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在开放中走向新征程

当前，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深度融入的新趋势。“十二五”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呈现出向新常态转向的三期叠加特点，面对新趋势、新特点，我国开放发展也具有了新内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我国发展大环境的变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突出强调开放发展战略，并对新阶段如何推进中国开放发展取得新进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在新一轮开放发展中，我们要把握开放发展的全新内涵，厚植发展优势，破解发展难题，积极推动合作共赢的包容性全球化，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在多重并举中助推我国开放发展走向新征程。

开放发展有了全新内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突出强调开放发展，这既是对以往开放发展内容的延续，也是在新阶段对开放发展内涵的阐释，其核心意义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从对外开放走向双向开放；二是强调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三是强调开放机制的完善；四是讲好中国故事，承担国际责任。要促进我国新一轮开放发展走向新的高度，必须把握好开放发展在新阶段的含义。

从双向开放来看，如果说先前30余年的开放发展更多侧重于“引进来”，着重强调吸引外资，鼓励产品出口，是一种单向的开放，那么新常态下的开放不仅仅强调“引进来”，更加注重的是“走出去”，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表现为一种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比如，30年前我们几乎是一穷二白，一没钱二没技术，要促进我国发展该怎么办呢？只能依靠“引进来”，不管是外资还是技术，只要对我们经济建设有利的都要。可是现在不同了，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了，不仅有着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技术水平也在进步，但也面临产能过剩、资源不足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把握新趋势、新特点，积极尝试“走出去”，把我们的资金、技术投入到那些需要的地方。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世界上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我们“走出去”不仅可以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还可以实现过多外汇储备的合理利用，同时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环境，节约资源。当然，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也存在资源短缺、关键技术不足等问题，这也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引进来”，在“走出去”与“引进来”的互动中促进我国经济腾飞。此外，我们积极倡导“走出去”，强调“双向开放”，这与建立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相统一的，我们要“走出去”，就要求我们的海外资产得到妥善保护，同时外部环境也能够为我们“走出去”创造一个有利的发展条件。

再看开放机制的完善问题，虽说我们为了促进开放发展已经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但是我国仍处于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我们还有很多制度、体制不完善，这将严重制约着进一步开放发展，比如产权制度的完善以及国内法律如何与国际法接轨的问题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合法权益保护，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完善国内的营商环境、健全适应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体制机制，同时又要根据形势的变化推动建立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和保护机制。近年来，我们好多企业都在积极尝试走出去，但是好多企业没能把握住风险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低风险的行业、区域已经被其他发达国家所占领，我们很难分到一杯羹，同时也我们确实缺乏走出去的经验，没能把握好风险收益问题。比如，我们有好多投资在政局不稳、战乱频繁的地区，但伴随形势变化，诸多海外投资重大项目经常受到损害，严重危及国家海外利益。这不仅迫切需要我们完善相应的机制体制，切实保护自身利益，同时还要我们的企业家们在走出去前要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

相较而言，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构建中国话语权是最不难理解的。当前，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力量大了，影响力大了，说起话来也更加有分量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无论是维护自身权益还是国际社会都对我们有了新的诉求，这不仅要求我们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维护大多数国家人民权益的全球新秩序，更要承担起必要的国际责任。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很多规则都是战胜国制定的，对我们都不利。对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不利，要更好维护我们的利益，就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构架中国制度性话语权，积极推动新秩序建立，更好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局部战争、发展危机、疾病等问题依然困扰着世界，我们的发展应当更好为世界谋利，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承担起与我国大国地位相一致的国际责任。

要在新一轮开放发展中更好壮大自身、发展自身，就必须深刻把握好新常态下我国开放发展理念的新内涵，只有把握好、领会透开放发展的深层次内涵，才能去探讨如何深化我国新一轮开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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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是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

破解“走出去”三大难题

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会变，“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新时期的对外开放道路是一帆风顺的。与30余年前相比，我国开放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开放发展也已有了新的内涵，但我国仍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期，我们开放发展也依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具体体现在我国的国际贸易规则及市场开放状态仍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存在一定差距、在对外交流中尚未完全理解和适应不同国家国情及掌握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挖掘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尚需加大工作力度等方面。

“十二五”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呈现出的最大新趋势是双向开放。经过30多年来以“引进来”为特征的开放发展，我们积累了大量适应“招商引资”的治理经验，但是这些经验主要是关于如何吸引外来投资的，难以满足我们的资本“走出去”的需要。因而，在新一轮开放发展中，我们必须围绕如何“走出去”，直面“双向开放”的新趋势和薄弱环节，破解难题，深化开放发展。为此，面对“走出去”经验不足的难题，我们亟需解决好三大难题。

