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不仅是个政治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道德改革家。他建立人的哲学，着眼于探讨人的道德本性。他认为社会道德秩序的稳定是城邦兴盛的基础，道德沦丧是城邦政治危机的根源；改善灵魂、匡正道德是振邦兴国的根本。因此，与培养合格领导者以拯救雅典密切相关的，是他要求全体公民改造道德生活，呼吁雅典同胞进行自我反省，寻求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智者的相对主义的感觉论只能助长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这是造成雅典危机的思想根源。因此，他强调普遍的知识与价值，贬低感觉，要以理性去探讨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确定普遍的、绝对的善。他在古代希腊首次建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

一、美德即知识

美德即知识，这是苏格拉底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

在希腊文中，arete这个词的含义相当广泛，不仅指人的优秀品质，也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苏格拉底将生活中人所表现的所有优秀品质，如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等都称为人的arete，一般将它译为“美德”（virtue）。“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道德教育哲学的主旋律。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载：“苏格拉底说，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凡认识这些的人绝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的人也绝不可能将它们付诸实践。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就不可能做美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和其他美好的事情都是美德，很显然，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25]苏格拉底将这种“美德即知识”的理论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他说：“在农业方面是那些善于种田的人，在医学方面是那些精通医道的人，在政治方面是那些好的政治家们；至于那些不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既没有任何用处，也不会为神所钟爱。”[26]

苏格拉底曾和希庇阿斯讨论什么是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守法就是正义”，并且说明他所说的法就是“城邦的律法”，即公民一致制定的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27]在他看来，法就是普遍正义，是指导城邦生活的最高准则。苏格拉底在被判处死刑后，朋友们都劝他越狱求生。但他声称自己从不放弃原则，总是根据理智决定是否接受朋友的建议。苏格拉底说：人皆非有意作恶，以错对错的报复绝不可取，这是一条人生原则。自己如果越狱逃跑，就是对雅典城邦做了毁法败邦的报复，是摒弃了自己对城邦的道德承诺，违背了正义的生活原则。

苏格拉底认为“自制是一切美德的基础”，“自制是人的一个光荣而有价值的美德”[28]。自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智慧是最大的善，不自制就使人远离智慧，缺乏健全理智，沉溺于某些快乐，于是本来能分辨好坏的感觉迟钝了，不择善而从恶，不做有益的事而做有害的事。苏格拉底并不否认人需要快乐，但是他反对享乐主义道德观将快乐说成是满足欲望和情欲。他指出：不自制给人带来的唯一东西就是所谓快乐，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唯有自制才能给人最大的真快乐。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理智是最大的美德，自制表现为以理智克服欲望，使欲望以适度的方式得到满足。“一个不能自制的人和最愚蠢的牲畜有什么分别呢？那不重视最美好的事情，只是竭尽全力追求最大快感的人，和最愚笨的牲畜有什么不同呢？只有能自制的人才会重视实际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对事物进行甄别，并且通过言语和行为，选择好的，避免坏的。”[29]

苏格拉底认为，勇敢不是天生的品质，而是一种需要经过教育，获得知识，才能教养起来的美德。勇敢和知识密不可分。不能简单地说勇敢就是对可怕的危险事情无所畏惧；如果对这类事情的性质无知而无所畏惧，这不是勇敢而是鲁莽。在大难临头时必须有知识、有智谋，善于应付，临危不惧，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勇敢无疑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但只有和智慧结合的勇敢才是高尚的，愚昧的勇敢只不过是顽固，是有害的恶。勇敢出自智慧，人的勇敢是要通过勤学苦练才能培养起来的。这样，苏格拉底就将勇敢与知识、智慧联系起来了。

