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论的核心，在于强调自由教育是唯一适合于自由人的教育。它的根本目的不是进行职业准备，而是促进人的各种高级能力和理性的发展，从而使人从愚昧和无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教育以自由学科为基本内容，应避免机械化的、专业化的训练。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在于人具有理性。人只有充分运用、发展其理性，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同样，人的教育也应当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为根本目的。旨在达到这种目的的教育，才是自由人所应接受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的实施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闲暇和自由。与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高度强调闲暇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当自由人无须为生计奔波、操劳，具有足够的闲暇，才有可能不去从事各种“贱业”；也只有如此，自由人才可能在闲暇中从事真正的、崇高的理性活动，才能使人的身体与心灵保持自由，使人作为自己的主人。这种自由是理性发展的基本要素，是接受自由教育不可缺少的条件。[62]

那么，闲暇从何而来？亚里士多德虽没有“生产力”之类的近代概念，但他从经验中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人类自由时间的获得有赖于生产的发展与技术的发明。他说，技术的发明“有些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有些则增加了人类的娱乐；后一类发明家又自然地被认为较前一类更智慧，因为这些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在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出现以后，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63]。他说，在人类的经验中兴起了技术，“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感官的人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6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越到高级的发展阶段，闲暇时间就越多；而闲暇越多，就可进行高级的思辨活动。拥有不为衣食住行等方面问题而担忧的闲暇，人们就可以为求知而致力于学术，全无任何实用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全无实用目的的学术活动，才是一个自由人的活动。能够从事这种纯粹的学术活动，是一个人自由本质的确证。

思辨理性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最高尚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生物性”（生长能力、感性、欲望）、“人生性”（社会性、政治性）、“神圣性”（思辨）等特性，其中，“神圣性”显然远远高于前两者。而要从事这种纯粹的思辨活动，就必须具备“闲暇”。他说：

哲学研究的开始，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品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用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65]

哲学的智慧显然是结合直觉的理性而研究性质上最高的事物所得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怪乎一般人说阿那克萨哥拉、泰勒斯和他们这类人是有哲学智慧的，这都是由于看到这些哲学家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不说他们是有实践的智慧；他们的知识是非常的、奇特的、超人的、深刻的；但是，由于他们所求的不是人类的利益，所以这些知识是无用的。[66]

哲学这门学问不是实践智慧，不产生物质利益，不仅哲学家本人清楚，一般人也看出来了。研究这样的学问，必须是既有充分的时间，又无生活必需品的后顾之忧，还必须没有精神负担，否则，即使具备哲学家的天赋，也不可能进行纯粹思辨。

接受自由教育，进行纯粹思辨，只有闲暇不够，还必须有自由。自由人就是当时的自由公民，这种自由人首先是身体自由，摆脱了他人支配和看管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能力选择职业。这种自由人不仅表现在身体上的自由，还表现在思想上的自由，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由人在体力上不再是为了伺候别人，在思想上也不再是为了接受别人的意志，而是为自己而活着。自由人必须既有身体的自由又有意志的自由，二者缺一不可。一般来说，身体不自由，也不可能有意志的自由；仅有身体自由而没有思想自由，同样产生不了纯粹学问。

自由是产生自由学问的必备条件，有了自由就有了进行纯粹思辨、探索哲学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的奴隶主阶级属于自由人，他们中间就产生了一批哲学家。但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奴隶主阶级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人，他们身体自由，但他们并没有思想自由，他们不被允许也不需要独立思考。所以，在那里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自由学问——哲学。例如，埃及的祭司僧侣有的是闲暇，但他们的闲暇只能产生出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神学，永远产生不出哲学。亚里士多德说：“数学之所以产生在埃及，就是因为埃及的祭司有闲暇。”[67]因为埃及的祭司虽然是统治者，但他们充当的是神的代言人，自认为是神的使者。他们的确有充足的时间、丰厚的财富，但并没有思想自由，他们根本不敢提神以外的东西。所以，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有闲阶层永远也不会产生出哲学。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有闲阶层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享有思想自由，可以对大自然、人类的奥秘进行探索，进行纯粹思辨，研究自由学问。

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反复论证闲暇为勤劳的目的，正如和平为战争的目的一样。他说：

我们曾经屡次申述，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这里，我们当再一次重复确认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勤劳和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闲暇比勤劳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得闲暇。那么，试问，在闲暇的时刻，我们将何所作为？总不宜以游嬉消遣我们的闲暇。如果这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宗旨）。这是不可能的。游嬉，在人生中的作用实际上都同勤劳相关联。——人们从事工作，在紧张而又辛苦以后，就需要（弛懈）憩息；游嬉恰使勤劳的人们获得了憩息。所以在我们的城邦中，游嬉和娱乐应规定在适当的季节和时间举行，作为药剂，用以消除大家的疲劳。游嬉使紧张的（生命）身心得到弛懈之感；由此引起轻舒愉悦的情绪，这就导致了憩息。（闲暇却是另一回事。）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如果一生勤劳，他就永远不能领会这样的快乐。人当繁忙时，老在追逐某些尚未完成的事业。但幸福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唯有安闲的快乐（出于自身，不靠外求），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对于与幸福相和谐的快乐的本质，各人的认识各不相同。人们各以自己的品格（习性）估量快乐的本质，只有善德最大的人，感应最高尚的本源，才能有最高尚的快乐。[68]

