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历代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最早提出并要求教育顺应人本身自然发展原则的便是亚里士多德。他说:“认识到儿童的生活是合动植物与人类生活而成的,必然要依照其自然的发达以为教育,则可更明显地提倡一种教育上的自然主义运动了。”[43]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人的灵魂自然发展的思想出发,分析人的自然发展与教育的关系。
在他看来,人的灵魂由植物性部分(身体部分)、动物性部分(非理性部分)和理性部分三部分构成。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就创生的程序而言,躯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先于理性部分。情欲的一切征象,例如,愤怒、爱恶和欲望,人们从开始其生命的历程便显现于孩提;而辩解和思想的机能则按照常例,必须等待其长成,岁月既增,然后日渐发展;这些可以证见身心发育的程序。于是我们的结论就应该是:首先要注意儿童的身体,挨次而留心他们的情欲境界,然后才及于他们的灵魂。可是,恰如对身体的维护,必须以有造于灵魂为目的,训导他们的情欲,也必须以有益于思想为目的”[44]。亚里士多德依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教育程序:①婚姻和育人以健康和天赋(本能)为主,重视体格教育;②儿童和青年以情欲和习惯为主,重视行为教育;③青年至成人以思辨和理性为主,重视哲学教育。只有严格遵守这种教育程序,“才可普遍造诣于全部诸美德”。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教育应根据儿童的自然发展顺序来确定教育年龄的分期。他要求教师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对他们进行教育。他强调说:“一个人生来就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并且其身心必定具有某种特性。”[45]“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有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46]教师在教育与教学中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亚里士多德把年青一代从出生~21岁的生活、学习和锻炼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出生~7岁为第一个时期,7~14岁为第二个时期,14~21岁为第三个时期。各个时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如下。
一、第一个时期:幼儿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幼儿教育又可以分为儿童出生前的胎教、出生~5岁的婴幼儿教育和5~7岁的儿童教育三个阶段。
亚里士多德从他的灵魂学说出发,论证了胎儿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而非理性灵魂中的植物部分(植物灵魂),专管人的生理机能,负责身体的营养、发展和生长等方面的事项。而身体的生理机能在生命最初时期就已经开始。亚里士多德还从生物学、解剖学、医学的观点出发,讨论了优生优育的问题。他认为,父母的体质对子女将来的体格的影响至为重要。那么,“何种体质的人对于其子女的体格最为有益呢?”[47]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受过“使各人五官四肢都能得到平衡发展”[48]的“普遍操练”的人,他们的体质才是最优良的,他们的体质对其子女体格的影响因而是最有益的。接着要注意的便是有关婚姻的问题——公民们应在什么年龄结婚?什么样的人宜于结婚?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他认为,立法者应考虑到男女双方及其寿命之长度,他们的生殖力可能在何时终止,以及双方体力的悬殊。即便如此,还有一个父母生育时期的最佳选择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太年老的人和太年轻的人所生的儿童身心都会有缺陷,因此,最适宜结婚的年龄应当是智力旺盛之年。
与此相关的是胎教问题。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首先强调的是孕妇的保健问题。对此,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比较详尽的建议。他说:“孕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进行经常的操练,摄受富于滋养的饮食……孕妇们每日须到专司育儿的女神坛庙进香一次,养成她们经常运动的习惯……孕妇应避免劳神苦思,保持安静的情绪。”[49]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提出类似优生、优育、胎儿保健的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例如,他认为最合适的结婚年龄为女性18岁,男性37岁,而男女智力旺盛之年均在50岁。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婴幼儿阶段的教育应顺其自然,以孩子的身体发育为主。亚里士多德主张父母使孩子得到良好的营养和适当的锻炼。他强调婴儿的食物以含乳成分最多的为好,而含酒精的则越少越好。婴幼儿的体育活动也很必要,成人可以协助他们做一些适合于婴幼儿的动作。他主张对幼儿进行忍受寒冷的锻炼,其理由是:这样做,有助于儿童的健康,并能使他们坚强,适于兵役。他同时指出,幼儿的锻炼要“适其量”,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防止他们过度疲劳。
从出生到5岁这一阶段,亚里士多德反对儿童进行课业学习或强迫的劳作,以避免对他们的身心发育产生消极的影响。但同时他又认为,应使儿童有充足的活动,以免肢体不灵。他认为,可以用游戏这种娱乐方式,因为“儿童游戏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内含萎靡的情调”[50]。教师与父母要对儿童的游戏进行指导,妥为布置,力求使幼儿的游戏活动能成为幼儿对“自由民”事业的模仿。
关于儿童5~7岁阶段的教育,按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应以良好习惯的培养为主要任务。为达到这一要求,就要防止不良恶习对儿童的影响。他指出:儿童在这一时期最容易受到熏染,“任何卑鄙的见闻都可能养成不良的恶习,所以,立法家的首要责任应当是在全邦杜绝一切秽亵的语言”[51]。同时,还应杜绝秽亵的图画展览和戏剧表演,务必使儿童“隔离于任何下流的事物,凡能引致邪慝和恶毒性情的各种表演都应加意慎防,勿令耳濡目染”[52]。亚里士多德认为,决定儿童道德品质的构成有三个因素:一是天性;二是习惯;三是理智。其中,习惯是最重要的。良好习惯的形成就是在日常言行活动中,让他们最先遇到美好的东西,经常接触好人好事,并让他们身体力行,反复练习。久而久之,良好的道德品质也就自然形成了。