交友是当时希腊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苏格拉底对此很重视，他教导人们要懂得友爱和友谊的价值，要懂得怎样交友择友。他自称不像别人那样喜欢声色犬马，“我所喜欢的是有价值的朋友”。他认为友爱的本性是善，善和恶不能互相并存，因为坏人和坏人、坏人和善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爱，友爱只存在于高尚、善良的人们中间。苏格拉底又认为：任何人都不爱无知无用之人，如果对事物没有知识就会将事情弄糟，失去别人的爱，甚至父母的爱，只能处处受制于人；如果你获得知识，显得有用与善，所有人都会对你友爱。苏格拉底以此说明友爱这种美德同知识与智慧是紧密相连的。

苏格拉底还从“美德即知识”出发，提出美德是统一的，反对智者把人的美德相分离的观点。普罗塔哥拉认为美德就如同人脸上的鼻子、嘴那样的部分，它们的功能是彼此不同的，所以有些人勇敢而不公正，有些人正义而不智慧。实际上，普罗塔哥拉陷入了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将美德相互割裂，认为对立的美德可以共存于一体，善也是相对的，既可对人有益，也可对人有害。在普罗塔哥拉看来，道德是相对的，没有普遍绝对的标准，因此不能构成确定、完整的道德人格。苏格拉底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美德的有机整体性和道德价值的普遍确定性。他并不否认多种行为美德之间的差异，但更强调它们的有机联系，即它们有同一性，那就是它们的理智本性。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的几种主要美德——正义、自制、勇敢等，加以分析，认为它们有共同性，都和知识相联系，都受智慧的支配。这种本质上的同一性使各种美德内在联结，不能孤立存在，构成美德的整体性。苏格拉底主张，美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智慧、知识和美的本性使各种美德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美德的整体先于部分，也优于部分，人的美德不可能被分割成各个部分，人的道德人格必定是完整的。

二、美德可教

在同普罗塔哥拉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指出，从雅典公民大会的情况看，政治技艺似乎是不可教的，公民大众讨论建筑、造船时请教建筑和造船的专家，而讨论政治事务时，如果请某人作为专家来施教，只会招致轻蔑和哄笑，被嘘出会场。苏格拉底说他本不相信美德可教，请博才多学的普罗塔哥拉为他释疑。

普罗塔哥拉讲了一个神创造人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混沌初开，神用火和土做成了人，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来了火，并产生了百工技艺，但由于人没有政治技艺而相互伤害。宙斯害怕人类因此会毁灭，便命厄庇墨透斯给人带来相互尊重和正义的美德，并且使每个人平等具有，城邦得以制定法律才有秩序、友谊和团结。按照普罗塔哥拉的社会进化论，人类早期处于自然状态，没有道德和法律；互相尊重和正义虽然是由宙斯带给人的，但由于人人具有这种本领，制定道德和法律，社会才进入文明社会。道德和法律是人约定而成的。普罗塔哥拉认为，既然美德不是天生的（physis），也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约定的（nomos），它就是可教的。同时，美德的传授也受天赋的影响，如一个享有盛誉的奏笛天才并不一定能使他的儿子成为奏笛高手，因为每个人的天赋能力是不同的，自然禀赋只能影响教学美德的程度，所以美德是可教的。至于有的人能教好，有的人不能教好，则是由于各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不同。

普罗塔哥拉认为道德和法律是约定俗成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因此，不同的城邦就可以有不同的道德和法律，道德没有绝对的标准，善恶、好坏的标准在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这样又使道德成为不可教的。在同普罗塔哥拉的对话中，在道德的本性问题上，苏格拉底提出了两种道德观。智者主张不是人拥有的知识支配人的行为，而是**、快乐、痛苦、恐惧等情感支配人的行为，他们将知识看作屈从于情感的奴隶，甚至可以被情感抛到一边。苏格拉底则主张知识是最能支配人的行为的美好东西，因为它能使人辨别善恶。苏格拉底并不否认道德生活中有快乐和痛苦等情感的表现，但它们是复杂的，面对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快乐和痛苦，人需要对道德行为做出选择。人在选择时必须对它们做出测度、衡量，这种测度本身就是知识，只有知识才能保证得出正确的选择，保证我们获得善的生活，使恶的生活得到拯救，因此，恰恰是知识支配快乐和痛苦等情感。有些人明知恶而故犯，明知善而不为，并不是因为情感统治了知识，而是因为在测度快乐和痛苦并做选择时缺乏正确知识，做了错误的选择，是一种严重的无知。所谓情感支配，是纯粹无知的结果，只有智慧才是人行为的主宰。明知恶而故犯，不过是人在道德行为的选择中因无知而犯恶罢了。

