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对人的理性思维做自觉的反思，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寻求的普遍性定义以及他的辩证的对话，都要求用比较严格的逻辑规范和清晰的语言来表述。为了追求真正的善，弄清什么是美德等概念，苏格拉底到处同人谈话，并在这种谈话中发展出“精神助产术”的教学方法。例如，他从不说自己对美德有一个什么看法和定义，而总以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向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有智慧的人求教，请他们说出什么是正义、勇敢、友爱和美德等。在他的对话者提出了一种定义之后，苏格拉底就举出一些事例，揭露这个定义在运用于这些事例时显得不恰当或不充分，于是对方只得承认自己的定义不当或有错误，并不得不提出新的定义。苏格拉底则追根究底，继续从各方面来揭示这些定义仍然是不适当的，这样讨论就会不断升华；同时迫使对方承认自己并没有弄清楚美德是什么，即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对此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苏格拉底通过谈话寻求普遍定义、普遍真理的方法随处可见，他的对话中充满了这样的实例。色诺芬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同青年尤苏戴莫斯关于“什么是正义”的对话，这些对话较集中地反映了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过程和特点。

苏格拉底问道：“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

“当然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苏格拉底问。

“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苏格拉底问。

“肯定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也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奴役人怎么样呢？”

“也有。”

“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公民，我们是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的呢？”

“当然不能。”

“那么，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当然。”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这也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呢。”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苏格拉底问。

“好像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放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线：对敌人做这一类的事是正义的，但对朋友做这一类的事，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苏格拉底问。

“完全同意。”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接下去又问道：“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苏格拉底说，“因为这比把行为放得不正确要好得多。”

“至于那些为了损害朋友而欺骗他们的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弃置而不予以考虑），你想哪一个是更非正义，是那些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苏格拉底，我对于我自己的回答再也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先前所说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和我当时所想的不一样了。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那有意说谎的比起无意说谎的人要非正义些。”

“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正义的方法，正像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文字的方法呢？”

“我想有。”

“你想哪一个更有学问些，是那有意写得不正确或念得不准确的人呢，还是那无意之中写得不正确或念得不准确的人呢？”

“我以为是那有意的人，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做得正确。”

“那么，那有意写得不正确的人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但那无意写错的人则是没有学问的人？”

“怎么是那样呢？”

“是那有意说谎的人知道正义呢，还是那无意说谎、骗人的人呢？”

“显然是那有意这样做的人。”

“那么你是说，那知道怎样写和念的人比那不知道的更有学问？”

“是的。”

“那么，那知道正义的人也是比那不知道的更正义些？”

“似乎是这样，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但是，一个想说实话而总是说不准的人，当他指路的时候，时而说这条路向东，时而又说它向西；当他算账的时候，时而算得多，时而又算得少，你以为这样的人怎样呢？”

“很显然，他以为自己知道的事，其实他并不知道。”

“你知道有些人是叫作有奴性的人吗？”

“知道。”

“这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呢，还是因为无知？”

“显然是因为无知。”

“他们得到这样的称号，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打铁呢？”

“当然不是。”

“那么，也许是因为不知道怎样做木匠活？”

“也不是因为那个缘故。”

“那么，是因为不会做鞋吧？”

“都不是，因为恰好相反，大多数会做这类手艺的人都是些奴颜婢膝的人。”

“那么，他们得到这种名称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善和正义的无知呢？”

“我想是这样。”

“这样，我们就当用一切方法努力避免做奴颜婢膝的人了。”

“说实在的，苏格拉底，我曾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喜爱研究学问的人，并且还希望通过这种钻研，能够达到一个才德兼备的人所应该具有的造诣。但现在你想想看，当我看到自己费了这么多的辛苦，连一个最应该知道的问题都回答不出的时候，我对自己该是多么失望啊！而且我连有什么别的方法改善这种情况都还不知道呢。”

苏格拉底说道：“尤苏戴莫斯，请告诉我，你曾经到过德尔斐没有？”

“去过两次。”

“你曾经看到在庙墙上刻的‘认识你自己’那几个字吗？”

“看到过。”

“对于那几个字你有没有思考过呢，还是你曾注意过，并且察看过自己是怎样的人呢？”

“我的确并没有想过，我以为对这一切我已经都知道了，因为如果我还不认识自己，就很难说知道任何别的事了。”

“但你以为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就是认识了他自己呢，还是像那些买马的人，在没有察看过马是驯服还是桀骜，是强壮还是软弱，是快还是慢，以及骏马和驽马之间的其他各方面的好坏情况以前，总不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所要认识的马那样，必须先察看了自己对于作为人的用处如何，能力如何，才能算是认识自己呢？”

“这样看来，一个不知道自己能力的人，就是不认识自己了。”[38]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概括出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基本步骤。

