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体良在论述雄辩家的培养时，十分强**育的作用。他虽承认个人的禀性对人会起某些作用，但他又认为更重要的是要靠教育的力量。他指出，只有人的天赋与教育的结合，才能造就出理想的雄辩家。人的天赋是教育的原材料。如果没有原材料，教育是无能为力的。而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接受教育的。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第一卷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正如鸟生而能飞，马生而能跑，野兽生而凶残，唯独人生而具有敏慧而聪颖的理解力。所以，心智的根源也是来自天赋。”[7]为此，他告诫每个做父亲的人在孩子刚一出生的时候就要对他寄予最大的希望，并一开始就给予他精心的关怀，深信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那么缺少的不是天赋能力，而是教育。教育的作用是以人的天赋为基础的，天赋的发展又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这两者孰重孰轻呢？昆体良说：“我认为优秀的雄辩家是更多归功于学习，而不是更多归功于天性。这就像最好的农夫也不能改良没有肥力的土壤，而肥沃的土地即使没有农夫的帮助也能长出有用的东西来，然而，如果农夫在富饶的土地上支付了劳动，他就能比土地本身的恩赐收获更多的果实。”[8]关于天性与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问题，昆体良的结论是：“自然（天性）是学习的原材料……没有原材料，人工无所用，即使没有人工，原材料仍能有自身的价值，但人工的成就较之自然（天性）的成就效果更大。”[9]在近两千年前，就能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论断是难能可贵的。

昆体良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善良的、精于雄辩的人——雄辩家。雄辩家在当时罗马人生活中是个受人尊重和令人向往的专职。既成为富贵子弟进入仕途、往上攀登的阶梯，也成为平民后代或学得雄辩技能为民请命或改换门庭的途径，使雄辩家的教育在罗马流行了好几百年。

昆体良继承了西塞罗的雄辩家教育主张，并做了新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一套教育思想体系。昆体良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雄辩家，必须具备三个不易达到的条件：第一，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一个雄辩家首先应该是富有德行、心地善良的人。他说：“我的目标是完美的雄辩家的教育。这样一种雄辩家的首要因素是他应是一个善良的人，因此，我要求他不仅具有非凡的演说天才，而且同时要具备一切优良的品格。”[10]第二，应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因为只有以完备的知识学问为基础，才能使演说具有哲理性、权威性、正确性，也就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第三，要具有朴素自然、简洁优美、真切动人的演讲风格。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丰富的精辟词汇，懂得应用它们的正确方法，学会一些修辞手段。这些修辞手段不是临时生造的，而是从自己的储备中水到渠成地取用的，就如同从百宝箱中取用一样”[11]。此外，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研究声调、手势、表情、仪态、用词、隐喻、修辞手段等，以便使演讲能获得最大的成功。昆体良的心目中所要培养的人，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而是活跃于上流社会的雄辩名家。他说：“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是一个具有最高的天赋才能，满腹蕴藏着最有价值的各种知识的人，是上帝派遣下来为世人带来荣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一个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一个会很好地思考又善于言词的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