根据以上分析，苏格拉底论证各种美德有共同性，即都源于知识，是由知识支配的，而不是由情感支配的。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哥拉的全部辩论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果，双方的论点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苏格拉底开始时说美德是不可教的，现在却相反证明所有美德都是知识，证明美德是可教的。而普罗塔哥拉说美德是可教的，现在美德却成了非知识性的东西，这样就使它们完全不可教了。其原因在于苏格拉底认为道德应该有共同的、客观的、绝对的价值标准；美德出自人共有的理智本性，是一种知识；知识必然是可教的，善恶、是非只能由知识来判断；知识出于理性，理性乃人的天性，是physis。所以，美德必然是普遍的，绝对的，可教的。

三、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善是苏格拉底的最高哲学范畴，它既有本体论意义，也有道德意义。他认为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苏格拉底曾说：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善而进行的。这里所说的其他事情是指快乐、理性、自制等。善也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目的，治理城邦的目的就是要使城邦和公民们尽可能从善。在苏格拉底看来，善是一切行为的目的，也是最高的道德价值。苏格拉底所说的“善”究竟是什么？希腊文agathon这个词原本有好、优越、合理、有益等含义，英文为good，中文译为善。但agathon的含义比中文“善”的含义要宽泛得多。

在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中，苏格拉底谈到善时往往是和有益、有用等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常说：“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善……”[30]他强调关于善的知识比其他各种知识都重要，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做指导，医学未必使人健康，制鞋、纺织等技艺未必能生产好的鞋子和衣服，领航员未必能保证航海安全。总之，如果缺乏善的知识，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苏格拉底认为，善是“一种关于人的利益的学问”。不过，他所认识的功利和智者的不同。他反对满足个人情感和欲望需要的功利观，认为这种利益是表面的、短暂的和变化的，不是真正的利益。他要求人们辨别和追求真正最高的利益，这种最高的利益应当是满足灵魂需要的，而不是满足肉体需要的利益，所以，最高的善是与知识、真理相一致的。

