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其和谐教育论的理论基础。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几乎所有的希腊哲学家都对人的灵魂问题进行了某种探讨。但是，由于人自身问题的复杂和不确定，因此，对于灵魂问题的探讨比对自然物质世界的思考更艰难。赫拉克利特曾感叹道：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你即使走遍了每一条大道也找不出，因为灵魂的根源是那么深。

希腊人对灵魂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荷马史诗》中，灵魂是神注入人身中的某种力量；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研究打破了这种神话，哲学家们从具体的物质如“数”“水”“原子”等所象征的宇宙法则来解释灵魂。换句话说，灵魂就是我们意识到的宇宙、理性或宇宙法则，就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苏格拉底、柏拉图更是把灵魂的改善提到了人生第一要义的地位。他们对灵魂问题的思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就是使人之为人的东西。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家的宗旨就是促进人类的美德。人类善德重在灵魂方面，政治家研究灵魂之学，就像医生研究身体之学一样必要。而立法者作为政治家的导师，必须首先对灵魂有透彻的了解，然后才能告诉政治家筹措什么样的法律和教育，以保证所有的公民个个成为善人。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与其形式—质料说相对应的。他认为“形式”与“质料”是统一的，不可分的，“质料”是物质基础，“形式”只是人们给物体的称谓。联系到人身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由身体（肉体）和灵魂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构成，身体和灵魂既是两种东西，又是和谐统一的。他认为，灵魂既不是质料，也不是个体，而是形式，“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件形式”，是我们据以生活、感觉、运动或认识的根本东西，所以是某种定义和形式，而不是质料和个体。灵魂是有生命物体的第一现实性，灵魂同物体是不可分的，离开现实的物体，灵魂就不可能存在，就像没有腿不能走路一样。“所以没有必要追究躯体和灵魂是不是统一，正如没有必要去追究蜡块和蜡块上的烙印是不是一样，个别事物的质料和以它为质料的个别事物是否同一一样。”[30]

灵魂是使生命与非生命区分开的本质，所有生物都有灵魂，并非人所独有。那么，作为生物，人与其他生命的区别何在？人的灵魂的独特本质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简单回答这些问题。他指出，灵魂的各级能力由低到高排列：生长—感觉—思维。各种能力的发挥构成了“物**”“感**”“理**”，即植物、动物和人。各种能力在不同生活层次中的排列关系可概括为：

①生长：植物。

②生长：动物。

③生长、感性、理智：人。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高一级的灵魂形态都先天地包含着低一级灵魂的能力。就人而言，思维需要想象，想象需要知觉，而感官知觉又不可能离开营养而存在。于是在人这里，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集于一身，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等级系统。对此，苏联教育史家麦丁斯基在他的《世界教育史》中做过分析。[31]他指出，亚里士多德把灵魂分为三部分：①表现在营养和繁殖上的植物灵魂；②超越各种植物的特征而表现在感官愿望上的动物灵魂；③超越多种动植物的特征而表现在思维和认识上的理性灵魂。人的动物部分的灵魂因为服从于理性的缘故，所以也称为意志灵魂。

亚里士多德认为，上述三部分灵魂恰恰对应三方面的教育（如表6-1所示）。

表6-1 三部分灵魂与三方面教育的对应

历史地看，希腊人虽然早就在智育、德育、体育这几个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实践，但在亚里士多德以前，还没有哪位思想家对灵魂及其教育进行过如此明确的划分。柏拉图虽然制定了一个灵魂转向的教育过程及其课程体系，但他仅仅把人的心理分成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部分。通过对人的灵魂构成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确立了人类教育的四个基本范畴，并强调把体育、德育和智育及美育紧密联系起来，使人的各部分灵魂都得到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和谐发展的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和谐观念并不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的。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和谐”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和教育准则。但他们的“和谐”，主要是指天体的和谐。毕达哥拉斯认为，有一种天籁，当人全神贯注于听觉和心灵，就能听出天体激发出来的和声；当人沉浸于这游动的宇宙的谐音之中，就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在柏拉图那里，“和谐”就是“正义”。柏拉图认为，人分三等，大家各司其职，互不越位，社会便得到安宁、和谐，这种“和谐”是社会的“和谐”。只有到了亚里士多德，希腊人才把外在和谐转向内在和谐，并对这种人的内在和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谐教育思想才有了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体育

