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儿教育

昆体良明确提出，一个未来雄辩家的教育应从摇篮时期开始。他说：“我主张从婴儿时期起就规范我的雄辩家的学业，假定他的全部教育都是由我负责。”“我的计划是引导我的读者从咿呀学语开始，经过初露头角的雄辩家所必需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一直达到雄辩术的顶峰。”[17]他告诫人们：“早期年龄阶段的光阴不要浪费”，“7岁以前学习的东西无论怎么少，但有了这个基础，到了7岁就可以学些程度更深的东西，否则到了7岁还只能从最简单的东西学起”[18]。进而他从儿童心理和生理特征出发强调：“越是年纪小，头脑就越易于接受小事情”，“因为初步识字仅仅靠记忆，而记忆力不仅存在于儿童时期，而且儿童时期的记忆甚至更加牢固，正因为如此，就更没有借口浪费早期年龄的光阴”[19]。

在实施儿童教育中，昆体良十分重视儿童周围的人施加给儿童的影响，因为儿童首先听到的是她们的声音，模仿的是她们的语言，因此，儿童的看护者必须身体健康，说话清楚正确，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为儿童做出好的榜样。他生动地举例说：“我们天生地能历久不忘孩提时期的印象，如同新器皿一经染上气味，其味经久不变，纯白的羊毛一经染上颜色，其色久不能改。”[20]小时候进入脑海中的深刻印象会长久保存，不易忘怀。昆体良注意到“越是令人讨厌的习惯，越是牢不可破，因为好的习惯变坏是容易的，但何时能使坏习惯变好？”[21]为此，做父母的在开始的时候就要给孩子们指出正路，而不要等到他们走错了路以后再把他们从迷途中叫回来。要做到这一点，家长们自身最好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而不是初懂文墨而狂妄自大，一知半解又装腔作势的人。家长们的无知和失检行为可能带给孩子们种种危害。昆体良深切地体会到，幼儿时期的教育对未来雄辩家的培养关系重大，必须抓紧抓好。昆体良借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幼儿教育的经验，提倡对幼儿进行多方面的教育，帮助他们在体质、德行和知识等方面打下初步的基础。

儿童在7岁前该进行怎样的教育，当时人们的看法不一，有的干脆认为不应该学习，有的主张只进行身体的养护和道德的熏陶，不应该进行知识教育。昆体良则力主给儿童多方面的教育，并提出幼儿在学会说话的前后已是智育开始的时间。尽管7岁前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但只要长期坚持，总能一点一滴地学到一些东西。幼儿时期虽然学得不多，却能一生受用。昆体良主张让幼儿先学习希腊语。因为拉丁语是通用语言，在平时交往中就能学到。幼儿学习希腊语后，紧接着就应正规地学习拉丁语，然后与希腊语同时并进。他要求父母和家庭教师考虑幼儿的兴趣和接受能力。每次的学习量应当很少，并且要灵活多样，使学习变成一种娱乐，而不是使儿童负担过重。昆体良提醒人们：“最要紧的是要特别当心，不要让儿童在还不能热爱学习的时候就厌恶学习，以致在儿童时代过去以后，还对初次尝过的苦艾心有余悸。”[22]他指出，主张早期教育，并不等于期望儿童成为早熟的超常儿童。对急于求成的做法，昆体良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强调“早熟的才能鲜有结好果者”[23]。他还专门对那些飘飘然自诩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做过一段寓意深长的评析。他认为，有些过早就显露超常才能的儿童，不少是受虚荣所驱使，把刚刚学到手的一点点似懂非懂的东西拿出来炫耀一番，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力量，也没有深厚的根基，他们不过像是撒在土地表面而过早萌芽的种子，不过是看来有如稻子似的杂草，未到收获季节就变黄而结出干瘪穗子，就他们的年龄来说，他们的成就令人高兴，但他们的进步已到此为止。而我们的惊奇也就随之减退”。这是值得引以为戒的事情。