苏格拉底指出，灵魂和身体的善都表现为和谐、有秩序，但这只有通过知识训练才能达到。他说：“任何事物的美德，无论实现在身体、灵魂还是其他任何生物中，都不是只凭任意偶然性。而能最好地得到的，只能由通过适合于每一事物的秩序和条理才能得到。任何事物的美德都是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安排，所以，正是这种适合于该事物的秩序的出现才能使任何事物成为善的。”[31]善通过正义、秩序和技艺知识植根于身体和灵魂之中；自制的人才具有正义、勇敢、虔诚的真正的善。苏格拉底也将善和自由、自制联系起来。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对尤苏戴莫斯的教导。苏格拉底指出，自由对于个人和城邦都是高贵而且美好的财产，能够做最好的事情，即从事善就是自由；反之，受到阻碍不能从事善，也就是没有自由。他认为凡是不能自制的人，也就是没有自由的人。那些不能自制的人不仅受阻不能去做最好的事，还被迫去做最无耻的事。苏格拉底还将自由的善与自制、智慧联系起来。他说：“智慧是最大的美德，不能自制就使智慧和人远离，并且驱使人走到相反的方向去。”由于“不能自制使人对眼前的快乐流连忘返，常常使那些本来能分辨好坏的人感觉迟钝，以致他们不但不去选择较好的事情，反而去选择较坏的”，所以“健全理智和不能自制这两种行为是恰好相反的”[32]。这样，苏格拉底将道德自由归结到健全的理智，将自由、理智和“善”联系在一起。人根据智慧，遵循理智，能够自制，就能做最好的事情，从而实现善。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一切合理行为都是为了从善，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人为了达到善，必须寻求能明察事物本性和原因的知识技艺，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即是美德和幸福。人不能只从个人经验出发，沉溺于日常事务，在满足欲望中获取快乐，以为这就是善。要是唆使城邦及其公众在满足私欲中寻求快乐和幸福，一味追求强权，效法僭主，滥用权力，就只能走向歧途，恶果累累。苏格拉底指责当时的统治者不注意使公民的灵魂从善，却热衷于建造船舰、军港、卫城等设施，因此，他们对社会危机是负有责任的。同时，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也应负责任，智者自诩为使公民从善的教师，却唆使人们一味追求欲望的快乐，使他们追求错误的生活目的，变得骄纵、贪婪，陷入不正义和邪恶，毒化了人们的灵魂。苏格拉底大声疾呼：雅典属于最伟大的城邦，雅典人是以智慧和强盛闻名于世的。可是他们现在专心致志于获得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关心智慧、真理和灵魂的完善。因此，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城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改善公民的灵魂，给他们知识教养，使他们过理性的生活。改善公民灵魂，是真正的政治技艺，是政治家的真正职责。

四、知识观

苏格拉底认为，人通过理性灵魂获得的知识不同于感觉，不同于流行的意见，而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真理。只有通过理性，人才能够得到确定不移的、绝对的知识，这是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要方面。从人类认识史的进程看，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直观认识得来的。与此相应，他们对人的认识也还比较粗浅，较多自发探讨人的感知能力及其生理基础，对人的理性的自觉反思则较薄弱。只有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将思想和感觉、真理和意见区别开来，开始将理性思维提到首要的地位。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巴门尼德的传统，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新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的，那就是反对智者的感觉论。当时的智者以教授知识自诩，但是他们的相对主义感觉论不可能形成一种确定的知识，相反，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苏格拉底认为智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论将是非、善恶的标准都混淆了，是造成社会上各种罪恶的原因。他认为，智者虽然自称是教授和传播知识的，但是他们所授的知识根本不是知识。因此，苏格拉底必须提出一个确定的“知识”概念，来和智者相抗衡。

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主要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所讲的知识都是与运动变化的事物相关的，他们的知识主要都是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中得来的，所以，他们讲的知识都是运动变化的方面，这是苏格拉底不能认可的。因为这样的知识不能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苏格拉底说，我们要寻求的是那真正的美，并不是容貌美好，因为这些东西是会变化的，现在是这样，以后又会变成那样。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在同一状态下的，永远也不会运动变化，运动变化的东西是任何人都不能知道的，因为当你接触它时，它已经改变了性质。如果万物都在变动，没有确定不变的东西，那便根本不可能有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没有改变，它才是知识。如果这种变化继续下去，便不会有任何知识，这样既没有能知的人，也没有被知的东西。苏格拉底明确提出：感觉只能是流动变化的认识，不能得到确定的知识；只有常驻的、绝对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作为知识，应该有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本质。他还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便没有知识的主体和被知的对象；但是知识的主体和被知的对象如绝对的善、美等总是绝对存在的，因此，应该肯定有这种知识的存在。这里所说的知识的主体和被知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而是有苏格拉底所指的确定含义的。他明确地说知识的对象是绝对的美、绝对的善，也就是他所说的普遍的定义、本性或本质。能够达到这种认识的，当然只能是灵魂中的理性。