第一个亟须破解的难题是我们“走出去”的经验不足。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经验，而我们大规模“走出去”还不到十年，在这个摸索阶段，我

们吃了不少亏。比如，我们国家的不少投资者特别热衷于诸如缅甸、索马里等高危地区、高危行业的投资，而且在投资的过程中又不善于合理利用规则，甚至还特别喜欢投机取巧，结果便是伴随战乱或者政局的变化带来的投资项目的流产和利益的受损。古人有云：“吃一堑，长一智。”由于我们“走出去”的经验不足，吃了不少亏，在新形势新阶段，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需要潜心、虚心、认真地学习国际游戏规则，积累更好地到海外投资的经验。学术界则应尽快转变价值观念和资助机制，建立以服务“走出去”为荣的学术氛围，加强对相关国家治理结构、投资环境、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研究。

第二个需破解的难题是协调问题。在我们的治理结构下，中央政府的号召力和动员力非常强。战略一出，各部门、各地区以及社会各界都会积极响应。但积极性调动起来以后，如何协调就是大问题了。在我们“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乏企业恶性竞争的案例。比如某些企业在参加国外招标的过程中，不停的恶性竞争，造成的结果便是双方利益受损，最终受损的是国家利益。因此，新一轮开放发展急需一个统筹协调机构。而且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想到的不只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企业的利益，而应该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去看待。所以说， 2014年的南车、北车合并效果就非常好，“中车”的组建可以更好利于我们和德国、日本等国家竞争，更好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

第三个需破解的难题是平衡问题。一方面，“走出去”与“引进来”需要平衡。开放发展就是要在国际范围内寻求优势互补。我们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技术梯度差，仍需要高度重视吸引更高层次的外来投资，我们的发展依旧离不开外来支持，这就是习近平强调“三个不会变”的原因。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外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巨大好处，依然要继续走这条富强之路，充分利用世界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与国内制造业岗位创造之间也需要平衡，要谨防因“走出去”而形成的我国制造业的“空心化”。从根本上来说，发展肯定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纵然在国外发展的再好，但是国内出现了高失业率，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需要进口的话，那损害的也只能是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面对开放发展的新内涵和当前我国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我们“走出去”之前必须先充分认识到我们当前所面临的薄弱环节，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真正实现“百战不殆”。

用好手中的两张“王牌”

2015年10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共中央党校为全体学员作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经济工作的报告时指出：“我们不仅有具备竞争力的优势产能，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这是手中的两张‘王牌’。”中国要“走出去”，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用好手中的“王牌”。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的经济已经与国际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当前，我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我国2014年外贸综合高达4.3万亿美元，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13%，数十年间我国始终保持快速的对外贸易增长，促进了经济社会大发展，这些成绩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对外贸易长期处于产业低端地位，外贸结构不合理，利润有限，严重制约了我国开放发展的进一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动优进优出上，也就是要推进外贸发展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由传统优势向新优势、由创汇向创利转变，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就拿出口来说，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也形成了自身优势，比如我们的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位，高铁、核电、电子等制造和工程建设，在国际上都有较强的竞争力，我们充分发挥两个“王牌”的优势，促进了中国对外出口的优化升级。从对外开放的进程看，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过程。像欧美，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超过万亿美元。日韩等国也在走这条路子，先卖消费品，再输出资本和转移产能。现在我国也到了从贸易大国走向投资大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时候了。我国目前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通过资本输出，不仅可以实现资本的合理利用，还可以充分创利。而提供产能转移，内利于己、外惠于人。对内，不仅可以倒逼产品和产业升级，还可以为富余产能找到市场，为经济升级腾挪空间；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利用国际技术、智力和人才，促进创新发展；可以有效规避各种贸易壁垒，拓展国际市场，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可以提高我国能源资源的保障程度。所有这些利益，都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对外，对接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需求，也能实现共赢多赢。国内一些有比较优势的富余产能，如能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就更有优势。三方合作等于是三方共赢，发达国家可以把价高难卖的高档产品与我国的中档装备结合起来，用最优的价格让发展中国家受惠。

因此，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我们要深刻领会开放发展的新内涵，把握自身优势，用好两张“王牌”，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内利于己、外惠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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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输出

资本输出指一个国家政府或个人为了获取利润或利息而对国外进行的投资和贷款。按其主体不同，资本输出可分为私人资本输出和国家资本输出。私人资本输出是指由个人或集团对外输出资本，包括私人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私人出口贷款等。国家资本输出是指由政府及其所属机构对外输出资本，包括赠与、贷款和政府出口信贷等。无论是私人资本输出还是政府资本输出，其资本输出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两种，即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前者指对外国政府或私人企业提供贷款，或是购买国外的证券、股票等所进行的间接投资。后者是指在国外直接兴办各类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投资。