二、初等教育

当孩子渐渐长大，离开父母膝前，并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的时候，昆体良竭力主张把他们送到人数众多的初级学校去接受教育，把孩子交给专职教师去接受管理。因为要把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真正的雄辩家，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准确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就自己选择的任何论题进行阐述、发挥，并使之生色，就必须掌握雄辩术方面的一切基本准则。而能够获得上述能力、知识的最佳场所应该是在学校。在家庭里往往会滋长儿童孤傲、娇惯等不良习性。要克服家庭教育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到学校去并接受专职教师的教育，为此，必须改变罗马贵族阶层聘请家庭教师教育他们子女的传统做法，而把适龄儿童送到公共初级学校去学习。在学校中，共同学习比家庭教育要优越得多，在集体中更有利于激励学生的学习和思考。

在初级学校，儿童主要学习阅读和书写，也同时要学习音乐、诗歌、算术等课程。在初级学校学习期间，为了使每个学生获得应有的发展，教师负有更大的责任。昆体良明确强调：“一个高明的教师，当他接受托付给他的儿童时，首先要弄清他的能力和天赋素质（natural disposition）。”[24]对此，昆体良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天性差异和因材施教的思想，并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的心性各异，教师要研究、了解儿童的天赋、心性、才能特点，然后才好根据不同儿童的不同倾向和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和教学。有的孩子是懒惰的，除非你激励他，才有效果；有的孩子受到管教就发火，耐心说服会奏效；用恐吓的办法能约束特别顽皮的孩子，却使另一些胆小的孩子丧失勇气；持续的勤奋会使意志坚毅的孩子深受锻炼，另一些孩子则因短期的努力而收效更好。昆体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按儿童不同个性采用不同教育方法的经验。例如，对那些有好奇心和好胜心的孩子，要不断地提出新要求，怀抱特别的期望；对一遇挫折就哭鼻子的孩子，在对他们进行教育时则应激励和鼓舞，同时利用责备和荣誉等手段去激发他们的雄心壮志。他认为最令人担心的是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孩子，对他们不能抱过多的指望。因为人们存在着智力上的差异，对于智力差的孩子，要尽量适应其能力，以便按照自然的诱导对他们的智力加以训练。而对于天资优异的孩子，则应该让他们去学习一切知识和技巧。对此，昆体良提出要避免两种差错：一种是企图去做不能做到的事；另一种是轻易地放弃他们能胜任的事。

对在初等学校学习的孩子，昆体良强调必须遵循他们年龄的特点，要了解并且确定儿童在不同年龄的接受能力，切忌给幼弱的学生过重的负担。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头脑还未发展到足以忍受的程度，超越儿童头脑所能接受的东西，是不能进入儿童的头脑的。另外，“从一开始就要告诫学生，绝不能表现出自私、无耻和失去自制，他应牢记维吉尔（Virgil）的名言‘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多么重要’”[25]。昆体良还坚持认为：“从小就表现出真正有才能的孩子也一定是举止端庄的人，不然的话，我认为一个资质鲁钝的人丝毫也不比一个聪明而行为不正的人更坏；但是倾向高尚的人绝不会是鲁钝怠惰的人。”[26]

昆体良认为初等学校对儿童的教育，不仅要重视思想品德和知识才能的培养，同时还要关心他们的休息和娱乐。他强调：“对于一切儿童都应当允许他们有些休息，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经受持久的劳累（即使是那些没有感觉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以轮换的休息而有松弛的时候，以便保持活力），而是因为专心致志的学习有赖于学生的意愿，而意愿是不能通过强制得到的。”[27]对此，他进一步强调说：“如果学生的精力和精神因休息而得到恢复，他就能以更旺盛的力量和更清晰的头脑进行学习，而这种力量通常是不能用强迫得到的。”[28]

