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与著述

马库斯·塔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是古代罗马共和时期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骑士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就读于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青年时期受过军事训练并服过兵役。最后在雅典哲学学校游学3年。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不久步入政界，凭借杰出的辩才和渊博的知识，于公元前64年当选为执政官。

在哲学上，西塞罗属折中主义者。他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把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等各个学派体系拼凑在一起。其主要贡献在于将希腊哲学思想通俗化，使其明白易懂，让人易于接受。他首先把许多哲学的专用术语译为拉丁文，这些拉丁文的哲学术语在西欧被广泛沿用。西塞罗的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他反对卢克莱修的原子论，承认神灵的存在，否认原子和虚空的客观实在性。他赞同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说和柏拉图的回忆说，认为知识只有偶然性，没有确实性，因此，要放弃对事物的判断。他相信人所公认的“清晰明白”的意念，是神所赐予的。人生而具有一些“天赋意念”，这些意念通过回忆是可以把握的。他反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幸福主义伦理观，认为幸福就是追求美德。他确信：“灵魂离开了躯壳便可以归到天府，如果灵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顺利地升天。”[1]

在政治上，西塞罗倾向于当时的元老贵族派，认为由君主、贵族和骑士相结合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内战期间追随庞培反对恺撒。恺撒死后热衷于恢复共和政体，发表反安东尼演说多篇，成为罗马共和制的最后领导者，元老院中有影响的人物。后三头政治联盟，在清洗元老院时被杀害。

西塞罗著述广博，集中体现了共和国晚期罗马元老知识界的文学、政治和知识兴趣，其文体通俗流畅，被誉为拉丁文的典范。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善与恶的定义》《论神性》和《学园派哲学》等；主要政治著作有《论共和国》《论法律》等。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论雄辩家》（De Oratore，或 On the Orator）一书中。《论雄辩家》是以对话形式写的。在书中，西塞罗虚构了克拉苏在罗马郊外塔斯克勒姆别墅的一次聚会。来参加聚会的人对有关雄辩家、雄辩术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西塞罗借克拉苏之口阐述了关于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罗马高等学校（修辞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二、论继承罗马文化教育传统与学习希腊文化教育

罗马共和后期，希腊文化教育传入罗马，并对罗马教育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希腊教育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传统教育制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教育观念。面对这样的巨变，罗马的有些教育家对希腊教育的影响持极端反对的态度，有些持全盘接受的态度，而西塞罗则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

一方面，他受益于罗马传统教育，因而对本民族传统教育抱有深厚的情感。在《共和国》一书中，他借书中人物斯西比奥的口说：“听我说啊，我并非对希腊各种方式茫然无知，但也不是宁可偏向它们而不要我们自己传统的人。由于我的父亲，我受了文科教育，而且，从孩童时代起，我就力图自学。但是，造成今日的我，是经验和家庭教育多于书本。”[2]

另一方面，由于对希腊文化教育有着切身的感受，西塞罗也不否定和排斥希腊的文化教育，而是高度评价希腊文化教育，特别是雄辩术教育对罗马雄辩家教育所起的作用。他说：“事实上，且不说自称在雄辩能力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希腊人，也不说一切学问的发现者，制造了雄辩术的无上威力并使之完善的雅典人，就在我们罗马城，确实没有任何一门学问比与演说艺术有关的学问更加生气勃勃。因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帝国建立起来，长久的和平确保了我们的闲暇以后，几乎没有一个渴望成名的青年不认为他的责任就是竭尽全力掌握雄辩能力。起初，因为他们对方法一无所知，认为没有确定的训练程序和任何艺术规则，他们（指立志学习雄辩术的青年——引者注）往往靠天生的能力和见解以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技巧。但在以后，当他们听了希腊演说家的演说，熟悉了希腊文学，雇请了希腊教师以后，我们人民就燃起了对雄辩才能难以置信的热情。”[3]

显然，西塞罗既接受了希腊的文化教育，又要求保留罗马的文化教育传统，并且成功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他从罗马政治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把培养雄辩家—政治家作为罗马教育的理想，并强调最成功的雄辩家不仅是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熏陶的有教养的人，即具有广博的知识、能言善辩、风度优雅，而且是符合罗马传统要求的实干的政治家，即具有罗马传统道德，精通法律和军事，具有实际工作能力，举止庄重得体，等等。因此，在雄辩家—政治家的培养中，罗马文化教育传统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作用是并行不悖的。

三、论教育的目的和价值

长期以来，罗马的传统教育一直以培养农民—军人为目的。到共和晚期，由于雄辩术已成为从事政治活动和进入国家领导层的工具，许多学过雄辩术的人都登上了元老和高级官吏的位置。于是，教育目的逐渐从培养农民—军人转变为培养雄辩家。西塞罗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反映了这种转变，代表了当时罗马有教养人士的普遍观点。西塞罗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雄辩家—政治家，因为只有优秀的雄辩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以，雄辩术教育是罗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准备。基于这种看法，西塞罗不仅终生致力于发展雄辩术的理论和技巧，而且他本人也正是通过自己杰出的雄辩才能，从平民而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

