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一般都有自己的同业组织，叫做钱庄同业公会，它不仅是联络感情、谋求共同利益的团体，而且有其实际的业务，如票据交换，议定折息和银洋价格等。

商务运作过程中，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资金的筹措。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做生意一定要先有本钱，生意越大，所要的本钱也就越大，这是谁都知道的。就商务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当然最好是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的生意，或者想做多大的生意就先去尽量筹集多大的本钱。在一般人想来，手上分文没有，却一上手就要做大生意，而且居然就做成了，这一定是一个神话。

胡雪岩实实在在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神话。

胡雪岩一上手就要开自己的钱庄，对外号称拥有本钱20万两，其实，此时的胡雪岩真正是身无分文。虽然王有龄已回浙江任海运局坐办，但除了让胡雪岩有了一点官场势力之外，银钱方面事实上也还没法帮他多少，而胡雪岩的钱庄要开办得有点样子，至少需要五万两银子。

但胡雪岩仍然要把自己的钱庄开起来。在他看来，眼前只要弄几千银子，先把场面撑起来，钱庄的本钱，不成问题。

胡雪岩有如此把握，是因为此时他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成算”，这“成算”也就是所谓“借米下锅”。

所谓“借米下锅”，说穿了，也就是拿了别人的银子，来做自己的生意。此时的胡雪岩想到了两条“借米”的渠道：一条渠道是信和钱庄垫支给浙江海运局支付漕米的二十万两银子。王有龄一上任，就遇到了解运漕米的麻烦，要顺利完成这一桩公事，需要二十万两银子。胡雪岩与王有龄商议，建议让信和先垫支这二十万两，由自己去和信和相商。这在信和自然也是求之不得。一来王有龄回到杭州，为胡雪岩洗刷了名声，信和“大伙”张胖子正巴结着胡雪岩，二来信和也正希望与海运局接上关系，一方面海运局是大主顾，为海运局代理公款往来必有大赚。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海运局是官方机构，能够代理海运局公款汇划，在上海的同行中必然会被刮目相看。声誉信用就是票号钱庄的资本，能不能赚钱倒在其次了。有这两条，这笔借款自然一谈就成。本来海运局借支这二十万两银子只是短期应急，但胡雪岩要办成长期的，他预备移花接木，借信和的本钱，开自己的钱庄。

胡雪岩“借米下锅”的第二个渠道，则是一个更加长远的渠道，那就是借助王有龄在官场的势力，代理公库。胡雪岩料定王有龄不会长期待在浙江海运局坐办的位置上，一定会外放州县。到时候他可以代理王有龄所任州县的公库。按惯例道库、县库公款往来不付利息，等于白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钱庄。他把自己的钱庄先开起来，现在虽然大体只是一个空架子，但一想王有龄外放州县，州县公库一定由自己的钱庄来代理，那时解省公款源源而来，空的也就变成了实的。

就这样，胡雪岩先借王有龄的关系，从海运局公款中挪借了五千两银子，在与王有龄商量开钱庄事宜的第二天，就着手延揽人才，租买铺面，把自己的钱庄轰轰烈烈地开起来了。

胡雪岩这一招“借米下锅”，真如变戏法一般。不过，生意场上的戏法如何去“变”以及“变”得好坏与否，又的确显示着经营者的眼光、胆略和技巧的高低。而生意场上，许多时候也确实需要能够变一变戏法。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在并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变出别人变不出的戏法，无论如何都是让人叹服的。当然，生意场上的“戏法”，说到底也就是一种必要的经营技巧，而不是心术不正的蒙人，所以，胡雪岩也说，“戏法总是假的，偶尔变一两套可以，变多了就不值钱了，值钱的还是有东西拿出来。”

胡雪岩在钱庄里的几年学费没有白交，他不仅用“空城计”唱出了一个阜康银号来，而且在存款和放款方面提出了大胆设想。

由于平时留心，胡雪岩对钱庄的历史一点也不陌生，他认为做钱庄，惟一的劲敌就是山西票号。山西票号原以经营汇兑为主，而且是以京城作为中心。近年来由于战乱频起，道路艰难，公款解京，有很多不便，因而票号无形中代理了一部分县库与省库的职司，化款并不计息，汇水尤为可观，自然大获其利。还有各省的巨商显宦，认为天下最安稳的地方，莫如京师，所以多将现款汇到京里，实际上就是存款。

