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要从一尊雕塑和一本书讲起，因为二者解释了马可·奥勒留为何与其他罗马皇帝截然不同。

每年都有数百万名游客前往罗马的坎皮多里奥，即古代的卡比托利欧山，俯瞰罗马广场。在那里，人们会看到一尊著名的镀铜雕塑：马可·奥勒留的骑马像。这位皇帝庄严而笔直地跨坐在马背上，体形比真人略微大一些。他的右臂向前伸出，神态格外安详，显得与众不同，他脚下的坎皮多里奥广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体现了和谐的设计理念。虽然身穿便服，但是他象征着胜利。当初，他代表的是军事胜利，因为罗马打败了一个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的蛮族部落；而今天，马可代表的似乎是另一种胜利，那就是克服灵魂深处的混乱与黑暗。

仔细观察骑马人的面容——最好是进入旁边的博物馆[1]，那里收藏着原件，而广场上的雕塑只是复制品。圆睁的双目、光滑的皮肤、浓密的鬈发、长长的胡须，马可的模样透着拜占庭时期肖像的沉静与脱俗，丝毫没有他的另一尊古代雕塑[412]所显示的厌世和疲倦：脸上没有松弛的肌肉，眼睛底下也没有细纹和眼袋。这个骑马的男人正值盛年，他严于律己，堪称“自制力的主人”。或许“主人”这个词不太恰当。他似乎跟那匹马融为了一体，既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自然的主人。难怪他会说，我们应该“把宇宙视为一个生命，不仅有实体，而且有灵魂”[413]。这尊雕塑通过丰富的表现力揭示了未来罗马的特征：“永恒之城”的力量在于精神，而非刀剑。于是，我们便想起了那本书。

马可并非唯一出版作品的罗马皇帝，其他人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最早从奥古斯都开始。或者，如果我们把尤利乌斯·恺撒也算作皇帝，那他便是第一个。不过，除了恺撒的战争评论以及公元4世纪尤利安皇帝的演说、书信和散文之外，他们的作品均未幸存下来。这些书虽然非常有趣，但是都不如马可的作品触动人心。在古代世界里，没有任何统治者能像马可那样**灵魂。实际上，放眼整个人类历史，恐怕都没有几位统治者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除非他们步入了无所顾忌的晚年，而且即便在那时，他们可能也不会随意倾诉一切。相比之下，马可仿佛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马可是唯一撰写自助书[2]的皇帝。在写这本书时，他并未以此为目标，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出版，他原本打算将其保密(详后)。尽管如此，他的《沉思录》今天依然是畅销书，被上百万人珍藏，成了总统、将军乃至好莱坞明星的最爱。在罗马帝国时代留下的所有书籍中，《沉思录》的读者数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新约》。

马可是西方历史上最接近哲学家国王[3]的人物。哈德良只是涉足了希腊哲学，而马可却在生活中实践并呼吸着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葛派哲学。然而，跟其他罗马的斯多葛派信徒一样，马可也是从罗马人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希腊思想，将其视为培养勇气、遵守原则和承担责任的指南。

马可收获了哈德良播种的成果，他使罗马文化比以往更具希腊特色。同时，他还代表着一种巨大的转变。公元1世纪，斯多葛派哲学家曾为精英阶层反对皇帝提供了重要理由。在图密善把哲学家赶出罗马的七十年后，一位哲学家统治了帝国。

当然，这样的时期很短暂。除了后来的一个特例[414]之外，马可不仅是第一位统治罗马的哲学家，也是最后一位。而且，马可并非单纯的哲学家，他还是一位皇帝。他同样会态度严厉或反复无常，甚至扩大阶级差异。在他执政期间，地方行省对基督徒的迫害愈演愈烈，而马可肯定难辞其咎。作为将军，他恪尽职守，却称不上出类拔萃。然而，马可的确很伟大，因为在统治的过程中，他比其他任何皇帝都更加重视正义和善良。他崇尚仁慈，避免残酷，经常寻求妥协，把责任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马可希望实现正义，并推行国内改革，但是对外战争耗费了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不过，他只是把抱怨留给了自己的日记，而在公众面前，他依然坚如磐石。

他必须如此。在马可统治期间，罗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除了两条对外战线上的斗争以及意大利北部和希腊遭受的侵略之外，罗马帝国还见证了一场毁灭性的瘟疫和随之而来的人力短缺，并面临着自然灾害和财政危机。只有像马可这样性格坚毅的人才能应对这些威胁，而且就连他也没有完美地解决问题。

马可·奥勒留以皇帝的身份统治了罗马十九年，但是他的影响力却跨越了数个世纪。

被选中的人

公元121年4月26日，马可在罗马出生。他的家族也属于“希斯帕尼亚势力集团”，一如图拉真和马可的远亲哈德良。他的祖先移居罗马，而马可便在这里长大。他的原名是马可·安尼乌斯·维鲁斯，后来他通过收养关系进入皇室家族，改名为马可·奥勒留。

跟许多其他的罗马人一样，马可很早就失去了父亲，当时他才三岁。原则上，他的祖父有责任抚养他，而他的继父也应该提供帮助。但实际上，他的母亲多米提娅·卢基拉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可和她生活在一起，直到他接近长大成人。

多米提娅·卢基拉出身高贵，非常富有，其财产包括罗马城外的一座大型砖厂。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像理解拉丁语一样读懂希腊语。即使马可年纪还小，她也经常坐在他的床边，利用晚饭前的空余时间跟他交谈。马可在《沉思录》中感谢她教会自己“敬畏神明，宽容慷慨，严于律己，不仅要避免做坏事，而且连做坏事的念头都必须杜绝；尽量过简单的生活，远离奢侈的恶习”[415]。尽管他首先得感谢祖父教会他崇尚美德和控制脾气，其次感谢父亲留给他谦逊和勇敢的名声，但是关于母亲，马可有更多的话要说[416]。跟不少罗马男性一样，马可也表示母亲以重要的方式塑造了他。

公元138年，马可的人生改变了。哈德良指定安东尼为养子和继承人，并让他收养了卢基乌斯·维鲁斯和马可。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安东尼成为皇帝，而马可则搬进了帕拉蒂诺山上的宫殿。

马可有许多老师，其中大部分都是杰出的学者，最著名的一位便是当时最伟大的拉丁语演说家——马尔库斯·科尔涅利乌斯·弗朗托。弗朗托是来自北非的柏柏尔人，在罗马当律师，凭借雄辩的口才发家致富。安东尼·庇护命令他教导自己的两个养子，即马可和维鲁斯。弗朗托的书信流传至今，包括他和马可来往的不少信件。信上的内容显示，未来的皇帝是一个严肃认真、天资聪颖的年轻人，不过有时也显得活泼随意，甚至比较轻率，而且他非常热爱乡间生活。马可曾亲自参与葡萄采收，还在骑马时故意驱散了一位可怜牧人的羊群——只是为了好玩[417]。那些信件容易夸大弗朗托在马可心目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其他老师对这个年轻人的影响更大，只是他们的书信并未幸存下来。

