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绝境之地，容不得人去三思而行，“生死时速”，拿出勇气和魄力，也许困难和机遇一同来临，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迫不得已之时，压大注，也许前面闪耀处，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1、韩信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
巍巍太行山，屹立在河北平原西侧。险要的娘子关扼守着由山西高原中部通向河北平原的门户。娘子关东部的井陉口，又是东出的咽喉。井陉周围，地势高峻，中间低洼，其形似井，故名。井陉是太行山八陉之一。一条发源于太行山中的叫绵蔓水的河流从井陉口旁边流过，掀起白色的浪花，向前方流去。
正是深秋时节，霜叶遍野，丛山如染。汉将韩信与张耳率兵3万，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中向井陉挺进。这是公元前205年10月，韩信进击代国，重创代军，攻克太原后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其矛头直指位于河北平原的赵国。
赵国王歇和赵将陈余得知汉将正向井陉口杀来，连忙集结20万大军于井陉，准备堵击汉军。赵军占据有利地形，背依抱犊寨山，面对绵蔓水，扎下营寨，构筑堡垒，以逸待劳，准备与汉军决战。
这时，谋士李左车对赵将陈余进言说：“韩信横渡黄河，俘虏魏王豹，活捉夏说，现在又企图灭亡赵国。韩信乘胜远征，锐不可挡。但是我听说千里运送军粮，军队就难免挨饿。井陉口道路狭窄，战车不能并行，骑兵不能成列，汉军一定有粮车跟随在队伍后面。请允许我带精兵3万人，从小道截击汉军的运粮车辆，你利用深沟高驿坚守不战。汉军前进没有作战的机会，后退没有回去的道路，加上军粮断绝，不出10天，就可以拿到韩信、张耳的头颅了。”
“讲信义的军队不用诈谋奇计。”儒家书生出身的陈余不但迂腐，而且十分自负，“韩信号称数万人，其实不过几千人。他们远道而来，已经是疲惫不堪了。面对这样的敌人都不准备迎战，如果遇上强大的敌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让其他诸侯说我胆怯，从此轻易地来侵犯赵国。”于是，陈余拒绝了李左军的正确建议，决定迎击汉军。
韩信侦知赵军20万大军已严阵以待，率军行至距井陉口30里的地方扎下营寨。韩信自知自己兵力单薄，又经过长途跋涉，兵困马乏，不用奇计，是难破赵军的。于是，韩信率少数随从，到赵军阵地前沿去察看地形。韩信登上一处高地，举目远望，只见绵蔓水对岸赵营连成一片，旗帜飘扬，营寨坚固。赵军大营的翼后是抱犊山，高大险要。赵军依山面水布阵，占尽地利，防守几乎无隙可击。“按着常规，是无论如何突不破赵军由20万大军组成的防线的，必须打破常规，以奇致胜。”韩信这样想着，目光反复地扫视着前面的绵蔓水，心头豁然一亮：“列背水阵。将士们将被置之死地作殊死的战斗。同时偷袭敌军大营，扰乱敌军指挥，动摇敌人军心，乘赵军混乱之机歼灭赵军。”
主意已定，韩信立即调兵遣将。韩信令灌婴挑选2000名精锐骑兵，每人手持一面汉军的红色旗帜，当夜从小路迂回到赵军大营侧翼的抱犊寨山，隐蔽起来，等待次日赵军离营追击汉军的时候，冲入赵军营寨，把汉军的红色旗帜树立起来。韩信又派1万人前出隘路渡过绵蔓水，在河东岸列背水阵，诱敌来袭。
部署完毕，已是拂晓时分。
“主帅，是否下命令埋灶做饭？”副将张耳问。
“等歼灭了赵军，我们再吃早饭吧。”韩信回答。
“主帅，你坐阵营寨，我率军去进攻。”张耳说着就要披挂上马。
“赵军已占有有利地形，如果见不到我的帅旗，是不肯出战的，唯恐我军主力撤退，我要亲率大军挑战诱敌。”韩信说。
于是，韩信下令树立起帅旗，擂动战鼓，向井陉口急进。汉军将士听说赵军人多势众，无不忧心忡忡，只有韩信十分自信，骑在战马上，显得轻松自如。
汉军的鼓声在山间回**。韩信的帅旗在霞光中格外显眼。赵王歇和赵将陈余见此情景，便认为歼灭汉军主力的时机就在眼前。于是，迅速地列阵相迎。
两阵相对。陈余拍马向前，指着韩信大叫：“我20万大军在此恭候多时，韩信快来受死！”不等韩信答话，张耳便双腿一夹，战马向前冲去。两将相接，刀枪并举，大战30回合不分胜负。这时，张耳越战越勇，险些一枪将陈余刺下马来，忽想起韩信叮嘱的诱敌任务，便虚晃一枪，调转马头，佯败而走。韩信和张耳率军边战边退，一直退到绵蔓水东岸汉军事先置好的背水阵中。
陈余自恃人多势众，挥军掩杀过来。追到绵蔓水边，见韩信背水列阵，犯了兵家大忌，心中暗喜：“韩信啊，韩信！你死到临头了。传说韩信能征善战，其实不过如此。难道就不知道背水列阵是自陷死地吗？”于是，命军士拼命擂鼓，赵军象潮水一样向汉军的阵地冲击。
汉军在撤退途中，故意抛弃旗鼓和随身带的物品，一付兵败如山倒的样子。赵军全军出动，一路上不断争抢汉军丢弃的物品，一直追击到河边。汉军退到河边，见前无退路，后有追兵，不得不反转身来，作殊死地战斗，一时间，竟对抗住赵军的冲击。
赵军倾巢而出，去追击汉军。这时，埋伏在抱犊寨山上的汉军2000名骑兵，猝不及防地驰下山来，冲进赵军空营，迅速将赵军的旗帜全部拔去，换上汉军的红色旗帜。赵军营寨上的汉军红旗沐着朝阳，迎风招展。
双方正在激战之际，赵军将士发现自己营寨内尽是汉军旗帜，以为汉军已经攻破赵军的大营，顿时人心慌乱，溃不成军。韩信见赵军阵势动摇，立即指挥汉军，大杀回马枪，与劫营汉军夹击赵军。赵军20万人马失去组织，失去精神支柱，被汉军冲得七零八落。赵王歇和赵将陈余收拾残兵败将向邯郸退却。
这时，韩信整顿兵马，追击仓惶逃跑的赵军。在削北（今河北省高邑县）追上，斩杀了陈余，活捉了赵王歇，从而平定了赵国。
战后，大家都向韩信贺功。
有人问道：“兵法上说，右边背着山陵，则左边对着川泽，要背山临水。而今天将军背水为阵，竟然打了胜仗，这是什么战术呢？”
韩信说：“兵法上不是也说‘将士卒置之死地才能绝处逢生’吗？况且我韩信指挥的军队，并不是我平素训练很有素养的将士，这就是所谓的驱逐一群老百姓去打仗。这种情况下，只能将他们置之死地，让他们各自为战、奋力求生，如果把他们安置在易于求生之处，他们就可能都逃跑了，我还怎么用他们来打仗呢？”
有时候，事件的发展趋向似乎相同，但是，具体的情势却有很大的区别。这并不是说，事情的本身有什么大的差别，而是因为时势已发生了变化。
事物的好与坏、利与弊绝不是脱离它周围的时势环境的，时势的变化甚至可能改变一件事物的性质。我们对一件事物的考察，不能只着眼于它的本身，而要从大处从全局俯瞰，看它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势之下，再做决定。
许多的传统经验主要是就一般情况而总结的，由于用的时候较多，往往使一些人认定为绝对经验，而在任何时候都不加思索地运用。殊不知，时移势易，用之无效了。
韩信攻赵，背水为阵，虽不合兵法，却因活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而能大破赵军。所以处事时须因时机而随时变通，不可千篇一律，拘泥不变。以免作了“刻舟求剑”之人，让世人笑话。
2、项羽破釜沉舟，绝处得以重生