关于儿童的娱乐游戏，昆体良说：“我不会因学生爱好游戏而感到不高兴，那是天性活泼的标志……有些娱乐有助于发展敏锐的智力。”[29]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与此相反，“那种总是迟钝麻木、没精打采的，甚至对那个年龄所应有的激动也漠然、无动于衷的学生，我是不指望他能热心学习的”[30]。对于儿童的休息和娱乐，昆体良坚持认为既要支持又要加强管理，并给予正确的引导。他指出：“应当给休息规定一个限度，否则，你不让他休息时，就使他产生对学习的厌恶，而过度放纵的休息容易养成懒惰的习惯。”[31]昆体良认为开展比赛，轮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之类的智力游戏，是娱乐活动最理想的形式。他还指出，“在游戏中，学生的道德品质也能毫无保留地按照本来面目表现出来”[32]，教师应注意加以引导与教育。

对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应该怎样进行教学呢？昆体良十分形象地做了这样的比喻：“我倒唯愿教师自己也像保姆一样，更小心翼翼地为尚未发展成熟的头脑提供软食，让他们尽量喝够牛奶——更有吸引力的功课，用这种办法，他的身体可能暂时发胖，到年龄更成熟以后，就会节食减肥的。”[33]

为了造就一个未来的雄辩家，昆体良希望他们在“童年时代要经常表现出勇敢、创造力，以创造为乐，虽然他们可能缺乏正确性和精确性。过头的精力旺盛是不难纠正的，麻木不仁则是不治之症”[34]。对初等学校的教师来说，其重要职责就在于培养儿童的求知欲和创造性，切不可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而要像对待小鸟一样，“当他们证明力量已经足够的时候，就让他们自由地飞向天空”[35]。当然，儿童可能会犯各种各样的差错，所以，“有必要提醒教师注意，在纠正学生的错误时，如果过于吹毛求疵，学生就会丧失努力的信心，意志消沉，最后会憎恶他的功课，担心动辄出错，什么功课也不想做”[36]。因此，对这个年龄的学生，教师要尽量和蔼，不论对错误的纠正多么严格，也要以温和的方式进行。在昆体良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世风日下，昆体良十分担心由于父辈的失职行为而造成对孩子的祸害。他指出，少年儿童天真幼稚，缺乏是非、真假、善恶的判断能力，若经常被无原则的宠爱纵容，听到的是靡靡之音，看到的是羞于出口的事，这些不良的所闻所见就会造成他们道德的失落和视听的混淆。昆体良一再恳切地要求所有成人、家长和教育者们将心思用于培养一切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习惯，要求做父母的人本身成为孩子们的有效榜样，只做一切应当做的事。

三、中等教育

在初等学校已经学会顺利地阅读和书写的儿童，下一步就是要接受文法学校的中等教育了，昆体良对这一时期少年儿童学习的内容提出了一个范围广泛，几乎包括当时一切知识领域的课程。他认为没有任何一门学问是对雄辩家无用的。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应该被遗弃在未来的雄辩家的注意之外，“如果遗漏了次要的部分，就不能称为完美无缺”[37]。具体地说，他所提到的学科包括希腊文、拉丁文、修辞、音乐、天文、几何、文法、哲学（物理学、伦理学和辩证法）等。这个文法学校的课程体系与古希腊和罗马共和时期流行的“七艺”教育内容相比较，是更为丰富、更加完备的。在其中，昆体良特别重视“文法”这门课程，这是“因为如果不通过文法的学习为未来的雄辩家打下牢固的基础，你筑起的任何上层建筑物都会倒塌的”[38]。进而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但愿任何人都不要轻视文法基础”，“因为，只要深入这所圣殿的内室，可以说，很多精微奥妙的东西就会呈现在面前，它们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智力变得敏锐，而且也为运用最渊博的知识和学问开辟了前景”[39]。