胡雪岩决定学竞争对手的长处为己所用。存款方面没有山西票号那样的有利条件，但在放款生息方面却大有文章可做。

当候补知县、“本班”的实缺一天也没做过的王有龄一跃而为湖州府知府时，阜康银号自然就由空转实了。这时，胡雪岩开始实施他的大胆放款计划了：第一是放给做官的。由于路途艰难等原因，那几年官员调补升迁，多不按常规，所谓“送部引见”的制度，虽未废除，却多变通办理，尤其是军功上保升的官员，有不少是在地方上当了巡抚、道台这样主持一省钱谷、司法的大员，而未曾进过京的。或者在当地升迁从一地到另一地的，一般少不了需要一笔盘缠和安家费。这些钱一不愁赖账，二不愁利息不高。

第二项放款是放给那些逃难到上海来的内地乡绅人家。这些人多是祖上留下大把家私，有不少现款、细软带在身上。但不少人日久天长，坐吃山空，这些人借款可用他们的地契来抵押。

后来，胡雪岩要做生丝生意，谈起自己出一千两银子做本钱，让阿珠的父亲立马就在湖州开一家丝行坐地收丝。但此时却遇到了一桩麻烦：开丝行要领“牙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营业执照。

按惯例，丝行牙帖要由京里发下来，来去最快也得三个月，新丝都在四、五月间上市，这个时候，乡下正是青黄不接的当口，蚕农都等钱用，同时新丝存放时间长了会发黄，价钱上会打折扣，因此都急着脱手。此时已经是四月末了，如果等着牙帖，会耽误收丝。而且，丝行生意多是一年做一季，错过一季也就只好等到来年。当老张把这一情况告诉胡雪岩时，胡雪岩当时就有些发急，他要求老张回到湖州想办法，哪怕花上三、五百两银子的租金租一个牙帖，也在所不惜，一定先把门面摆开来，他月半左右就要到湖州收丝。

胡雪岩如此着急，自然有他个性上的原因，他办事总是只要想好了就马上着手去办，决不拖拉。但此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已经有了自己一套周密的盘算：他要用在湖州收到的现银，就地买丝。王有龄此时已经得到了外放湖州任湖州知府的肥缺，马上就要走马上任。而此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已经立起来了，王有龄既到湖州，也必然要让他的阜康钱庄代理湖州府库的“收支”，这正是胡雪岩开办钱庄之初就设想好了的。王有龄一到湖州，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征收钱粮，将有大笔需要解往省城杭州的现款存到他的阜康钱庄。他要来一次移花接木、移东补西的脱手变现，解交“藩库”。反正只要到时有银子解交“藩库”就行，对公家不损一毫一两，对自己却是可以无本求利的买卖，何乐不为！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计划，他哪里还肯白白耽误一年的时间？

胡雪岩的这一个“移花接木”，其实也是一种“借鸡生蛋”的方式。不过，这一种“借鸡生蛋”，比单纯用一笔钱来做一桩生意，比如仅仅按原来的设想，用代理公库的银子经营钱庄兑出兑进的业务，又高明了许多。一笔资金只有在流动中才会得到增值，用胡雪岩的话说，就是大元宝不会生出小元宝，因此不能让“头寸”（资金）烂在那里。所以，一个生意人既要懂得如何去筹措资金，更要学会如何去使用资金。怎样才能将自己的资金变成“活钱”，而不使任何一笔自己筹措到的可用的资金闲置，并且，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地使用自己筹措到的每一笔资金，让它尽快也尽可能多地增值，这其中的学问，实在是太玄妙了。从这个角度看，胡雪岩所说的“做生意一定要活路”，知道如何去“移东补西”而且“不穿帮”，对于生意人来说，确实就是一种本事，而且还是一种大本事，而他在实际的生意运作中采用的“借米下锅”、“移花接木”的眼光和手腕，无疑也是能够给人提供很多启示的。

8、借媒介大众搬家社，一举成名

严锐忠，他生得身体魁梧，壮实憨厚，皮肤黝黑，剪着平头装。一位香港记者形容这位商界名流“十足个搬运佬”，他与人接触还有一种“一握大众手，永远是朋友”的豪爽之气。

严锐忠9岁那年，正值文革狂飙席卷神州，父亲因莫须有罪名被赶回原籍高明乡下耕田，全家人也跟着“抓7”（广东人形容抓锄头的嬉语）。一去12年，严锐忠学会了插秧、割禾，还炼就了一副铁塔般体魄。