公元前208年12月，赵军驻守在巨鹿（河北平乡县西南）一方面加强防守，一方面向楚、燕、齐等国求援。秦军仗着兵多粮足，想很快攻破赵国，攻城的部队打得十分猛烈，而城中的赵军由于兵少粮尽，形势非常危急。赵国大将陈馀率领几万人马驻守在城北。相国张耳的儿子张傲率领一万多人，和先后来救援的齐军、燕军都在陈馀的附近扎下了营寨，修起防御工事。但是，他们惧怕强大的秦军，都互相观望，谁也不敢出去应战。有一次，陈馀硬逼张耳交锋，张耳派出五千人去打秦军，结果全部被秦军消灭。这样，各国的将领更惧怕秦军了，都等待救援的楚军到来。
项羽在山东的曹县杀了宋义之后，威振楚国，名闻诸侯。加上怀王任命他做上将军，又收编了英布和蒲将军的部队，更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决心尽快救赵伐秦，干出一番事业来。他派英布和蒲将军带精兵二万做先锋，迅速渡漳水，让他们先切断秦军运粮的通道，把章邯和王离的军队隔开，以便各个击破。英布和蒲将军得令出发。但一渡过漳水，便遇上阻击的秦军。原来章邯听到楚军渡河，就派两员大将带领几万士兵前去阻拦。一个叫司马欣，一个叫董翳。这两员大将哪里是英布和蒲将军的对手，一交锋就大败而退。
项羽派这两员猛将只是作一次试探性的进攻，他是想摸清秦军的实力后，再作全面性的攻击。同时，也想先以小的胜利鼓起自己部队的士气。
使秦军本已低落的士气更加振作不起来。另外，派小股部队先过河，在渡河时受到敌军进攻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一旦这一支小部队渡过河去并站稳了脚跟，大部队再过河也就不成问题了。
章邯并没有对这一场战斗的失利重视起来。他应该马上派重兵守住渡口，不让项羽的大部队过河，然后以优势兵力围歼英布与蒲将军的两万人马。先声夺人，可以给楚军一个下马威，又使楚军渡河发生困难，也可以让诸侯部队的心理压力更大，使他们无人敢与项羽一起对秦军发动进攻。
但是章邯并没有这么做。
章邯正在想尽一切方法引诱诸侯的部队与他作战，他怎么会不放项羽的人马过河来呢？
自从章邯围困巨鹿以来，诸侯的救赵部队虽然很多，但是包括驻扎在巨鹿城北的陈馀的部队，没有一支人马敢于向章邯的部队发起进攻的。章邯早就有心进攻诸侯的部队，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他一旦对诸侯的部队发起进攻，他们立即会溃逃。
章邯并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后果。这些部队虽然名义上是救赵，但是对他对赵国的进攻也没有任何影响，为什么不让他们呆在这里呢？他们如果不在这里干呆着，而是去别的地方进攻秦国的什么要地，岂不是更麻烦的事。能吸引这么多人马在这里发挥不出一点作用，这可是章邯求之不得的事情。
章邯看着那么多的诸侯王的部队，他更大的希望却是消灭其中的一部分。但他们不主动进攻，章邯也就不能主动进攻他们：这种心理是微妙的，只有章邯知道其中的秘密，其他人都是陪着章邯消遣的人。现在项羽的部队发动进攻，章邯感到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吃掉一部分了，他不愿意打草惊蛇，以至项羽带他的主力部队不肯与章邯的部队作战，也像其他诸侯的部队一样，在附近驻扎下来。
项羽与他的大部队顺利地渡过河来。
项羽在河岸边发出一道命令：每个士兵准备好3天的干粮，砸毁军中所有的做饭用具——釜，把帐篷烧掉，把渡河用的船一律凿沉，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名的“破釜沉舟”。
项羽心中比谁都清楚，项梁的死，在楚军将士的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们对秦军也有一定的惧怕心理，只不过不像其他诸侯的士兵那样严重而已。这种心理如果不消除，指望着他们对付比自己实力强大的秦军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这种心理又不是短时间内能用教育工作克服的。于是项羽作出了一种不胜必死的姿态来。他是要用死亡威胁每一个士兵，以便他们可以拿出所有的勇气来战胜他们所面临的死亡。
当人经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他可以迸发出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潜力。
人身上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关键在于如何把它全部激发出来。
望着焚烧帐篷发出的袅袅青烟，看着河里慢慢沉下去的船只，楚军将士们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心情。他们到底是去战斗，还是去送死，还是自杀呢？
项羽得知英布和蒲将军已占领了漳河对岸，就率全军渡过漳水，把营帐扎在河边。围攻巨鹿的秦将王离，听说章邯派出阻拦楚军的司马欣和董翳被打得大败而逃。便留下大将苏角、涉间继续围住巨鹿。自己带领一支兵马前来迎击。他一见楚军把军营扎在河边，忍不住哈哈大笑，说：“项羽算个什么上将军，连一般的兵法都不懂。河边扎营哪来退路？打了败仗都退到水里去喂王八吧！”王离自命不凡，根本不知道楚军这样扎营的决心，因为楚军只想如何进军，做好了即使战死也不后退的打算，何必去想退路？王离拍马出战，项羽根本不把王离放在眼里，不打算亲自出战，问左右说：“哪员出阵？”英布应声而出。项羽点头同意，英布飞骑而上。只一个回合，王离便拨马而逃。只见项羽一挥手，楚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了过去。秦兵死伤无数。王离只带少数人马向章邯那里逃去。项羽一看追不上王离，便鸣金收兵。第二天，项羽突然传下令来，让全军迅速凿沉所有渡船，砸碎锅灶，烧掉营帐，每人只带三天的干粮，准备轻装进军。众将不解其意，项羽说：“这次救赵伐秦，非同一般作战。我要让每个人抱定必死的决心，绝不留丝毫后退的打算，非如此不能取胜！”众将领由此看出了项羽的决心和勇气，都深受鼓舞。士兵们也受到感染，决心死战，不获全胜，绝不生还。
章邯先是听到司马欣和董翳战败的消息，接着又是王离大败归来，继之又听说楚军破釜沉舟，要和秦军决一死战。心想项羽这次来势凶猛，必须谨慎对待。他召集将领们说：“项羽十分厉害，我们两次阻击都未成功，千万不可小看这次战斗。我已经考虑好了，我们把所有的人马分作九路，按一定的布局列好阵势，各阵力战，相互接应，我亲自先去和项羽对敌。”
章邯看各路人马已经入阵，便亲自出阵挑战。但楚军越战越勇，所向无敌。战场上杀声震天，山崩地裂。秦军布好的几路兵马，不长时间已有三路溃不成军。常言道，兵败如山倒，秦军败退时自相践踏，死伤大半，各路将领无心恋战，只顾逃命。秦将王离被生擒活捉。
楚军锐不可挡，三天里连续打了九仗。仗仗获胜，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秦军死伤遍野，其余大部分四散逃命。将领有的被杀，有的逃走，只在乱尸中寻见了大将苏角的尸体。大将涉间一看秦军如此溃散，九路兵马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般，也料定难以活命，就在营中放了一把火，自己也活活烧死在里面。这次战斗，楚军击溃了秦军主力，士兵死伤大半，解救了赵国，取得了臣鹿之战的伟大胜利。
