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由盛而衰的转变关头，他深刻地意识到了希腊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他既反对斯巴达式的寡头制，也反对当时雅典式的极端民主制。他主张政治专业化，使治理城邦的大权掌握在一部分有专业政治知识且品质高尚的人手中，而不是把权力分散在没有政治知识的普通公民手中。

苏格拉底认为，政治是专门知识，政治家应该是智德兼备的专业家。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叙了苏格拉底对雅典当时政坛的评论。苏格拉底批判雅典的领导人素质低劣，人人都可以通过抽签的方法获得职位，整个政府由叫人害羞的擀毡工人、补鞋匠、铜匠、农民、批发商、在市场上斤斤计较贱买贵卖的人们组成，他们既未考虑过也没有从事过管理事务。“用豆子拈阄的方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方法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苏格拉底极力主张，应全力培养和鼓励那些真正有才干、熟悉政务的人去从事政治，坚信只有好的舵手才能把雅典这条迷失方向的船领出困境，逃离厄运。他进而指出：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最美妙的本领和最伟大的技艺”，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应具有“帝王之才”。政治技艺绝不是一种自然禀赋，“如果说，没有多大价值的工艺不必经过有本领的师傅的指导就会自己精通这一见解是荒谬的；那么，把像治理城邦这样伟大的工作，认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做出来，那就更加荒谬了”[14]。同时，他又以塞米司托克勒斯（Themistocles）的例子说明，政治家的本领不可能通过和那些自称知识渊博的智者交往而获得。

那么，政治家应如何获得这些治理国家的本领呢？他强调政治家本身应受良好的教育与训练，刻苦学习本领，尤其是美德方面的知识。在与绰号“美男子”的尤苏戴莫斯（Euthydemus）对话时，苏格拉底劝告年轻的政治家首先要勤奋学习，获得广博知识，培养美德。他说：那些想学竖琴、笛子、骑马，或其他类似事情的人们，总是刻苦训练，而且不单纯靠自己，还请教那些精通此道的师傅们，对于他们想学的技艺，总是勤学苦练。“然而，在那些立志做成功具有演讲和实践才能的政治家的人们中间，有些人以为不必经过准备和钻研，就可以自动地突然间取得这些成就。其实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难成功，因为尽管有许多人从事后一种工作，但成功的很少。因此，很明显，后者需要更巨大的、艰苦的努力。”[15]

在苏格拉底看来，像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政治也是一门技术，它需要天赋，更需要学习、实践。无论出身如何，所有希望从事政治行业的人，都必须努力学习各种有关政治的知识。在色诺芬的回忆中，苏格拉底用质问的方法，引导非常希望得到政府职位的青年格老孔（Glaucon）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没有担任所想职位的必要知识。他告诫跃跃欲试从政的柏拉图的弟弟格老孔：从政前首先要学习，学习国防军事、税务财政、农业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会理家才能治国。一个统治者对国家事务如果没有精确的知识，他就不可能对国家有好处，也不可能使自己光荣。苏格拉底总结说：“格老孔，要当心，你一心想要出名，可不要弄得适得其反啊！难道你看不出，去说或做自己还不懂的事情是多么危险吗？……在所有的事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那些知识最广博的人，而那些受人谴责和轻视的人都是那些最无知的人。如果你真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们的赞扬，就应多努力，对你所想要做的事求得最广泛的知识。因为如果你能在这方面胜过别人，那么，当你着手处理城邦事务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地获得你所指望的。”[16]

苏格拉底经常劝勉那些热望担任公职的人学习必要的业务。他说：“年轻人，一个人想在城邦里担负将领的责任而忽略学习业务的机会，实在是件可耻的事情，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的城邦的惩罚，远比一个没有学习雕刻而竟想签订合同为城邦雕像的人所应受的惩罚多。因为在战争的危急时期，整个城邦都被交在将领的手中，如果他成功，整个城邦将会获得很大益处；如果他失败，整个城邦将蒙受极大的损失。因此，一个希望被选派担任这样职务的人，如果忽略学习这样的业务，又怎能不受到应有的惩罚呢？”[17]他指出，一个学会了弹七弦琴的人，尽管他还没有使用这个乐器，就已是一个七弦琴师；一个学会了医疗术的人，尽管他没有开业，就已是一个医生；然而，对一个缺乏相当知识的人来说，即使全世界的人都选他做将领，他也不能因此是一个将领。

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讲述了一个故事：身经百战、历经艰辛，甚至还在战争中负了许多伤的尼各马希代斯（Nicomachides）埋怨雅典人，说自己虽富有作战经验，雅典人却没有选他为将领，反倒选了没有作战经验的安提斯泰尼斯（Antisthenes）。苏格拉底用领导歌舞团和领导军队的过程类比，说明安提斯泰尼斯虽然没有率领过军队，却可能具备一个成功的将领必备的资格。苏格拉底提出，不管一个人领导什么，只要他知道自己所要学的是什么，而且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就是一个好领导。不管他领导的是一个歌舞团也好，还是一个家庭、城邦或军队也好。管理个人事情和管理公众事务只是在大小方面有差异，而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凡是知道怎样用人的人，无论是私人企业或公共企业都能管理好，而那些不知道用人的人在两方面都要失败”[18]。

