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体良总结前人的经验，特别是借鉴他的老师帕利门的办学方法，主张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班级授课制取代个别教学。当时，关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谁优谁劣问题的争论众说不一，各执一端，而较多的人是反对学校教育的。他们从奴隶主贵族特有的阶级偏见出发，认为学校的集体教学使学生们混在一起，其中必定夹杂有一些品行不端的人，那么由于“近墨者黑”的原因，势必有许多孩子会因此而学到恶德和恶习，其后果不堪设想。昆体良却从实际情况出发，竭力倡导学校教育。他认为，不管在家庭还是在学校两种教育场合，都有可能产生善德，也有可能产生恶德，关键不在形式，而在根源。把家庭教育理想化是完全不合实际的。相反，那种娇惯溺爱、放纵不管的教育方式往往出现在家庭中父母和其他家人的道德败坏，恶劣的榜样，无原则的宠爱纵容之中，更有甚者，那些奴隶主贵族无恶不作，卑鄙无耻的行为处处可见。青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受教育，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便深深地印入了他们的心灵，养成了种种的恶习。正是这种孩子，将败坏的道德带进学校，污染了学校的空气，而人们却反过来责怪学校败坏了年轻人的道德。昆体良反驳道，把道德败坏带进学校的正是从小在家里受不良教育的学生，道德败坏的根源正是上流社会的家庭及身为达官贵人的父母们。因此，学校教育比起家庭教育来要优越得多，它不仅不会在品德的形成上劣于家庭教育，而且还有它集体教育所独有的长处。其中包括学校的集体教育能给儿童进行经常的生动的思想品德教育。儿童在学校里每天都可以见到好的或坏的行为表现，每天可以看到许多刚发生的新鲜事，每天都会听到对优良行为的赞扬和对不良行为的批评。好的品行对他是一种鞭策，错误言行对他也是一种警惕。另外，“一个未来的雄辩家，一个必将生活于广大公众之中并谙悉公共事务的人，应当从童年时代起就习惯于见了人不致羞涩腼腆，也不应该过着颓唐孤僻有如隐士的生活”[13]，而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它不是凋残下去，成为湮没无闻的陈迹，就是走向另一极端，变得夜郎自大。因为不与别人比较，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的”[14]。昆体良正确地指出那些关在私舍院墙之内的家庭教育弊多利少，儿童的精神生活得不到激励和鼓舞，是培养不出具有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栋梁之材的。为此，昆体良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接受严格的学校教育，才能培养出他所要求的“伟大而不过度、崇高而不暴烈、勇敢而不鲁莽、稳重而不沮丧、有力而不懒散、生气蓬勃而不**、外貌悦人而不放肆、端庄而不装腔作势”[15]的雄辩家。而这种“完美的、杰出的、崇高的、才华横溢的雄辩家”[16]的培养，必须经历包括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长期教育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