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比托利欧博物馆的庭院几乎正好位于罗马城最神圣的异教遗址上，有趣的是，那里[546]摆着一尊巨型大理石半身像[547]，刻画了罗马的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丁的信仰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这件事给世界带来了大大小小的影响，使基督成为“罗马之主”，星期天成为休息日，伊斯坦布尔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并遮盖了罗马的光芒。实际上，这件事对此后一千七百年的欧洲历史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更愿意把君士坦丁看作一个中世纪(即“信仰时代”)的人，而非罗马皇帝。不过，这尊半身像却提醒我们，他确实是恺撒和奥古斯都的继承者。

这是一件壮观的纪念物，足以彰显统治者的身份，而且所有古代史的研究者都对它非常熟悉。这尊半身像曾属于一个比真人还大的雕塑，仅头部就高达3米。其他部位也有少部分幸存下来，包括一条青筋突起、肌肉发达的右臂，一只伸出食指的右手[548]，以及一只脚。不过，我们关注的还是这尊半身像。君士坦丁看起来跟他的前任们截然不同，就像第一位留胡须的皇帝哈德良一样独特。

君士坦丁的脸庞刮得干干净净，下巴中间有凹陷的痕迹，模样年轻英俊，而又粗犷健壮。他头发浓密，脖颈布满肌肉，眼睛仰视着天上，正在寻求神灵的启示。但是，这些特征虽然颇为新颖，却令人回想起了几个世纪之前的雕塑。

君士坦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罗马人。他是军人、政治家和建造者。他冷酷无情，不择手段，但成功的皇帝无不如此。他野心勃勃，渴望权势，聪明能干，机智狡猾，既注重精神和宗教，又崇尚残暴的武力。他是战士、管理者、公关天才以及见识远大的领袖。如果说他非常自负，那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把自己比作奥古斯都，而奥古斯都把自己比作罗慕路斯，并且两位皇帝都认为亚历山大大帝是他们的先驱。跟奥古斯都一样，君士坦丁也在尽量保留优秀传统的同时欣然接受改变，并在开始阶段使用暴力，后来则主要采取和平与渐进的方式。他犒赏士兵，却也关注女性，他遵循了常见的皇室模式，与母亲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立志开创一个王朝，而在这方面，他比大多数人都要成功。

君士坦丁既是罗马人，又是基督徒。我们可以从他对自己成就的描述中看到这一点，他把基督教的一神论和救赎论跟罗马异教的传统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在上帝的帮助下，我怀着救赎的坚定信念，从大洋的海岸开始，一步一步地举起整个世界。”[549]

君士坦丁是凡人，也是圣徒。他很重视调整罗马与神明的关系，这跟此前的皇帝别无二致。然而结果证明，他的政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君士坦丁是历史上的伟大成功者之一，这也许是最能体现其罗马特色的事情。

崛起之路

公元273年2月27日，君士坦丁出生在纳伊苏斯[550](今塞尔维亚的尼什)。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行省首府的孩子有朝一日会建立大名鼎鼎的君士坦丁堡，那里位于其出生地东南方向约720千米处，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而且，也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将给帝国的宗教和文化带来划时代的改变。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来自今天的保加利亚，当儿子出生时，他还是罗马军队里的一名下级军官。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受人尊敬，却身份低微，她的父亲在土耳其西北部的主要军用公路旁经营一家小旅馆。公元272年，君士坦提乌斯在跟随奥勒良皇帝征战的途中遇见了她。两人互相爱慕并结为夫妻[551]，九个月后，君士坦丁出生了。

君士坦提乌斯在军队中快速晋升，到君士坦丁十岁时，他已经当上了行省总督。因此，他有资本让儿子接受优质的教育，尤其是在拉丁语文学方面，此外还包括希腊语和哲学。而且，跟父亲一样，君士坦丁也受到了专业的军事训练。

当君士坦提乌斯跟海伦娜离婚时，君士坦丁可能才十几岁，他的父亲迎娶了一位公主，即西部帝国的统治者、奥古斯都马克西米安的女儿。君士坦提乌斯继续跟君士坦丁保持密切的关系，引领他走向辉煌的未来。不过，这次离婚显然是一个打击。可想而知，为了保护并培养自己的儿子，海伦娜肯定付出了不少努力。

对于君士坦丁来说，海伦娜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且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始终如此。就像以前的许多罗马母亲一样(例如利维娅、阿格里皮娜和尤利娅·多姆娜)，海伦娜也在一位皇帝的成年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公元293年，君士坦提乌斯获封恺撒，大约在此时，二十岁的君士坦丁被派往东部。他跟随军队攻打波斯，并镇压了埃及的叛乱。随后，他在尼科米底亚加入了戴克里先的朝廷。作为恺撒君士坦提乌斯的长子，他将来很有希望继承父亲的头衔。

毫无疑问，君士坦丁结了一门好亲事。在公元300年之前不久，他娶了一个叫密涅维娜的女人。据推测，她可能是戴克里先的外甥女。夫妻俩有一个儿子，取名克里斯普斯。

公元303年，当大迫害开始时，君士坦丁还在尼科米底亚的朝廷任职。跟父亲一样，他也反对这种无法包容基督徒的严苛做法，但是他并未表态，显然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事业顺利发展。

戴克里先的朝廷堪称一所政治学校，它传授了许多知识，尤其是指出只要拥有足够的才华和野心，一切皆有可能。毕竟，戴克里先本人就是从卑微的底层攀上了权力的巅峰。在出身和教育方面，君士坦丁有着更大的优势。不过，还有一项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上天的青睐，这一点也需要考虑在内。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得到了母亲的帮助，海伦娜也许搬到了附近，陪伴天资聪颖的儿子，并影响了他对神明的看法。

命运青睐的男人

公元305年，伽列里乌斯说服戴克里先改变主意，打翻了君士坦丁的如意算盘。当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放弃奥古斯都的身份而双双退位时，伽列里乌斯接管了东部，而君士坦提乌斯则掌控了西部，就像长期以来所安排的一样。但是，戴克里先并没有任命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之子)和马克森提乌斯(马克西米安之子)为恺撒，而是提拔了马克西米努斯·代亚(伽列里乌斯的外甥)和塞维鲁(伽列里乌斯的亲密战友)。在伽列里乌斯的要求下，计划彻底改变了。遭到排斥的两个人都怀着巨大的野心，谁也不肯善罢甘休。