体育是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和他主张为奴隶制城邦培养劳动者、军人、高级官吏的思想相关联，同时，也和当时整个希腊各城邦普遍重视体育的社会时尚有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体育的目的与任务主要可分为实用和理智训练两方面。体育的实用目的是指，受过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的人身体健壮，能够担负起社会职业分工范围内的各项具体任务。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公民具有作战能力。所以，他认为，对儿童进行体育锻炼，使他们具有强健的体魄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思想显然与当时雅典海上争夺霸权有关，同时也与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用暴力手段镇压奴隶反抗有关。因此，必须加强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培养他们的崇武精神和坚强意志。因为在征战中，“得胜的应该是高尚雄强的心怀，只有真正勇毅的人们才能正视危难而毫无畏缩”[32]。

为了培养这种品格，必须对儿童进行体育理性训练。这是因为，仅仅培养人们具有勇敢精神就如“驱策少年从事野蛮的活动，而不给予确属必要的教练，他们就一定趋于鄙陋”[33]。体育理性训练的目的，比体育的实用任务要深入一步，即从表面的实用价值深入内在的精神、理智享受。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体育训练和体育锻炼绝不能仅仅停留于身强力壮，而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要求培养的人不但身体强壮，而且身体的发育协调、均衡；精神面貌应当是端庄大方，果敢进取；在道德品质方面，态度坚韧、刚毅，具有勇敢向上的精神。也就是说，体育不仅应促进人身体的发展，而且应促进人的心智、道德水平的全面提高，引导人接近最高精神境界，接近善本身。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深入于人的内在灵魂的美称为理性享受。这也是他所说的体育的理性价值。亚里士多德反对那种只重视儿童身体锻炼，而不重视儿童内在理性发展的体育训练。他说：“专门培养少年们的运动员习性和本领，完成这种训练实际上常常对他们身体的发育和姿态多有损害。”[34]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体育训练必须与儿童的年龄相适应，“在**年龄以前的儿童应教以轻便的体操（竞技）；凡有碍生理发育的剧烈运动和严格的饮食限制都不适宜”[35]。他认为，儿童早期的过度锻炼会对儿童发展留下恶劣影响，“早期教练中的剧烈运动实际上损耗了儿童选手们的体魄……18岁的青年才适宜从事剧烈运动并接受严格的饮食规则”[36]。

二、智育

智育是亚里士多德和谐发展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智育方面，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重视感官作用及经验，同时也重视理性的作用。

在有关智育的探讨中，亚里士多德首先讨论了人的天赋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说人产生下来就有这种知识，那是奇怪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具有了比证明更精确的知识，却没有注意它。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事先就具有它而是获得的，那么，要是没有先前的知识基础，我们又如何认识和学到它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既不能生而具有这种知识，也不能完全没有这种知识的发展状态就获得它。因此，我们必定具有某些能力，在精确性上没有达到更高的程度。”[37]