弗朗托和马可用一种特殊的语言风格写信，令人想起了“娈童恋”，即成年男子和少年之间的恋情。他们反复地说自己有多么爱对方，有时显得极其夸张[418]。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互相恭维，另一方面则是想炫耀自己模仿希腊古典时期同性恋语言的能力。马可和弗朗托应该没有真的相爱，更别提发生肉体关系了，否则他们就不会在信中表达出来，毕竟这些信件有可能被马可的母亲或受过教育的奴隶看到，后者经常在罗马的富裕家庭里工作。罗马的精英阶层对同性恋很反感，甚至会检举涉及未成年罗马公民的同性恋关系。在《沉思录》中，马可也赞成人们结束追求少年的做法[419]。

弗朗托希望马可·奥勒留成为一名修辞学家。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家在现代美国文化中没有对应的概念，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常春藤盟校[4]毕业的律师，从小在欧洲生活，直到上大学为止，他在发言时总是把华丽的修辞手法和渊博的文学知识结合在一起，还掺杂着数不清的学术典故和晦涩难懂的词语。经过多年的修辞学研究，马可谢绝了这项提议，他决定成为一名哲学家。古罗马的哲学家跟今天一样，也是致力于深刻论辩的知识分子，只是情况略有不同。对于古代人来说，哲学能够为生活提供指导，而哲学家便是介于上师[5]和圣师之间的角色。

让哲学家做皇位继承人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在罗马，哲学最著名的特点是反对皇帝，而非支持皇帝。实际上，马可最重要的哲学老师就是曾被图密善流放的一位哲学家的后代。不过，在尼禄、韦斯巴芗和图密善之后，皇帝们不再迫害哲学家了。正如塔西佗所言，此时的罗马人享受着“难得的幸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并自由表达观点”[420]。

尽管马可的哲学思想博采众长，但斯多葛派哲学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也是在罗马精英阶层中最流行的哲学。斯多葛派提出，世界被一种指导万物的理性原则所支配，那就是“逻各斯”(logos，希腊语)。通过追求美德，一个善良的人将过上顺应自然的生活。在约束自我的基础上，他们还相信宇宙的仁慈和人类的友爱，认为有神圣的天意在掌管一切。

斯多葛派哲学起源于希腊，但是它的严格自律迎合了罗马的传统观念，而它的普世思想则适应了罗马的帝国主义。在皇帝的统治下，这派哲学赋予了人们反抗的勇气和理由，因为它主张服从更高的权力会导致道德的堕落。不过，斯多葛派哲学并未排斥君主制本身，它只是拒绝独断和腐败的君主制。如果一位皇帝开明而温和，遵守国家法律，具有公益精神，尊重自己的臣民，那么他也可以是哲学家。

因此，与其说哲学家马可是一个怪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完人。在哲学的指导下，他实现了此前四贤帝所作出的承诺。

跟哈德良一样，马可也很欣赏爱比克泰德的哲学思想。这位希腊的斯多葛派学者完全有理由认为精神大于物质，因为他的身体和地位都让他感受到了血肉之躯的极限。他是一个来自小亚细亚的自由奴，腿脚有残疾，而他曾经的主人则是尼禄的自由奴。成为哲学家的爱比克泰德被图密善流放——虽然在那名统治者死后，他可以平安地返回罗马，但是他选择了继续流放。显然，爱比克泰德更喜欢在地方行省安静地生活。这位哲学家强调实现内心自由的重要性，他的学说对马可影响很大。

后来，马可回忆往事，认为弗朗托的影响力不如哲学方面的老师，而且他对弗朗托的修辞学课程只字未提。实际上，马可甚至批评修辞学比哲学低级。他只是感谢弗朗托帮助他了解了暴政的猜忌、狡诈和虚伪，以及所谓贵族阶级缺乏的慈爱之情[421]。也许他是在委婉地感谢弗朗托让自己成为一个诚实的演讲者，而非花言巧语的骗子。

安东尼·庇护

安东尼几乎没有管理行省或领兵打仗的经验，而哈德良也不指望这位五十一岁的继任者能够长期执政。老皇帝真正满意的人选是马可，因为马可不仅是他的亲戚，而且具备卓越的品性。哈德良根据马可被收养前的姓氏维鲁斯(Verus)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维利西姆斯”(Verissimus)，意即“最正直的人”。马可显然没有回应这种赞美，他在《沉思录》中感谢了众多亲戚朋友，却并未提及哈德良。

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安东尼竟然统治了帝国二十三年，比哈德良的在位时间还要长。实际上，安东尼是自奥古斯都以来在位最久的皇帝。有人看到马可的母亲祈祷，便开玩笑说她肯定是在请求神明让皇帝尽快死去，以便她的儿子能接替他[422]。至于皇帝对此有什么反应，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马可一直等到四十岁才执掌大权。

安东尼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罗马家族，他们来自高卢南部，因早年间支持韦斯巴芗而获得了显赫的政治声望。安东尼娶了富有的安娜·盖勒利娅·福斯蒂娜，即大福斯蒂娜，结果变得更加有钱。尽管两人的共同财产非常可观，但是安东尼刚被哈德良收养便开始担心新职位带来的开支了。据说不久以后，当大福斯蒂娜抱怨他对自家人太吝啬时，安东尼回答：“愚蠢的女人，既然我们得到了一个帝国，那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自己的了。”[423]

安东尼使用“庇护”作为别号，在拉丁语中意即“可靠”或“忠诚”。一方面，这是指他坚持让不情愿的元老院把神化的荣誉授予他的养父哈德良；另一方面，这也代表了他对自己的家族成员以及更为普遍的家庭价值观所作的承诺。在当上皇帝以后，他不仅采取了非比寻常的措施，使妻子获得了奥古斯塔的头衔，而且大量增加了描绘皇后的硬币。

不过总体而言，安东尼还是属于保守派。虽然他称不上优秀的建造者，但是他的确主持了一项重要的建筑工程，证明他无愧于这个国家的传统。他在玛提蒂雅神庙和玛西娅娜神庙旁修建了一座哈德良神庙，三者挨着万神殿依次排开，在罗马漫步的行人会连续看到阿格里帕(在万神殿上)、玛提蒂雅、玛西娅娜和哈德良的名字。安东尼想借此表达，作为哈德良忠诚的养子，他有权统治帝国，他的合法地位不亚于奥古斯都本人。