秦将苏角战死，王离被俘，看到战局无望，秦将涉间自焚而死。
也许这是秦同在灭亡以前所进行的最悲壮的一场战斗。当章邯率领着残部从战场上退下去的时候，也就宣告了秦帝国从此也就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退了下去。涉间的历史我们虽然无法了解到，但显然，他是一个明智的人，他从自己部队的后退中看到了大秦帝国在地平线上消失，他既不愿意承认战争的失败，更不愿意看到帝国的灭亡，当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时候，他宁可不让自己再见到下一次的日出。
秦军自出关作战以来，第一次失败得如此之惨，也第一次失败得莫名其妙。——仅仅是败于楚军的进攻之下，其他十几路敌人还都没有参战。
秦军士兵第一次产生了对战争的惧怕心理。
但是赵军却重新鼓舞起了士气，因为巨鹿之围终于被楚国打破了。
战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一直是秦国的部队，或者说是章邯领导的部队，对反秦武装主动发动进攻，是秦国的部队占有优势，左右着整个战局的发展。巨鹿之战以后，则变成了诸侯王的部队，或者说是项羽领导下的楚军在战场上占居着优势地位，他们开始主动向秦军发动进攻。
巨鹿之战，是灭秦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也是项羽一生中军事指挥最出色的一战，项羽的用兵方略是十分成功的。
巨鹿之战的胜利，是项羽稳固自身地位获得最高指挥官的最佳表现。出兵救赵时，他不过是宋义手下的一名战将，而现在他成为一个主帅。地位并不需要项羽特意地追求，就随着他的胜利一起降临到他的身上。
3、董宣一硬到底，见了皇帝不磕头
东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年轻守寡，所以汉光武帝对她特别优厚。有一次湖阳公主的仆人在外面杀人，逃匿在公主的行宫中。负责追缉的捕快到湖阳公主宫中谈判，想要捉拿犯人。但是犯人藏在公主宫中，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更不能闯进去拿人，捕快们都觉得很棘手。
当时的洛阳令董宣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打定了一个主意，趁这个仆人陪同湖阳公主外出的时候，把仆人从车上拉下来打死。公主看了非常生气，立刻到汉光武帝面前告状，汉光武帝看到自己最敬爱的姐姐遭受这种待遇，大为愤怒，立刻下诏诏见董宣，准备赐死。
董宣来到殿前，不慌不忙地辩解：“皇上，你饶恕了罪证确凿的犯人，怎么能向天下昭示法律的尊严呢？不过微臣也知道对公主无礼，应该陪罪，用不着皇上处置，微臣现在就以死谢罪。”
说时迟那时快，董宣就把脑袋撞向宫殿的柱石。皇上听董宣说得有理，却碍于在湖阳公主面前不好交代，正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想到一个主意，立刻叫左右近侍压住董宣的头，要他向湖阳公主陪不是，了却这件事。
董宣却把两个手按在石柱上，死也不肯把血淋淋的头低下来向公主陪罪，硬是挺直脊梁，弄得满脸通红。汉光武帝莫可奈何，只好说了一声：“董卿的颈子真硬。”
随即命令董宣退下去，心中却很赞赏董宣的刚直和节操，并以三万钱奖赏他。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汉光武帝一下处在了两难境地。一边是亲情所系的敬爱姐姐；另一边是为维护其统治而秉公执法的臣下。情与理孰轻孰重，让当事者一时难以作出明确决断。作为古代封建皇帝的家天下，我们很难要求其斩断亲情，绝对偏向法和理。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作为皇帝的汉光武帝，以“明罚暗赏”的谋略技巧来处理此事，的确不失其高明之处。这既给了湖阳公主面子，从而维护了姐弟之情，又挽救了属臣的一条命，并通过“暗赏”施恩于受委屈的部下，以特殊的媒介“三万钱”，无声传递着一种赞许或歉意。至于该案例中，或湖阳公主或洛阳令董宣，各自的偏颇就不多加评述了。
在现代处世关系的活动中，类似于该案例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如，当组织成员与外界发生冲突之时，为了维护组织整体的形象和利益，组织领导者极有可能首先“责罚”属下。即使是明知“错罚”，但为了对付危机顾全大局，也要这样做。这犹如有的家长，当自家的孩子与邻里孩子发生冲突后，为了不扩大事态及因孩子波及家长之间的关系，总是采取先“罚”自家人的做法，待紧张空气得以缓和再关起门来，明辨是非、“昭雪冤屈”。当然，“明罚”之后切不要忘记“暗赏”，即使是没有实物奖励，几许安慰宽心话也总应该有。这样，你才能与下级获得心理上的沟通，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才能得以在以后树立起“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威信。
4、逆境逃生，状元实业救国大翻身
中日甲午之战，终于以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而告结束，日本还借此取得了在中国办厂的权利。为了抵制签约造成的恶果，中国掀起一阵阵设厂自救的风潮，一些封疆大吏亦有招商承办工业的动议。1895年10月，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清廷，请准许苏州、通州等地在籍京官于当地招商集资办厂，以抵御外国资本在这些地区的渗透。张之洞将在苏州，办厂之事委托给了因母病回籍的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通州办厂之事遂交让张謇承担。十分巧合的是陆润庠、张謇都是状元出身，因而长江南北一度众口皆谈“状元办厂”之事。
张謇作为新科状元，奉命集资办厂，又有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扶持，这条件本是够优越的了，按说企业应该能一帆风顺地兴建起来，然而一接触到严峻的事实，张謇原有的乐观情绪便立即烟消云散。
张謇在通州、海门、上海等地穿梭往返两个多月，才说动了潘华、郭勋、樊芬、刘桂馨、沈燮均、陈维镛等人，组成了筹办纱厂的董事会。经过会商，他们决定厂为商办，预计需集股金60万两。潘华、郭勋、樊芬三人为上海方面的董事，负责筹集股金的2/3；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三人皆是通州、海门一带的花布商，为通州方面的董事，负责筹集另外1/3的股金。由潘华、郭勋总管银钱，并承担购纱机2万绽等事宜。张謇“自任通官商之邮”，负责官府与商董之间的联络。初步榷商后，张謇将这项规划交张之洞审核，并奏部立案。
1896年春，张謇选中了通州城西15里的唐家闸陶朱坝作为厂址，随后开始购买土地，建造栈房。仅此两项，已用尽通董当时所集的全部股金2万两，然而上海方面的股金却分文未见。原来潘华、郭勋根本就没积极开展集股工作。樊芬、陈维镛见此情景，都打了退堂鼓。