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先前的知识基础”，实际上是个体借以获得知识的某些天赋能力，但它们并不“精确”，需要在实践中达到更高的程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个个体身上的这种天赋能力还只是一种“潜能”，由“潜能”变为“现实”，还有一个过程。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对潜能和现实概念的区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对潜能和现实也应加以区分，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是笼统地说到它们。如有知识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知识，因为这个人是有知识的人中的一个；我们或者说一个人是“有知识”的，是指他具有语法知识。这两者都具有一种能力，但方式不同。其一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种和质料；另一个是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运用他的语法知识，假如没有什么意外妨碍他（的话）。还有一种有知识的人，他已经现实地运用了他的知识，他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关于这个A的知识。而前两种人都是潜在地有知识，但是，其中一种人通过学习而转变，一次又一次地从相反品质改变过来，而另一种人则从仅仅具有感觉或语法知识而非现实活动，改变为另一种现实活动。[38]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经验与感官的作用。英国学者乔纳逊·伯内斯（Jonathan Barnes）在所著《亚里士多德》一书中，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经验主义成分极为重视。他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知识的最终源泉是感官知觉……作为一个本体论者，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本体是日常的可感物体。柏拉图让抽象的理念在其本体论中起主导作用，从而认为照亮实在的探照灯是理性而不是知觉。亚里士多德把可感的个体放在舞台的中心，因而把感官知觉当作它的火把。”[39]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动物都具有被称为感官知觉的区分事物的固有能力。感官知觉对于一切动物都是天生的，某些动物保存了知觉对象，某些则并非如此，没有保存知觉对象的事物……除了感官知觉外，没有别的知识。但是某些知觉者可能把知觉对象保留在它们的灵魂中；有这种事物多次发生时，就有了进一步的区别，有些动物便从保存的印象中获得一个总的说明，而其他动物则不是。这样，从感官知觉中便产生出我们的所谓记忆；从记忆中（当它经常跟同一事物相连而出现时）产生出经验；从经验中，或者从整个留居在灵魂的普遍中，便产生出技能和知识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在对待知识掌握知识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强调感知与直观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按照他的看法，人要了解事物的本质，首先要从感知开始，但他并没有因此忽视理性的作用。在理性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柏拉图是较一致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此曾有深刻的分析。[40]乌里希在他的名著《教育思想史》中指出，如果亚里士多德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天主教会的导师，天主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不会把自己的理论大厦建立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另外，也不能说明为什么16世纪的经验科学是在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斗争中兴起的。乌里希说，如果我们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容及他解决人类现实问题的方法，他的确比柏拉图具有更多经验主义的东西；但在方法上，经验主义的态度并不一定使亚里士多德成为唯心主义的反对派。乌里希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之间的不同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并非对经验毫无兴趣，他也是从观察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则很快落入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形而上学之中。[41]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只有掌握理性的知识，才能对事物有深刻的见解，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人们如果还没有把握一件事物的为什么（就是把握它的基本原因），是不会以为自己已经认识这一事物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实质仍是柏拉图的那种理念论。

三、美育

亚里士多德很重视美育在人的和谐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尤其强调音乐教育对人的理性的培养和发展的巨大作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音乐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也包括文学作品、诗文的诵读、欣赏和诵唱。

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时古希腊学校教育的四种学科（阅读和书写、体育、音乐、绘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用的学科，即“实用之学”；另一类是文雅的学科。而音乐是属于文雅学科的。他解释说，让儿童上音乐课，既是教育，可以“净化”他们的心灵，又是娱乐，可以使他们的理智得到享受，同时音乐影响情操，其效果将及于性格。特别是音乐的悲喜都切中人心，对青少年的情操与性格都有深远影响。音乐本身是一种“自由和高贵”的“文雅”学科。它能使人愉快舒畅悠闲安逸，“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使理性得到发展，促使灵魂的“质料”的成分减少至最小限度，“形式”的成分增加至最大的限度，精神境界达到完美至善的地步，接近于“纯形式”——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极少数理性灵魂得到充分发展，跻身于最高境界的人，其心灵才是愉快舒畅而安逸的，其理性才是娴静、自由而高贵的。他认为，只有到这个时候，音乐教育的理性任务才完全得到实现，它的最大价值才真正得到体现。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学校美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儿童具有审美能力、审美的创造精神，并且使人们能悠然自得地度过“闲暇”。亚里士多德提出对音乐教材加以选择，“如果目的在于教育上，当选取最优良的培养品德诸乐调”[42]。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在选择音乐教材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要选取那些合乎中庸的情感而又“苦乐得其正”的歌曲。他指出，只有这样做，音乐教学才能达到“高尚自由心灵”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还说，音乐教学不仅要使儿童欣赏音乐，判别雅俗，具有评断能力，而且在乐器方面，要培养他们具有演奏能力。据此要求，他提出：在音乐教练中，应该让少年们登台演出，因为艺术的实际练习有助于形成演奏的艺术技巧。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论述了绘画对于“审美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儿童既然熟悉描形调色，不仅构图造像可供实用，久而久之，他们也逐渐开始进行审美活动。

四、德育

德育是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在本章第七节“道德教育论”中专门论述，这里不再重述。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所阐明的体、智、德、美和谐教育的思想，是植根于雅典教育之中的。它不仅是古希腊教育经验的总结，而且表达了古希腊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