苏格拉底培养政治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古希腊政治专业化、知识化的历史趋势，他把政治看作一门与其他行业不同的，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的专业技术。他反对熟悉某一特殊技艺的人对其他行业指手画脚，并把这种态度迁移到政治问题上。正因为如此，他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说：“公民大众在诸如建筑、造船等问题上要请教专家，那些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往往要被轰下台；但到了政府事务时，他们却准备听取任何人的意见，无论他是建筑师、铁匠、商人、船夫，还是穷人或者富人，出身好的人或不好的人。”言下之意，苏格拉底对雅典公民人人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各种重大问题，并拥有同样重要的投票权的做法表示反对。苏格拉底反复劝告他那些想做政治家的学生，一个统治者对国家事务如果没有精确的知识，就既不可能对国家有好处，也不可能给自己带来光荣。他强调在政治问题上，一个人必须有真才实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苏格拉底劝诫他的学生不要夸耀，凡是想要有所表现的人，就应当努力让自己真正成为他所想要表现的那样的人。如果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而冒充为那样的人，一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讪笑，而且还可能给国家带来耻辱和损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一个本不善于吹笛的人却吹嘘自己善于吹笛，这个恶劣的吹笛家和狂妄的吹牛家在花费了很大一笔资财之后，不仅毫无收获，而且还给自己带来耻辱，使自己的生活沉重、无用和可笑。苏格拉底进而指出，政治家应有治国本领，让那些吹牛政客来治理城邦是非常危险的，这就像“一个人没有必备的知识而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他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19]。

色诺芬说，苏格拉底还以同样的方式证明，一个本不是富有、勇敢或有力量的人，而表现成这样的人，是毫无用处的。他称那些用说服的方法向别人借得银钱或财物而不肯归还的人是个不小的骗子，但他认为最大的骗子是那些本来没有资格，却用欺骗的方法使人相信他们有治国才能的人。苏格拉底十分严肃地说：“人们把他们所不能胜任的任务加在他们身上，当他们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的时候，人们对他们是不会客气的。”[20]

苏格拉底曾和小伯里克利谈论使雅典人恢复他们古代精神和雄心壮志的方法。他指出，应该用先人的丰功伟业使他们受到激励。在过去，没有一个民族像雅典人那样为他们祖先的丰功伟绩而感到自豪；很多人受到激励和鼓舞，培养了刚毅、果敢和为祖国甘冒一切危险而不辞的精神。然而，雅典在取得卓越成就之后，由于疏忽大意而变得落后了。要恢复雅典原有的辉煌，政治家们不应只靠花言巧语来煽动民众，而必须有真才实学。苏格拉底在同小伯里克利的对话中谈到，对于竖琴演奏者、合唱演员、舞蹈演员、摔跤家或角斗家，一个不具备必要知识的人是不可能企图指挥他们的，凡能指挥这些人的人都能说出他们所擅长的这种技能是跟谁学来的；而我们的大多数将领并没有经过事先的学习。苏格拉底在同绰号“美男子”的政治青年尤苏戴莫斯的对话中，批评了雅典人对于政治专业知识学习的忽视：“雅典人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学过什么，即使我听到过什么人在言论和行动方面有所擅长，我也从未找他们谈谈。我从来没有打算从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们中间请谁来做我的老师。恰恰相反，我一直避免向任何人学习。尽管如此，我却要按照我随便想到的，向你们提出忠告。”[21]接着，苏格拉底把这段话与那些并没有学过医术，却被城邦要求担任医药工作的人做了类比。他说，这些人会以这些词句开始自己的求职演说：“雅典人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学过医术，也没有找过任何医生做我的老师。因为我一直避免向任何医生学习，甚至避免给人一种学习的印象。尽管如此，我还是求你们派给我一个医生的职务，因为我将试着在以你们为试验品的过程中进行学习。”[22]苏格拉底的无情讽刺使得所有在座的人都哄笑了起来。应该说，苏格拉底的这些话虽有戏谑之意，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深刻反思。

苏格拉底作为热爱雅典城邦的公民，作为奴隶主阶级中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敏锐地觉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已造成希腊城邦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的解体。苏格拉底从精神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反对那种人人当家做主的雅典式极端民主制，要求把城邦事务的管理大权交给对政治确有真正才能的政治家，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理想国家。苏格拉底对伯里克利时代末期以来的雅典民主制的蜕变是很不满的，他批评用豆子拈阄的办法将不懂政治的人选出来管理国家有极大的危害性，但是他并不全盘反对民主制，而且明确反对僭主制政体，对由斯巴达势力支配的雅典“三十僭主”专政十分厌恶。他既反对贵族寡头政治，也抨击政客利用民主制度操政弄权：“圣主和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拥有大权和王位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等的人，更不是那些用暴力或凭欺骗手段取得政权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23]他的理想是贤人统治，但不是波斯帝国的专制皇帝，而是由德才兼备的贤人执掌权力，以法治邦。因此，苏格拉底要培养和造就有专门知识和德行的人。

整个雅典古典时代的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培养适合时代需要的政治领袖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又分成两个派别：一是继承智者传统，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修辞教育论者，其培养目标是演说家；另一派就是苏格拉底倡导的以培养政治家为目标的哲学教育论者。苏格拉底喜欢和青年交往，他在雅典的街头巷尾、竞技场所高谈阔论时，周围常常簇拥许多年青子弟，如何教育青年培养他们的美德是他的谈话主题。他想用他的哲学塑造年青一代，在他们身上寄托他的理想。当智者安提丰问他自己为什么不从政时，他坦白地剖明心迹：“安提丰，是我独自一人参与政治，还是我专心致志培养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治能起更大作用呢？”[24]因此，不参政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深深地介入了政治，他的活动起了现实的政治影响，他将复兴雅典的理想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他对青年的影响日益增大，自然触犯那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政治权贵，导致他被指控为“败坏青年”，以至于被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