君士坦丁离开尼科米底亚，前往西部的不列颠跟父亲会合。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当君士坦提乌斯在次年去世时，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新的奥古斯都，接替父亲统治西部。士兵们更愿意赞同世袭制，所以君士坦丁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而且君士坦提乌斯在临终前也表示支持自己的儿子。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君士坦丁率领军队在哈德良长城之外的不列颠北部打仗，赢得了士兵们的尊重。毫无疑问，君士坦丁展现了他在欧洲东部和近东地区收获的战斗经验。此外，他还有一个优势：一位日耳曼国王成了他的盟友，此人在不列颠担任副将，曾效忠于君士坦提乌斯。

几个月后，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宣布自己继承了父亲的皇位。伽列里乌斯试图阻止他们，但是他对意大利发起了两次进攻，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他被迫接受了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尽管只是承认他们为恺撒，而非奥古斯都。他指定了另一个战友李锡尼做西部的奥古斯都和统治者。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跟父亲一样，他也把首都设在奥古斯都·特里沃鲁姆(今特里尔)，位于今日德国的西南部。特里尔在帝国早期是一座繁荣的城市，后于公元275年被日耳曼部落摧毁，但是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丁把这座城市的发展水平提升到了新高度。君士坦丁在这里建造了一片宫殿，其接待厅后来被用作教堂，因而得以保存至今。这是一间又长又高的大厅，尽头的半圆壁龛曾经摆放着皇帝的宝座，阳光透过两排巨大的圆窗照进厅里。室内原本装饰着彩色大理石，不像现在那么朴素。然而跟此前的皇室接待厅相比，它还是显得更加简洁，因为立柱很少。这间大厅以其庄严质朴的风格为早期的教堂建筑树立了典范。

君士坦丁以奥古斯都·特里沃鲁姆为中心，统治着属于他父亲的行省，包括不列颠、高卢和希斯帕尼亚，而且他还连续打败了入侵莱茵河边境的日耳曼人。尽管在君士坦丁所处的时代，帝国一直保持战略防御状态，但是皇帝们经常越过边境，在外国领土上进行攻击和掠夺，向当地人展示自己的力量。作为皇帝，君士坦丁会亲自率领军队，就像所有成功的罗马统治者一样。他为自己在战争中赢得的头衔而感到骄傲，例如“日耳曼尼库斯·马克西姆斯[1]·四”，表示他曾四次击败日耳曼人。

另外，在帝国内部，君士坦丁通过跟竞争对手交易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密涅维娜已经去世了，君士坦丁打算跟马克森提乌斯的妹妹福斯塔(弗拉维娅·马克西玛·福斯塔)结婚。福斯塔比君士坦丁年轻二十岁，而且根据硬币上的图案来判断，她非常漂亮，堪称值得炫耀的娇妻，不过她的主要作用却是为了王朝的利益传宗接代。

马克西米安和马克森提乌斯承认君士坦丁为奥古斯都，而君士坦丁则承认他的新内兄为恺撒，新岳父为大奥古斯都。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都宣布在他们控制的领土上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并归还了在大迫害期间没收的基督徒财产。

但是，马克西米安却跟君士坦丁发生了争执，还企图暗杀他。公元310年，心灰意冷的君士坦丁迫使马克西米安自尽了。可想而知，这肯定让福斯塔感到非常难受。

次年，皇室的另一起死亡事件进一步改变了局势：伽列里乌斯因癌症去世。此时，帝国由四个人共同统治，但是他们之间几乎毫无信任可言。在东部，李锡尼和代亚深陷于权力的斗争之中，而在西部，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也保持着互相提防的状态。公元312年，一组新的联盟出现了：君士坦丁与李锡尼联手，对抗马克森提乌斯和代亚。君士坦丁采取行动，率军攻入意大利。他是一名勇猛的战士，统领着久经沙场的老兵，而软弱的马克森提乌斯则准备躲在罗马的坚固城墙后面抵挡围攻。现在只剩下终极大奖了，那就是罗马。

米尔维安大桥

米尔维安大桥在罗马北边，横跨台伯河，初建于公元前206年，历经数次重修，现在还保留着一些古代的石材。早在尼禄年少时，这里便是夜间冒险的好地方，如今依然吸引着众多情侣。不过，其最著名之处在于公元312年10月28日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当时君士坦丁打败了马克森提乌斯，占领了罗马。在公元前31年9月2日亚克兴海战的胜利把奥古斯都推上权力的顶峰之后，这是帝国另一次最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

这场战役的实际发生地点并非在大桥上，而是在其北边的陆地上。君士坦丁的军队正好聚集在一座小山脚下，高处便是利维娅的郊外庄园。当时，君士坦丁已经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马克森提乌斯非常担忧，甚至把象征自己身份的物品埋在了帕拉蒂诺山上。2006年，考古学家们在那里发现了这些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马克森提乌斯的权杖，那也是唯一出土的罗马皇帝权杖。这类权杖通常是0.6~1米的象牙棒托着圆球或老鹰。马克森提乌斯的权杖顶端有一个象征地球的蓝色圆球，固定在黄铜合金的底座上。

为了把君士坦丁挡在城外，马克森提乌斯拆除了米尔维安大桥的部分构件，使其无法通行。接着，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出去跟君士坦丁作战，于是他命人搭起了一座浮桥作为替代。马克森提乌斯率领军队投入战斗，结果遭遇惨败。他打算退回城里避难，但是桥上挤满了逃亡的人群，他不慎落入水中，穿着盔甲淹死了。事后，马克森提乌斯的尸体被冲到了岸上。

马克森提乌斯和君士坦丁是内兄弟，但两人却毫不犹豫地展开了殊死搏斗。而且，当人们用标枪挑着马克森提乌斯的首级在罗马游行时，君士坦丁也没有表示反对。后来，马克森提乌斯的首级还被送往北非，以便向那里支持他的人证明他已经身亡。对于福斯塔而言，这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的父亲和哥哥皆为她的丈夫所害。

君士坦丁占领了罗马，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罗马。他向全世界宣布，他现在是基督教教会的朋友。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基督徒。

君士坦丁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成为基督徒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勾勒出一个迷人的故事，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君士坦丁的信仰转变

从公元312年之前的几年开始，君士坦丁便拒绝对基督徒进行迫害。在这方面，他效仿了父亲的做法，而君士坦提乌斯并非基督徒。不过，海伦娜可能是基督徒。现存关于君士坦丁生平最重要的文献则持相反态度，坚称是皇帝让母亲改信了基督教[552]。但是，后来的教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是海伦娜把儿子培养成了基督徒[553]。这些作者都有自己的目的，很难判断真相究竟是什么。