安东尼高度重视元老院，跟哈德良的残忍不同，他和元老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且，他也并未延续哈德良的巡游。实际上，在成为皇帝以后，安东尼再也没有离开过意大利。虽然节俭的安东尼一反哈德良的做法，限制了建筑工程的实施，但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经常向罗马平民和军队发放钱财。公元148年，他举行了一系列盛大的竞技比赛来纪念罗马建城九百周年。人们通常认为罗马建立于公元前753年4月21日，尽管我们不知道建城的真实日期。由于这些活动耗资巨大，安东尼不得不暂时减少了罗马硬币的含银量。

根据当时的一篇著名讲稿来判断，地方行省的精英阶层并未因见不到皇帝而感觉自己被忽视了。出生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埃利乌斯·阿里斯提德斯是一个富有的希腊人，也是一位罗马公民，他来到首都，在安东尼面前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强调了罗马和平的伟大，并颂扬了罗马把公民身份授予数万人的公平做法。他表示：“您管理着整个文明世界的公共事务，仿佛这就是一座城邦。”[424]他赞美罗马人让战争在帝国境内成为过去，促进了农业、贸易和公共建筑的繁荣发展；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一种比城墙更强大的力量保护边境，那就是罗马军队。“整个世界，”他宣称，“已经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425]

安东尼也许很高兴听到别人这样说，因为他对军事几乎毫无兴趣。他的将领们解决了达契亚和毛里塔尼亚的边界问题，并重点镇压了不列颠的一场叛乱，挺进苏格兰南部，修筑了安东尼长城。那是一道草皮墙，位于哈德良的砖墙以南，二者相距甚远。不过，在安东尼长城完工后的十年内，罗马人都没有使用它，他们显然认为这种增加领土的尝试太激进了。

马可在《沉思录》中歌颂安东尼，称他致力于满足帝国的需求，干劲十足，勤勉刻苦，理性可靠，态度谦逊，不慕虚名，不喜奉承，宽容仁慈，自律果断[426]。简而言之，他是一个坚定不屈的人。但是，马可并未提及军事问题，在描述罗马皇帝时，这是一种罕见的沉默，而且恐怕不是赞美。风暴正在涌向帝国的边境，而事后回想起来，安东尼没有为罗马做过任何准备。

国内的正义

公元161年3月7日，安东尼在自己的乡间别墅去世了。传闻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个词是“镇定”[427]，即在重压之下保持冷静。对于他的继任者来说，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

在许多方面，马可都为继承皇位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接受的教育使他在修辞学和哲学领域得到了一流的训练，而且他的品性足以媲美曾经统治罗马的任何人。在成为皇帝之前，他担任过罗马的所有重要公职。但是，他也有明显的缺点。安东尼一直把马可牢牢地拴在意大利，据说在其执政的二十三年间，马可只有两天晚上不在安东尼身边[428]。直到马可登基时，他还没有机会指挥军队或管理行省。实际上，他甚至从未离开过意大利。相比之下，奥古斯都在二十一岁时就已经拥有丰富的军事和外交经验了。

尽管哈德良让安东尼同时收养了马可和卢基乌斯·维鲁斯，但是安东尼显然打算传位给马可。不过令人惊讶的是，马可却把维鲁斯变成了自己的共治者。马可扮演着资深合伙人的角色，他年纪更大，威望更高，而且独立担任大祭司之职。维鲁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只是不像尼禄或图密善那样残暴而已，虽然他的影响力很小，但是以前从未出现过共治皇帝。

马可为何要指定一位共治者呢？这个问题曾有过许多争议。或许他想尊重哈德良的意愿，或许他希望腾出时间来钻研哲学——即使在当上皇帝以后，他也依然去参加哲学讲座。或许马可畏惧维鲁斯的强大家族，所以宁愿让他们高兴地登堂入室，免得他们在外面惹是生非。不过，真正的原因或许是，作为一名哲学家，马可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难以完成皇帝的工作。若果真如此，那他就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虽然接下来的继任者并未效仿他的做法，但是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两帝共治变成了罗马的标准配置。

另一个因素可能是马可的健康问题，随着年龄增长，他的身体逐渐恶化，具体症状包括胸痛、胃痛、咳血和头晕。这位皇帝请到了历史上著名的医生盖伦为自己看病，这是一位住在罗马的希腊人。有一次，在盖伦治愈了衰老的马可之后，皇帝宣布他是“杰出的医生和独特的哲学家”[429]。

为了皇帝的长期保养，盖伦开出了“底野迦”，这是一种由各类天然成分混合而成的药丸，需要以葡萄酒送服。盖伦在其中额外添加了一味药材——鸦片。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这位医生使用的鸦片数量很可能足以让皇帝上瘾。

马可在执政早期就颇受欢迎。他不像哈德良那样诡计多端，而是坦白直率，至少对于政治家来说，他已经很诚实了。马可思维严谨，但是自认为不算机智[430]。他能够容忍异议乃至侮辱，而且做事非常努力。在上台之初，马可曾写信给弗朗托，表示自己很难放松下来。考虑到他的认真程度，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何会这样说。

在处理法律方面的事务时，马可表现得格外谨慎和明智。他特别关心释放奴隶、给未成年人和孤儿指定监护人以及为地方行省挑选市政会成员等问题。他铁面无私，却又通情达理，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跟前任一样，马可也竭尽所能地支持奴隶争取自由。

马可想方设法地向元老院表达敬意。他扩大了这个机构的司法权力，即使在皇帝有权决定的情况下，他也会尊重元老院的意见。只要他身在罗马，就会尽量参加元老院的会议。如果有元老被指控犯下死罪，那么他会在公开证据前先进行秘密调查。

在其他方面，马可也深受民众爱戴。他对职业告密者置之不理，改善帮助贫困儿童的福利计划，密切关注粮食供应的问题。他命人维持罗马街道的卫生和良好状态，确保意大利地区的市政会人员充足、运作有效。不过，在马可采取的措施中，有一件事恐怕不受欢迎：他讨厌人们互相残杀，因此在观看竞技比赛时，他总是让角斗士使用钝剑[431]。然而，公众更喜欢血腥场面。

跟前任一样，马可非常节俭。而且，他很快也发现军费开支成了自己需要操心的头等大事。可想而知，他自然会限制建筑工程的数量，效仿安东尼，而非哈德良。在罗马，马可竖起一根纪念柱来标志安东尼的神化，并修建了一座或几座凯旋门。还有一根庆祝马可在战争中获胜的纪念柱，今天依然挺立在罗马，我们不知道它的建造始于马可还是他的继任者，不过直到马可去世十年后，这根纪念柱才彻底完工。虽然他的骑马像现在举世闻名，但是跟某些皇帝留下的雕塑相比却显得颇为朴素。那尊骑马像是为了庆祝马可击败日耳曼部落而铸造的，也许可以追溯到他执政末期或是他死后不久。