苏格拉底首先让尤苏戴莫斯承认：虚伪、欺骗、做坏事、奴役人，这一类事情只能归于非正义一边；然后苏格拉底问：一位将领奴役一个敌国的俘虏，能说是非正义吗？他在战争期间欺骗敌人，以及抢劫敌人的财物，难道是非正义吗？尤苏戴莫斯认为这些都是正义的。这样，原来认为是非正义的事情也可以摆在正义这一边了。这就是揭示出来的第一个矛盾，因此要重划一个界限：只有对敌人虚伪、欺骗、做坏事、奴役人是正义的，如果将这些行为施行于自己人或朋友，便是不正义的。可是苏格拉底又问他：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因而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从而制止了士气的消沉；又如，儿子不肯服药，父亲欺骗他，让他将药当饭吃下去，从而恢复了健康；再如，朋友意气消沉，为了怕他自杀，将他的剑偷走。这些都是为了自己人和朋友的好处而做了欺骗和偷窃，当然应该归于正义而不是非正义。这样就第二次将尤苏戴莫斯划分的界限的矛盾揭示出来，他只能收回已经说过的话，并且承认对他自己所说的已经没有信心了。接着，他又提出第三个论点，认为有意说谎要比无意说谎更非正义一些。苏格拉底将学习和认识正义的方法同学习和认识文字的方法相比，问尤苏戴莫斯：是那些有意写得或念得不正确的人，还是那些无意写得或念得不正确的人更有学问呢？尤苏戴莫斯回答说，是那些有意的人更有学问，因为只要他愿意，他能够做得正确；而那些无意写错的人则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写得正确，才会写错的。同样地，那有意说谎欺骗别人的人是知道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的，他是有意欺骗别人，只有不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人才会无意欺骗别人：那知道正义的人总比无知的人更加正义一些。所以，又第三次揭示了尤苏戴莫斯的矛盾，推翻了他原来的论点。对无知，特别是对美、善、正义这类问题无知的人来讲，他们只能当奴隶，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最后，尤苏戴莫斯只能承认他不知怎么说才好了，他原来以为自己喜欢研究哲学，是很有智慧的人，现在却连一个最应该知道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而且他自己对如何改善这种情况也都还不知道。苏格拉底教导他：要认识你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能认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自认为他的方法就是通过同人谈话，通过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反复诘难来寻求普遍的定义。他通过揭示对话者观点或提出的定义中的自相矛盾，启发对方一步一步地明白自己本来是无知的，应该反省以求新知。他实际上是在问答中不断揭露对方的矛盾，使对方承认错误并不断修正错误，从而引导他们逐步认识真理。

第一，苏格拉底将自己的对话方法称为“精神助产术”，这种精神助产术同一般的实际助产术有着类比关系。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关于最一般的美德、正义、善等知识和定义，并非人们主观的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知识和神的知识，是人们投胎出生前灵魂所具有的本性和知识。所以，它本来存在于人们的心灵里，犹如胎儿在母腹里一样，但它同感性、个别的事物混杂在一起。苏格拉底通过谈话启发人的理性灵魂，把感官及肉体的杂质清除，这样真正的知识就显现出来了，回忆起来了，就像一个胎儿从母腹里产出来一样。那么，苏格拉底的方法的作用也就像助产婆帮助胎儿出生那样。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婆，他以助产术来形象地比喻自己的方法：“我的助产的艺术在许多方面像她们的，不同的是我注意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我要照顾的是他们进行思考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人们常责备我，问别人问题而我并没有才智对讨论主题有所断定，这是对的——神让我当一名助产婆，并没有要我生孩子。”[39]苏格拉底将自己的方法称为“精神助产术”，因为它同产婆术的确有关系。

按照雅典风俗，仍能怀孕、生育的妇女不允许给人接生。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对讨论的问题并无现成的定论，自己是一个探索者而不是教导别人的全能者。据说，德尔斐神庙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自知没有全能智慧的苏格拉底为了验证神谕，开始考察被人们称作有智慧的人的智慧。他先后与政治家、诗人和工匠交谈，发现政治家自以为是，实际上一无所知。他还发现诗人写诗并不凭智慧，而凭灵感。最后，他又发现工匠因为自己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重大问题上也有智慧，这个缺点淹没了他们的智慧。别人没有智慧都自以为有智慧，苏格拉底自己有智慧却认为自己无知。当然，苏格拉底式的无知只是一种态度，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变成定论，而只把它们当作对话的催化剂。同时，苏格拉底把对自己的成见和定论的否定比作临产前的阵痛，这也是每一个获得真理的人必经的阵痛。苏格拉底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蕴含真理，但人们未加考察便接受的偏见和谬误，蒙蔽了真理。对话的结果是对话者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真理，正如产妇从自己体内产生新的生命一样。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教导人们如何去认识真理，但并不教给人们什么是真理，正如助产士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生育，但她自己并不生育。

第二，关于矛盾，也就是相反和对立的问题，是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被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紧接着阿那克西曼德就认为泰勒斯的说法中有矛盾，因为水是冷和湿的，从它中间怎么能产生出热和干的事物呢？最早提出来物的本原是一对对相反的对立面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第一个将矛盾对立和事物的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正是由于矛盾和对立，事物才不断运动变化；芝诺不仅看到了一和多、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等的相互矛盾，而且看到多、运动、有限本身也包含着矛盾。芝诺推翻对方的论证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而苏格拉底推翻对方的结论仅仅是他的一种手段，他要达到的目的在于探求更高的认识普遍本质的真理；并且其关键在于引起对方思想中的自我矛盾，这样，对方的思想发展就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的生动发展了。