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如果君士坦丁希望母亲改变信仰，那么基督教对他来说显然意义非凡，而如果他在乎她的宗教信仰，那么母亲对他来说无疑十分重要(不管是情感上还是政治上)。到了君士坦丁执政后期，海伦娜依然在罗马世界的基督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公元310年，也就是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两年前，君士坦丁及其军队在午后的天空中望见了令人惊叹的景象：日晕，即一轮光圈环绕着太阳。此事发生在高卢的一座阿波罗神庙附近，阿波罗便是太阳神，但也有观点认为那座神庙供奉着另一位罗马神明——“无敌者索尔”[2](拉丁语为“Sol Invictus”)。这是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最喜爱的神明，尽管它被引介到罗马的时间并不长，彼时奥勒良皇帝在东部的叙利亚打仗，看到了一位保佑他获胜的当地太阳神。

年轻的君士坦丁相信自己与太阳神有着特殊的关系，但是他不确定该如何解读高卢上空出现的壮观景象。他咨询了许多智者，包括基督教的主教。他们向他保证，这个景象并非来自太阳神，而是基督发出的征兆。在福音书中，耶稣形容自己为“世界之光”[554]，而且马太也说耶稣的脸庞像太阳一样闪耀[555]。早期的基督徒认为基督是照亮精神的光源。

最终说服君士坦丁的是一个梦。在那个梦里，基督向他展示了一种可以抵御敌人的标志。君士坦丁在他的军旗上添加了一个著名的早期基督教符号，由希腊字母“chi”和“rho”组成，相当于代表基督(Christ)的拉丁语“CHR”。这件事发生时，君士坦丁很可能还在高卢，尚未进入意大利。正是在此时，君士坦丁宣布自己为基督徒。后来，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之前，他又让手下的士兵把凯乐符号(chi-rho)画在盾牌上，并在进入罗马城后重申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君士坦丁是一名真诚的改信者吗？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尽管“真诚”和“政客”这两个词很少搭配在一起。古代人非常重视梦境和征兆，先前的皇帝便是如此，而且他们也咨询过占星师。现代的西方人总是在寻找“真正的动机”，但是我们经常对宗教动机的真实性视而不见。

当然，君士坦丁也有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通过操纵宗教来获得权势。不过，在公元312年，改信基督教是明智的举动吗？事后看来确实如此，但当时没有什么能保证一个以异教徒为主的帝国会容忍一位基督徒皇帝。只有能够冒巨大风险的人，或者相信上帝赋予自己使命的人，才会像君士坦丁那样做。早在公元314年，君士坦丁便指出，上帝亲自把人类的事务托付给了他，条件是他要处理得当[556]，在后来的岁月中，他将再次提起自己的使命。

在改信基督教之后的数年里，君士坦丁在许多方面仍旧表现得像一名异教徒。例如，他还没有弄清楚自己信仰的新神基督与旧神无敌者索尔之间的关系。刚开始，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同时敬奉这两位神明。有一段时间，他的硬币上依然刻着太阳神的形象，而且经常标明“无敌者索尔——不可战胜的君士坦丁皇帝的伙伴”[557]。

不过，在君士坦丁统治的帝国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异教徒，尤其在军队中，基督徒明显是少数群体。在大迫害期间，有个别基督徒为了自己的原则而殉道。但是在面对更加广泛的异教徒受众时，最好能模糊旧神和新神之间的差异。

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过去十二年以后，君士坦丁跟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兵戎相见。李锡尼是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他容忍基督教，却并未改变自己的信仰。身为异教徒，李锡尼可以利用多数人支持的宗教来攻击君士坦丁。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打败了李锡尼，成为唯一的罗马皇帝。此后，他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不过他依然面临着强大的反基督教势力。不懂得权衡利弊的统治者无法生存，而君士坦丁一向擅长此道。

但是，改信基督教并不会使人变得完美。即使在公元312年之后，君士坦丁仍制造了大量的血腥杀戮，就连异教徒都会为此赧颜。君士坦丁传播福音，把教堂修建得更加壮丽而坚固，这些坚定不移的做法足以证明他是一名基督徒。

罗马城的基督化

公元312年10月末，君士坦丁进入罗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此时他已年近四十，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人，他还未造访“永恒之城”，便已经成了西部帝国大多数地区的统治者。君士坦丁能够在没有见过罗马的情况下达到如此高度，这充分说明罗马的地位已经降低了。

君士坦丁在这座城市里只待了两个月，却足以赢得异教精英的支持，同时他不忘向基督徒群体大施恩惠。马克森提乌斯是一个热心的建造者，君士坦丁接管并完成了他开展的工程，包括一座用于行政管理和商品交易的大型巴西利卡。今天，我们通常把巴西利卡视为教堂，但它原本是公共建筑。

为了摧毁落败政权的军事力量，君士坦丁废除了马克森提乌斯的精锐骑兵队，并彻底解散了禁卫军——或者说是残余的禁卫军，因为他们在米尔维安大桥战役中损失惨重。禁卫军始于奥古斯都，但是戴克里先削弱了它的作用，而现在君士坦丁又结束了它的漫长生命。回首往昔，从禁卫军长官塞扬努斯权倾朝野到禁卫军选择克劳狄乌斯和尼禄为皇帝，再到其谋杀佩蒂纳克斯并把皇位卖给出价最高者，禁卫军对罗马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君士坦丁让其他精锐部队代替禁卫军，以承担保护皇帝的职责。他组建了崭新的精锐骑兵团(到他统治末期已有二千五百人)来陪伴自己出行，从而解决安全问题。当然，还有四十个人被挑选为皇帝的保镖。他们因身穿白色短袍而被称作“白衣卫队”(candidati，拉丁语)，正如几个世纪之前，在罗马共和国谋求官职的人身穿白色托加，所以产生了“候选人”[3]一词。

君士坦丁立即开始行动，着手把罗马城变成一个更加基督化的城市，不过他采取了一种小心谨慎、灵活变通的方式。他在自己的新巴西利卡里竖起了一个十字架，这项措施令罗马的保守派感到不满，但是除此之外，他让所有的基督教主题建筑都远离市中心。他在城区边缘和皇室土地上建造了一系列新教堂，其中最大的拉特朗大殿现在依然屹立不倒，那是第一座大型的基督教教堂。在君士坦丁主持局面之前，基督徒总是在简陋的房屋里集会，通常是私人住宅。尽管文献资料提到了一些独立的教堂，但是我们并不了解它们的外观。无论它们看起来怎么样，君士坦丁修建的教堂肯定更加宏伟。