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掌握知识；也只有确定的知识才使人懂得真理，辨别真知和谬误。苏格拉底以人为知识的主要对象，而人由身体和灵魂构成，他相应地提出学科知识的分类：关于人的身体有两种学科，即体育和医学；关于人的灵魂的技艺统称政治，也有两种学科，即立法和正义（道德）。体育和医学、立法和道德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的，立法和体育相应，道德相当于医学。同时，他还指出生活中有一些同这些学科表面相似的冒牌技艺，如烹调师自称是最懂营养健康的专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医生就无所事事了。同样，智者的修辞术也是冒牌的技艺。他批评智者的修辞术并不能揭示关于事物的真理以及什么是正确和错误、高尚和卑下、正义和非正义，实质上只是一种奉承人的雕虫小技。即使同政治活动的某些方面有表面相似，也只是一种恶劣的相似。这样的修辞术只能使人们产生某些信念，以貌似有理实无理的辩论使人轻信某种意见，并不能在公众集会上教给人们知识和真理，让他们区分正确和错误。苏格拉底主张，知识是靠理性获得的真理，能使人辨别正确和错误，有客观的标准，能引导人从善，合乎正义。在苏格拉底看来，“善”是万物的真正的、最后的目的。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能区别、认识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苏格拉底强调理性的作用，倡导“善的目的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善的知识”属于一般的知识，各种具体知识都和一般的知识有关，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它们都是受一般知识支配的。苏格拉底认为一般的知识高于具体的知识，医生和工匠虽有具体的知识，却不一定具备一般的知识。他指出，在人们具有的各种具体的知识以外，还有更高抽象层次的一般的知识，也就是关于“善的知识”。

“知识即美德”有其积极意义。苏格拉底把美德和知识等同起来，通过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确定性推论出道德的普遍性与确定性，以此来反对“道德就是情感、欲望”和“任何事物都有两种正相反的说法”的相对主义原则，以及“强权就是正义”的政治非道德原则，确立了道德的共同性，为道德规定了一个可行的不变标准，这就是善。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明确肯定了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赋予道德价值客观性、确定性和普遍规范性，意在维护希腊民族在历史上已形成的传统美德。既然美德即知识，知识是可教的，美德也是可教的，那么知识的可教性就蕴含着美德的可教性。但是，德行的可教性似乎否认了苏格拉底关于善是灵魂的内在原则的说法。根据前者，德行是通过教育而获得的后天习性；根据后者，德行是不假外物而存在于内心之中的天然本性。苏格拉底认识到向善的本性和后天教育对于德行同样重要。比如，他说：“勇敢是自然的东西，由灵魂适当地培育出来。”[33]另一方面，勇敢又是关于可怕与不可怕的知识。这样，苏格拉底关于勇敢的对话提出了勇敢不可教与勇敢可教两种不同的观点。苏格拉底指出“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任何人既不可能学习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可能学习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不能学习知道的东西，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他不能学习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不能知道在学习什么”[34]。

“德行就是知识”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悖论”。这个悖论并不同道德的可教性相矛盾。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在开始学习时，灵魂里已经存在着关于德行的原则，只是由于受到蒙蔽而没有被人们觉悟，学习的目的就是认识自己灵魂之内的已有德行，关注以前尚未被学会的本性。所以，肯定德行是灵魂的本性，与肯定美德的可教性并不矛盾。

在苏格拉底看来，知识和美德是人人皆有的天赋本性，有些人缺乏美德只是由于感觉的迷误而扭曲了人的理智本性，美德的可教性和自然性在学习的过程中达到统一。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天生的，但人的美德的形成有赖于后天教育与培养。“正如有些人的身体天生比另一些人的身体更强于耐劳吃苦一样，有些人的心灵是天生比另一些人的心灵在面对艰险时更为勇敢。因为我见到在同一的法律制度下教育长大的人，他们在勇敢方面大有差别。”[35]不过他又认为，“任何一种天生的倾向，都可以由训练和锻炼而使之在刚毅方面有所长进”[36]。因此，“很显然，无论是天资比较聪敏的人，还是天资比较鲁钝的人，如果他们决心得到值得称道的成就，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37]。苏格拉底承认人的天赋存在差异，但不论天赋好的还是天赋差的人，都必须受到适宜的教育，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行的、有智慧的人。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也接受了他的影响，认为道德虽出于天性而需要训练，但亚里士多德更强调道德的教育和训练。这既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同时又批判地发展了他的思想。

