况且作为一个王侯，你的整个生活和人格都应对上帝充满感激之情，感激他赐予你的并非由于你的优点而带来的各种好处，应对上帝饱含敬畏之心，认真对待宗教仪式，虔诚信仰上帝并尊奉教会的权威。”[92]
西尔维乌斯也重视人的品德发展问题。他认为哲学是探寻善的本质的一门学问，是人所特别需要的。他要求拉迪斯拉斯在择友时要慎重从事，应择好榜样为友，与坦率、真诚、言行光明磊落、举止谦虚、性情温和的人为伍。他还要求人具有自尊、自信、节制等美德。
西尔维乌斯认为天赋、训练和实践是教育的三要素。讨论教育问题首先要看教育对象是否具有可教性，是否有可塑的天然条件。天赋是天生的而非后天获得的。西尔维乌斯对人之天性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他引用昆体良的话：如果说飞翔是鸟的天性，奔跑是马的天性，那么热情向上则是孩子的天性。西尔维乌斯认为，儿童的内在的精神需通过有条理的有组织的教育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而教育儿童正是教师的职责。
择师是件大事，应择良师，若选错了教师则贻害甚大。一个教师若对其已有的知识自满而不求上进，不仅有碍于其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而且也说明其在品格方面自律不严。坏榜样使人形成坏习惯，积习难返，日后欲改难之又难。教师应为学生树立好榜样，“因此，教师应睿智、真诚，并有丰富的经验，具有高尚的品德”[93]。教师对学生既不应过于严酷，也不应过于亲昵。对孩子不应诉诸棍棒，不能像对待奴隶那样去驱使其受教，而应借助于真诚的语言去说服他。教师应尊重学生，不能侮辱学生，否则会使学生对教师、对教学产生憎恨之心。教师对学生既应友善又应有权威，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如同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师生之情应如同亲子之情，若师生关系达不到这一步，教师还应努力。西尔维乌斯看到了教师在学生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看到了师生交往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交流。西尔维乌斯强**师的作用的根本点在于更好地构建学生的精神世界，以更好地完成教育的使命。
三、论身体的发展
西尔维乌斯从身体训练、军事训练、饮食、饮酒等方面讨论了身体的发展与养育问题。
身体训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养成使其终身受益的习惯。应使学生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磨炼，克服贪睡和懒散的陋习。耽于安适与享受会削弱人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西尔维乌斯还赋予身体训练以审美的追求。认为人的举止不应随意，应恰如其分，不论是站是坐都应保持优雅的风度。身体训练既求身体之健，亦求身体之美。
军事训练是教育的一部分，接受军事训练是履行圣战义务所必需的，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战争需要掌握军事技能。应教会学生使用弓箭、拋投石器、使用长矛，还应使学生学会驾车、骑马和游泳。学生还应参加各种游戏如球类游戏，应使游戏成为学生每日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可有调剂之效，使学生对学习免生厌恶情绪。西尔维乌斯要求游戏应包含技巧的成分，不应是粗糙不堪的。西尔维乌斯认为人应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工作后的休息是继续工作的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一条法则，教师应对之予以特别的关注。
在饮食方面要遵循适度原则，否则暴饮暴食不仅会加重消化的负担，而且会有损于脑力活动。不可习惯性地过分放纵胃口，这样会带来疾病并导致体能衰退。追求吃喝等方面的感官享受是粗鄙不雅的，是与低等动物处于同一水平上的。吃喝只是生活的手段，不是生活的主要追求和最终目的。在饮食上应节制，不暴饮暴食，也不挑三拣四，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体质，使人充满生命活力。
尽管饮酒有解渴和放松神经的作用，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避免饮酒，如果饮用，也必须是饮用那种经过高度稀释过的。饮酒应节制适度，防止滥用，青年人饮酒时要谨慎，要保持警觉，用内在意志力量来保护自己不致酗酒。社交宴会为什么一定要饮酒？西尔维乌斯问道：“为何不能通过真诚的交谈使社交宴会显得体面，同时又保持一种恬淡欢乐的气氛？”[94]身体毕竟是精神赖以活动的场所，不爱惜身体的人是在为自己设置监牢。人诚然要关注衣食，因为衣食不仅对于保持人的体力、脑力有益，而且也能满足一个人自尊的需要，仪表体面高贵毕竟不是坏事，对王侯而言，尤其需要，但不可过分沉溺于衣食之中，否则就显得琐碎和女人气了。
四、论文学的学习
在《论自由教育》中，西尔维乌斯用一半的篇幅讨论了文学的学习问题。他讨论文学的视角与其他人文主义者稍有不同。
西尔维乌斯强调文学和哲学的重要性，以为王侯应具有这两方面的智慧，只有如此才能理解神、人之法，才能洞察我们周围的各种事物。文学是学习哲学的基础，否则哲学难以被理解。“文学是我们的向导，它使我们真正地理解过去，正确地估计现在，可靠地预测将来。哪里没有文学，哪里就一片漆黑。一个不懂历史教训的王侯孤立无助，只能沦为谄媚和阴谋的牺牲品。”[95]