拉特朗大殿是一座壮观的建筑，从入口到最早的半圆壁龛尽头，长约90多米。跟君士坦丁时期的所有罗马教堂一样，它也是内部富丽堂皇，而外部朴实无华，仿佛在尽量避免引起教外人士的反感。虽然拉特朗大殿后来又经过数次翻修，但是今天的游客依然能分辨出以五条通道为主的厚重结构，那是晚期罗马公共建筑的典型特征。巴西利卡式的教堂很像同样风格的政府办公楼，看到这种建筑上的相似性，君士坦丁时期的罗马游客会清晰地感受到，教会与国家之间是密切相连的。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君士坦丁把这座教堂建在了前代精锐骑兵队的总部遗址上。由此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已然来临。

拉特朗大殿旁边有一栋豪宅，属于君士坦丁。他将其送给了教皇米尔提亚德斯，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这里便成了教皇的官邸。教皇是罗马的主教，自称彼得和保罗的继承人，因而拥有特殊的地位。君士坦丁尊重米尔提亚德斯及其继任者教皇西尔维斯特一世，但是这位皇帝也毫不犹豫地对教会行使最高权力。君士坦丁时期的教皇颇为重要，不过在权力方面，他们无法跟后来的教皇相比。

君士坦丁还致力于在郊外为圣徒和殉道者修建圣殿。最著名的是旧圣彼得大殿，它坐落在圣彼得墓的传统遗址上，位于台伯河以西的梵蒂冈地区。它挺立了一千多年，但最终变得破败不堪。在1506—1626年间，我们今天见到的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巴西利卡[4]被建造出来，取代了君士坦丁留下的教堂。

一开始，君士坦丁表现得更像是教会的朋友，而不是教会的最高管理者。从本质上来讲，他开展的基督教建筑工程属于个人的慈善行为，而非国家政策。在罗马，君士坦丁的官方形象并未冒犯异教徒。

最佳的官方例子是一座刻着君士坦丁名字的凯旋门，位于罗马角斗场旁边，那也是君士坦丁最著名的罗马纪念物，至少今天的游客都这么认为。这座凯旋门由元老院建造，用来纪念三年前米尔维安大桥战役的胜利。其整体设计没有采用明显的基督教元素。实际上，当时还有一位参观者透过中间的拱道看到了远处的异教象征，即一尊巨大的雕像，塑造了君士坦丁原本信奉的太阳神。

凯旋门表面有一系列浮雕，其中有一些是专门为此而制作的，描绘了君士坦丁在意大利取得的军事胜利、他进入罗马的情景以及向罗马人民分发金钱的场面。还有一些浮雕是从先前的皇室纪念物上剥离下来的，这批源自图拉真、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时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战争、狩猎和异教祭祀的画面，就连安提诺乌斯都作为配角登场了。古老艺术作品的亮相将君士坦丁置于罗马的皇室传统之中，尽管那很可能暗示了这座凯旋门的建造时间非常紧张，所以被迫重复使用了先前的作品。

只有刻在凯旋门上的献词适合从基督教的角度进行解读——不过异教的解读也同样贴切。其内容说，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把这座凯旋门献给君士坦丁皇帝及其取得的胜利，因为他受到了伟大精神和“圣灵启示”[558]的感召。后者可以指朱庇特或无敌者索尔，也可以指基督。这段铭文和另外两段较短的铭文都将君士坦丁称作暴政的解放者与和平的奠基者，此乃罗马的传统赞誉。

征服东部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在米迪奥拉努姆(今米兰)举行了一次高级会晤。他们同意分治帝国，君士坦丁以传统的罗马方式跟李锡尼达成协议，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君士坦提娅(弗拉维娅·尤利娅·君士坦提娅)嫁给了他。不过，这次会晤最广为人知的成果还是著名的“米兰敕令”[5]。实际上，这个标题属于误称，因为它既不是一道敕令，也并非出自米兰，而是后来李锡尼从其东部基地签发的一封信。

这封信很重要，但也不像历史学家有时强调的那么重要，因为其时，西部帝国已经享有宗教自由，并归还了在大迫害期间没收的基督徒财产，公元311年，伽列里乌斯在临终前放弃了迫害行为，恢复了宽容政策。只有代亚还继续在东部帝国迫害基督徒，那里的大多数地区都被他所掌控，直到公元313年。此时，李锡尼承诺要把这些宽容政策推广到代亚的领土上。

李锡尼很快便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因为他打败了代亚，并接管了东部。代亚自尽身亡，帝国的统治者由四个减少到两个，但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仍然不满足。他们俩都野心勃勃，而且互相猜疑。从公元316—324年，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内战。君士坦丁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军队，甚至在一场内战中受了伤。

尽管君士坦丁还要抗击莱茵河与多瑙河边境的侵略者，而且他犯过一个决策性失误，但他还是在哈德良波利斯打败了李锡尼。随后，君士坦丁的儿子克里斯普斯又在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战胜了李锡尼的舰队，那是一道分隔亚洲和欧洲的狭窄海峡，位于爱琴海的入口处。最终的战役发生在公元324年9月18日，地点是克里索波利斯(今土耳其的于斯屈达尔)，现在属于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双方的宗教对比非常鲜明。李锡尼展示了异教神明的图像，而另一边，君士坦丁则挥舞着绘有基督教凯乐符号的军旗。君士坦丁满怀信心地发起正面攻击，结果大获全胜。李锡尼见己方损失惨重，只好带着残余的部队逃跑了。

君士坦提娅在战败的丈夫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之间尽力周旋。双方达成共识，李锡尼及其子小李锡尼将失去权力，但是保全性命。他们被判处国内流放，而君士坦提娅则回到了君士坦丁的身边，成为朝廷上的重要人物。

在君士坦丁的家族中，君士坦提娅并非唯一值得敬畏的女性。君士坦丁的妻子福斯塔于公元324年获封奥古斯塔，而他的母亲海伦娜也是一样。两个强大的女性都依附着皇帝，竞争自然在所难免，冲突也会经常发生。

