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平与教育活动

苏格拉底（Socratēs，前469—前399），希腊哲学家。他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士。他出生和成长在雅典帝国的鼎盛时期，当时的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苏格拉底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曾向阿尔刻劳学习过自然哲学，也向不少的智者大师如普罗塔哥拉等求教过，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这对他研究人与社会，学会思考和辩论的艺术有很大作用。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与当时雅典的学者名流已有较多交往。在交往中，他才智崭露，声誉渐起。

在他30多岁时，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苏格拉底直接参加过3次战役。在作战中，他英勇果敢，吃苦耐劳，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拯救落难战友，表现了为城邦不惜牺牲的爱国精神。

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社会历史的转折点，是雅典城邦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关键。战争使全希腊的政治、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度混乱。霸主们公开宣扬血与火的杀伐，声称弱肉强食就是“正义”和“公道”。斯巴达打着“解放希腊，帮助诸邦摆脱雅典统治”的旗号，雅典则喊着“为帝国利益而战”，实际上双方都**裸地奉行霸权政治原则。政治动乱又使希腊人精神世界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和危机，人性普遍堕落，希腊的传统道德陷于崩溃。

面对处于灾难和衰落的祖国，作为热爱雅典城邦的公民，作为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不仅用自己的身体，更用自己的头脑——用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教育实践，企图挽大厦于将倾。他认为，造成雅典面临巨大危机的根源，是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因此，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引导人们追求和认识道德的善，由此才能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复兴雅典乃至全希腊。关于这一点，他在自白中说得非常明白。

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并且热爱你们，但我将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而且只要我还有生命和气力，我就不会停止哲学的实践和教诲，劝勉我所遇到的你们之中的每个人，照我的方式对他说：你，我的朋友，伟大、强盛和智慧的雅典城邦的一个公民，你只专注于积累大量钱财和猎取声誉，却毫不关心和留意于智慧、真理和灵魂的最大改善，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如果这人说：是啊，可我是注意的呀！这时我就不离开他，也不让他走开，而要来回地盘问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无美德，只是口头上说他有，我就要责备他忽视了最宝贵的东西，倒把无价值的东西看得非常重要。我要把这些话反复地对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去讲，不管他年轻还是年老，是公民还是外邦人，但是特别是对你们这些公民们说，因为你们是我的同胞。要知道这是神的命令，我相信，在我们国家里再没有什么比我对神的服务是更大的好事了。因为我所做的事情只是到处去劝说你们，不论老少，不要只考虑你们个人和财产，首要的事是要关心灵魂的最大改善。我告诉你们，金钱不能带来美德，而只有美德才会带来金钱和其他一切好事，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好事。这就是我的教义。[1]

这就是苏格拉底自觉认识到的他的使命，他把它理解为神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引导他在城邦内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启迪理智，改善人的灵魂。这种使命和对这种使命的自觉认识，是他的生活与哲学的全部宗旨所在，成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这使得他的哲学并不是一种迂腐的道德规劝，而是一种对时代精神的反思与批判。他曾把自己比作神特意赐给雅典的一只“牛虻”，刺激、惊醒日趋懒惫的，像一匹硕大又喂养得很好的马的雅典，使它从昏睡中醒来而重新奋发。

面对雅典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苏格拉底认识到，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教育青年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苏格拉底从30岁开始，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公众上，特别是对青年的教育上，历时近40年。苏格拉底一生虽然从未创办过有固定校舍的学校，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传统意义上的民众教师。

苏格拉底以造就有德行、有智慧的治国人才为己任。他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事业“对于人类有最大好处”[2]。苏格拉底曾自谓“我一生从没有过宁静的生活，我从不关心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如政治、秘密结社、结党等在我们城邦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3]，而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过程中，苏格拉底的教学没有一定的对象，更没有固定的场所。他的门人中既有贵族派，也有民主派；有本邦人，也有外邦人；有政治家，也有将军。从青年到老人，从富人到穷人，无论是普通的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是他的教育对象。他教无定所，体育馆、广场、街坊、商店成了自然的教室。苏格拉底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4]比如，尤泰鲁斯就是一个“不得不亲手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5]的雇工。画师帕拉西阿斯、雕刻匠克雷多、制造胸甲的皮斯提阿斯都成为他的教育对象。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他和人谈话时，常常目光炯炯，似能穿透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超人的才智和内在的精神美。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描述苏格拉底善豪饮，当众人喝得醺然酩酊时，他尚能清醒地侃侃而谈，但他日常生活极为节制，绝少饮酒。他以自制、节俭、刻苦追求学问和诲人不倦为生活准则，鄙视智者以出售知识为生财之道。当时雅典贪婪敛财、奢侈靡逸之风日甚，苏格拉底却以其俭朴、刚健、正直、英勇的人格，在雅典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道德楷模，使他的教义更具感召力。