订约不过半年，六个董事中两个不积极筹款，两个毁约而去，工程刚刚开始，股金却已告罄。而作为纱厂主要生产资料的纱机还毫无着落，使张謇在迈向实业救国路途的启步之始，便罩上一层不祥的阴影。出师不利，并没使张謇沮丧和畏缩。数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使他性格超乎寻常的坚毅，也正是这种超人的坚毅，使他能在屡颠屡蹶之后，总是奇迹般地迎来转机。他推荐增补通海一带的典当商蒋锡绅和木商高清入董事会，希望主要以通海一带的商人绅士为集资的主要依托。但通海一带腰缠万贯的大户并不多，特别是因为地处僻壤，风气未开，人们不敢将自己的钱财轻意投入前所未有的新式工业。加之当时上海的民族纺织业十分不景气，又盛传湖北、江苏的许多纺织厂股息都付不出来，因此人们一听到劝入厂股的，便唯恐躲避不及。完全商办纱厂的方案成水中之月，张謇只好另寻途径。
恰巧此刻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嵩庆，正为一批锈损的纺机无法脱手大伤脑筋。原来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时，下属南洋纺织局曾向地亚士洋行购买了纺机4万余绽。这些纺机连同锅炉引擎早已运到上海，却一直没有开封启用。到刘坤一接替张之洞回任两江总督时，这批机器已在上海滩搁置了3年，风吹雨淋，日渐锈损，每年还要花大笔的保管费，所以刘坤一要桂嵩庆及早降价处理掉。而当时上海纱市败坏，几个大纱厂都准备停办，或出售于人，一堆锈损的机器根本无人问津。
桂嵩庆在苦于无人购机之时，想到了正在筹办纱的厂的张謇，他先找到董事会中的上海董事郭勋，让郭勋说动张謇买下这批机器。张謇听说后，考虑到目前筹金已用尽，藩华、郭勋时常嘀咕“股不易集”，而且购买纺机的资金一时也筹措不齐，旷日持久，容易使人心动摇，便倾向于买下这批便宜货。经董事们共同商议，决定将原定纯商办改为官商合资，机器估价为50万两，作为官股。11月，张謇等人与桂嵩庆定立官商合资之约。订约前，桂嵩庆怕张謇等人反悔，主动提出，“愿集股五、六万为助”。
经过这一番调整商洽，使人员又多了，生产资料中的最重要成分纺机也有了着落，办厂之事又露出一线生机。但是事隔不久，潘华、郭勋突然告诉张謇，说他们无法按原计划筹措40万两的股金，只能各承担8万两。
到1897年春季，张謇在纱厂厂址一带陆续展开了奠基、浚港、筑岸、盖监工房舍等工程，但手中的资金用一点少一点，马上不敷开销了。工程都已铺开，势难中止，为了撑持局面，张謇迫不得已请求拨调官款应急。谁知此议一提，使张謇陷入了办厂以来的第一大险境之中。
潘华、郭勋二人自参与筹资办厂以来，对承诺一再敷衍，而且在决议事项时总是变化无常。董事会初成立时，他们自认集股金40万两，后又改为16万两，可在很长时间内未交一分一厘。与官方合资，他们又首鼠两端。此时此刻，潘华、郭勋又以“既用官机，复请官款，沪股顿散，即有亦不交”为由，声明不愿继续合作。沈燮均等通海一带董事，对潘、郭二人所作所为早已流露不满，指责他俩“前后闪烁支离”，不办实事，也不愿再与潘、郭为伍。这一年7月，潘华、郭勋退出董事会，股金的来源陷于枯竭。
张謇在纱厂建成之后，请通州著名画师单竹荪绘了《厂儆图》四幅，用以记叙他在创办纱厂时所经历的四次危机，并告诫后人毋忘创业的艰辛。
为了弥补潘、郭二人退董带来的损失，张謇不得不担起筹集资金的工作。他分别投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务道台桂嵩庆等。甚至一改士大夫清高傲岸的积习，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告贷。
在百般无奈之际，张之洞给张謇出了个主意，让他找盛宣怀帮帮忙。张謇在得到刘坤一的首肯后，与盛宣怀商议，各自筹集商股25万两，合领作价50万两的官机，在通州、上海各建一厂。这样，张謇的负担可减轻些。在签订领机协议时，盛宣怀许诺说，要替张謇筹集营运资金25万两，桂嵩庆也一再声明助筹五、六万股金。
潘、郭退董这段险情已涉过，张謇更加快了建厂的工程。1898年，盖厂运机，以及与此配套的修闸砌岸，建坝筑路、造桥等工程也粗见眉目。在这个节骨眼上，经常雇用的职员、工役多达五、六百人，“一切用款日紧月繁，其势决不可中缓，日盼各路集股之来”。但各路股金却屡催不应。
张謇把手中仅有的一点资金算计又算计，“东挪西凑，更番调汇，以资应付”，却始终摆脱不了“决踵见肘”之势。“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别筹，而丁日又须还甲”，“口心相商，笔舌俱瘁”。不得已，张謇给盛宣怀又写了封信，让他别忘了当初已许之诺，践约寄款。可盛宣怀对此“百方腾闪”，一味搪塞，不兑现分文。张謇察知盛宣怀手中有一大笔铁路公司专款，一直闲置不用，放在钱庄里吃利息。便恳求高息借贷，以至“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可不知什么原因，盛宣怀不为所动。
桂嵩庆也在官机脱手之后，不复再提助筹股金的事了。原来他当初信誓旦旦，就是为了早日把纺机出售，以便完差。签字后，桂嵩庆就千方百计躲着张謇。张謇气忿不过，拉着桂嵩庆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对质，可是刘坤一也只不过说桂嵩庆几句，并没有严督桂将股金筹齐。
为了从逆境中挣扎出来，张謇溯江西上武昌，乞援于张之洞，没得到实惠。又返南京与刘坤一泡蘑菇，“下为商苦，上与官磨，随事委蛇，屡濒于殆”。此时张謇是口袋空空，连东奔西走的差旅费都是靠他卖字挣来的。
最后张謇不得不以辞职来威胁刘坤一，请刘坤一改派他人承建纱厂，或请招洋股，求助于外国资本。反正马关条约已经允许外国人在内地建厂，筹集洋股也不违法，只是请刘坤一奏报朝廷。这终于促使刘坤一分别电饬上海、镇江、芜湖等地道员，帮助张謇拉些股东。但地方官吏在接到刘坤一电示后，不仅不认真帮忙，反而与地方顽固势力相勾结，甚至制造事端，煽惑乡间士绅阻挠建厂。结果张謇忙活了一阵，推请大吏出面，也只得了4万左右的实惠，却引出一片反对之声。地方官吏和顽固势力们的阻挠，在张謇艰难的办厂路途中，又添置了一重障碍。
张謇办厂的意志也异常坚定，他披荆斩棘，熬过了一次次危机。到1899年春，纱厂筹建基本告成。张謇亲为纱厂定名为“大生”，引用《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3月29日，张蹇等来到纱厂，先行祭礼，然后试机。引擎开启后，运转情况良好。
机器虽然运转正常，可纱厂却已无法开机生产。因为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4000两，以3个月计算，需36万两的流动资金。但是为了应付试机前的各项紧急开支，张謇已经把早已购进的棉花运到上海卖了，现在钱袋又空空如也。
正当张謇满腔义愤，彷徨怅惘之时，他收到老董事沈燮均的劝慰信函。他捧着来函，心潮起伏。从初倡办厂之时，沈燮均就是积极的追随者。每当张謇在外筹资联络，都是沈燮均在厂鼎力撑持。聘员招工、规划盘算，无一不靠沈燮均相佐。沈燮均的倾囊相助，曾使纱厂几次危机得以疏缓……有这样的莫逆之交在身边，我应该返回南通，再作背水一战。