硬币肖像显示海伦娜是一个端庄威严的女人，她戴着象征皇室身份的环状头饰，披着一件朴素的斗篷。福斯塔的硬币肖像则被描绘得高贵从容，美丽的侧脸酷似希腊的古典雕塑，头发梳理得非常精致，有时也戴着环状头饰。两个女人的硬币反面都是她们站立的模样。海伦娜的硬币[559]展现了一位身穿长袍的女性，手拿一根低垂的橄榄枝，旁边的铭文是“平安”。而福斯塔的硬币[560]则刻画了一位抱着两个孩子的女性，旁边的铭文是“希望”，强调了福斯塔的母亲身份。

迈向基督化的帝国

在打败李锡尼之后，君士坦丁开始更加堂而皇之地宣扬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公元326年，当前往罗马庆祝自己登基二十周年时，他首次拒绝向朱庇特献祭，结果引起了不少抗议。

这位皇帝有一种使命感，相信上帝选择了他来带领帝国皈依基督教。公元325年，在一次对基督徒发表的演讲中，君士坦丁说：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竭尽全力向那些不了解教义的人灌输美好的愿望，这绝不是普通的任务。如果对方碰巧是善良的，我们应该把他们的思想变得虔诚，如果对方是邪恶而冷酷的，我们就要引导他们走向正面，使其成为有用之人，创造价值。[561]

罗马的宗教一直都依靠政府的支持，君士坦丁将异教徒的补贴转移给基督教教会，这是一项巨大的恩惠。

公元324年之前，君士坦丁曾在西部承诺容忍异教，因此行事有所顾忌，然而在东部，他却可以为所欲为。尽管他允许东部的异教庙宇继续存在，但是他没收了它们的财物，从黄金到青铜，无一例外。他还禁止祭祀，导致庙宇变成了空壳。

没收那些财物的目的之一是修建教堂，许多新教堂的出现都得益于君士坦丁的慷慨解囊。一位异教作家斥之为浪费公款[562]，然而基督徒的想法肯定截然不同。另一个目的则是救济穷人。此前的罗马皇帝也会帮助贫苦民众，但是在基督徒皇帝的统治下，慈善事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标志着罗马政府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

皇帝还提升了主教的地位。跟所有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一样，他们也免去了罗马富人需要向当地政府履行的昂贵而耗时的各种义务。此外，主教还拥有一些特权，尤其是在遭到指控时，可以接受同僚的审判，这是其他罗马人无法享受的待遇。他们充当代理人，向教会和穷人分发皇室提供的资金。他们甚至能够在教会里决定奴隶的释放问题。总而言之，主教成了非常重要的人物。

在君士坦丁的统治下，罗马法律还产生了一些涉及基督徒的变化。独身惩罚始于几个世纪前的奥古斯都时期，现在这项规定被取消了，因为基督徒跟异教徒不同，他们认为独身是一种美德。钉死耶稣(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十字架刑被废除了，不再用来处决罪犯。离婚的行为虽未遭到禁止，却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是受到了《新约》反对离婚的影响。

跟犹太人一样，基督徒也承认每周有一天是休息日，即所谓的安息日。犹太人在星期六(实际上是从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黄昏)庆祝安息日。早期的基督徒有两种做法：有些人庆祝犹太教的安息日，而其他人则把耶稣复活的星期天当作安息日。与此同时，异教徒相信星期天是神圣的太阳日，尽管不是休息日。君士坦丁颁布法令，规定星期天(即“庄严的太阳日”[563])是一切城市活动的休息日(农民可以在星期天照顾庄稼)。又过了一两代人的时间，这项规定才在基督徒群体中得以普及。

君士坦丁的支持提升了教会的地位，却也改变了教会。到头来，外人的行动反倒左右了内部的事务。耶稣说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564]。然而君士坦丁既是上帝的信徒，又是恺撒，他坚持要决定什么属于上帝，以及怎样报答上帝。或许他是出于好意，认为一个虔诚的君主有责任让真正的宗教变得更好。但是面对他的干涉，基督徒必须考虑该如何回应。

君士坦丁成了基督教教会的统治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所有基督教教会的统治者。正如君士坦丁所知，基督教是一种多样化的宗教，容纳了众多的地区差异和教义分歧。经过将近二十年的艰苦战争和政治活动，君士坦丁终于把全体罗马人都统一在单人的权力之下。同样，他也想统一全体基督徒，但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当君士坦丁还只是西部的统治者时，他曾介入过北非教会的一次内部分裂，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对于那些在大迫害期间苟且偷生的基督徒应该给予多少宽恕。君士坦丁已经把自己的事业押在了教会上，他要求基督徒团结起来，对抗他们的敌人。公元314年，他给管理北非的罗马官员写信，称其为“敬奉至高神上帝的同胞”[565]，并宣布他的目标是实现基督教统一。然而，多年的谈判、贿赂、流放乃至处决，使得非洲教会的两派难以和睦相处。

公元325年，君士坦丁陷入了一场更大的纷争。论战席卷了东部教会，其根本问题是耶稣与上帝的关系。大多数基督徒都相信耶稣既是人类，也是上帝，个中奥妙只有信仰才能调和。而阿里乌派(因其领袖是一个叫阿利乌斯的埃及基督徒而得名)则相信圣父上帝创造了圣子耶稣，耶稣高于其他人类，但是并不等于上帝。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城召开了一次大型的主教会议，试图让双方达成共识。这便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公(ecumenical，源于希腊语，本意为“世界”)会议，有二百五十名主教出席，由皇帝亲自主持。其中一位主教来自叙利亚·巴勒斯提纳，人称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他是重要的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君士坦丁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尼西亚会议事关重大，而且皇室高层也参与了讨论。君士坦提娅在会上向支持阿里乌派的基督徒建言，直到临终前，她还代表阿里乌派游说自己的哥哥，可惜并未成功。

会议通过了一项声明，重申耶稣既是人类又是上帝的传统教义。后来经过一些修改，这项声明今天依然被基督徒传诵，他们称之为“尼西亚信经”。尽管这个结果使国家支持的教会公开反对阿里乌派，但是阿里乌派又继续存在了数个世纪。

君士坦丁想推行一种官方或正统的基督教，摒弃其他流派，即所谓的“异端”。不过，“异端”(heresy)一词源于希腊语的“选择”(hairesis)，而基督教历来就有自由和分散的特点。事实证明，它不会屈服于中央控制。