1979年，严锐忠考入广州电信技校，毕业后分配在广州电信局当配线工。因其健硕有力，又乐于助人，所以不少亲友乔迁之喜总叫他帮忙，有时一个星期要搬好几家。他想，请人搬家有几个弊端：一是要花上一笔钱请人吃饭，买好烟好酒招待，二是缺乏搬贵重物品的工具和经验；三是欠下了别人一笔人情债……1989年11月他利用去香港探亲之机，到香港一家搬屋公司取经，又经过一年多酝酿，他终于下定决心，自己办一间搬屋公司。

“有没有搞错呀？金饭碗不捧，捧泥饭碗？”其时，单位已分给严锐忠一套50平方米宿舍，如要辞职，房子自然要交还。不少好友也劝他别当傻瓜（那时还没有“下海”这个新词儿）。但严锐忠却自信：广州市有500万人口，约100万个家庭，以一家人10年搬家一次计算，则有10万户人家要搬，何况改革开放后新楼宇如雨后春笋，乔迁人家有增无减，这可是个大市场。

1990年1月，严锐忠拿出自己打了10年工积下的5000元，又借母亲3万元，还说服一个朋友合作凑了7万元，买了一辆万吨载重货车，请了8个搬运工，注册成立一间搬屋社（因注册一间公司要20万元）。取名“大众”，他立志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万事起头难。6年前广州人还没有接受这第“七十三”行，担心请人搬屋东西被偷，损坏东西不赔偿，搬完后还漫天加价……

曾有一两户人上门询问过，但左问右问，足足折腾了几个钟头还是摇头而去。来光顾的寥寥无几。接下来便是春雨绵绵，生意更冷清。开业连续4个月都亏本，合伙的朋友，顶不住了，提出停业收手。但严锐忠却坚定地说：“我要坚持干下去。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会还清你的入伙钱……”

屋漏又遭连夜雨，在一次搬一位港商的家时，将他一套沙发从防盗窗上吊上去，不慎弄坏了一点，港商提出要赔偿3000元。为了守信用，严锐忠也答应赔，可已没有钱了，只好把家里的电视机、音响卖掉，得款6000元，一半还欠工人的工资，一半作赔，口袋又是空空的。此时，严锐忠尝到什么叫倾家**产的滋味……他曾向亲友借钱，但大都摇头，反而劝他早日洗手不干。

然而，新闻媒介及时帮了他忙，1990年3月6日《广州日报》介绍了大众搬屋社这一新生事物。黄埔某厂有200户人家要集体从黄埔搬到水荫路，他们派代表找严锐忠商量，同意请“大众”搬迁并先交30％定金。当晚，严锐忠手拿18000元支票翻来覆去看，整个晚上都睡不着，他兴奋地感到：转机来了。

虽然生意有了点起色，但严锐忠冷静思考，为什么群众不接受我们呢？对了，人家看到我们长头发、服装参差不齐，一身臭汗……一句话：形象不佳。

为了给市民留下良好形象，严锐忠从自己做起，要求员工一律剪平头装（每晚洗头，短发易干、易清洁），穿红衫（替人家乔迁之喜嘛）、穿军鞋（上下楼方便），明令不准收红包，不准要饮要食，一切行动听指挥，损坏东西赔偿，颇有军人作风，慢慢在市民中便有了口碑，获得信任与好感。

最能体现“大众”实力的是广东电视台要从人民北路乔迁环市路，要求播出不能停止。当时正值海湾战争，电视新闻引人注目，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严锐忠提前三个月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制定详尽方案，并亲自督战，搬迁当天出动了30台车，共搬运了上百车次，从晚上10时半夜间新闻一播完马上动手，奋战至次日早上七时半，早晨新闻如期播出。从此“一夜搬走一个电视台”传为佳话，接着，又为潘高寿制药厂、省邮电器材公司、铁路中心防疫站等大单位搬家，均产生良好社会效应，人们都联想：偌大一个单位一个晚上便干净利落搬家，何况普通人家，请这家搬屋公司帮忙大可放心！

身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严锐忠除注意企业自身形象外，比如每月10号免费为残疾人士搬家，每年教师节、建军节免费为教师、军人搬家，还努力建设一支素质好的员工队伍。他对员工培训的第一课是“为人民服务”，以社会上的好人好事对员工谆谆教导；第二课是纪律教育，鉴于员工多是外来工，除了在生活上关心他们，还让他们理解公司制定的纪律制度重要性；第三课是技术操作，公司设立专门培训场地，里面备有模拟的窄楼梯、钢琴、冰箱、大柜以及各种吊机、叉车等专用工具，并由专职教练进行手把手实地培训。以上三课培训为期约一个月、员工经笔试、口试和实际操作，三科合格才能正式上岗。