张謇回到南通，与沈燮均等人商议，以手中剩下的棉花纺纱，再用“售纱之款购花，苟延一息”，若此孤注一掷仍不能熬到转机之日，那就是天意难违，只好关厂停机。气氛之悲凉，有如荆轲之辞易水。然而纺出的机纱在当地销售，销路之好竟出人意料。不仅马上倾销一空，而且价格也很让人满意。张謇等人精打细算，用售纱之资维持再生产，竟在几乎没有流动资金的情况下，把生产周转开来，终于把第四道难关甩在身后，为中国近代实业救国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大生纱厂总算站住了脚，并日益有所发展，张謇自己也觉得自己算个企业家了，有一定资本了。无须再象当初那样有如云游乞援的方僧了，腰杆似乎硬了，傲岸之气又回到了身上。在喜庆纱厂大获市利的日子里，他又见到了刘坤一。刘坤一向他表示祝贺。张謇却不冷不热地说没什么值得庆贺的，纱好地也，气转天也，不是人的劳绩。刘坤一说：你是第一功臣。
5、孤注一掷，一“赌”成名
立志于社会竞争的人们，一定要彻底杜绝犹豫不决的弱点，不要总盯着可能有的一点点风险，举足不前。“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就要孤注一掷。不敢冒风险，就不可能有较大的收益。
美国旅店大王希尔顿是孤注一掷、赢得胜利的一位典范。1932年，全国的经济仍然没有起色，希尔顿欠债累累一筹莫展。朋友把他拉进了一场价值11万元的赌博——投资石油。希尔顿借到了5．5万元，如果成功，数目就翻倍；如果失败了，将再变得一无所有，此时的希尔顿口袋里仅有8角8分钱。他孤注一掷在借据上签了字。上帝没有辜负他，以后的3年之中，这个油矿为他付清了所有的欠债。
1927年，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老三萨缪尔以40岁的英年谢世。萨缪尔死前，为了使经营陷入困难的公司渡过危机，他做了一项近似赌博似的事情，他企图利用贝尔电话公司研究开发出来的VITAPHONE，使声音配合画面制作出有声电影。
萨缪尔一死，当然他的计划便也不得实现了。但是，有一件事发生，电影界中的同业者威廉·福克斯放出风声，声称自己也要利用这种方法制造有声电影。这件事刺激了华纳兄弟，于是，华纳兄弟决定把萨缪尔的遗志付诸实现。于是，《歌星之歌》及《爵士歌手》两部音乐片便问世了。
以上的事情就发生在休斯开拍《地狱天使》的几个月之前。休斯在中止那个不成功的试片会后，他禁不住心中的激动，向底特利希大发牢骚。
“所谓的完美主义，岂不就是超R吗？”
“R？”底特利希不明白休斯的意思。
“就是现实主义。”
底特利希很了解休斯的心情，但他同时听见休斯又大声叫道：
“我要重拍，用剩下的200万元，我的全部资产作为赌注，我一定要成功。”最后的孤注一掷终于使他们成功了。
摩根家庭的祖先于1600年前后从英国迁移到美洲。传至皮柏的祖父约瑟夫·摩根的时候，又卖掉了马萨诸塞州的农场，到哈特福定居下来。
约瑟夫最初以经营一家小咖啡馆为生，同时还卖些旅行用的篮子。如此苦心经营了一些时日，逐渐赚了些钱，就出钱盖了很有气派的大旅馆，他还买了运河的股票，成为汽船业和地方铁路的股东。但使他赚了大钱的，还是保险业。
1835年，约瑟夫投资参加了一家叫做“伊特那火灾”的小型保险公司。哈特福尽管是全美保险业的发祥地，而当时的保险公司仅仅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所谓投资也不要现金，只要你在股东名册上签名即可。投资者在期票上署名后就收取投保者交纳的手续费。只要没有火灾，这无本生意就稳赚不赔。出资者的信用就是一种资本。
然而不久，纽约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
投资者聚集在约瑟夫的旅馆里，一个个面色苍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少投资者显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惊慌失措，愿自动放弃他们的股份。约瑟夫统统买下了他们的股份，说：“为了付清保险费用，我把这旅馆卖了也在所不惜，不过有个条件，下一次签约时必须大幅度提高手续费。”
成功与否，全在此一举，一位朋友也想冒这个险，两人凑了10万元，派代理人到纽约处理赔偿事项。
从纽约回来的代理人带回了投保者的现款，这钱是新投保者付的比原来贵一倍的手续费。信用可靠的伊特那火灾保险已在纽约名声大振。
这次火灾后，约瑟夫·摩根净赚15万元。
人人都可以成功，要发大财，在关键时刻孤注一掷通常可化危机为时机，切记把握行情，善择良机。
6、“牺牲均等”：一美元年薪的总裁
企业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有时它会面临巨大危机，甚至濒临破产。这时候，如何力挽狂澜于既倒，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就是对当老板的人的严峻考验了！
亚科卡这位美国商界的奇才，一度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后被排挤出福特公司而转至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其时克莱斯勒已濒于破产边缘，用亚科卡自己的话说，他是登上了一条“下沉的船”。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大力整顿，励精图治，使该公司奇迹般地得到挽救和重建。亚科卡因此成为美国风流人物。
看看亚科卡是如何面对挑战的吧！
首先，面对危机，他并没有胆怯退缩。他说：“当情况变得严峻时，你除了深深吸一口气，继续干下去，尽你最大的努力外，别无其他选择。”他网罗人才，重建队伍，并努力争取政府贷款。但这仅仅是给了克莱斯勒为求生存而战斗的机会。要真正走出困境，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团结大家，共渡难关。
亚科卡从自己做起，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年薪降成一个美元。这其实就是一个象征，等于是零。他后来解释说：“我不是因为想做殉职者才领取一年一美元的薪金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要公司的职工人人都这样想：“树立这种榜样的人是值得我跟从的。”亚科卡认为：如果大家一起共渡难关，就能忍受极大的痛苦。如果人人受苦均等，你就能移山。但是一旦你发现有人在混日子或不承担他应挑的那一份担子，那么整个局面就可能松散下来。
他把这叫作“牺牲均等”。正是由于亚科卡带头作出牺牲，从而也带动了公司上上下下都各尽所能地作出牺牲。亚科卡说：“这就是克莱斯勒渡过难关的奥秘。尽管我们万分需要贷款，但是拯救我们的不是贷款，而是人人有份地放弃了的几亿美元。”
中国古人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亚科卡提出“牺牲均等”，正是为了充分发挥“人和”的作用。这是一种深深打动人心的姿态，甚至公司外的人也受了感动。一位广告商为亚科卡制作了一些电视广告，他说：“你能够为一美元而工作，我也可以这样。”
正是靠这种“牺牲均等”精神（其实质是领导者首先作出牺牲），克莱斯勒闯过了难关。如同亚科卡所说：“它起了作用，它像魔术，它使你感到敬畏。”这种精神，就是充分发挥合作和民主的精神，就是同甘苦、共患难的精神。这正是当老板的人要着意培养的企业精神。