但是，随着基督教变成皇室宗教，耶稣在基督教艺术中的形象也发生了改变。过去，艺术家们总是把耶稣描绘成一个普通人，做着医治病患之类的事情。有时，他们也将其塑造成一名朴素的牧羊人，因为耶稣曾自称是好牧人[566]。现在，耶稣开始穿着精致的托加，坐在宝座上，犹如皇帝一样，周围环绕的男性信徒像元老，而女性信徒则像罗马贵族。此可谓皇室宗教的皇室基督。当然，基督教还不是正式的国教，异教活动也依然存在，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公元395年。但是，通过慷慨的资助和皇室的支持，君士坦丁已然让基督教教会走上了成功之路。

悲哀与荣耀

为了征服罗马，君士坦丁杀了妻子的哥哥，为了夺取帝国东部，他又杀了妹妹的丈夫。他曾答应君士坦提娅会饶恕李锡尼及其儿子，结果却改变了主意。他指控这两个人密谋造反，把他们都处决了。公元325年，李锡尼首先被杀，一年后，他的儿子也未能幸免。

然而，对于君士坦丁的家族来说，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公元326年，皇帝让自己的长子克里斯普斯接受审判，这个年轻人被认定有罪并处以毒死之刑。考虑到克里斯普斯的地位以及他在西部抵御日耳曼部落和在东部抗击李锡尼的成就，这种情况实在令人震惊。克里斯普斯已经获封恺撒，似乎很有希望继承皇位。但是突然之间，在二十六岁左右，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公开记录和档案都删去了他的名字。

克里斯普斯被处决的原因备受争议，不过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福斯塔指控他跟自己发生了性关系[567]。相较于君士坦丁，福斯塔与继子的年龄更加接近。他们俩真的有染吗？抑或福斯塔像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样，勾引克里斯普斯不成，便反咬一口？或者是福斯塔憎恨丈夫杀害了她的父兄？我们只能猜测了。

后来，君士坦丁得出结论，认为克里斯普斯是无辜的，而福斯塔撒谎了。他的母亲海伦娜使他相信了这一点，并表示她的孙子是含冤而亡。福斯塔担心自己会遭到报复，于是在滚烫的浴缸里自杀了。

福斯塔的父亲是皇帝(马克西米安)，哥哥是皇帝(马克森提乌斯)，丈夫也是皇帝(君士坦丁)，而且她拥有尊贵的奥古斯塔头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宫中度过。她从未料到自己会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留下五个年幼的孩子和彻底败坏的名声。跟克里斯普斯一样，福斯塔也从官方档案中消失了，而皇室家族则蒙受了巨大的耻辱。

圣地

次年，君士坦丁派海伦娜去叙利亚·巴勒斯提纳朝圣。这既是出于虔诚的信仰，也是为了修复公共关系，弥补前一年的事件给皇室造成的损害。

在那里逗留期间，海伦娜找到了耶稣曾经生活过的一些重要地点，尤其是在耶路撒冷。她肩负着官方使命，可以毫无限制地获得政府资金，用来建造新教堂、美化旧教堂以及帮助穷人。她在伯利恒和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留下了漂亮的教堂。

在耶路撒冷的耶稣复活之处，君士坦丁还主持建造了圣墓教堂。那座教堂的一部分经过大规模修缮，今天依然存在。当初，它旁边还有一栋壮丽的巴西利卡，现在已经消失了。

罗马人曾摧毁耶路撒冷，以惩罚犹太人叛乱。随后，在哈德良的统治下，他们重建了耶路撒冷，把这座犹太城市改造成异教城市，并称之为埃利亚·卡比托利纳。到了君士坦丁时期，他们又让耶路撒冷以本名得到重建，但它依然不是犹太城市，而是被当作了基督教城市。

君士坦丁将叙利亚·巴勒斯提纳重塑为“基督教圣地”，一个闭塞落后的行省变成了基督徒朝圣的中心，此举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方面，这导致了几个世纪后基督徒跟穆斯林的冲突，即著名的“十字军东征”；另一方面，这剥夺了犹太人在传统家园生活的权利。那片土地究竟属于谁，今天依然充满争议。

君士坦丁不是犹太人的朋友；当然，根据罗马人的标准来判断，他也不是最可恶的敌人。他没有像韦斯巴芗和提图斯那样摧毁圣殿，也没有像哈德良那样血洗犹太地区。他没有破坏犹太人的集体生活，那种聚居模式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和大流散的过程中继续盛行。然而，君士坦丁确实使犹太教的地位变得低于基督教。他虽然并非第一个侮辱犹太人的皇帝，但是他对犹太人的伤害尤为严重，他污蔑犹太人为“谋杀主的凶手”[568]。他不允许犹太人接受来自基督教的皈依者，又禁止犹太人阻拦同胞改信基督教。不过，他还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规定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奴隶可以得到释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犹太社区的道德污点——奴隶制。

当一位著名的拉比学者改信基督教时，君士坦丁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并出资在加利利建造了第一批教堂，那片地区有大量的犹太城市。数十年后，其中一座城市成了犹太人反抗罗马的中心。

君士坦丁堡

跟戴克里先一样，君士坦丁也承认帝国太过庞大和复杂，无法以某一座城市统领全局，需要在东部和西部各设一个首都。君士坦丁并未选择罗马，在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坐镇西部的奥古斯都·特里沃鲁姆或东部的西尔米乌姆(在今塞尔维亚)和塞尔迪卡(今保加利亚的索非亚)。打败李锡尼之后，他打算在原先属于李锡尼的领土上建立一个新首都。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常驻的尼科米底亚已经不合适了，因为那里曾经是大迫害的中心。君士坦丁想在东部打造一个崭新的基督教首都，为基督教帝国服务。而且，他看中了一个兼具战略优势和宣传优势的地方。

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占据着绝佳的位置，很少有城市能与之相比，不过君士坦丁是第一个充分开发其潜力的人。毫不夸张地说，通过把拜占庭(这是它当时的名字)重建为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创造了历史上最重要且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这个地方是他在东部征战期间注意到的，当时李锡尼把拜占庭用作一处防御基地。拜占庭是公元前7世纪建立的一座希腊城市，多年来经历过不少起伏，此前因支持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敌人而遭到摧毁，随后似乎又被李锡尼重建。君士坦丁再度开展重建工作，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称其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之城”。他或许还叫它“新罗马”，不过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去世五十年之后才出现的。我们难以确定。

君士坦丁堡坐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的一个半岛上，这道狭窄的海峡连接着攸克辛海(今黑海)和普罗庞提斯(今马尔马拉海)，后者又通往赫勒斯滂、爱琴海和地中海。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一侧是欧洲，而另一侧是亚洲。时至今日，它依然是地球上最具战略意义的水域之一。