严锐忠注意从普通员工中选拔人才，当年与他一起创业的骨干和后起之秀不少已当上公司级经理。严锐忠还善于培养正面典型，该公司的赵明亮荣获“广州市十佳外来工”称号后，公司在《广州日报》连续撰文加以介绍，大大增强了员工的自信心和上进心。

大众搬屋公司员工拒收红包，不喝客户一口水的优良服务作风能够持之以恒，离不开他们四管齐下的质量管理监督系统：一是每天由一批复退军人担任质量监督员，轻骑上阵，亲自到客户搬迁现场抽查工作，质量和纪律，反馈客户意见，每天抽查覆盖率达八成；二是审阅顾客签收意见，每天质量跟踪员审核客户签收工单，及时处理单上反馈的意见和建议；三是电话咨询客户：每天由专职质量跟踪员通过电话向客户咨询工人作业情况，并对咨询结果进行详细登记；四是设专线电话接听顾客投诉。凡是顾客对员工作业中有不满意见而投诉的，有专人迅速作出回复或处理。有如此良好质量监督制度加之搬一户人家只需二三百元（六年没有涨价）生意自然兴旺。全市大部分机团、个人搬迁多找“大众”。

“大众搬屋”从最初一台车几个人发展到今天拥有78台车800个员工。还进而成立集团公司，有上千万资产，拥有楼宇清洁、名车美容装修、司机快餐、起重吊装、家庭劳务、物业管理、丽江综合等9间公司和一间家政学校，成绩骄人，严锐忠的好妻子陈庆榕在相夫教子外，还鼎力参与工作，这位毕业于广州大学企业管理系的毕业生，几年来在公司抓企业管理、公关宣传、夫妻协力同心，经常磋商发展良策，使事业蒸蒸日上。

9、巧借总统“东风来”、“熊猫”得以大翻身

“欲要火攻，须借东风。”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里，就描述了诸葛亮“巧借东风，火攻曹公”的故事。而更早在春秋时代，孙子就看出“火攻”与“风”的关系：“火发上风，无攻下风。”（参见《火攻篇》）。

在商战中，巧借东风的谋略是指借企业家外界的力量而求得发展，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成功的企业家无不是深请“巧借东风”之道的高手。

香港弹丸之地，制造业面临原料缺乏和市场狭窄两大难题。但香港企业家借背靠中国大陆的优势，运用“巧借东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谋略，与外国的大公司联营，借他国的产品牌子，进口外国原料，从事加工和制造，然后借用那些公司在全球的销售渠道，广泛开展经营活动，逐渐地使香港繁荣起来。

早在60年代，扬州玩具厂就开始生产熊猫玩具，但由于生产工艺落后，材料不精，品种单一，所以这种熊猫并不受小朋友的欢迎。这样，熊猫玩具一度跌入被淘汰的边缘。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政府向美国人民赠送了“国宝”熊猫，国际上立即掀起了一阵熊猫热。扬州玩具厂的领导顿时意识到：这是熊猫玩具重振声威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决心巧借此股“东风”，将熊猫玩具推向国际市场，全厂上下群策群力，从工艺、品种、材料一直到装潢上下功夫，使昔日笨头笨脑的熊猫玩具活了起来。那一年的广交会，各国客商对这些活泼可爱的熊猫玩具极感兴趣，竟相订购，售价也由过去的每只0．7美元，提高到5．88美元，该厂带去的2万只熊猫玩具一下子就被抢购一空。从而扭转了熊猫玩具滞销的局面，该厂领导“巧借东风”的谋略因此获得了成功。

10、“感谢上帝”：克主梅起死回生

以攻为守策略是在组织与外部环境发生整合困难时所进行的调整和策划手段。表现为通过主动出击，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面临的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市场，任何一个企业，其营销环境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安全。随着营销组合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严重的会危及企业的生存。危机一旦出现，企业的公关人员必须及时准确地获得发生问题的信息，采取正确的策略，以达到缓解矛盾，沟通理解，争取支持减少损失的效果。以攻为守策略，就是针对那些企业家无法预料或能预料，却不知何时发生的突发性事件所采取的公关策略。

感恩节是美国人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到感恩节，他们都要吃火鸡、南瓜排等食品以示庆祝。而克兰梅也是一种美国人感恩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深红色酸果，以其独特的口味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美国负责制造克兰梅果汁与果酱的是海洋浪花公司。一直以其产品的优质与卫生，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可与欢迎。