日本本田摩托车的名声响彻全球，但当初，本田公司曾陷入极大困境，连薪水都发不起，狼狈不堪。本田也是靠这种“牺牲均等”的精神，鼓舞了士气，渡过了难关。他用诚恳而哀求的嗓音对他的雇员们讲话：“我发誓拼命工作到底，为着各位的幸福！我发誓拼命工作到底，还因为我是社长赖此工厂为生！请大家支持。”说完，又饱含热泪深深鞠躬。雇员们报以热烈掌声。本田就这样，把自己、工厂与员工的命运紧紧拴在了一起。他不但这样说，也这样拼命实干，从而带动了众人，共同渡过了难关。
7、险中求生存，郑永周压大宝赢丰收
风险，是一生创业不可回避的东西，雄心勃勃的人不应怕担风险，不能因为风险而踌躇不决，畏缩不前。只有敢冒别人不敢冒的风险，敢做别人不敢想的事情，才能够有幸获得意外的成功和收获的喜悦。敢于冒险，应该是一个企业家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
自60年代后期开始，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加上美国在越南的脱身政策、美国对韩国经济援助的终结，以及减少其在韩国驻军等原因，韩国的经济遇到了许多不利的因素。这使朴正熙政府长期以来确立的引进外资、出口为主，倚重轻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暴露出了其脆弱性。一个时期以来，韩国出口受挫，投资减少，国际收支恶化，一些投机企业趁机而起，使韩国经济陷入了危机。
韩国当局为了维持出口主导型经济，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需求，减少货币发行量，抑制投资，同时还在1970年6月宣布调整经济基本方针，改变过去偏重轻工业，以出口为中心的经济结构，转而促进重化工业发展。
在此之前，郑周永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经济方针将会发生转变的苗头。因此在政府宣布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着手探讨经营重工业和造船业的可行性了。
这一时期，郑周永总是随身带着一张500元的朝鲜旧纸币，逢人便掏出来炫耀一番，仿佛那是一件稀世文物。在那张旧纸币的背面，印着朝鲜15世纪李朝时代将军李舜臣友明的龟甲船。正是这种龟甲船曾帮助李舜臣将军击败了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因此，李将军成了民族英雄，而龟甲船也就成了朝鲜最有名的战舰。不知真相的人还以为郑周永真的是一位古纸币的收藏家呢。其实，郑周永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一来说明他已着手考虑进军造船业了，二来也表明他十分痛恨日本人，决心在经济领域向日本宣战。
1970年初，郑周永决定再冒一次险，突然宣布要建一座能造100万吨级油轮的大船厂，建造超大型油轮。
消息一经宣布，便引起了韩国企业界的震惊。一些人讥笑郑周永是“有勇无谋”，并将其举动视为笑柄，大加讽刺和挖苦。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还说：“朝鲜人没有造轮船的光辉历史，郑周永不过是异想天开。况且，他造出来的船有谁买呢。”
有鉴于此，郑周永才拿着那张龟甲船纸币到处“招摇过市”，大做广告，并以此为据，理直气壮地宣称：
“朝鲜早在400多年前就具备了一流的造船能力！我相信会有人喜欢我们的‘龟甲船’的。”
其实，在此之前，郑周永对造船业已进行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自己的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勤劳的韩国人民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只要同某一外国先进的造船厂进行合作，聘请他们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韩国工作，使韩国人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再加上有自己雄厚的资金作后盾，用不了多久，韩国一定会成为造船大国，成为世界船舶市场上最有力的竞争者。
1970年3月，郑周永获得了韩国政府的低息贷款，并在“现代建设”之下成立了“造船事业部”。不久，郑周永就收到两张各为26万吨级油轮的订单。其实，订主倒不是看中郑周永的“龟甲船”的价值，而是因为郑周永的名气和他的信誉，认为一旦郑周永违约，不愁他不赔偿违约金。
造船，对于郑周永来说真的是一窍不通。因此，他的这项决策不能不说是一次冒险。然而，对于这一问题，郑周永却有自己的一套哲学。钱，他已经够多了，他此时认为比赚钱更具吸引力的是奋斗中的乐趣。他对一切都感兴趣，凡是他不懂的东西，他都认为那里有一个神奇的未知世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种探索新世界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解他的人都认为这就是他的秉性，因此对他对新领域的“挑战力”和开拓精神钦佩不已。
因此，郑周永在设立“造船事业部”时，尽管看到困难重重，但是他对这一切都满不在乎，相反他对他所面临的挑战感激不已。在他看来，建船厂并不会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难，那么可怕。他认为：“造船，其实就是盖一座船！只要把引擎外面包上铁皮，和我们过去盖发电厂并没有什么不同！问题并不在于造船本身，而在于敢不敢想！”
更何况，多年的经营已经使郑周永清醒地认识到，事业的成功关键是要有一批诚实劳动的工人。他认为，他的同胞，全体朝鲜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最善良而又聪慧的人，诚实和勤劳是大韩民族的天性。因此，他对搞好造船业的信心更足了。
郑周永雷厉风行的作风和“马上干”的精神是世人皆知的。因此，一旦他拿定主意去干某事，一定会全力以赴，一刻也不耽误去做的。
1970年12月，郑周永率领一批技术人员访问了西欧。经过同挪威、联邦德国、英国等造船商的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洽谈，郑周永在1971年9月同英国的埃普勒道公司和克兰里格勒探公司签订了一份关于转让技术和负责包销的协议。经过郑周永的多方努力，该项协议打破了许多国际惯例，为他提供了许多优惠，并规定可以分期付清那笔170万美元的技术转让费，为郑周永发展造船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合作协议”签订以后，郑周永又碰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去筹措一笔建大船用的流动资金。在他看来，船坞建好以后就可以造船，然后用外销的办法来赚钱还款！这道理听起来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简单。但是，钱又从那里借呢？当时政府拨给的那笔低息贷款远远不够，因此他就奔波于世界各地的金融机构，希望能得到国际财团的支持。然而，数月下来，郑周永走了几十家国际金融机构，却没有借到一分钱。后来，他忽然想起自己的合作伙伴是英国人，应该找英国银行作为突破口才对。