君士坦丁堡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侧，作为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它只有一面与陆地相连，因而易守难攻。君士坦丁为这座城市修建了新的城墙，使它的范围向西扩展了3200多米，结果在亚欧两洲的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巨大要塞。君士坦丁堡靠近多瑙河，跟罗马的另外两条边界(即西部的莱茵河与东部的幼发拉底河)距离相等。

君士坦丁堡还相当于一座胜利的纪念碑，它面对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那里就是君士坦丁和李锡尼的决战之处。君士坦丁在打败罗马同胞的地点附近建立了一座城市，这种做法效仿了奥古斯都。那位皇帝在亚克兴击溃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安东尼，随后也跨过水域，建立了一座城市，并称其为尼科波利斯，即希腊语的“胜利之城”。不过，我们的类比只能到此为止。无论是奥古斯都还是其他皇帝，都没有建立过像君士坦丁堡这样伟大的城市。

新城于公元330年5月11日建成。皇帝大兴土木，让君士坦丁堡拥有了一座新宫殿、一个竞技场(即赛马的场地)、一片柱廊环绕的广场、一栋元老院议事厅和一系列新教堂。广场中央矗立着一根斑岩石柱，有一部分至今依然存在。石柱顶端是一尊君士坦丁的巨大**雕像，头上戴着光芒四射的皇冠。这可以被视为基督教的象征，或者太阳神的象征，甚至二者皆是。君士坦丁是基督徒，但也是政治家，他懂得利用模棱两可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吸引力。

重组政府

君士坦丁重组了罗马的政府机构，使其变得更加专业和灵活，尤其是更容易服从他的意志，这首先体现在军事方面。他始终记得塞维鲁的忠告，那就是保证士兵的收入。跟伽利埃努斯以后的皇帝一样，君士坦丁也让军事跟民事分离。他摆脱了将元老提拔为将领的束缚，增加了非罗马出身的军官数量，他们都是罗马人眼中的野蛮人。例如，当君士坦丁的父亲去世时，一位日耳曼国王正在依波拉堪指挥军队。尽管大部分士兵都是本国人，但还有相当多的外国人跨越边界，加入罗马军队，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谋生手段。其中包括摩尔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不过主要还是日耳曼人。

早在戴克里先时期，部队就已经开始分化成野战军和边防军，君士坦丁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野战军的身体更健壮，待遇更优厚，而且服役时间也较短。得到扩充的野战军直接听从皇帝指挥，具有很高的机动性，使皇帝可以快速把部队调遣到需要的地方。

君士坦丁加强了宫廷的官僚机构。他任命了一批直接对自己负责的重要官员，他们是更加专业的管理者，掌握着一些新的部门。他还增添了一个新兵种，由军团组成，负责在中央和地方行省之间传递机密信息。这一系列巩固和集权的措施使政府变得更加高效，却并没有更加纯粹。委婉地讲，那些管理者都想要“好处费”。实际上，罗马政府的规模越庞大，腐败问题就越严重。

君士坦丁明白，用礼物和人情来换取服务是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因此，为了跟行省权贵建立友好关系，他创造了新的头衔和荣誉，甚至还为君士坦丁堡设立了一个新的元老院。他对个人和城市都非常慷慨，这种做法有利于政治，却无益于国库。

真正对国库有利的是君士坦丁铸造的新金币，名叫苏勒德斯，它取代了因通货膨胀而贬值的旧金币。君士坦丁之后的皇帝将继续发行优质的苏勒德斯，实际上，这种金币变得越来越可靠，并且广受重视，以至于有些人称之为“中世纪的美元”[569]。但是，银币和铜币依然在不断贬值。

教堂与清真寺

公元328年前后，海伦娜刚从圣地回来，便在君士坦丁堡去世了。她的儿子为她送终，并将她的遗体运往罗马，自从公元312年以来，她一直生活在那里。她的遗体被放进一副精致的斑岩石棺里，安置在一处带有穹顶圆形大厅的陵墓中，位于城外的一座殉道者教堂旁边。如今，这副石棺由梵蒂冈博物馆收藏，每年供数百万名游客参观；陵墓的遗迹依然矗立在罗马郊区的一座公园里，但是并未得到宣传，所以很少有人探访。

君士坦丁的余生相对比较平静。不过，随着东部边境的问题再度浮现，他打算对波斯发起一次新的军事行动，并亲自担任指挥官。然而，离开君士坦丁堡之后不久，他便病倒了，在尼科米底亚附近停下了脚步。临终之际，他接受了洗礼。当时，为了尽量降低受洗后犯罪的风险，将洗礼推迟到死前进行是很常见的做法。公元337年5月22日，君士坦丁与世长辞。

君士坦丁有三个儿子幸存下来，皆为福斯塔所出。晚年，他把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子都封为恺撒，并让他们分别管理帝国的一部分。他牢牢地牵制着四个恺撒，同时又希望他们将来能继承自己，携手共治帝国。然而，他的构想没有实现。在君士坦丁死后，那个侄子及其父亲(即君士坦丁同父异母的弟弟)立即被杀害了。

三兄弟瓜分了帝国，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太久。一个兄弟想要更多的领土，于是攻打了另一个兄弟的地盘，结果输掉了战争和性命。还有一个兄弟遭遇了政变，被人谋杀了。最后只剩下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他在父亲死后统治了二十四年，从公元337年到361年。然而，他必须跟夺取兄弟权力的篡位者展开一场血腥的内战。而且，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选择继承人方面也非常失败。他指定了两个堂弟为恺撒，结果却不得不处决了其中一个，因为此人违抗命令；同时他还要准备镇压另一个掀起叛乱的恺撒。但是，计划还未实现，他就病逝了，而造反者则登上了皇位。

许多皇帝都习惯提前安排好自己的葬身之处，君士坦丁也不例外。跟戴克里先和伽列里乌斯一样，他并没有选择罗马城，而是决定长眠于君士坦丁堡西部的一座小山上，那个地方可以望见大海。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一座既是陵墓又是教堂的建筑里，此处名叫圣使徒教堂，容纳了君士坦丁的石棺和十二使徒纪念碑，而且保存着十二使徒及其他教父的遗骸，还有来自圣地的遗物。教堂内设置了一个祭台，以便君士坦丁的灵魂跟十二使徒一起享受人们的敬奉。