苏格拉底的反诘运用了智者的矛盾法：或从对方提出的答案中推导出荒谬的结论，或论证与之相反的意见亦可成立，或用事实反驳对方的理由。矛盾法的运用使对话充满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但未导致智者们的相对主义立场。苏格拉底动摇对方固有的成见的目的是促使他们更加接近真理，他从未动摇他们追求确定真理的信念。矛盾法在苏格拉底看来并不是智慧，它只是达到智慧的手段，是为真理的目的服务的工具。

第三，希腊文dialektikos这个词的前缀dia是“通过”的意思，lek的词根lego就是“说话”的意思，所以，辩证法的最初含义是“通过说话、谈话”。苏格拉底使用的对话方法也就是“辩证法”，它不是简单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而是在回答中揭露矛盾和认识矛盾。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贯穿着一种分析理性的精神，即在论辩的思维矛盾中注重对概念的逻辑分析，注重合乎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他使用的是归纳论证和寻求一般定义的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这是从考察具体事物出发，从现象、个别和特殊出发，通过诘难，揭示出那种把一般定义归结为个别、特殊的东西的看法是不妥的、矛盾的，从而引导人们的认识逐步排除一般定义中那些与共性不相干、不相符的特殊成分，向本质和普遍性前进，最后达到一个最一般的定义，这就是从个别、特殊到普遍、一般的定义方式。苏格拉底认为，定义是寻求知识和真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途径。他认为知识并不同于日常经验或意见，它能说明事物的本质或原因，因此，寻求、揭示事物本质的定义是人们获取知识的根本手段，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四，苏格拉底使用这种方法也是为了反对当时智者的论辩术。智者的论辩术承认两个相反的命题都是真的，或无所谓真或假，又认为两个相反的命题并不是等值的，仍有好坏、强弱之分，他们论辩的目的就是如何使弱的论证变为强的论证，战胜听众，赢得听众的赞同。在矛盾论证的两个方面中，他们往往选取其中一个他们认为有利的方面，为之辩护，因此，智者的论辩术不以追求客观真理为目的，往往成为诡辩。

苏格拉底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不承认真理有其特殊的主观性，而是主张有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揭露智者的论证只承认有特殊的、个别的普遍性，而否认普遍的、一般的主观性；智者教人学习，不是教人从无知到有知，而是教人在论辩中玩弄词语。苏格拉底认为揭露对方的矛盾并不是否认矛盾，而是让对方认识自己的矛盾，承认自己的错误，通过不断地认识矛盾去寻求普遍的、绝对的真理。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可教，启迪人的智慧和美德是严肃而认真的事情，智慧和知识好比资金，必须学会正确使用，它才会有价值。苏格拉底运用谈话法就是为了使人们正确学习和使用知识，用它正确地指导人的行为，实践美德，过有价值的生活。所以，苏格拉底自称他的方法是一种精神助产术，是帮助对方产生真正思想的孩子——绝对真理。

第五，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在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就是一种讲座和辩论的方法。这里的关键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是真诚的态度，没有真诚的无知，便没有对知识的真诚探索，这种态度是实施苏格拉底对话的关键环节。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学习者，这样便能在对话中提出问题，探索答案，而不是去单纯解答问题，把学习变成不断探索新知识的过程。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使对话者双方处于同等的地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不是教师的训导，更不是智者的炫耀，而是双方共同探讨。这不是预先设定一个原则，然后自圆其说，为之辩护；也不是先提出一个答案，然后千方百计地把对方引向这个答案。在使用这种方法时，苏格拉底并不直接向学生传授各种具体知识，而是通过问答、交谈或辩论的方法来得出他认为是正确的答案，即普遍真理。苏格拉底虽然提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则困难重重。因为从揭露认识中的矛盾一步一步上升到认识普遍的真理，是一个无限复杂的过程，其中有本体论的问题，有认识论的问题，还有逻辑的问题，等等，直至今日也只能说人类还是处在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这种方法要求师生共同探讨，互为促进，共同寻求正确的答案。其有助于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判断和寻找正确答案的积极性，所以，学生的思维相当活跃。但是，精神助产术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一般的教育教学。因为中小学教学，甚至包括大学低年级的教学，其基本目标都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进而发展他们的智力与能力。学生的知识根本达不到与教师进行对话的水平，教学主要是要求教师根据传授法等教学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使学生掌握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精神助产术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在中小学教学中使用，但不能作为主导方法，只能是传授法等教学方法的辅助与补充。到了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学生对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有了深入理解，他们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能够与教师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教师应要求学生事先认真准备，仔细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如果没有准备，其对话对问题的探讨很难深化，不易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学生的思想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混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