婚姻素描

跟哈德良一样，马可也是通过婚姻关系进入了皇室家族，不过，他登上的平台更高。哈德良娶了皇帝的甥外孙女，而马可则娶了皇帝的女儿。尽管哈德良已经任命马可为最终继承人，但是在哈德良死后，安东尼完全可以撤销这项指令。然而，他却把自己的女儿交给了马可，进一步保障了前任的决定。而且，马可还是安东尼之妻的侄子。

马可的新娘安娜·盖勒利娅·福斯蒂娜[6]几乎一直生活在宫中，享受着各种特权，因为在她八岁时，她的父亲就当上了皇帝。她的母亲大福斯蒂娜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在安东尼登基时获得了奥古斯塔的称号；两年后，在福斯蒂娜十岁时，她就去世了，并且被封为女神。安东尼以妻子的名义设立了一个慈善机构，叫“福斯蒂娜的姑娘们”，专门帮助穷人的女儿。很快，罗马广场的边缘又建起了一座纪念大福斯蒂娜的神庙。

五年后，福斯蒂娜嫁给了马可。他二十四岁，而她十五岁。又过了两年，福斯蒂娜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她的父亲便授予了她奥古斯塔的头衔。马可只是恺撒，所以福斯蒂娜的地位比丈夫更高。显然，安东尼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他曾表示，他宁可跟她一起住在荒芜的海岛上，也不愿没有她的陪伴而住在罗马的宫殿里[432]。临终前，安东尼把国家和女儿都托付给了马可，他去世于公元161年3月7日。

当马可登基为帝时，福斯蒂娜成了第一个继承母亲皇后之位的罗马女性。在马可掌权的六个月后，她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又成了自尼禄的妻子波培娅以后第一位在丈夫做皇帝期间分娩的皇后。距离第一胎已经过去了十四年，而福斯蒂娜依然没有停止怀孕。最终，她生下了十四个孩子，这是一项惊人的纪录，宫廷将其作为政治宣传的重点，醒目地刻画在硬币上[433]。然而，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活过了童年期，悲惨的现实提醒我们，那是一个婴儿死亡率很高的世界[434]。

年轻的福斯蒂娜出身高贵，家财万贯，拥有很强的生育能力，而且她的半身像[435]还显示，她非常美丽。硬币上的图案将她跟维纳斯联系起来[436]，那是代表爱、性和胜利的女神。自律的马可大概把他对情欲的兴趣限制在了生育的范围之内。同时，他很骄傲自己直到必要时才失去了童贞。这两人不仅性情迥异，而且想法也不同。福斯蒂娜干涉丈夫的政务，她密谋排挤了一些马可支持的高官。福斯蒂娜任性胡闹，而马可却严肃认真，他们俩的相处模式恐怕并不轻松。

罗马的流言工厂制造出各种传闻，声称闷闷不乐的福斯蒂娜跟许多人有染，不只是名门贵族，还包括底层人物。马可的朋友告诉他，福斯蒂娜曾在她的海滨别墅里跟角斗士和水手上床。这些朋友劝他，即使不处决福斯蒂娜，起码也应该和她离婚。据说马可回答：“如果我们要赶走自己的妻子，那我们必须归还她的嫁妆。”[437]这是指他从岳父手中继承的帝国。

马可大概非常清楚，帝国是一项家族事业。有权势的人总会招来恶意的流言蜚语，而女性更是如此，毕竟罗马人有严重的厌女症。况且，倘若这些事情是真的，那么人们就会质疑他的孩子是否具有合法地位。所以，马可完全有理由否认妻子不忠的传闻。无论如何，这位皇帝真心欣赏福斯蒂娜，他曾在《沉思录》中称赞她顺从、亲切而坦率[438]。

马可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例如，他把小女儿福斯蒂娜比喻成“没有阴霾的天空，近在咫尺的希望，即将实现的梦想，最为纯粹的喜悦，完美无瑕的骄傲”[439]。他还在书中多次提到了失去孩子的痛苦[440]。

恶性循环

很快，外交事务就转移了马可对家族的注意力。实际上，在他执政期间，战争的循环遮蔽了一切，把他从思想开明的革命家变成了身陷重围的战士，让他离开国内的阳光，去边境的黄昏下搏斗。一个几乎毫无军事背景的人被迫担任战地指挥官，犯错也就在所难免。

两线作战将成为长期困扰帝国的安全问题，在马可·奥勒留的统治下，罗马首次遭遇了这种情况。第一场危机发生在东部，帕提亚人察觉到了罗马的软弱，他们很清楚那里已经数十年没有出过军事领袖了。他们进攻亚美尼亚，废黜支持罗马的国王，拥护帕提亚的盟友上台。当一位罗马将领奋起反击时，帕提亚人消灭了他的军团，而这位将领也自杀身亡。接着，帕提亚人又入侵叙利亚，打败了当地的总督。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皇帝必须亲自出征了。马可和维鲁斯都没有军事经验，不过维鲁斯更加年轻健壮，所以马可便派他赶往战场。在罗马，没有人会想念维鲁斯，而且即使他回来，也不会威胁到马可的地位。维鲁斯在东部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司令，真正的指挥权掌握在经验丰富的将领手中。

为了对付帕提亚人，马可从罗马的西部边境调去了三个军团以及其他部队。这是必要的措施，但也非常危险，因为多瑙河以北的强敌可能会乘虚而入。不过，罗马没有战略预备队，这个根本性的弱点使得皇帝别无选择，只能根据情况调动军团。

事实证明，那些军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场对抗帕提亚的战争持续了四年，但是最终大获全胜。罗马夺回了亚美尼亚，并重新任命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做国王：一位拥有帕提亚贵族血统的罗马元老。随后，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烧毁了一座帕提亚宫殿，还可耻地洗劫了一个友好的城市。

公元164年，马可把自己的女儿卢基拉许配给了维鲁斯。她年仅十四岁，而她的丈夫已经三十三岁了。这位少女不得不离开罗马，跨越漫长的距离，前往东部举行婚礼。不过，那是战争时期，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也许是为了表示安慰，马可立即将她封为奥古斯塔，她甚至还没有生育，当初她的母亲是在生下孩子之后才获得这个头衔的。