西尔维乌斯依从昆体良，认为语法和文学是同一的。西尔维乌斯认为语法是所有知识的门户，“语法”作为一门学科较之其字面的含义更复杂也更有价值。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如恺撒和奥古斯都精通语法。语法是掌握知识的最根本的基础，只有掌握了语法才能达到博学和智慧的境地。他认为语法可分为三部分：正确演说的艺术即雄辩术；写作散文和诗歌的艺术；写作书信的艺术。从他在文中的论述看，他实际上将文学（即语法）的学习等同于对古典人文学科的学习，内容十分宽泛，涉及宗教、伦理、历史、诗歌、演说、写作、语法等诸多方面。当时的“文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且当时也未形成统一的讨论课程问题的学术规范，对知识也无确定的分类，所以不同的人文主义者在论述课程问题中使用“文学”一词时，在其外延上难免会有些出入。不过将文学视为古典人文学科却是共同的、一致的。
先谈雄辩术。西尔维乌斯将雄辩术列为学习文学之首。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他对雄辩术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他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他能当选为教皇与其优秀的演说技能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布克哈特所指出的：“庇护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讲演为他最后登上教皇宝座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尽管他是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没有他那辩才的荣名和魅力，他或者会永远当不上教皇。‘因为没有比他的讲演更显得高雅威仪的。’无疑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就认为他最适合于担任教皇职位的理由。”史料曾记载：“庇护演说时的高雅庄严举世无双。”西尔维乌斯本人对其个人成就（包括演说在内）也颇为自得。[96]他在《论自由教育》中对雄辩术的论述颇为生动深刻。
他说，我们必须学会通过演说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的风格和方式应与所谈及的主题协调一致。社会事务较多的人更应该懂得雄辩术，君主尤应如此。君主需与臣民交流，而演说交谈是重要的交流手段。保持沉默对妇女而言是适合的，而对于一个男人则不适合。如果一个国王在他的臣民面前保持沉默，则是国王的耻辱，国王应因之感到羞愧。在战场上有时舌头比刀剑还锋利。人说话前应三思，如果在说话前没有经过思索，那么保持沉默是明智之举。轻率的演说家用嘴说话而不是用心说话，忘记了喋喋不休和雄辩有力不是一回事。沉默不语和喋喋不休都是演说的大忌，皆不可取。不假思索任意讲话会使人后悔，因为一言既出就不能再收回。要获得演说的才能需要适度的练习，否则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
语调和发音是重要的演说要素，需要进行有条理的训练。既要防止发出女人般颤抖的尖叫声，也要避免大喊大叫。发声时应注意每个词的每个细节，每个音节、字母的音长要适当。不可使声音只徘徊在嗓子眼里，必须清晰地发出来，舌头和嘴唇发音时都要到位。人说话时要有信心和雄心，否则演说很难达于出类拔萃的境界。演说时避免使用污言秽语，因为语言是事物的影子，是表达事物的，不洁的语言代表不洁的事物，会对人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致人堕落。警惕演说中的不良因素，并不意味着要在社交谈话中、在演说中必须极其严肃、板着面孔，亲切和礼貌总是有吸引力的，生硬和造作则令人生厌，而夸大其词则受人轻蔑。讲话时不真诚或怀有恶意当然是缺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因此，西尔维乌斯要求演说人务必使演讲坦诚直率、言语自尊、气势磅礴。
在说话（演说）与语法的关系方面，西尔维乌斯主要讨论了词的用法问题。演说中必须注意词的选择和用法，不能导致语法错误。不管是本国词还是外来词，是简单词还是复合词，词所表达的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是约定俗成的词还是新造的词，演讲者都应心中有数。西尔维乌斯还要求注意时态、词的性和格、词尾变化等问题。在演说中要慎用言词，滥用是一大忌讳。使用的字词不够风雅、不符合名家的标准用法、盲目使用未被接受的外来词、词的性和格的误用等都属于滥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推崇古典风格和古代名家的权威，在风格和用词上往往以古人为典范。西尔维乌斯认为，古典风格和古代权威之所以值得我们尊奉，是因为它们具有其独特的威严，令人不敢小视。然而西尔维乌斯反对泥古不化，反对对古典风格不自然的模仿，他认为演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能理解，字词是表达意义的，内容重于形式。因此应学古而不泥古，应学古人之精髓而非皮毛，应将古人的一些过时的用法弃之不用。在选择古代的权威时，应将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放在第一位而将诗人放在第二位，因为诗人要受韵律的限制，对字词的使用有时不尽规范。