基于此，亚里士多德主张：“须有某些科目专以教授和学习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凡有关闲暇的科目都出于自主（而切合人生的目的），这就实际上适合于教学的宗旨。至于那些使人从事勤劳（业务）的实用科目固然事属必需，而被外物所役，只可视为逐生达命的手段。”[69]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课程分为两种类型：作为逐生达命的手段的实用课程与作为操持闲暇的理性自由课程。一类是适宜于自由人学习的，一类是不适宜于自由人学习的。他指出：“任何职业，工技或学课，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或心理，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都属‘卑陋’。所以，那些有害于人们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用、赚取金钱、劳瘁并堕坏意志的活计，我们就称为‘卑陋’的行为。”[70]简言之，那些实用的，为获取钱财，或为某种实际功利的知识和技能，都不是适宜自由人学习的。只有那些有助于发展理性、切合人生目的的知识，才是自由人应该学习的。这种知识就是自由学科，如阅读、书写、音乐、哲学等。

亚里士多德当然意识到自由学科中的某些科目是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在这些同时具有实用价值和自由价值的学科中，自由价值是主要的，在教育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其弘扬理性的作用。他说：“某些为了实用而授予少年的科目，如读写，也并不完全因为这只是切合实用的缘故；（无关实用的）其他许多知识也可凭所习的读写能力，从事进修。相似地，教授绘画的用意也未必完全为了要使人购置器物不致有误，或在多种交易中免得受骗；这毋宁是在养成他们对于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71]在所有自由学科中，亚里士多德推崇的第一学科是哲学，其次是音乐。在《政治学》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音乐课程及其价值。他指出，音乐教育是一种性属自由、内含美善的教育。他说：“我们的祖先把音乐作为教育的一门，其用意并不是说音乐为生活所必需——音乐绝不是一种必需品。他们也不以此拟于其他可供实用的科目，如‘读写’。读写（书算）可应用到许多方面：赚钱、管家、研究学术以及许多政治业务，无不有赖于这一门功课。绘画也可作为实用科目的实例，练习了这种科目的人们较善于鉴别各种工艺制品（在购买器物时可做较精明的选择）。音乐对于这些实务既全无效用，也不像体操那样有助于健康并能增进战斗力量——对这两者，音乐的影响是不明显的。音乐的价值就只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当初音乐被列入教育科目，显然由于这个原因；这确实是自由人所以操修于安闲的一种本事。”[72]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这门课程的自由价值做了详尽的阐述。他从哲学起源的角度论述了哲学是一门自由学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哲学并不是一门生产知识。这一点，即使从早期哲学家们的历史看，也是很明白的。因为人们由于惊奇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们起初是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一点前进，提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星辰的各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一个人感到惊奇，感到困惑就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爱神话的人就是爱智慧的人，因为神话也是奇异的事情构成的。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73]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这样一门探究万物终极目的或宇宙至善的自由学术，是人间最光荣最神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曾把知识分为三大类，“所有科学要么是实践的，要么是创造的，要么是理论的”[74]。实践知识是为了行为而追求的，创造知识是为了制造事物而追求的，理论知识是为它自身而追求的。他认为理论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哲学乃理论科学之顶峰，它是以最高的“善”“神”“理性”为对象。而善、神、理性又是以自身为对象或目的的，无所外求，所以，哲学也应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研究哲学的人在同最善最美者的交往中遂达成一种自满自足、无须外求的自由境界。亚里士多德还以自由人做比喻，让人们理解哲学是一门自由的学问。他说：“我们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了伺候别人而活着。哲学也是一样，它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它自己而存在。”[75]

亚里士多德坚信求知是人的本性，理智就是每个人灵魂中占支配地位，并且是最好的部分，是人的最高本质，所以“理智比一切东西更是人”，过一种理智生活是最大的幸福生活，有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的人爱智慧，“爱智慧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自己的无知”[76]。这种人爱真实、恶虚假。因为“哲学就是为了真理的知识”。“热爱真理的人没有危险时爱着真理，在危险时更爱真理。”[77]这种人既然潜心于知识，他追求的是心灵的快乐，对肉体的享受肯定淡泊，绝不像有的人那样贪求财富，追求享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有关于泰勒斯只爱智慧不爱金钱的记述：“世人曾经轻侮泰利（勒）斯以哲学见称而贫困得几乎难以自给，讥笑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某年冬，他凭星象学预测（明年夏）油橄榄将获丰收，于是把自己的一些资金，完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的各油坊作为定金，租得了各油坊的榨油设备；这时谁都不去同他竞争，订定的租金很低。收获季节来临，需要榨油的人一时纷纷到各油坊，谁都愿意照他所要求的高额（价格）支付榨油设备的租金。他由此获得大量金钱，向世人证明哲学家不难致富，只是他的志趣不在金钱。”[78]对理性自由的真挚追求和热情赞美，是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文化和教育发展持续影响的主要方面。从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那种操持闲暇的理智生活的社会特征。在古希腊，以发展理性为目的，以和谐均衡发展为核心的自由教育，既是希腊教育实践的基本特色，也是希腊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它深刻反映了希腊民族爱智、爱美、崇尚和谐的文化精神，因而成为希腊教育长期追求的基本目标，同时又是希腊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方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