于是，他找到了英国柏克莱银行主管海外业务的副总裁。这位银行家看过郑周永的投资计划后，问道：
“郑先生，你有能力做这样大手笔的事业吗？请问你是主修企业管理的，还是理工科的？”
只有小学毕业的郑周永被问得目瞪口呆。但是，作为商场老将，郑周永想起昨天访问牛津大学时的情形，灵机一动，巧妙地回答道：
“我昨天参观贵国著名的牛津大学毕业仪式时，校方看了我编制的造船事业计划以后，决定授予我企业管理博士学位。”
他的这一巧妙的回答，引起了一阵会心的大笑。柏克莱银行的副总裁被郑周永的率直和真诚所打动，最后终于同意向“现代集团”贷款了，并同时向郑周永介绍了一个大的客户——希腊大船东利巴诺斯。
1972年3月23日，“现代造船株式会社”正式成立，并于此同时在蔚山平原破土动工，兴建蔚山造船厂。蔚山造船厂是韩国实业界自己修建和经营的第一家现代化大型造船厂。
同时，为两艘26万吨级油轮建造挖掘船坞的作业也宣告开始。郑周永一边建厂一边造船。经过27个月夜以继日的工作，蔚山造船厂与两艘油轮终于同时完工，创下了世界造船史上最短的施工期的记录。
1974年6月28日，郑周永的现代造船厂竣工典礼暨它造的最初两艘超大型油轮命名仪式在蔚山隆重举行。那是一个万里晴空、云飞雀跃的日子，蔚山海水一片碧绿，两艘超级油轮仿佛两座钢铁巨山，在海边与蔚山相互呼应，其势蔚为壮观。在成千上万的宾客中，有许多著名人士，韩国总统朴正熙及其夫人陆英修女士，希腊船东利巴诺斯，美国塞尔石油公司董事长麻克伯兹等都出席了这一隆重的仪式。总统夫人陆英修女士还亲自把两艘油轮命名的“峨特尔莱蒂·伯伦”号和“峨特尔莱蒂·伯伦尼斯”号。
当两艘油轮缓缓下水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韩国总统以及每一个韩国人都无不为之兴奋，因为郑周永为韩国造船事业创下了壮举。同时，那些曾经嘲笑和攻击郑周永的人也不得不在这巨大的超级油轮面前折服，从而对郑周永钦佩万分。
“伯伦”号和“伯伦尼斯”号的下海启航，象征着郑周永的“现代集团”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航程，它将载着郑周永驰向新的世界。
1973年4月，由于郑周永在造船事业及建筑领域的巨大成功，韩国政府为了表彰郑周永的杰出业绩，授予他韩国企业家最高荣誉勋章“金塔产业勋章”。
此后，郑周永的“现代造船”在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70年代，正是世界造船市场行情看好的时期。因为1967年阿以战争以后，苏伊士运河被封锁了，西方国家从阿拉伯国家采购的石油必须绕道非洲好望角才能运往欧美，因此油船越大运输石油则越经济，于是对大型油轮的需求猛增。而当时郑周永的现代造船厂工人的工资只及世界造船工人平均工资的1/3，如此低的劳动力成本，使其船价可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15％左右，从而大大地增强了“现代造船”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同时，郑周永大力发展造船业，正好迎合了韩国政府把经济重心转变到重工业领域的经济政策。因此，郑周永的“现代造船”不仅垄断了国内的造船业，而且还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出口退税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郑周永进军造船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经济领域向日本发起挑战。在郑周永加入造船业以前，日本企业一直占据着世界造船业的头把交椅。特别是日本的三菱重工公司，更是世界造船业的佼佼者。因此，郑周永一踏入造船业，就把矛头指向了三菱公司，处处与之竞争，希望有朝一日能打败这一“钢铁巨人”。
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了80年代，郑周永的“现代造船”已经取代了日本的三菱公司，成为了世界最大的船舶制造商。
8、横下死心，三菱面对竞争下杀手
1870年，岩崎弥太郎从土佐藩借了三艘船创立了九十九商会。
九十九商会虽然经营过海上运输业务，但是并没有全面、系统经营船舶公司的经验，一切必须从头开始。当时，岩崎弥太郎手下有三员虎将，他们是：川田小一郎、石川土左卫门、中川龟之助。由于这三人名字中各有一个川字，岩崎弥太郎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器重，便把九十九商会改名为“三川商会”。三川商会成立之初，一共拥有三艘汽船，负责东京—大阪、神户—交知两条航线的往返运输业务，规模很小，几乎没有什么利润。这一时期经营海上运输业务的还有萨摩藩的“萨摩屋”，纪州藩的“纪州汽船”等，它们同土佐藩的九十九商会（三川商会）互相争抢神户—东京航线上的旅客，竞争越演越烈。面对此种情况，岩崎弥太郎的一些下级部属纷纷乱了手脚，认为自己未必能获胜，主张取消神户到东京的航线，避开竞争对手。部下这种不敢冒险、缩头缩脚的思想，反而更坚定了岩崎弥太郎的不肯善罢干休的决心。
到1870年底，日本只拥有25艘西洋蒸汽船，总吨位不过1．5万吨左右。而日本全国各地所缴纳的年贡米，需要聚集到东京或大阪。如果靠陆路运输，既缺乏桥梁，也缺少车辆，只能全都依靠在海上运输。
海上运输自然需要船舶，可是日本蒸汽船很少，于是世界各国的船舶公司纷纷瞄准了这块市场，一股脑涌到了日本，争相承揽日本的海上运输业务。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的“太平洋邮便蒸汽船公司”、“毛斯商会”和“日本贸易商会”、英国的“西隆商会”等。
看到这种局面，明治政府敏感地意识到，如果长期听任外国船舶公司承揽日本的海上运输业务，所有的海上交通要道都将被外国人牢牢控制到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明治政府修订了当时的海运政策，成立了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船舶公司”，起名为“邮便蒸汽船公司。”民间方面，以当时富甲天下的豪商“三井”为最大股东，其他的股东有东京、大阪的商人、船务包商等。明治政府把所拥有13艘船舶，全部转售给邮便蒸汽船公司，开辟了东京大阪之间的定期航线。
这对岩崎弥太郎构成了极大威胁，形势顿时变得严峻起来。以往的竞争对手，都是由各藩援助而设立起来的船舶公司，彼此之间条件都差不多，经营管理者大多都是由武士转任而来，经营管理方法也大致相同，然而，邮便蒸汽船公司是明治新政府以及当时日本最大的豪商三井共同设立的，情形可就大不一样了。
面对着这样庞大的对手，三菱只有横下一条心来，背水一战，或许还有一线微弱的获胜希望。