昆体良还分别论述了学习其他课程的重要性。例如，他强调阅读是未来雄辩家必读的科目。正确的阅读必须做到口眼并用、发音准确、连贯、迅速、口齿清晰、稳重。阅读课能激发和陶冶学生的品格，培养高雅的情趣，增强思维效能，锻炼记忆能力。昆体良还具体要求学生在阅读时必须熟记一些名人著作中的警句、格言、成语、典故，历史诗歌中严正的结构，文学作品中纯正的语言及深邃的思想，将这些东西印入脑际，有助于演说和雄辩。此外，学习文学作品有利于说话简洁精练、寓意深刻而富有说服力；学习音乐有助于雄辩家的声音抑扬顿挫和手势的运用，恰到好处地来表现思想感情，这样也就使演说更富有说服力，更有效地去打动听众的心。所以昆体良认为，如果有谁不掌握音乐知识和音乐艺术，谁就很难成为优秀的雄辩家；学习诗歌朗诵将不仅使演说变得爽快顺口，富有诗意，而且便于借用古诗名词，借题发挥。他还说，学习几何学可以锻炼思维，对于一个雄辩家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许多演说辩论中都需要用各种确凿的统计数字来加以证实，更能给人以信服。如果在演辩中没有精确的数据，说起话来必然是吞吞吐吐，含糊不清，其结果就难以预料。此外，昆体良还提出学习理论可以陶冶性格、培养德行；学习哲学有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深入细致地思考问题，是智慧的根源；他把物理学也列入必学课程，并把它称为自然哲学，他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学科更广泛丰富，研究整个“天界的事物”和“人界的事物”，涉及自然、天文、天命、灵魂及各种预兆等。因此，他明确认定，没有物理学，没有自然哲学，就不会有真正的雄辩术。对自然哲学一无所知的人，根本就不配做一个雄辩家。

总之，昆体良认为只有掌握广博坚实基础知识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雄辩家。他坚持认为，一个雄辩家可能不是音乐家、几何学家，但他不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即使这些学科的作用在辩论的过程中不会明显地体现出来或对辩论起推动作用，却能以一种内在的无声的力量对雄辩才能做出贡献”[40]。它正如“无言的蜜蜂也是从各种各样花卉和汁液中制成人类的智慧所不可企及的蜂蜜的奇异芬芳，上天赐予人类的卓越无比的雄辩才能也需要许多学科的帮助”[41]。同样道理，在此阶段，“当儿童的头脑尚未发展成熟，没有定型而又幼稚无知，不管接触什么都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他们不仅要学习什么是雄辩才能，更重要的是学习什么是良好的道德”[42]。

四、高等教育

“等到孩子超过了应有的年龄才把他送给雄辩术教师”[43]，进入雄辩术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在雄辩术学校中学生着重学习与雄辩术有关的更深的课程，这是在经历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扎实学好基础知识之后，进入专业教育的重要阶段。雄辩术课程大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广泛阅读前人的和当代人的雄辩词；二是学生自己进行写作雄辩词的练习；三是根据写作的雄辩词进行演讲练习。与此同时，昆体良要求学生们在思想意识和学风方面明确应尽的职责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这些教学和教育活动有的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有的则要靠学生对自己严格要求和积极实践来完成。

关于阅读名人们的雄辩词，昆体良要求对作者做缜密的选择。他说：“我自己认为，从一开始以及自始至终都要阅读最优秀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又优先选用文体明晰、用词清楚易懂的作品。”[44]在阅读过程中，昆体良还要求学生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对待，不可盲从，不要被别人的作品捆住了自己的思想；也不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认为两种态度都不利于自身的进取。对此，昆体良明确指出，在学生中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学生由于过度地崇拜古人而在阅读格拉古和加图以及其他同类作家作品中，使自己的思想受到束缚”[45]；二是正好相反的危险，对前辈的经典作品不屑一顾，却“成为现代浮华作家的矫揉造作的华丽文辞的有害**的牺牲品”[46]。应该看到“过去和现在都有值得全面学习的作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有价值的东西，但要注意不要把浮渣当作美玉”[47]来看待。