那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建筑：高大宏伟，采用穹顶设计，装饰着大理石、青铜和黄金。尽管它并未幸存下来，但是据我们所知，它完全配得上君主的尊贵身份。在1453年，即君士坦丁去世一千多年以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那时，圣使徒教堂已经开始倒塌了。这座城市的新任奥斯曼统治者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人称“征服者”，他下令拆除教堂的剩余部分，以清真寺来代替。于是，壮丽的法提赫清真寺(Fatih Camii，土耳其语，意为“征服者清真寺”)拔地而起，设计者是当时的著名建筑师。它被一系列地震摧毁，数百年后又根据不同的设计方案重建，如今依然挺立在那里。清真寺外面是穆罕默德的陵墓，这位征服者将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一座穆斯林统治的城市。通过跟君士坦丁的安息处建立联系，穆罕默德强调了自己是“罗马的恺撒”(Kayser-i-Rum，土耳其语)。这足以证明重塑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拥有多么显赫的名声。

遗产

如果是其他人从较低的位置上崛起，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统一帝国，改革军事和行政机构，建立王朝，同时还展现了充沛的精力，从不列颠北部到莱茵兰，从罗马到多瑙河，从赫勒斯滂到幼发拉底河，辗转各地参加战役，那么我们肯定会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君士坦丁是傲视群雄的历史巨人，这些功绩在他身上都显得微不足道，只有基督教和君士坦丁堡才能真正地代表他。跟其他皇帝一样，君士坦丁也留下了许多纪念物，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那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他并非唯一介入宗教的皇帝，可是就连奥古斯都也没有带来如此重大的改变。

东正教承认君士坦丁为圣徒。而海伦娜不仅是东正教的圣徒，还是罗马天主教和安立甘宗(即英国国教)的圣徒。从确立罗马国教的角度来讲，如果君士坦丁是基督教之父，那么海伦娜就是基督教之母。

基督教的胜利是历史上最惊人的转折之一。一位遭到处决的圣人在帝国一角宣讲的道义成了罗马政府支持的宗教，并且在公元4世纪末期被定为正式的国教。

当戴克里先发动全国反对基督教时，教会在罗马社会中已经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而且经历了大迫害以后，它又变得更加强大。教会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国中之国”，罗马政府必须找到与其相处的方法，而君士坦丁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人物。

自从奥古斯都去世以后，没有哪位皇帝像君士坦丁一样，在掌权之前具备鲜明的双重身份，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奥古斯都和君士坦丁都选择了自己的同类作为盟友，这些人拥有权势和影响力，但是不完全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圈子。奥古斯都拉拢了意大利的罗马骑士和幸存的元老院精英，而君士坦丁则联合了主教、官僚乃至蛮族国王。他们俩都非常重视地方行省的精英阶层，当然，还有军队。

历史上很少有人比君士坦丁更懂得如何运用权力，他的才华与表现足以支撑他的庞大野心。他对宗教的虔诚毋庸置疑，但是他也喜爱暴力，而且渴望权力。

君士坦丁可谓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政治家之一。他把基督教从一个少数派宗教变成了西方世界的主流文化力量。他建立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并调整了罗马的战略平衡。

从大迫害的打击对象到皇室推崇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崛起的过程似乎不可思议，甚至堪称奇迹。然而，这一切都遵循着我们熟悉的罗马模式。罗马皇帝虽各有特点，但都是务实主义者，从奥古斯都开始便一直如此，他们尽量保留传统，并欣然迎接变化。有时是较小的变化，例如哈德良提升东部希腊化地区的地位；有时是重大的变化，例如恺撒和奥古斯都摧毁自由的共和制，以君主制取而代之。变化往往是暴力的，难免会造成内战、抄家和处决。

回首往昔，我们可以把大迫害以及君士坦丁的内战与奥古斯都的公敌宣告及其内战进行对比。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建立起一个新体制，而其根源则来自旧体制；保守派都有抱怨和反抗，有时还非常激烈，不过帝国却依然适应并存活下来。但是，二者有一点巨大的不同，那就是地理方面的差异。

跟许多前任一样，君士坦丁也把目光投向了东部。东部赋予了奥古斯都最富饶的领土——埃及，但是他一直坐镇西部。东部将韦斯巴芗推上了皇位，然而皇帝的宝座在罗马。东部提供了哈德良的理想、马可·奥勒留的哲学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的妻子，可是他们都聚焦于“永恒之城”。尔后，戴克里先以东部为基地，君士坦丁则更进一步，将帝国的轴心向东迁移，建立了一座新首都，并打造了新的基督教精神之都，此时的基督教依然扎根于东部。

当君士坦丁去世时，没有人能看出他已经为罗马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在不经意间，君士坦丁给一个没有罗马、没有意大利乃至没有欧洲大部分地区的罗马帝国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三大东部帝国奠定了基础，它们分别是穆斯林哈里发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拜占庭帝国)。

同时，他还在无意中动摇了西罗马帝国的支柱。在君士坦丁之后的三代时间里，没有人能单独统治整个帝国超过十五年。最终，在公元395年，距离君士坦丁去世还不到六十年，帝国正式分裂成东西两半，再也没有哪位皇帝能统治从不列颠到伊拉克(北部)的领土了。

罗马帝国的西部一直比东部贫穷，此时则更添软弱。公元5世纪，罗马被洗劫了两次，而君士坦丁堡却坚不可摧，在君士坦丁将其建成之后的九百年间，没有任何敌人能够攻占这座城市。

如果有更优秀的领导方式和更明智的资源运用，那么西部帝国也许可以幸存下来。然而，在君士坦丁去世一百三十九年以后，西部的罗马帝国便灭亡了。侵略者占领了它的大部分行省，随后逼迫皇帝退位。在意大利城市拉文纳，即西罗马帝国三代人的首都，年轻的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那一天是公元476年9月4日。

对于西罗马帝国的传奇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不过，罗马帝国并未消失，务实的罗马人只是向东迁移罢了。奥古斯都的继任者将继续统治帝国，只是不再以罗马为中心。公元476年，君士坦丁堡的辉煌才刚刚开始。

[1]　日耳曼尼库斯·马克西姆斯：拉丁语作“Germanicus Maximus”，意为“日耳曼尼亚的伟大征服者”。

[2]　无敌者索尔(Unconquered Sun)：字面意思为“不可战胜的太阳”。

[3]　候选人：英文作“candidate”，源于拉丁语单词“candida”，意为“纯白”。

[4]　这座……巴西利卡：指圣彼得大殿，又称“新圣彼得大殿”。

[5]　米兰敕令：罗马帝国宣布宽容基督教的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