岩崎弥太郎命令川田小一郎把对手的有关情况全部都收集起来，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做到知己知彼。经过一番调查了解到：像邮便蒸汽船公司这样半官方、半民间的船舶公司，东京到大阪的一张船票，包括餐费在内，每人9两，而且由于有政府做后盾，职员的服务态度傲慢、粗暴，对顾客非常怠慢。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岩崎弥太郎还亲自搭乘对方的船只，从大阪前往东京做实地考察。在船上，他亲身体验了该船的服务态度：在接待外国乘客时，服务员满脸堆笑，毕恭毕敬，不时地跑前跑后侍候，而对本国同胞却冷淡蔑视，不屑一顾。岩崎弥太郎自恃土佐藩要员，高声叫了几次，可服务员却像没听见一样，他顿时火冒三丈，气势汹汹地找到了船上的事务员，尽情斥责。
由于服务态度恶劣，邮便蒸汽船公司在开业经营才一年就出现了12万元的巨额赤字，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871年4月，明治新政府把邮便蒸汽船公司完全交付给三井大阪分社的社长—吹田四郎兵卫负责经营。吹田四郎兵卫重新整顿了邮便蒸汽船公司。同年八月，邮便蒸汽船公司在主要股东三井鸿池、小野、岛田等豪商的支持下，改名为“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
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是日本最早一家正规的船舶公司，这家船舶公司可以从明治政府那里无偿获得资金援助，并且明治政府的年贡米，也都委托这家公司来运输。它更以老大自居，傲视一切，一般弱小的民间公司，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岩崎弥太郎的部属们认为，与这家大公司竞争无异于以卵击石，要想取胜更是天方夜谭。可是，生性好斗的岩崎弥太郎偏偏不肯服输：“好！咱们就不妨当一当那只击石头的鸡蛋吧。”
尽管岩崎弥太郎嘴上这样强硬，但他内心深处还是充满了忧虑，对能否胜利，并没有信心。为此，在1873年3月，岩崎弥太郎召集所有员工开会。在会上，他提出了创业誓言：“各位，从今天起，三川会改称为三菱商会。以往，商会的财产是土佐藩的藩产，如今，这些藩产都由土佐藩转售给我。总资产有汽船六艘，曳船两艘，库船、帆船、脚船各一艘，这些财产都属于我岩崎弥太郎个人的财产。我已经下定决心，与官方断绝关系，不涉足政界，全心全意从事海运业，做一辈子商人。”
最后，他下了这样的决心：“裁汰冗员，节省冗费，拮据自勉，以稳固本公司的基础，在不可胜的条件下求胜，如此才‘上不负政府对公司之保护，下不失旁人对我之信任，希望诸位能与我共勉，各尽本份，内省无愧才可”。其中，“在不可胜的条件下求胜”，恰如《孙子兵法》的“先为不可胜”。岩崎弥太郎经营头脑清醒，看得见自己的劣势和竞争对手的优势，讲究在精神上、实力上、管理方法上都做到有所准备，首先自保，不出现破产等等令人不愉快的结局。在此前提下，将自己、部下乃至整个企业置于无退路的“死地”，以激励全体同仁拼命工作，闯开血路，求得生存和发展。据此，有人认为岩崎弥太郎是日本运用中国兵圣孙武《孙子兵法》中进行经营的第一人。
在与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的竞争中，岩崎弥太郎就采用了这个办法。那时，他的力量薄弱到连自己都不相信能击败对手的程度，他就带上公司主要负责人乘船出海，实地感受对手的强大。有一次，他们巧遇邮便蒸汽船公司的“广岛号”。“广岛号”其实不过是条不起眼的老式汽船而已，但却比他们的船要好得多。岩崎弥太郎故意喟然长叹，感慨自己竟连这样的船也没有，激得同船其他负责人嗷嗷叫，发誓要拼死竞争。
岩崎弥太郎下了决心，石川土财、川田小一郎等人，也都全心全意效忠于岩崎弥太郎。可是，由于三菱汽船与对手的实力相差悬殊，结果？赤字直线上升。三菱商会的干将之一近滕廉平负责经营的吉岗铜矿所赚的钱，几乎全都用来添补三菱汽船越来越大的窟窿。
每当三菱汽船启航之后，岩崎弥太郎望着在海风中飘扬的三菱旗，心中非但没有一点兴奋感，反而觉得痛楚不堪。因为每出航一趟，就得损失几百两。为了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岩崎弥太郎和手下人经过反复研究，针对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服务质量欠佳等问题，制定了本公司的经营策略：将船票价格降低一半；在服务上，采取“亲切第一主义”，要求所有的员工对待旅客必须面带笑容，鞠躬敬礼，同时还要说“欢迎光临，谢谢惠顾”等问候语；在夏季天气炎热时，还免费向顾客赠送团扇和冰水等。
然而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的主要股东是日本最具实力的、大名鼎鼎的三井，并且还有明治新政府撑腰，根本不把三菱放在眼里。三井见三菱采取各种招数拉拢顾客，岂能善罢干休，三菱把票价降低一半，三井就把票价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三菱商会的财力原来就无法与三并相提并论，而且向外借钱，还要支付利息。长期下去，三菱就会承受不住。岩崎弥太郎的部下忧心忡忡，纷纷报怨降价是不明智的举动。但到了这种地步，已无退路，岩崎弥太郎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想法决心同对方战斗到底，决不能让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独霸海运事业。他横下心来，进一步降低票价，神户—大阪间的票价，原本是一枚银币，岩崎弥太郎下令降到一枚天保钱。
就在三菱商会奄奄一息的时候，明治政府出台了一项对岩崎弥太郎极为有利的政策，即改变了德川幕府200年以来缴纳年贡米的方针，规定以后各地的百姓不再需要缴纳年贡米，而只需交纳税金。运送年贡米一直是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这样一来，如同抽掉了公司的脊梁，使其往日威风**然无存，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不仅如此，当时明治政府的公款是由三井、小野、岛田等几家豪商控制着，明治政府担心这几家豪商侵吞公款，于是采取对策，要求这几家豪商提供与公款存款额等额的担保，这就等于切断了这几家豪商的生计来源，使小野与岛田立即陷入破产境地。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总计向明治政府借了40万日元，明治政府又下令收回全部借款。这项政策，对日本国邮便蒸汽船公司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使得它在财源上陷入极大困境。
形势开始变得对三菱越来越有利，它在竞争中逐渐由守势变为攻势，特别是当岩崎弥太郎获知对方财务困难的消息后，立即命令下属到东京几家大型货物运输公司活动，把原本交由对手运输的货物，统统抢了过来。
这一次你死我活的较量，最终以三菱的胜利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