关于学生自己进行雄辩词练习的写作，昆体良要求他们首先把正直的原则和高尚的行为看作前提条件，成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公民，并能履行其公私职责的人，一个能够用自己的意见指导国家、用他的立法给国家奠定稳固基础、用法官身份的判决消除邪恶的人”[48]。这其实也是承接、准备和进行诉讼辩论时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所学的各科知识，尤其运用伦理学知识、民法知识及传统的雄辩术理论，“只要我们满怀信心地开始动手，培养我们自己……这只是一个短期就能实现的任务”[49]。但潜心于这样一种理想的人，必须摆脱一切其他杂念，因为一个头脑充满了邪念的人，不可能集中注意于追求高尚的学问，而只有“当头脑变得无挂无碍而成为自己的主人时，当没有任何事情妨碍、分散注意力时，才能集中精力于所追求的目标”[50]。与此相反，“孜孜于猎取地位，汲汲于追逐财富，以狩猎取乐，虚掷光阴于各种展览，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干扰我们的学业（因为在一件事情上花去了时间，就是在另一件事情上丧失了时间），由此而产生野心、贪婪、嫉妒，甚至想入非非，使我们夜不能眠，眠不能梦，试想，这一切将产生什么后果？……在这些心神不安之中哪里还有学问的地位？哪里还有高尚追求的地位？无异于在荆棘的田地里是没有稻谷生长的余地的”[51]。对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写作雄辩词，昆体良要求教师因人、因事而异，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但不论哪种方法，都要“在开始的时候给他们指出正路，而不要等到他们走错了路以后再把他们从歧路上叫回来”[52]。有时，要完全让学生自己想办法，进行独立思考，善于运用自己的智力，而不能过分地循规蹈矩。昆体良认为，教科书是有用的，但书上的规矩不能处理一切特殊情况，对规则必须灵活运用。“这正如在军事学中一样，有很多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共同规则，但更有用的是要知道它们的灵活运用，要知道在不同的地点、时间、环境、条件下，哪一位将军用得明智，哪一位将军用得愚蠢。因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是规则不如实际经验有价值。”[53]所以，整个雄辩词练习的写作过程，也是学习前人、超越前人、锻炼自我、创造自我的过程。