具体地说，西塞罗所要培养的雄辩家本质上是政治家。这种政治家既不完全是罗马传统培养出来的实干的政治家，也不完全是柏拉图要培养的“哲学王”，而是类似于伊索克拉底要培养的演说家，是精通雄辩术和哲学，接受了全面教育，并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政治家。因此，雄辩术和哲学只不过是政治家必修的科目，精通雄辩术和哲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由于意识到罗马与希腊在认识上的差异，西塞罗强调哲学和雄辩术不是相互对抗性的学科，哲学和雄辩术都是那些打算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有识之士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才能。有知识而无表达的能力，知识则为无用之物；但没有知识的材料，则雄辩术是没有效力的，因此，真正的雄辩家本身就是哲学家，不仅在哲学上通晓对生活有价值的一切东西，并且能够“生动有力，引人入胜”地论述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更加有力地使其哲学对实际事务产生影响。他说：“在人们讨论的时候，给他们提供题目，要求他们谈论不朽的神灵，虔诚的信仰，亲睦友善，交谊，他们的公民伙伴的共同权利，或整个人类的那些权利，谈论国家的法律，公正，节制，宽宏大度，各种善行美德。我想所有的学园和哲学学校都会大声说，这些题目正是它们所关心的问题，而与演说家无涉。但是，当我给哲学家们自由，任其私下讨论这些题目，以消磨其闲暇时，我也给演说家指派任务，哲学家用平淡、毫无生气、枯燥的措辞讨论同一题目，而演说家论述起来则生动有力，引人入胜。”[4]显然，西塞罗所要培养的雄辩家—政治家实际上是罗马教育传统与希腊教育共同造就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西塞罗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而是相当注重实际的。他主张教育的价值在于实用，因此，学校要为了儿童所在的现实世界而进行训练，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按照城市方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个政府所需要的人，一个掌握了他的职业技能的人。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智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有效地应用到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去，为社会和个人服务。

四、论雄辩家的素质及其教育内容

西塞罗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不仅要做到“准确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能就任何论题进行阐述、发挥，并且影响、说服听众。为了培养这样的雄辩家，西塞罗详细地论述了雄辩家应具备的优良素质，并提出雄辩家要具备这些优良素质，就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

第一，雄辩家应具有成为雄辩家的天赋才能，如智力上的快速反应能力、敏捷的口才、清脆的声调、匀称的体态等人性之中内在的品质。如果缺乏上述自然的天赋，便难以成为真正的雄辩家。但是光有天赋才能还不够，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雄辩家还必须依靠后天的培养。教育的作用就是通过严格的训练，使这些天赋的才能变得更好。

第二，雄辩家应具备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西塞罗认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雄辩家，不应只是一个具有满腹诡计、辩论技能的幕后妥协之徒，而必须具备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处理诉讼案件时做出正确的决定，在公共场合、法庭、讲台、元老院里阐明自己的主张，并指引别人做出明智的判断。他强调说：“雄辩的艺术则是更为崇高的事情，它是由远比人们想象得多得多的各种科学和学问结合而成的。”“大量事物的知识，对于雄辩艺术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渊博的知识，即使是能言善辩也是空洞荒谬的……”[5]因此，“在我看来，谁如果没有获得一切重要学科和艺术的知识，谁就不能成为完备的具有一切优点的雄辩家”[6]。基于这种看法，西塞罗主张雄辩家应接受通才教育，其课程除了雄辩术以外，还应包括文法、修辞、逻辑、几何、天文、音乐、物理、历史、法律和哲学。此外，还应了解政治、经济、科学、人群心理和社会习俗等知识。在西塞罗看来，雄辩术是依靠各门学科的知识而达到优美和丰满的，否则，雄辩术只不过是空洞的、愚蠢可笑的、夸夸其谈的胡言乱语。而一切学科知识的学习必须服从于培养真正雄辩家这个总目的。例如，学哲学是因为演说、辩论时常常会接触到哲学命题，而且如果一个人对于哲学家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的天性与行为习惯的理论没有精心的研究，他的演说就不能使公众激愤或抑制公众的感情和情绪；学历史是为了提供史实先例以加强论据，获得良好的辩论效果；学习政治是为了对某项立法提案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便在公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支持或反对这项立法提案，以引导公众做出明智的选择；学法律能够从事高级的行政和法官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罗非常重视法律教育。他认为，法律知识在罗马人的生活和文明中是十分重要的，在雄辩家教育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他说：“人们将在学习法律中获得乐趣和欣慰。”“斯契沃拉民法知识，对将成为有造诣的雄辩家是不可缺少的。”[7]在西塞罗的指导和影响下，罗马的法律从完全实用的，靠艺徒制传授的艺业，提高为科学的学科，其教学也逐渐系统化和理论化。在西塞罗的时代，首都罗马成为法律深造的中心，许多希腊人到法律学校求学。西塞罗还大力提倡学习和研究历史。他指出，历史是时代的证人，真理之光，活的记忆，生活的指南。那些敢于陈述全部真相，毫无偏袒，没有个人恩怨，而又生动的历史，对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因此，一个真正的雄辩家“要熟记过去的全部历史和先例”[8]。