1959年11月9日感恩节前夕，正是克兰梅产品生产和销售的黄金时期；美国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弗莱明突然宣布：他通过将当年的克兰梅作物在实验室内的老鼠身上做实验，结果产生了癌这一事件，认为当年的克兰梅作物受到了除草剂的污染。虽然他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这种果实也会在人身上产生癌，但他还是劝告人们好自为之，酌情处理。

新闻媒介是企业树立形象，赢得公众的有力武器，也是破坏形象，使企业走入低谷的定时炸弹。特别是在大众媒介如此发达的美国，弗莱明的讲话在报纸上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新闻媒介的关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最终使“克兰梅致癌”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家喻户晓。在舆论的引导下，克兰梅的销售量直线下降，使得其销售量从“黄金期”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在这突如其来的困难面前，损失最为惨重的要算海洋浪花公司了。恶劣的命运正挥动着黄旗向它招手，企业也面临着倒闭、破产的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海洋浪花公司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立刻采取行动，在纽约BBDS广告公司公关部门指导下，立即发动反击。

要澄清这一事实，首先就要向外界说明克兰梅作物是纯净的。于是，他们成立了7人小组，向新闻界说明克兰梅作物是纯净的。同时，他们还宣布要在第二天11月1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全国广播公司“今日新闻”电视节目中安排一个专访。海洋浪花公司充分利用了传媒的力量，希望通过宣传来挽回损失。另外，他们还在纽约安排了一个杂货制造商会议，使他们公司的副总裁有机会向外界说明，克兰梅是纯净的。接着，他们又向弗莱明致电，要求他立即采取措施，对他由于失言而造成的损失进行挽回。弗莱明是这次事件的引发者，因而如果他能自己出来说明的话，那么将会对海洋浪花公司非常有利。

海洋浪花公司的另一步高棋，就是他们动用了政治的力量。11月12日，他们特别邀请了打算参加竞选的尼克松和肯尼迪，通过电视这一强有力的传媒工具，向公众说明情况。他们请尼克松吃了四份克兰梅，肯尼迪喝了一杯克兰梅汁。尼克松和肯尼迪是举足轻重的政府要员，选择他们品尝克兰梅产品，对于公众而言更具有说服力。海洋浪花公司通过这股政治力量，可以说收到了最为理想的效果。

从11月13日起，公关人员又开始在卫生福利部与海洋浪花公司之间斡旋，企图寻找一个解决危机的办法。

而澄清事实最有力、也是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诉诸法庭。11月22日，当法院开庭时，双方已达成了一项协议：对这批克兰梅作物是否有害于人体进行化学试验。然后，他们又及时向公众宣布这项协议和化学试验的结果。至此，经历了十几天的艰苦奋战，终于使克兰梅产品重见天日，在感恩节前夕，又被重新放回了货架。这一年的克兰梅销量虽然低于前一年，但公关人员却从一个即将临头的灾祸中，挽救了这个企业，使海洋浪花公司免受破产之灾。

对海洋浪花公司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祸从天降，企业的形象和产品信誉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挑战。正是成功的危机公关，以攻为守的战略思想，使得克兰梅产品站稳了脚跟，保住了形象。面对困境，他们毫不畏惧，知难而守，并积极反击。

总结海洋浪花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1）主动而得当的决策。发生了这类偶然事件，结局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最高领导的态度和决策。海洋浪花公司正是以其及时、高效的工作作风，使损失减到了最小。在弗莱明的讲话公之于众的第二天，他们就立刻采取了行动，开始反击。而在整个事情的解决上，也只经历了13天。从解决问题最初的向新闻界说明克兰梅作物是纯净的，到最终的诉诸法庭，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周密的思索和反复的推敲。而这次危机最终能够圆满解决，可以说是公关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

（2）借助政治力量的间接作用。肯尼迪和尼克松均是美国政府要员，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公众都有很强的说服力。海洋浪花公司请他们来品尝克兰梅产品，正是向大众最好的表白。如果他们都能信得过这种产品，那么它自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出于这点考虑，人们的顾虑和恐惧心理才逐渐消除，从而使克兰梅的销售量开始回升。

（3）借助新闻单位和公众。这则“爆炸新闻”的发布，弗莱明本人并无确凿的证据。然而正是这场轩然大波，使海洋浪花公司处于困境。解铃还需系铃人，克兰梅究竟能不能致癌？它为什么能致癌？这是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只有让弗莱明讲出事情的原委，只有通过试验得出正确的结论，并通过新闻媒介告知大众，才能使广大顾客放心。

