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个热爱读书的皇帝，他曾经说：“我从八岁开始阅读典籍，每天都与讲师讨论典籍，并抒发议论，并不敢因为内容晦涩而停下，也不敢因为外界之事而放弃读书，始终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康熙读书之勤奋，而在诸多的典籍学说中，康熙最为推崇的是陈朱理学，尤其是朱熹的学说，康熙曾说：“一生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所做何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下了一道谕旨：“我喜欢读书，且喜欢背诵出来，我经常看到历代文人们注释的义理词句中有欠缺的地方，会被后人批评，但只有宋朝的大儒朱熹对群经进行了注释，阐述了经书中的道理，他的著作和编纂的图书，都很精确，说理也中正透彻，迄今为止虽然已经五百余年，但是依然无人敢妄加批评，我认为自从孔孟之后，朱熹是在这一方面造诣最高的人。”康熙在位期间，他曾将朱熹升配大成殿东序得第十一哲，从此以后，朱熹被抬高到空前的历史地位。

对于朱熹的评论，康熙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在朱熹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忠君爱国的告诫，文章言论中充满了浩然正气和宇宙间的大道理，我阅读朱熹的书，能清晰地感受到书中的道理，如果我不读他的书，是无法了解到天地之间还有这么多自然的道理，也不可能将国家治理得如此兴旺，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仁政，也不可能天下太平。”

对于书中的经验和理论，康熙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应用，如果对大清的统治有帮助的，他会大力提倡，而如果是不利的，则会曲解书中的点，让这些言论符合清朝统治，这样能帮助自己更好地控制臣民的思想。对于书中提到的忠君思想，康熙会大力宣传，同时，他还将元朝统治时期的妥协思想发挥到极致，将其作为清朝统治的思想工具，而对于理学中对清朝不利的言谈和反对夷狄的思想干脆避而不谈，这一套思想能完全将清朝入关说成顺应天道，将清政权说成得到天下正气的正义之师，如果有人反抗，就是大逆不道、违背天意。

为了充分利用理学作为思想的统治工具，同时为了笼络人心，康熙不但自己勤奋阅读，还要请当时的大师们和自己探讨理学的问题，康熙在教育子女时也经常用理学大师们的理论，也将陈朱理学中的注解作为各级学校和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

从某种程度上说，康熙推崇陈朱理学并不完全是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康熙一生都在追求君子之道，讲究慎独的行为准则，而这一点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对于理学，康熙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理的存在形态，康熙说，“夫理，语大，乾坤莫能载；语小，乾坤莫能破。”理的存在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所不在而变化无穷。“散之万物，归于中。”“理具于万物之中，同时万物之理又统一于天理。”“日用平常见于事物者，谓之理。”理存在于人们生活之中，这样，人就有了明理的可能性。明理的方法就是格物致知，“非格物致知，穷其理之至当者，即理在眼前而不识也。”

康熙虽大力推崇理学，但由于理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停滞不前，因此，理学逐渐衰落下来，随着清朝初期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随之带来的是人们的思想水平的提升，陈朱理学随之衰落。

陈朱理学的衰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空谈之风盛行，道学家们言行不一致，他们一边倡导修身养心，另一边又成为豪强恶霸欺压百姓，表现出极其虚伪的一面；

第二，当时的理学家们喜欢阿谀奉承、拍马屁，道貌岸然；

第三，随着清朝的发展，理学并没有进步，而是停滞不前，根本没有一点创新，逐步走向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