做好“一带一路”大文章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并对如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彰显了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不仅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同时也将打造我国全新发展格局，助推我国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有无，我国通过传统的“一带一路”，为世界带去了茶叶、丝绸、瓷器、漆器等一系列精美商品，提升了欧洲人民的生活品质，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在西方很多国家的王宫、贵族宫殿、博物馆看到当年中国的瓷器、绘画，以及丝绸制品。今天，“一带一路”致力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将促使沿线经济更加富有活力。共建“一带一路”，对我国而言，是实现“开放发展”的

主要旗帜和载体，将带来双向的投资和贸易便利化，决定着未来数十年我国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将有助于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腹地，激活内陆和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活力，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同时为我国提高制造能力、建设能力以及就业提供良好契机。因此，“一带一路”不是建设几条路、几个走廊，而是我们国家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发挥更大引领作用的一个平台，不仅造福世界，也将促进我国发展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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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与西亚各国之间形成的一个经济合作区域，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包括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西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等四省市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的战略构想。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一带一路”作为中国首倡、高层推动的国家战略，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全国政协委员权贞子这样说道：“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深入推进开放发展，这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可以借‘船’出海，也可以借‘路’入关，依托各地特有的优势，才能做好开放发展的大文章。”对于全国各地来说，能否借“船”借“路”依托发展，显得至关重要。习近平在云南、重庆等地视察时都强调各地要依托“一带一路”促进自身发展。2015年1月20日，习近平在云南昆明火车站视察时强调，“昆明南站是‘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辐射东南亚的重要基础设施。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关键还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接口’做好，才能实现互联互通”。习近平在昆明的讲话不仅指出了各地要自主将自身纳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同时更要加强自身建设，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更好促进互联互通，促进共同发展。2016年1月4日，习近平在重庆两江新区果园港考察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为重庆提供了‘走出去’的更大平台，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重庆提供了更好融入中部和东部的重要载体，重庆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光明”。放眼全国，“一带一路”辐射面几乎涵盖了我国大多数区域，对于各省而言，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关键时期，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接口”做好，切实融入国家大战略中，融入全球经济中。

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如同和老友唠家常一般，将一个小村庄的发展变化娓娓道来。我国30多年发展经历了无数艰辛，中国梦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

当前，虽说我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世界上还是有许多国家不懂中国，许多人不理解中国，新一轮开放发展强调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关键词是“主动”。也就是说，我们要推动新一轮开放发展，迫切需要主动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人了解中国。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巴基斯坦共话兄弟情谊，在越南、新加坡追忆老一代领导人的传统友谊，在美国会见老朋友、结识新朋友，在非洲畅谈中国经验，为非洲发展助航。动人的故事，饱含了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和合作共赢的真诚。要助推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不仅需要我们有拿得出手的“中国品牌”，更重要的还是拿出我们的诚意，要掏心窝，聊家常，从点滴的小故事中更好加深感情，加深了解。

当前，我们已经逐步成长为大国，大国就该有担当，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解决世界问题需要中国的参与，国际舞台上需要听到中国声音。同时，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成型于二战后期，很多规则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的，对我国不利，对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利。我们既然强调建立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就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享有与我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权利，承担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这样，构建制度性话语权就显得至关重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中国制度性话语权不仅符合我们主动作为的战略要求，同时更是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各国共享和平与发展成果的需要。

另外，我国不断走出去，我们的企业遍及全球，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中国人的身影，我们的海外利益充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在给世界发展带去良好效益的同时，也要注意自身利益的保护。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遵守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还要懂得利用国际规章制度、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来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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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话语权

制度性话语权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涌现的一个新词，具体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主要是指用制度形式固化的话语权，它通过制度化形式对国际经济事务产生长期影响，并且国际社会对这种话语权的接受度比较高，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有力保障。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承担的责任相应增大。提高我国制度性话语权既可以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又可以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保障。

2004年，习近平在浙江时曾讲过这样的故事：“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开放发展理念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这棵“地瓜”得到更多的阳光和养分，是为了果实更大、营养更丰，但它的硕果和深根永远在中国，开放发展战略也将致力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面对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和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时间紧迫，只有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状态，永葆改革开放的勇气、开拓创新的锐气、攻坚克难的志气、奋发有为的朝气，同心协力攻坚克难，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才大有希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