在这一点上，顾客和厂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海洋浪花公司自始至终都把解决问题的视点放在了新闻媒介和公众身上，他们非常重视新闻、电视等传媒工具，频频利用这些最直接、最迅速的力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通过新闻媒介告诉公众，解决问题的全过程让公众一目了然。正是这种对于大众传媒的重视与利用，使得海洋浪花公司重新赢得了顾客的信赖。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面对困难与危机的时候，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与策略，这应该是企业领导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只有积极地行动起来，变被动为主动，才能真正地化险为夷。在具体的公关策划中，通过公关活动与运作，使企业立足市场，在困境中站稳脚跟。在这种情况下，以攻为守的策划思路是很有启发性的。

11、借银行，新闻集团在“风险前沿”反败为胜

新闻集团总是处在“风险前沿”——虽说如此，公司就是这样在不到40年时间里，从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的一张小型下午报成长为全球新闻帝国。新闻集团在这个时期迅猛发展，大多数时间里银行也随着新闻集团愉快地成长壮大。1990年到1991年的经历教导默多克：“我们大家的命运——蟾蜍、蝴蝶和银行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我们需要银行。而银行若想在这个多变的金融环境中有所成就，也需要与知道往哪个方向跳的蟾蜍保持牢固的关系。”

新闻集团在1990年底几乎覆灭，危机的根源是，默多克拒绝通过发行股票来解决公司扩张所需的资金。他从来就不愿意放弃控制权，坚决保全他家族45％的股权。直到1990年，不论是在他自己还是他的债权人看来，他都是坚不可摧的。他在1986年到1987年战胜英国印刷工会之后，新闻集团的总收入和在未扣除利息前的利润增长了两倍，财产增加四倍，但是他的新债务也增长四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银行家们还在跪求默多克接纳他们的现金。到1990年中期，银行家们对他已开始冷淡。到1990年中期，银行的有序撤出已变成大溃退。贷款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匮乏局面，银行本身由于先前无节制的放款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们正与非常脆弱的银行体系打交道。”默多克说。默多克对此试图作出解释时，引用了拉迪亚德·吉卜林的一首诗：

耙子下面的蟾蜍知道

耙齿扎下生死难逃

而路上的蝴蝶

却劝说蟾蜍稍安勿躁

默多克说，在1990年底至1991年，新闻集团在行将覆灭以及他拼尽全力想对其进行重组之时，他感觉自己就像那只蟾蜍，时时有粉身碎骨之险。

1990年夏天，新闻集团开始走下坡路，滑向许多人看似覆没的深渊。1990年6月30日年度结算报告显示，新闻集团出现大面积的亏损以及沉重的短期债务。账面也表明新闻集团资产重估只增值了30亿澳元。

后来默多克力图向一帮银行老总说明做蟾蜍的感觉。“从我卑微的爬虫的角度来讲”，从1990年的秋天直到与1991年之交的冬天，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耙子的利齿一个接一个地向他猛扎下来，吓得他目瞪口呆。

他曾经为了自己热衷的事情而忘乎所以。他承认自己忙于购并而没有密切关注周围乃至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从1985年到1991年短短几年时间，新闻集团总资产从35亿澳元增加到240亿澳元。

默多克还说，新闻集团总是处在“风险前沿”——虽说如此，公司就是这样在不到40年时间里，从澳大利亚第四大城市的一张小型下午报成长为全球新闻帝国。新闻集团在这个时期迅猛发展，大多数时间里银行也随着新闻集团愉快地成长壮大。1990年到1991年的经历教导默多克：“我们大家的命运——蟾蜍、蝴蝶和银行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我们需要银行。而银行着想在这个多变的金融环境中有所成就，也需要与知道往哪个方向跳的蟾蜍保持牢固的关系。”

1990年8月新闻集团的年度业绩公布，默多克说：“这些数字说明我们背负着许多短期债务，市场因此受到冲击，”——确切地说，是23亿美元，相当前一年的6倍。默多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本以为短期贷款利率会下降，所以借了许多短期款项，以备长期利率下降时将其转为长期贷款。事与愿违，所有利率都急剧地上涨。

银行很不情愿地同意将9月30日到期的贷款再延期一个月，但条件是新闻集团答应重新清理其繁重的债务，并采取明智的商业计划。新闻集团最大的债权人——花旗银行被委以解决债务问题并重组该公司的重任。这个代号为“海豚”的项目，由花旗银行的时年34岁的副总裁安·莱恩负责。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默多克只能依靠莱恩的帮助，他一生中还没有仰仗过任何其他人。