通过知识教育和道德陶冶可以恢复人的道德本性，使城邦社会生活确立在严格的理性道德价值的基础之上，这正是苏格拉底道德教育哲学的使命和宗旨所在。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也是一种知行合一论，强调道德实践。这与当时雅典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的雅典是希腊政治文化的中心，许多“诡辩学家”自以为具有人生和自然的全部学问，到处招摇过市，评头论足。“他们从这个希腊城市漫游到那个希腊城市，一方面作为其本邦公民的使者，另一方面向广大听众显示自己的才华。他们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收入甚巨。但他们遭到了公众中一部分人的嫉妒和厌恨。因为每当一个公民可以在陪审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们却把一切使用普通武器的特技传授给有钱能买得起的人，恍如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决斗者中，他们就是耍刀弄枪的教师爷或职业性的剑客。”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提出知德统一，强调言行一致，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可以说，苏格拉底本人的道德实践就是对“美德即知识”的最好诠释。他多次有生的选择：他可以交付一笔赎金，换取生命，他的朋友也愿意代他交付赎金；他还可以把妻子和孩子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在临刑前夕，朋友们又为他安排好了出逃的道路。但他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与法律相抵触的不正义的行为，他在知道什么是正义之后就不能再做不正义的事。他宁可承受不正义的惩罚，也不愿做不正义的事。因为人们对他不正义的惩罚是出于无知，而他若做了不正义的事便是出于有意。他为“德行就是知识”“无人自愿作恶”的道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主张“真知必行”，否定了“知”与“行”的矛盾。按照他的理解，一个人有道德，必须有关于道德行为的知识。如果没有道德行为的知识，就不可能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这就引出苏格拉底的“无人有意作恶”的论断。苏格拉底在《普罗塔哥拉篇》中曾说：没有人趋恶或自认为是恶的，避善趋恶是违反人之本性的。有些人明知恶而故犯，明知善而不为，做了错误的选择，是一种严重的无知。在他看来，既然由于无知才为恶，因此可以推断：无人自愿为恶，明知恶而自为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能选择小的恶时，他不会去选择大的恶。面临战争的危险，人们只是由于危险观念的不同就可以区分出懦夫与勇士。懦夫拒绝作战，做了错误的估计。勇士乐于作战，是因为他们对快乐和痛苦做了正确的估计。苏格拉底认为，勇敢就是知识，怯懦就是无知。苏格拉底还提出了“有意为恶优于无意为恶”的观点，认为自觉说谎骗人，犯错误乃至伤害人，都比不自觉做错误的行为好。他还列举了一系列实例论证：有能力跑得快而故意跑得慢的人优于没有能力只能跑得慢的人，故意乔装跛脚的人优于真正跛脚的人，因此，人们都愿意要有能力也曾有意犯过错误的奴隶，不愿要没有能力而屡犯错误做傻事的奴隶。这个论点也是从“美德即知识”这一基本原则推出来的。

应该讲，苏格拉底把知和行完全等同起来，把由知到行的关系看作一种必然的决定性关系，是带有片面性的。亚里士多德后来对“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承认作为智慧的知识对于德行是不可能缺少的，但除了知识之外，还需要意志和**，才能促使人们按照德行行动。亚里士多德批评苏格拉底否定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无视意志和情感在形成美德中的作用。知识对形成美德、规范道德行为无疑起主导作用，苏格拉底以此批判智者主张个人的情感。欲望支配一切行为，这是对的。但是人的意志和情感也是形成道德品格的重要因素。苏格拉底排斥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否定一切意志和情感的价值，将美德只归结为理论知识，是有片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