帕提亚在三十年内都没有再挑战罗马，但西部边境仍旧不太平。公元166—167年，日耳曼人攻击了多瑙河沿岸的罗马行省。这是帝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日耳曼人从未对罗马造成严重的威胁，而此时他们突然大动干戈。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他们会断断续续地骚扰帝国，直到占领西部。更糟糕的是，166—167年的入侵者本身也被北方的其他民族所驱赶。这是一次历史性大迁徙的开端。

入侵者充分利用了西部罗马军队力量减弱的机会。马可试图通过组建两个新军团来顶替奔赴东部协助维鲁斯的三个军团，但是新军团缺乏经验，而且人数不足。

马可还没有来得及对付入侵者，帝国又在公元167年遭遇了新的危机，那就是瘟疫。此乃古代文献中的说法，但这种疾病很可能是天花；现代历史学家称之为“安东尼瘟疫”或“大瘟疫”。古代世界曾出现过许多重大的流行病，我们无法确定这究竟是情况最严重的一次，还是记载最详细的一次。具体的死亡数字并不清楚，不过肯定有近百万或几百万人丧生。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场瘟疫发源于中亚，先是向东传播到中国，接着又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传播到中东。罗马士兵在美索不达米亚感染了病毒，将其带回帝国各地，而商人也是一样。曾经给罗马和平带来荣耀的康庄大道和安全海域变成了致命疾病的传播途径。对于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来说，这是一场世界性的流行病，而且也是我们最了解的古代流行病。痛苦和死亡并没有摧毁相关资料，它们在许多地方幸存下来，包括埃及、小亚细亚、高卢、日耳曼尼亚、意大利，尤其是罗马——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

罗马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就连名医盖伦都返回了位于小亚细亚的家乡，生怕被传染[441]。与此同时，在东部的希腊城市，人们把一节诗文刻在门口，祈求阿波罗的保佑[442]，没想到却适得其反——也许是因为他们变得过于自信，不再采取预防措施了。后来，有一位幸存者回忆那段日子，还记得瘟疫中的哭泣和呻吟，以及死人躺在门前的情景，医生们不得不兼任护理人员，因为疾病害死了他们的奴隶[443]。

马可原本想在公元167年北上，结果却被迫留在罗马对抗瘟疫。公元168年，他终于奔赴前线，维鲁斯也随后赶到。这是马可第一次离开意大利，而且此行成功地恢复了边境的秩序，尽管是暂时性的。在归途中，两位皇帝曾于意大利东北部稍作停留，盖伦在那里跟他们会合，发现疫情已经变得非常严重[444]。马可和维鲁斯只带了少数士兵返回罗马，大部队依然留在北方，而且许多人都不幸丧命，因为冬季的寒冷使他们更加难以克服疾病。盖伦逃过一劫，而维鲁斯则没有那么幸运。公元169年初，在返回罗马的路上，维鲁斯去世，很可能死于天花。马可把他的遗体护送至罗马，安葬在哈德良陵墓中，并宣布他为神明。

另外，北部边境的危机仍未消除。在瘟疫发生之前，罗马就兵员不足，天花的出现则造成了人力的进一步减少。政府必须招募新士兵，可是军饷又需要很多钱。因此，罗马只好采取了不受欢迎的解决方案。马可再次降低了硬币的含银量，就像在安东尼·庇护的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国家还把视线投向了奴隶、角斗士、所谓的强盗土匪(至少是暴徒)和来自希腊城市的警察，将这些人也编入了辅助部队。

当维鲁斯去世时，马可的女儿卢基拉才二十岁。马可想让她再嫁给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庞培亚努斯，此人是一位高级元老，曾担任过执政官，但是他已经五十一岁了，而且来自叙利亚。这似乎大大贬低了卢基拉的地位，毕竟她原本是共治皇帝的妻子。她和她的母亲福斯蒂娜都表示反对，然而马可说服了她们[445]。卢基拉为新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他将来会步入政坛，并在许多年后被另一位皇帝处死。

公元169年秋，马可重返北方。次年春天，他向多瑙河对岸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这次行动开始于一场闹剧，皇帝同意把两只狮子扔进河里，以此来赢得神明的支持。那两头野兽好不容易游到另一边，却被敌人用棍棒打死了。最终，这场战役在泪水中落下帷幕，罗马遭遇了惨败，可能有多达两万人丧生。随后，敌人设法包抄了剩余的罗马军队，并冲进了意大利北部。他们烧毁了一座城市，又围攻了另一座城市。其他人则入侵希腊地区，一路向南，最远抵达了雅典的郊外，并在那里摧毁了用于举行秘仪的圣殿。

这是外国军队在将近三百年间第一次进攻意大利，罗马的边境防御已经被瓦解了。事后回想起来，其实并不奇怪。多瑙河前线的士兵数量不断减少，大瘟疫又削弱了罗马各地的力量。马可从未担任过军队指挥官，而且他手下有许多人都是毫无经验的新兵，由于帝国长期处于和平状态，就连边境的老兵也没有经历过几场战斗。

公元171年，局面开始好转。马可的新女婿庞培亚努斯率领一支罗马军队，把入侵者赶出意大利，并在多瑙河沿岸的一场战役中击溃了他们。与此同时，马可在边境跟日耳曼使者谈判，试图让敌方的部落互相争斗。公元172年，他重新向对岸发起进攻，在多瑙河的另一边一直征战到公元175年。

在这段时间里，罗马人见证了两个奇迹[446]，并将其作为政治宣传的重点进行展示。首先，一道闪电摧毁了敌军的攻城器械。其次，在炎热的夏天，一个精疲力竭的军团被敌军包围，因为没有水，他们差点儿就要投降了；突然之间，大雨倾盆而下，拯救了罗马人。异教徒和基督徒立即开始争论，究竟是谁的祈祷打动了上天[447]。

马可也许打算在多瑙河对岸建立两个新行省，那里位于今天的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限制敌人的行动并缩短罗马的防线，二是为了把容易跨越的河流边界替换成更加坚固的陆地边界，即北边的喀尔巴阡山脉。不过，罗马的资源已经不堪重荷了，而新行省会进一步增加负担。最终，随着马可的去世，这项计划也夭折了。

马可成功地实施了另一项对付蛮族的计划，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在帝国的领土上。他们分散在各个行省，从罗马的日耳曼尼亚(即今德国西南部和法国的阿尔萨斯)到达契亚(罗马尼亚)，甚至包括意大利。虽然许多人都批评他采取绥靖政策，将危险的蛮族人引入帝国，但是马可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相信自己能把敌人的士兵变成罗马的农民，同时还提供给帝国急需的人力资源。