由于默多克不顾后果的购并，新闻集团借遍了全世界——澳大利亚、英国、日本、荷兰、美国、新加坡、印度及中国香港，还有其它许多地方的钱。新闻集团拥有数百家不同的公司，而每家公司都有不同的担保，其贷款类型也各不相同。

莱恩着手整理信息时，新闻集团的股价开始急剧下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要求解释。“我们的股价都怎么啦？”默多克说：过去3个月里我们的股价创造了世界新记录。”这一切看上去越是复杂，莱恩知道解决的方法就得越简单。时间不允许她考虑别的方案或选择，因为情况复杂，参与者众说纷纭，足以使整个事情不了了之。她要做的就是拯救公司，减少债务。每家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把贷款延期，给默多克时间。她还必须对新闻集团和默多克本人有所约束。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戴夫·沃德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1990年前10年，默多克一直在从事购并活动，他把债务管理留给在新闻集团任了10多年的财务主管理查德·萨拉曾。但是到1990年时，新闻集团的财务开始出现危机。

就在这时，戴夫·德沃接替了理查德·萨拉曾，成了新闻集团的第三任财务主管。

戴夫·德沃在新闻集团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正是在他的帮助下，莱恩发现主要银行不断的贷款致使新闻集团现在欠着146家金融机构的钱，而且是10种货币的贷款。莱恩和她的工作组成员不停地问他们自己和新闻集团的人们：“我们在哪里？公司在哪里？债主在哪里？我们有些什么？每个人的相关位置是什么？他们从哪里开始协商？”新闻集团的金融和组织图表看上去就像是乱七八糟头序不清的电路图。

到1996年10月的后半月，莱恩及其工作组终于将银行归为3个档次。第一档由9家银行组成，它们都是主要的债权人，而且已明确表态不会再单独提供新的贷款。他们希望使公司维持运转的新贷款能出自更多的银行。

第二档次大约有30家银行，它们将与第一档次的银行共同成为新的贷款者。第三档次的银行不会再加入新的贷款行列，由于它们是最小的投资者，所以该档次大多数银行认为其参与宇宙无关紧要。

莱恩在组织这些银行的同时，还得迫使新闻集团有序地运转。她坚决要求公司根据它各种不同的子公司可能会赢利多少的情况，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

听到她的工作组成员报告此事之后，新闻集团的人们开始恐慌起来。新闻集团以前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多的金融契约。

可就在这时，危机发生了。

1990年12月6日对默多克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银行——匹兹堡国民银行到晚上11点还在拒绝对一笔小额贷款展期——1000万美元，这只是一笔更大的贷款的一部分。“我们不太了解他们，”默多克说，“他们是通过澳大利亚某个放款银行团进来的。”匹兹堡国民银行对新闻集团几乎一无所知。

戴夫·德沃给匹兹堡方面挂了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对方只是说：“把钱还给我们。”

戴夫·德沃说：“我们不能。你明白那意味着什么，我们会因此停业。”

对方肯定地说，新闻集团必须停业，开始对公司进行清理。

德沃解释说，正像他无数次跟100家银行所说的那样，新闻集团只存在资产变现的问题。公司正跟其主要银行商议。它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计划。它拥有巨额资产。它一定会摆脱困境的。

匹兹堡的那个人仍然不相信，德沃回忆道：“他说：‘对不起。我明白你说的话了。我们认为你们没有偿还我们贷款的能力。让我们对公司进行破产管理吧。”

真是恐怖，默多克后来说：“恐怖之极！那位信贷主管说：‘停业清理你们公司。’就值1000万美元！”

如果这家银行拒绝展期的话，新闻集团就会一败而不可收拾。公司将会陷入全球性的违约拖欠，这样势必加重其所有公共债务。重新筹措资金就无法进行。拖欠贷款会彻底毁掉公司与其债权人的信任关系，公司尚欠着全世界的贷款机构30亿美元。

默多克给莱恩打电话，她当时在代表花旗银行的伦敦律师事务所。她知道他绝对不会说：“我再也坚持不住了。”但在这一特定的下午，她也明白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目的。

默多克告诉她：“我想这已经完了。我认为我们不可能得到这家银行的合作。我这就去你那儿。我不能在电话上谈这事。”