苏格拉底对希腊未来有高度的责任感，他把城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希望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有德行、有知识的人。苏格拉底热爱青年，并善于对青年人的资质和品行进行鉴别。他通常通过他们学会注意的事物的速度，他们对于学得的事物的记忆能力，以及他们对于学习一切有助于管理好家务、庄园、城邦和成功地处理人类事务的知识的渴慕程度来判断青年人的才能和品质。针对青年人身上存在的不同情况和特点，苏格拉底教育青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那些自以为禀赋好而轻视学习的人，他就教导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他认为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的时候加以驯服，就会成为最有用、最骁勇的千里马；但如果不加以驯服，则始终是难以驾驭的驽才而已。苏格拉底认为，青年人受到好的教育就能成为优良有用的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们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以猎犬为喻，品种最优良的、最经得住疲劳的、最善于袭击野物的猎犬，如果经过良好的训练，就会最适于狩猎，而且最有用处；但如果不经训练，就会变得无用、狂暴，而且最不服使唤。教育、培养青年也是这样。苏格拉底指出，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的、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是，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禀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

苏格拉底和当时活跃在雅典的智者派虽有表面上相似的地方，但与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智者派教人要收取学费；他却分文不取，把教育人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他是一位不收酬金的义务教育家、知识的无私奉献者。色诺芬回忆说：“尽管他（指苏格拉底——引者注）接待了许多希望听他讲学的人，其中有本国公众也有外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讲学而向任何人索取过报酬，而是以其丰富的学识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6]对受教育者，他不仅不收取报酬，有时还愿意最大限度地奖励、资助那些愿领受他的教益的人。从教学内容上来看，智者派侧重雄辩术、文法、修辞；苏格拉底的教学内容重视道德、智慧、治国才能的培养，目的在于教人怎样做人。

苏格拉底这只“牛虻”企图用他的哲学和道德原则来改造希腊人的思维和精神生活。这种独特的精神与当时雅典人所奉行的政治及生活规则产生了严重冲突。苏格拉底认为，从政必须以正义为准则，雅典之所以陷入无穷动乱和灾难之中，都是因为人们只追逐金钱、地位，丧失了美德之心和善。所以不管什么人、什么政体，只要言行不合正义，都会遭到他的批评。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和贵族政治都持独立不倚和批评的态度，招致了当权者的仇视。他虽逃脱了“三十僭主”的迫害，却在民主制恢复时遭到了杀身之祸。

公元前399年，他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控告。苏格拉底恪守自己的哲学使命和原则，在法庭上，他不畏惧，不求饶，侃侃而谈，申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他不仅严正地为自己辩护，而且继续针砭雅典时弊。被判处死刑后，他的朋友和学生劝说并帮助他越狱逃走，被他坚决拒绝，因为他认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自己应遵守雅典的法律，这是他不能违背的。所以他视死如归，在临终前仍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他饮鸩就刑，用自己的生命和哲学实践捍卫了自己的使命和人格。“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这句话历经两千多年，今天读来仍令人潸然泪下。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历来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这是雅典人做的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连“三十僭主”都不敢向他下毒手，而民主制恢复后却将其害死。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活动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同当时雅典社会传统的政治、宗教、道德观相冲突的。他用“认识你自己”代替神谕，提倡理性原则及人的自我意识，批判雅典传统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规则，这些都威胁到维系雅典城邦的政治、伦理和宗教原则，因此，他被判罪是必然的。黑格尔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论述了苏格拉底的悲剧性质，他指出：

他的遭遇并非只是他本人的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它不过是借此事件，借苏格拉底表现出来而已。这里有两种力量在相互对抗：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我们可以用抽象的方式将它称为客观的自由……另一个原则同样是意识的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是主观的自由，这是那教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它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7]

上述黑格尔的看法，一反前人对苏格拉底之死事件的单纯道德评价，而做了较为深刻且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当代美国新闻工作者I.F.斯东在70岁高龄之后，穷十年之劳，写出了《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斯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之死在于他的学说与雅典民主政体的矛盾，而矛盾体现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即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什么是美德和知识，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苏格拉底与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腊人都有着较大的分歧。

应该说，苏格拉底的哲学和道德思想旨在维护雅典奴隶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基本上符合古代希腊奴隶社会的基本要求。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公民早已被战争、政变和政客争权夺利弄得晕头转向、意乱神迷，已不能体察“牛虻”的使命和善意。苏格拉底被他苦苦眷恋的城邦处死，这不仅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雅典和希腊的悲剧。

苏格拉底没有任何著作，他的思想在与别人的对话中表达。今人主要通过他的两个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来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色诺芬是历史学家，在《家政篇》《辩护词》《宴会集》和《回忆录》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图的对话多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但一般认为，只有他的早期对话基本上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其中尤以《申辩篇》《克力同篇》《尤息弗罗篇》《拉刻斯篇》四篇对话为主，记录了他与苏格拉底在审判期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