第三，雄辩家应具备伦理性格。西塞罗认为，一名真正的雄辩家除了掌握上述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他应该忠诚地、出于公正地为公民服务，头脑中毫无私心杂念，成为他所处时代的最杰出的人。为此，必须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要从出生就开始进行教育和训练，使他生活在传统的环境里，逐步学会以同情、仁爱、礼让等规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形成明确的、公正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掌握的知识贡献出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第四，雄辩家应有语言修养。西塞罗认为，真正的雄辩家仅有一般的自然与社会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在语言方面有特殊的修养，因为遣词造句及整个演说辞的文体结构，决定了演说水平的高低。区分内容充实、语言丰富的讲演与内容枯燥、词汇贫乏的讲演的根据“即高超的演讲具备优美而雅致的文体，在修辞方面具有独特的技巧和光泽”[9]。在西塞罗看来，雄辩家应具备的语言修养包括必须说纯净、准确的拉丁语，清晰、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做到通俗易懂、优美生动，并能够使论证紧扣主题。为此，雄辩家就必须接受更高级的演说艺术的陶冶，攻读修辞学，以便使演讲的艺术达到最高成就。他认为，攻读修辞学是罗马享有最高名望的高等教育形式，只有少数尖子才能接受。西塞罗本人正是那一时代优秀雄辩家的典范，他以纯洁、典雅的拉丁文体促进了拉丁文学的发展，从而对罗马和以后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雄辩家应具有优雅的举止和风度。西塞罗认为，演说时身体的姿势、手势、面部表情和抑扬变化的声调都会对演说的效果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一个有造诣的雄辩家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发表演说时，“谈吐文雅、机智，在回答问题和反驳对方时，要敏捷、简练、谦恭有礼”[10]。此外，一个真正的雄辩家还应了解听众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演讲打动听众。他说：发表演说时，“必须清楚地懂得，自然赋予听众的思想情感，由于演讲的动力和艺术得以镇静或兴奋……”[11]因而使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完全令人陶醉，举止得体，以便能打动人心，令每个人着迷”[12]。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经过大量的练习才能达到。

五、论培养雄辩家的方法

西塞罗认为，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使雄辩家具有广博的知识。西塞罗认为，教师应让学生诵读大量的文学精品，同时授以记忆术，使学生真正掌握大量的知识，这对于一个雄辩家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通过长期的写作使雄辩家获得敏锐的思维、判断能力和机智的表达能力，从而提高“雄辩能力”。西塞罗指出，一篇好的演说辞要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并富有韵律，这就需要在写作演讲稿上下功夫，通过持之以恒的练习达到。因此，要想成为雄辩家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锲而不舍地练习写作，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去观察事物，体验生活，并从实践中学习。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雄辩家，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三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训练来提高雄辩家的雄辩理论和技巧。西塞罗强调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他说：“在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学识之上，又加上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比一切大师们的箴言都更有用。”西塞罗认为，最常用的实际训练是演讲练习和模拟审判。演讲练习是先确定一个在讲坛上演讲的论题，让学生对讲题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尽可能接近真实地发表演说或进行辩论，在实践中学习雄辩术。模拟审判是让学生对法庭上要做的事情事前进行练习，还要去法庭观看。在那里，学生既可以看到雄辩家的演讲姿态，又可以学到雄辩的技巧，因此，法庭是雄辩术理论和实际互相结合的理想场所，也是获得这些知识和技巧的最佳课堂。在上述练习的基础上，“雄辩术必须从家庭中温室般的练习场地走出去，走向实际行动，走向喧嚣的尘世，走向军营和公共争辩的战场……”[13]

六、贡献与影响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在罗马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西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论雄辩家》一书中阐述了关于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其教育内容和方法，真实地反映了罗马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即从家庭教育转向学校教育，从农民—军人教育转向雄辩家—政治家教育。因而他的《论雄辩家》一书也以“罗马的伟大教育理论著作”著称于世。另一方面，他以纯洁的拉丁语和优美的拉丁文体，向罗马世界介绍希腊化时代的文学和哲学，不仅推动了拉丁文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及其拉丁文作品对当时罗马及后世欧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他的时代被称为“西塞罗时代”。罗马帝国时期杰出的雄辩教育家昆体良对西塞罗的雄辩术推崇备至，甚至认为西塞罗的雄辩术在当时已“达到了顶峰”，或“已处于执牛耳的地位”[14]，并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关于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至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西塞罗教育思想的研究仍经久不衰。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伊拉斯谟等人的教育主张都从西塞罗那里受到启迪。在15—16世纪，西塞罗的拉丁散文作品被神圣化，成为当时文法教学的主要教材。他的拉丁文体受到人们的刻意模仿，以至于字斟句酌，徒尚技巧，而忽视在文思和意境上开拓创新，形成所谓西塞罗主义，从而一度阻碍了教育和文学的发展。但是从整体而论，西塞罗教育思想及其拉丁散文作品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仍占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