在讨论毕雄辩术之后，西尔维乌斯开始讨论散文和诗歌的写作艺术。他认为，他在前面所讲的演说中所要注意的字词的用法，同样适于写作。他强调写作技巧只能靠大量阅读才能掌握，应经常大量阅读有造诣的演说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经典作品，既注意他们所使用的词汇的技巧，也注意他们处理素材的方法。在演说家中，西塞罗为首选人物，其作品在风格上直接坦率，易于理解。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的演说风格优雅，这些人亦在西尔维乌斯的推荐之列。而与西尔维乌斯同时代的演说家中，他推荐了格里诺、波齐奥等人，认为他们的风格朴实无华，皆有学习的价值。在历史学家中，他认为李维的著作是第一流的，新旧约全书中有关历史的章节也应阅读，同时他还推荐了其他一些史家的著作。西尔维乌斯借用西塞罗的话论证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是过去的生动的写照，是照亮真理的明灯，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向导，西尔维乌斯要求彻底精通主要历史学家的著作，从中学习所包含的智慧。在罗马诗人中，他首推维吉尔，认为其语言似音乐般高贵，其风格多样，或简洁，或丰富，或严谨，或华贵。其声誉恒久不衰，对他的任何赞美都显得多余，任何批评都显得可笑。贺拉斯仅次于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紧随在贺拉斯之后。在古希腊诗歌中，西尔维乌斯认为《荷马史诗》的崇高主题和浪漫精神使之最适合于对孩子们进行鼓励性的训练。此外，他还要求学习普拉图斯和特伦斯的挽诗，学习塞涅卡的悲剧。
可以看出，西尔维乌斯是非常尊崇古代著作的，这些古典著作都洋溢着浓厚的世俗气息。一些教会人士反对学习和研究古典著作，认为它们充满异教精神，腐朽过时，学习这些东西是浪费宝贵的时间。西尔维乌斯认为这种看法非常肤浅，只能代表少数孤陋者的意见，他的回答是：“假如这种激烈的声讨确实反映了大家的真正的意愿，我只能抖掉脚上的尘土与这片土地告别，因为这片土地被令人窒息的黑暗所笼罩。”[97]他说，甚至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也毫不犹豫地从异教徒的诗中寻找到例证，西尔维乌斯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因为古代伟大作家有瑕疵就否认他们，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神学家？他们也有瑕疵，甚至他们中间也出现过异端，能因此就完全否认他们及其作品吗？教徒保罗在异教徒中传教时是利用异教徒的作品来宣传教义的，西尔维乌斯认为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他追问道：你贬低保罗的权威，你能让我们尊重你的权威吗？
西尔维乌斯对反人文主义者的反击是非常有力的，从中可看出其敏捷的才思和善辩的才能。他的看法颇为中肯，古典著作和神学著作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不能因噎废食，应从中吸取有价值的养分。他强调指出，并非所有的神学家的著作都适合信奉基督教的学生学习，他要求剔除其中不良的内容而只接受他们所写的赞扬正直、谴责邪恶的内容；读古典诗歌时亦然，应吸收那些充满活力的和美的东西，而舍弃那些崇拜邪神的、错误的和贪婪的东西。他指出：“这里有一条值得遵循的准则，它可以在我们读古代作家的作品时起指导作用，无论诗人、历史学家或哲学家赞颂过什么，我们只接受那些有助于铸造我们的品格的东西，这是万无一失的。”[98]可见，西尔维乌斯对待古典著作的态度并不狭隘。这对于一个未来的教皇而言，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书信的写作是学习文学（语法）时应予关注的第三项内容。对王侯而言，写信是一项重要的职责，教皇掌握写信技巧，以利于各种事务的处理和加强与各方的联系。也许一个王侯很少写信，但如果写了，就应写得清晰易读，不但内容应清晰，字迹也应清晰。整洁和准确是两项基本要求。要向古人学习写信技巧，在选择范本时要选择那些品位高的、有用的内容，如著名散文作家或诗人的道德箴言，这样在无意识之中就会形成高尚的信念。西尔维乌斯特别强调字词的拼写，用了不少篇幅论述这一问题，认为只有通过阅读名家作品和勤于练习写作才能提高使用字词的能力。
拉丁文书信的写作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社会交往中其地位可能仅次于演说，书信的社会作用也与现在大不相同。除了君主、官员要写信外，诗人学者也写作书信。彼特拉克擅长于书信写作，一生有大量书信行世，西尔维乌斯也给后人留下大量书信。本章所讨论的弗吉里奥、布鲁尼等人有关教育的思想也都是通过书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正如布克哈特所言，当时的好的书信“是纯洁的拉丁文法的典范。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种完美无缺的文体是良好教育的一个准则和修养有素的结果……写信的目的很少像今天这样，报告一些写信人的情况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宁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著作，用来证明自己的学问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视。