公元175年，马可跟居住在多瑙河对岸的日耳曼部落达成了协议。与其说是和解，不如说是休战，因为罗马无法制伏自己的敌人。不过，对方释放了擒获的罗马战俘，还送给马可八百名骑兵为罗马军队效力，他们大部分都被派往不列颠去镇守边境了。根据最近的一项重大发现来判断，其中有些骑兵是女性。考古学家在哈德良长城附近挖掘出一具女性骸骨[448]，似乎正是这支部队中的女骑兵。虽然罗马人禁止女性参军入伍，但是某些蛮族人却允许女性上阵打仗，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那就是亚马孙人[7]。

马可并非天生的战士，但是他努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是他的职责，而马可一向很有担当。他在《沉思录》中写道：“每时每刻都要像罗马人和男子汉那样思考，保持高贵而朴素的尊严，遵循仁慈、自由和正义的原则，做好手头的事情，摒弃一切杂念。”[449]

马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他并不享受这个过程。他曾在私底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战争和征服。实际上，他甚至把胜者比作强盗：“蜘蛛为捉到一只苍蝇而自豪，就像一个人骄傲地逮住可怜的野兔，或是捕获一条小鱼，或是猎杀野猪和棕熊，或是俘虏萨尔玛提亚人(作者按：一个日耳曼部落)。仔细想想，这种人难道不是强盗吗？”[450]

跟马可一样，福斯蒂娜也为战争作出了牺牲。她被迫卖掉了一些绸缎和珠宝，以便筹措资金填补国库。更糟糕的是，她还陪着马可在边境生活了好几年。他们把卡农图姆(位于今奥地利)和西尔米乌姆(位于今塞尔维亚)作为基地，这两座城市是行省首府，虽然以后会经历辉煌的岁月，但此时还是黑暗而寒冷的边塞重镇，距离罗马的宫殿非常遥远。一百五十年前，大阿格里皮娜曾追随她的丈夫日耳曼尼库斯奔赴日耳曼尼亚和叙利亚，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皇室女性住在前线的军事指挥部了。公元174年，马可将福斯蒂娜封为“军营之母”(Mater Castrorum，拉丁语)[451]，使她成为第一位获此头衔的皇后。这种做法在危急时刻鼓舞了公众的士气，但是也许难以补偿福斯蒂娜所放弃的舒适环境。

不过，福斯蒂娜并非最后一位被称作“军营之母”的皇后，未来，边境的紧急情况和外族侵略将会经常出现。

叛乱

在维鲁斯领导的帕提亚战争中，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是最成功的将领。他非常值得关注，作为骑士之子，他超越了自己的父亲，获得了元老的身份。在维鲁斯手下，阿维狄乌斯征服了两座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大城市。接着，他又当上了补任执政官和故乡埃及的总督。最后，他甚至掌握了统领罗马东部所有行省的特殊指挥权。面对如此巨大的成功，恐怕任何人都会被冲昏头脑，阿维狄乌斯就更是如此了，他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曾经追随亚历山大大帝的叙利亚国王。

公元175年，阿维狄乌斯决定夺取皇位。他发动了一场严重的叛乱，背后有东部大多数地区的支持，包括埃及、叙利亚等重要行省。这令人想起了每一位皇帝的困境：如果把光荣的军事任务交给别人，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会觊觎你的宝座。但是，皇帝无法事事亲力亲为，而且很少有皇帝具备杰出的军事才能，足以胜任战地指挥官的工作，只有极个别皇帝(比如奥古斯都)能找到一名可靠的朋友来指挥军队并把功劳留给统治者。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阿维狄乌斯的叛变也有独特之处。根据文献记载，福斯蒂娜曾给他写信，鼓励他造反。这似乎又是一次针对女性的恶意诽谤，不过学者们认为其可信度较高，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毕竟，马可的健康状况很差，福斯蒂娜确实有理由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担心。她唯一幸存的儿子康茂德年仅十三岁，这个孩子很可能会输给其姐姐卢基拉的丈夫。也许福斯蒂娜写信告诉阿维狄乌斯，如果马可死了，她就会支持他，结果他误以为马可已经死了。

于是，叛乱开始了。马可年迈的希腊语老师是雅典最富有的人，他写信向阿维狄乌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信上只有一个词：“emane?s”，即希腊语的“你疯了”[452]。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尔米乌姆，马可集结兵力，准备向东进军，镇压叛乱。然而，他还没起程，一位百夫长便杀死了阿维狄乌斯，结束了暴动，大概是此人听说马可还健在，所以想弃暗投明。这场叛乱仅仅持续了三个月零六天。

马可非常幸运，而且他不想报仇。阿维狄乌斯的首级被送到了他的面前，但是他不忍直视。毫无疑问，他同意烧毁阿维狄乌斯的信件，甚至有可能是亲自下令，那些信件中肯定至少有一封可以作为福斯蒂娜谋反的罪证。

叛乱结束了，不过马可依然决定前往东部。为了慎重起见，他应该让东部的臣民看到他们的皇帝还很健康，能够掌控自己的家庭，而且有一个强壮的儿子来继承皇位。

女神

公元175年末，马可率领皇家团队抵达安纳托利亚高原中南部，停在了山脚下的一座小镇上(位于今土耳其中南部)。他们身后约24千米处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泰安那，在图拉真和哈德良统治时期刚刚建造了壮观的渡槽；他们的前方是“奇里乞亚门”，即通往地中海的山口，几个世纪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曾沿着这条路线前进，征服了波斯帝国。

马可的随行人员数量众多，不仅有他的妻子、儿子和至少一个女儿，还有所谓的伙伴(他最亲密的顾问)以及一大群士兵，其中包括一支蛮族部队。此行的目的是改善东部的局势，让值得信赖和心怀鬼胎的臣民都见到皇帝，并且惩罚造反者。

除了这对夫妻彼此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婚姻生活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马可似乎原谅了福斯蒂娜煽动叛乱的行为。然而，厄运还是降临了。福斯蒂娜虽贵为奥古斯塔、军营之母，又是安东尼·庇护之女、马可·奥勒留之妻和康茂德之母，却未能在华丽的庄园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而是在这座尘土飞扬的路边小镇去世了。

相关资料指出，福斯蒂娜或许是自杀身亡[453]，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四十五岁的她已经生了十四个孩子，而且很可能再一次怀孕了，加上她还患有痛风，阿维狄乌斯造反的后果也给她带来了压力。所以，她大概属于自然死亡。

在公开场合，马可表现得非常悲伤，而私底下，他在《沉思录》中对福斯蒂娜的赞扬也证实了他的真实感受[454]。这位鳏夫让元老院神化他的亡妻，还命人打造硬币，宣称她已经升入群星之中了[455]。同时，他不再追究那桩牵连她的阴谋，要求元老院饶恕涉嫌参与造反的人。他写信告诉诸位元老：“但愿在我执政期间，你们不会有人因为我的批准或你们的批准而遭到杀害。”[456]他下定决心，选择了原谅和遗忘。