关于根据写作的雄辩词进行演讲练习，昆体良以更大的热情做了多方面的阐述。第一，他明确指出：“我所要培养的不是法庭上的迂夫庸人，不是为金钱而受雇的代言人，不是笨嘴拙舌的律师，或者，无以名之，姑名之曰讼棍；我所要培养的人是具有天赋才能、在全部高等文理学科上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来为世界争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是各方面都超群出众、完美无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论都崇高圣洁的人。”[54]要成为这样完美的人，他反问：“难道不需要具备贪欲不能动、权势不能倾、威武不能屈的洁白无瑕的美德吗？”[55]未来的雄辩家，只有具备上述这些善良品质，再全面掌握雄辩术的原理，才能使追求者到达完美之境。第二，学生在演说雄辩术的练习中，“要以一切最为雄辩有力的演说家作为自己的楷模”[56]。继承、发扬前人的优秀成果，同时，要以高标准、严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华，敢于超过前人。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多次赞誉过西塞罗，称他为“不仅在雄辩术的实践上，而且在雄辩术的理论上独放异彩的人……在罗马人中只有他将真正的雄辩天才同教授雄辩术结合起来”。昆体良认为，与西塞罗齐名的还有马库斯·加图和赫马戈拉（Hermagoras）等都是值得仿效的，应该借鉴他们高尚的箴言，领略他们的演说风格。[57]因为前人的教诲会使我们懂得演说的导言该如何以精辟的言辞征服人心；陈述事实时如何表述得条理清楚，情节感人；批驳对方、据理力争时，怎样环环紧扣、严密透彻，时而紧迫猛攻，时而运用尖刻的嘲笑和机智的诙谐，以及恰到好处地运用生动的词语、富有感染力的隐喻、类比、事例、典故等，最终以演说获得成功为目的。但是在借鉴前人成就的同时，昆体良希望青年们勇于保持各自的个性特点和创造性，并敢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人们总是感到没有人能超过过去最优秀的人，那么现在最优秀的人就不会成为最优秀的人了。”[58]第三，昆体良还要求雄辩术演说练习坚持真诚和朴实的风格。昆体良所要培养的“是思想和言论都崇高圣洁的人”。这种人要待人真诚、言行一致，演说上也同样如此，“因为，装假，即使是装得谨慎小心，总会败露的，如果言不由衷，谁也不能言语流畅而不结结巴巴，支支吾吾。一个坏人一定是口是心非，口里说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59]。与此相反，对善良的人来说，“他不会缺少正直、诚实的言辞，也不会缺乏表达崇高思想的能力……这种思想可能没有华丽的魅力，但它们会被本身自然的品质充分润饰，因为以真诚的感情说话，就会说得雄辩有力”[60]。与此相悖的是一种“讹误百出的演说风格”，“这种风格或以滥用词汇自夸，或滥用幼稚可笑的警句，或以装腔作势洋洋自得，或以陈词滥调沾沾自喜，或装作泰然自若，这种风格经不起轻轻一击，他们或错将夸张看成崇高，或以自由演说之名给狂人的胡言乱语套上光环”[61]。除此之外，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的第2卷第10章第58节至第68节讨论了当时公认的三种演说风格，即平易的、庄严的和绚丽的风格，并指出此类划分并非包罗无遗。至于应采用哪种类型，他认为每一种类型只要是健全的，都有其相应的用处，应该由演说者自己做出判断，如果情况需要，演说者甚至可以运用多种类型。演说者要随着人物、地点、时间的不同而常常使用不同的语气，即使在同一次演说中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使陪审团时而振奋，时而平静下去，要激起人们的愤慨或同情，所用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他在传达信息和激起情绪时是运用不同的技巧”[62]。在引言、阐释、提供证据、引申或结论部分，演说者不应拘泥于一种腔调。根据实际需要，“他的演说要时而沉重有力，时而稳定庄严，时而猛烈逼人，时而气概恢宏，时而活跃兴奋，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措辞尖刻，时而友好待人，时而若无其事，时而小心翼翼，时而心平气和，时而文质彬彬，时而甜言蜜语，时而简洁明了，时而灵巧机智，总之，不能千篇一律，而又要前后连贯”[63]。如上所述，雄辩术的最重要的职能已不言自明，这就是，“雄辩家的演说要讲求实效，并且有确保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同时，他不仅要赢得有学识的批评者的赞许，还要能赢得普通人的赞许”[64]。

昆体良认为通过以上从幼儿教育开始，经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最后的高等教育的训练、培养，一旦学生深刻理解、熟练掌握，并善于运用雄辩术的原理和技能技巧，教师的教学任务就接近完成了。但年轻的雄辩家仍不能就此停止攀登，只有坚持不懈地再越过层层斜坡，才能到达雄辩术的顶峰，“到达硕果累累的地方，这些果实不是买来的，而是辛劳的产物；万紫千红的鲜花就不需寻寻觅觅而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65]。即使如此，昆体良对这些年轻的雄辩家们，仍希望他们“依靠自己的辩才的力量乘船继续前进，或者从智慧殿堂的深处（即哲学家那里）寻求进一步帮助”[66]。对此，昆体良还给他们做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比喻。他把为数众多的雄辩术追求者比作一群出航的游客。刚出发时，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千帆竞发。走了一段航程以后，航船渐渐稀疏了。最后，“我们的周围是天连海、海连天，海水共长天一色。在这广袤无垠的苍穹之中，我们好像只看到了一个旅客，此人就是西塞罗。但即使是他，尽管他曾驾驶过巨大、牢固的桅船航行在海洋之上，现在也已落帆停桨”[67]，停止前进了。而昆体良和他所培养的雄辩家们却还要以西塞罗的终点为起点，再继续向前航行，而且“必须比他走得更远”[68]。也只有达到这样的才学高度和思想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美的、杰出的、崇高的、才华横溢的雄辩家”[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