她心里明白。12月7日，也就是明天，这笔贷款就要到期，数额为10亿澳元。匹兹堡方面可能会使情况急转直下，莱恩觉得他们正慢慢地掉下悬崖。

默多克还在到这儿的路上，莱恩趁此给纽约花旗银行的总部打电话。她想告诉总裁约翰·里德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任何重组工作中，总有一些债权人不愿帮忙。他们常常有很好的理由脱身而去。有时他们只是在相互较劲。莱恩知道现在就应该是向他们施压的时候。或更有诗意一点，按照莱恩和她的小组经常在办公室所说的那样，你得对他们进行“攻关”。

对债权人“攻关”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多位副总裁可以给拒绝妥协的银行打电话。如果还不够的话，总裁本人可以给它打电话。任何联邦职能部门的官员都可以“攻关”。如果需要重磅弹头才奏效的话，联邦储备局的主席可以出面，那天默多克的确在设法找到他。日本职能部门的官员可以对日本银行进行“攻关”。英国央行可以“攻关”英国银行。迫不得已，首相也可以出面。但是默多克那位显赫的盟友撒切尔夫人当时才刚刚被迫辞职。

“攻关”是很微妙的过程。莱恩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向对方施加太大的压力。她不轻易进行攻关。但现在她明白攻关是必要的。她请求约翰·里德给匹兹堡方面打电话，规劝那位总裁，并解释迫使新闻集团破产的严重后果。公司会因倒闭而一点一点地被贱卖掉。整个西欧金融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远不止一家公司——它控制着澳大利亚70％以上的新闻业，英国新闻业的30％到40％，还有美国一家大型电视网。新闻集团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媒体公司之一。它的覆没会波及世界经济，加速其衰退。

莱恩在默多克给匹兹堡的银行打电话之前，又打电话到纽约以确定约翰·里德已对匹兹堡进行过“攻关”。她叫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合伙人赶走在他们最好的会议室里的任何人，给默多克让路，她有两个目的：确保花旗银行已经尽其所能避开灾难；使默多克保持镇静，以便更有效地处理事务。

默多克到来以后，莱恩告诉他一切正在处理的事情。

默多克要求慢慢地了解这一过程。出了什么事，又该做些什么？莱恩看得出他压力很大。他知道几个小时内就可能失去他的帝国，对这一前景他一直很清醒。他没有惊慌失措。但是她知道，她已经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末日。

莱恩觉得默多克本人必须跟匹兹堡银行总裁对话。莱恩在纽约的人给默多克先讲了此人的心态。这可能会是他打过的最重要的电话。它将决定这个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现在已经成为帝国的公司的沉浮。这个电话是惟一的救生艇，默多克必须为其导航。

莱恩本人也非常害怕。“但是我的任务是不要显得恐慌。我的任务是要让默多克保持镇静，集中注意力。”她说，她有很强的自控能力，默多克也一样，“他没有发狂。看得出他在颤栗，但他没有失去理智。他也没有心跳过速。”

“如果我们不能使他们延期，就一切都完了。”默多克对她说，莱恩也这么认为，但她没有这样说。“没完以前一切都还有救，”她说：“要勇往直前。”

大约半小时，默多克已准备好打电话。这真是令每个人心惊肉跳的时刻。

对方总裁不愿接默多克的电话。

默多克几十年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给总统和首相打电话，如今匹兹堡的一个小小银行总裁竟然不愿跟他说话。

相反，默多克被接通给信贷主管，在这后面，是莱恩“攻关”所取得的结果。在这个匹兹堡官员面前，“我得乞求”，默多克回忆说。接着突然之间，令默多克震惊的是，一切都过去了。这位信贷主管，在几个小时前还告诉他们停业清理公司，现在简直是再仁慈不过了。他说，“噢，默多克先生，感谢你打来电话。不知道戴夫·德沃告诉过你没有，我接到他打过来的一个不错的电话。我们谈得很好，我已充分考虑了他跟我说的话。我们不想那样为难你们。”

在伦敦午夜的两个小时左右，默多克逐渐感到不那么紧张。“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件事。”他后来说。

默多克回忆道，那位匹兹堡官员说：“也许我们可以到纽约一聚，这样我们对公司会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默多克来说，这件事或许是他一生最难忘的。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很多企业都发生过，在这个时候，有的企业因此而反败为胜，重振大业，而更多的企业却是走向了衰败，直至灭亡。

默多克尽管为他自己疯狂的扩张战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在危机时他能够冷静地应对这一变化，力挽狂澜，使新闻集团走出危机，更是一位卓越的企业领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