这些书信最初是用来进行学术探讨的……在以后一个时期，书信成了优美洗练的成语的总汇，用来鼓励或屈辱部下，恭维或侮辱同侪，歌颂保护人或者向他乞求。在这一时期，西塞罗、普林尼等人的书信被人当作典范来加以勤勉地学习着。早在15世纪，关于拉丁文书信的形式和说明的著作就已经作为巨大的文法书和辞书的附录而出现了；即使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批著作的数量之巨也会感到惊讶。但是，正像这些参考书的存在引诱了许多人从事于不适合他们的工作那样，它们也鼓励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写出更完美的优秀作品来，直到最后出现了波利齐亚诺和16世纪初的彼埃特罗·本波（Pietro Bembo）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在一般拉丁文体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书信写作艺术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地位”[99]。书信是人生的重要武器，西尔维乌斯对书信写作的强调说明他的洞察力是非常敏锐的。
可以将西尔维乌斯关于文学学习的目的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能写善辩。而能写善辩的目的是更好地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是西尔维乌斯教育思想的核心。
五、论其他科目的学习
在文学之外，西尔维乌斯还讨论了七艺和哲学的学习。
七艺是西方传统的教学科目，西尔维乌斯赋予七艺以人文主义色彩。语法前已述及，不再重复，在此只阐述他对修辞、辩证法、音乐、几何学、算术和天文学的看法。
西尔维乌斯认为语法和修辞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诗人，都是通过修辞来体现其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的，并且通过修辞这种形式来阐发他们对人对物的评价。修辞学对演讲也很有助益，修辞可增强演讲的魅力并利于阐明结论。学习修辞也应师从古代的权威，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等人。辩证法与修辞也关系密切，因为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在于使表达更令人信服。逻辑对于我们清楚、准确地思考和表达有直接的助益，能使我们在辩论中发现推理存在的错误步骤，除此之外，逻辑并无其他用途。有些逻辑学家仅在词语的细微之处空耗时间和才智，把逻辑看作智力的游戏而不关注其活生生的用法。人真正值得骄傲的在于“做”，有些空耗才智的琐事会浪费人的大量时间，如果将这些时间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会有更丰硕的收获。在此也许西尔维乌斯在批判经院主义的空疏无用。音乐对人的精神有抚慰、振奋之效，亦应列入教育内容之中。但西尔维乌斯认为对音乐的追求应适度，应对靡靡之音严加控制，应由性情严肃的教师来指导学生学习音乐。算术和几何学可结合在一起学习，几何学可促进知觉和推理能力的发展，是一门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但西尔维乌斯认为它不应占用学习者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关于学习算术的价值，他没有论及。天文学展现了无尽的苍穹，揭示了天堂的秘密，学生不应对天文学一无所知，否则就不能理解古代诗歌中有关天堂的描述。
西尔维乌斯认为哲学高于七艺，它在更高的层次上给人以终极的指导。哲学探求万物之因，体现出人对智慧的追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认为哲学即自然科学，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尘世，认为哲学应关注伦理道德问题，柏拉图认为哲学应研究人的精神从而使哲学变得完整了。在做了这些叙述后，西尔维乌斯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道德哲学，认为它探讨行为的合理性，对于指导人的行为不可缺少。从中可更明确地学到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知道如何虔敬上帝，如何对待父母、兄长、妻子、朋友、君主、国家和他人。道德哲学能教人追求美德，例如，教人摒弃贪婪之心、尊重妇女、爱护孩子和家庭、怜悯穷人、待人公正，还教人要自我克制、不纵容自己、成功时不得意忘形等。为达到此目的，需要学习指定的书籍。此外，西尔维乌斯还将西塞罗、塞涅卡和波伊修斯（Boethius）关于道德问题的著述也列入必读的范围。
尽管西尔维乌斯论述了有关教育的许多问题，但其最关注的还是古典文化的学习，他对演说和书信写作的论述是紧扣当时的时代需要的，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遗憾的是，拉迪斯拉斯18岁时就死了（死于1457年11月），生命如此短暂以致不能验证西尔维乌斯的教育目标在他身上是否能实现；可喜的是，西尔维乌斯本人就是其教育理想的生动写照，他期望的正是他实践的。正因为如此，其教育理论才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