二、第二个时期:少年儿童教育
7~14岁,属于儿童发展的第二阶段。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个学习、受教育的最关键时期,是奠定坚实基础的时期。为使其动物灵魂部分得到良好发展,所以,这一时期要把情感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同时要求体、德、智、美诸方面得到和谐发展,更要求接受良好的文雅教育,为将来过好理**,获得理智的闲暇享受做准备。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7~14岁儿童进行教学的任务是,让他们掌握读、写、算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并且要对他们进行体操训练与音乐教育。在这个时期,儿童已经在国家创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亚里士多德主张让儿童学习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那么,什么是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非所有实用之学都要学习,而是应当学习那些对于从事政务与增强健康及阅读、书写有用的知识,而勿使儿童因为学习手艺人的技术而染上工匠的卑陋。他指出:“无须把一切实用的科目全部吸纳。业务应该分为适宜于和不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两类;授给儿童的实用知识就应该以这个分类为依据,勿形成‘工匠(卑陋)的’习性。”[53]他指出,“那些有害于人们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用、赚取金钱,劳瘁并堕坏意志的活计”[54]都是“卑陋的”,因而是儿童不应学习的。
从其灵魂说出发,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应特别注意儿童身体的发育,加强体操练习。他说:“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先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我们必须首先训练其身体,然后启发其理智。”[55]而在体育训练中,他反对斯巴达以严酷训练培养公民勇猛精神的方法,倡导雅典式的“健美”的和谐发展的体育,并且认识到体育训练必须和儿童的年龄相吻合,过度的体育锻炼只能是有害于儿童身心健康的。他说:“在**年龄以前的儿童应教育轻便的体操(竞技);凡有碍于生理发育的剧烈运动和严格的饮食规则都不适用。”[56]只有“18岁的青年才适宜从事剧烈运动并接受严格的饮食规则”[57]。
在智育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主张除了让儿童学习读、写、算的普通知识外,主要是让儿童学习音乐。他认为,7~14岁儿童的心灵最易于接受音乐教育。音乐令人愉快,有娱乐作用,进而陶冶性情,操修心灵,“……音乐教育的确适合于少年们的真趣。当年龄幼小时,儿童们都不愿接受辛酸而引不起快乐的事物,至于音乐,则在基本上就内含甜蜜而怡悦的性质。又,音乐的曲调和韵律令人愉悦,而且渗透灵魂。所以,许多思想家把灵魂结合于乐调:有些人就直说灵魂本是一种乐调,另一些人则认为灵魂内含有乐调的质素”[58]。亚里士多德指出,音乐既然能陶冶人的性情和修养人的心灵,那么,就应该列入教育科目并教授给少年们。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应当以培养欣赏能力为任务,而不应追求专门技能的训练。因此,音乐课不要教学生们学习在职业性竞赛中所表演的那些节目,更不能教学生们尝试竞赛中以怪异相炫耀的种种表演。他说:“我们所定的课程固然不该仅仅使少年粗识某些动物和几乎所有奴隶以及小儿都能领会的普通音乐为限,却也只需达到对高尚的歌词和韵律能够欣赏的程度为止。”[59]在乐器的选择方面,“凡授予学生们的乐器,应当是对音乐方面及其他学术方面,能够助长聪明、增进理解的乐器”[60]。亚里士多德认为,乐调和韵律可分为三类:①培养品德;②鼓励行动;③激发热情。其效用也分为三点:①教育;②引**感;③操修心灵。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要求不同的效果,但对少年,选取各自歌词和乐调则“应当以培养品德为主”,宜取中和庄敬的杜里调。总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音乐教育应符合三个标准,即“中庸标准、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61]。
从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来看,第二时期是对儿童实施体、德、智、美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时期。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这一时期的教育,既反映了他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对当时古希腊教育实践的概括总结和理论升华,也反映出他亲自从事教育工作的体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见解,时至今日仍给人们启发之处的原因就在于此。
三、第三个时期:14~21岁的青年教育
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时期教育的论述已失传,人们只能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儿童和少年教育主张的基础上,根据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进行较合理的推断。
依据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的论点,青年阶段的教育应把理性灵魂的培养放在最重要位置。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重点就是发展理性,发展智慧。因此,必须把哲学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为了配合哲学的学习,必须开设一些基础的课程。考虑到当时的学科发展情况,这些基础性学科中,像数学、物理、自然、天文、音乐理论是有可能包括进去的。亚里士多德要求学习一些“实用之学”,并要求公民善于“参战”,所以,他提倡阅读、书写、算术、体育,也是极有可能的。而为了让“自由民”能更好地享用“闲暇”,音乐、文学、诗学、绘画是要学习的。似乎可以这样说,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院的教育实践,正是他关于青年教育理论的具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