毫无疑问，福斯蒂娜在她去世的地方被火化了，尽管周围的环境非常简陋。不过，这座小镇不会一直简陋下去，它获得了城市所能拥有的最高地位，变成了罗马公民的殖民地。而且，它还有了一座供奉新女神的庙宇和一个崭新的名字：福斯蒂娜波利斯，即福斯蒂娜城。

福斯蒂娜可能会感到很满意，不过她也许更喜欢元老院同意在罗马给予她的各项荣耀[457]，其中包括一座祭坛，城里结婚的每一对新人都必须在此向她献祭。跟她的母亲一样，她也拥有了一个为纪念她而设立的慈善机构，专门帮助贫穷的女孩，受益人被称作“新福斯蒂娜的姑娘们”。元老院决定把福斯蒂娜和马可的银像放入维纳斯与罗马神庙中，即哈德良建造的那座伟大神庙。最重要的是，在马可的亲自监督下，一尊福斯蒂娜的金像被运进了罗马角斗场，摆到她曾经观看比赛的位置上，而所有身份显赫的女性都坐在周围。

与此同时，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造反之后的整顿工作仍在继续。帝国颁布了一项新的法令，禁止任何人在自己的出生地担任总督[458]。

在南下前往埃及的途中，马可在曾经支持叛徒阿维狄乌斯的巴勒斯坦行省稍作停留。一份罗马文献声称，皇帝发现那里的犹太人非常喜欢争吵，因此宣布他们比多瑙河边境的蛮族人还要差劲[459]。不过，《塔木德》却表示，马可接见了拉比犹大一世[460]。此人不仅是族长，而且是《密西拿》的编者，这是一部口传律法集，现在依然为犹太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文献之一。不难想象，热爱哲学的马可肯定很乐意跟知识渊博的拉比交谈。

在离开东部之前，马可视察了雅典，他和康茂德追随哈德良的脚步，受邀参加了秘仪。马可命人重建了在公元170年被摧毁的圣殿，实际上这标志着帝国已经恢复常态。在雅典逗留期间，马可还抽空任命了四位哲学教师。

共治皇帝

公元176年，马可回到了罗马。他决定让康茂德接替维鲁斯，成为共治皇帝。康茂德才十五岁，但是充满战争和瘟疫的年代不允许他的青春期持续太久。这个少年已经跟随父亲去过北方前线和东部地区，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而且，马可明白自己有责任为皇位的传承做好准备。然而，他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康茂德可能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在罗马，马可对关于奴隶的事务作出了重要裁决，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手段。他保护那些被主人释放的奴隶，使其免受第三方的奴役。同时，马可也命令总督及其他政府官员和治安部队帮助奴隶主寻找逃跑的奴隶，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能导致了逃奴数量的上升。

基督徒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他们经常被当作各种麻烦的替罪羊，还得为角斗士的短缺付出代价。军队正在招募角斗士入伍，竞技场很难找到选手来参加比赛，所以元老院允许地方当局购买罪犯作为角斗士。罗马人要如何提供更多的罪犯呢？他们似乎增加了针对基督徒的指控。

因此，罗马的社会现实非常黑暗，充斥着疾病、侵略和迫害。在多瑙河前线，敌人重新发起进攻，使帝国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不过，当马可在公元178年8月再度告别罗马返回战场时，他留下了光明灿烂的一幕，就像是柏拉图学园里的情景。一个特殊的代表团涌向皇帝，正如后来的一份文献所言：

马可是如此睿智、文雅、正直而博学，以至于当他准备带着自己的儿子康茂德·恺撒攻打马科曼尼部落时，一群哲学家簇拥着他，恳求他不要急着投身于战斗，而是先为他们解释一些晦涩的哲学难题。[461]

在离开罗马之前，马可也向元老院和传统宗教表达了敬意。他在卡比托利欧山上宣誓，说自己从未伤害过任何元老的性命。他还参加了一个古老的仪式，扔出一根沾满鲜血的标枪，象征着罗马攻打敌人领土的正义。

然而，无论马可的战争有多么光荣，战斗过程都非常艰难，结果也令人沮丧。他在前线又拼搏了一年半，仍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沉思录》

关于这段艰苦岁月，有一份个人记录流传至今。公元172—180年，马可在北部边境及其他地方的军帐中独自完成了《沉思录》。第二卷标着“写于夸迪人包围的赫龙河畔”，第三卷标着“写于卡农图姆”，而剩余的部分则没有说明具体地点。

他写《沉思录》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公众，那原本是私人笔记。一位古代编者曾称之为《致自己》，而“沉思录”是一个现代标题。我们并不清楚这些笔记最终究竟是如何出版的，也许马可的朋友或自由奴保存并传播了他的手稿，不过人们更愿意相信是他的女儿科尼菲基娅公布了父亲的杰作。她是马可最后一个幸存的孩子，在马可去世多年以后，另一位皇帝逼迫她自杀身亡。她的遗言颇有父亲的风范：“我那可怜而忧伤的灵魂啊，困在无用的躯体里。去吧，挣脱束缚!让他们知道，你是马可·奥勒留的女儿!”[462]

马可写《沉思录》用的是希腊语，而非拉丁语。希腊语是哲学的语言，不过对于先前的许多罗马哲学家来说，拉丁语已经足够了。马可选择了希腊语，这也标志着帝国东部的声望正在不断上升。

《沉思录》是古代斯多葛派哲学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而且在今天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部。这肯定不是因为其内容乐观向上，毕竟马可关注的重点经常是死亡和人生的空虚。他说，我们的人生犹如飞翔的麻雀一样转瞬即逝，就连过去的伟人也无法避免逝去的命运——奥古斯都和他的臣子都已经与世长辞，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马夫也双双化为尘土。

关于如何面对人生的挑战，马可给出了他的建议，但是并不适合胆小之人。他写道：“要做一块岬角的岩石，任凭海浪不断拍打，我自傲然挺立，而周围的波涛终将平息。”[463]

当然，马可也提供了实现尊严和获得成就的秘诀。他表达了对自然世界的深切敬意以及对神圣天意的由衷信仰：

如果你能致力于眼前的事情，认真、积极、从容地遵循正确的理性，心无旁骛，让神圣的灵魂保持纯净，好像你马上将要把它归还给造物主一样；如果你坚守这样的原则，不贪求，不畏惧，顺应自然，谈吐真诚，那么你就会过得很幸福，谁也无法阻挡。[464]

马可还非常重视更加广阔的天地，他甚至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统治的帝国之外。古代的斯多葛派哲学强调世界主义，而马可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我的本质是理性和社会的。作为奥勒留·安东尼，我的国家和城市是罗马；而作为一个人，我的国家和城市就是世界。”[465]

也许马可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人性化。他经常谈到勇气和坚毅的必要性，但是他也承认了自己的缺点——他早晨不愿起床。他知道宫廷生活的浮华、虚伪和奉承充满了**，而他也不停地与之抗争。

不过，他的最大缺点是愤怒。马可曾多次坦承，他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他总是对共事者的肤浅和软弱感到失望。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克服这种失望，压抑内心的愤怒。

简而言之，马可不像是一尊冰冷生硬、死气沉沉的雕塑，倒像是一个我们认识和钦佩的熟人。当他对我们说话时，他不是博物馆里的艺术品，而是亲切的顾问乃至朋友。

康茂德

马可的生命终结在他晚年最常生活的地方：罗马的多瑙河边境，也许就是西尔米乌姆或那座城市附近。他死于公元180年3月17日，未满五十九岁。马可患上了严重的疾病，可能是天花或癌症。有人指出，尽管马可已经病入膏肓，但是他的医生们依然杀害了他，希望借此取悦同在前线的康茂德[466]；此人声称这个消息是从一名可靠的权威人士那里听来的，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真相究竟如何。马可的尸体被火化，骨灰被送回罗马，安葬在哈德良陵墓之中。

如果马可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两个新行省，那么他没有成功，而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则宁愿跟日耳曼人休战并撤回罗马。不过，马可给敌军造成了重创，为罗马的北部边境又争取了五十年的和平。跟其他享受过统治权的领袖一样，马可也死了，而一个古代的仰慕者说，这是“为了共同幸福而作出的美丽牺牲”[467]。

后来的古代文献深情地怀念马可，这代表了元老院和罗马精英阶层的观点。正如一位作家所言：“他展现了所有的美德和神圣的品格，面对灾难，他勇敢地挡在前面，就像一名卫士。实际上，如果他没有出生在那个时代，罗马肯定会轰然崩塌。”[468]

毫无疑问，马可不仅是最人道的罗马皇帝，而且从他自己写的东西来看，他也是最人性的。不过，他并非最成功的。他是一位哲学家，但必须作为皇帝接受评判。

马可生不逢时，又准备不足。他遭遇了许多危机，可以说非常不幸。实际上，纵观罗马历史，很少有皇帝面临的问题会比他更严重。况且，马可还缺乏皇帝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

然而，他充分展现了一个有原则、有智慧、有担当的人是如何随机应变的，在这方面，他堪称光辉的典范。马可的统治标志着罗马的一个转折点。有一名同时期的作家指出，随着马可的死亡，一个黄金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铁锈时代[469]。把一段充满战争和疾病的岁月称为黄金时代似乎很奇怪，不过马可的善良性格和他对待元老院的态度(精英阶层的作家们总是很看重这一点)确实闪烁着光芒，尤其是跟他的继任者相比。

马可是八十二年间第一个没有被养子继承皇位的皇帝。他的亲生儿子取代了他，康茂德成为罗马历史上第一个生来就注定要继承皇位的皇帝，此前的皇帝至少到十几岁才知道自己会统治帝国。康茂德认为自己理应获得权力，也许这有助于解释他为何会滥用权力。

当康茂德登基时，他年仅十八岁，表现得就像一个少年突然摆脱了父亲的束缚，再也没有人给他设定可怕的高标准，要求他自律和负责了。他放弃了马可领导的北方战争，跟敌人达成了协议。他回到罗马，把公务交给别人处理，自己却投身于哲学的反面：血腥运动。康茂德英俊、健壮而又虚荣，自比为大力神赫丘利。他为自己的角斗技术感到骄傲，并且真的在竞技场上参加过比赛。

康茂德慷慨地赏赐士兵，颇受军队欢迎，他又通过向元老征税和让货币贬值的手段筹措资金，频繁地举行竞技比赛，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但是，罗马的精英阶层不愿忍受一个堕落的暴君威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侮辱他们的尊严。有一些人试图刺杀他，结果都以失败而告终，并招来了残酷的镇压。最后，他的情妇和亲信策划的一场阴谋成功了。在他们的命令下，一个陪伴康茂德摔跤的角斗士在他洗澡时掐死了他，那是公元192年12月31日，也就是新年前夕。

马可家族的统治到此结束，而五贤帝的时代早在十二年前便随着马可的去世落下了帷幕，这也表明了帝国的体制有多么脆弱。正如马可所发现的一样，罗马无法控制的力量会不断带来危险：边境外数百千米的蛮族迁徙，发源于遥远地区的恐怖瘟疫，还有帕提亚王朝反复萌生的野心，都会给罗马造成巨大的压力。

马可的统治经历还提醒我们，罗马帝国是一个军事君主国。无论皇帝颁布多少英明的法令，无论他跟元老院的关系有多么融洽，到头来，他都得依靠军队。没有哪位皇帝可以防止政变或叛乱的发生，而且没有哪个边境会永远太平，只有合格的皇帝领导精壮的部队，才能抵御外敌入侵。

有哲学家做皇帝是一件幸事，尤其是这位皇帝还能力超群，足以把自己变成一名优秀的将领。然而，动**的时代也需要一个对家族冷酷无情的男人。一位铁石心肠的统治者可能会抛弃像康茂德那样的儿子，选择一名更好的继承人，比如马可的女婿庞培亚努斯。不过，这恐怕会导致内战爆发，毕竟罗马的王朝制度只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实际上，在康茂德的闹剧之后，内战还是爆发了。这场漫长而血腥的争斗把另一个了不起的男人推上了皇位，但是他没有马可的远见卓识。像马可那样伟大的人物又过了一个世纪才重新出现。在此期间，新的灾难陆续降临，从涅尔瓦到马可之间的美好岁月仿佛变成了一段遥远的回忆，甚至是虚幻的传说。

[1]　旁边的博物馆：指意大利卡比托利欧博物馆。

[2]　自助书(self-help book)：旨在引导读者解决个人问题的书籍。

[3]　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 king)：柏拉图心目中最理想的统治者，热爱知识，睿智可靠，而且愿意过简单的生活。

[4]　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由美国东北部地区的八所私立大学组成的联盟，成立于1954年，这八所大学分别是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

[5]　上师(guru)：直译为“古鲁”，源于梵文，本意为“导师、专家、大师”，在耆那教、印度教、锡克教和藏传佛教中都有这个概念，大致相当于精神导师。

[6]　安娜·盖勒利娅·福斯蒂娜：指小福斯蒂娜，跟她的母亲大福斯蒂娜同名。

[7]　亚马孙人(Amazones)：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战士部落，据说居住在小亚细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