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补齐全面小康短板需要新转变

“十三五”规划建议稿开篇便如此说道：“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而五大发展理念是为了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坚持了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导向。

经济学上有一个“木桶原理”，说的是木桶盛水量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要提高木桶容量就必须补齐短板。经过近30余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无限接近，但是全面小康的关键是“全面”，是没有短板、“一个也不能少”的小康。要确保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需要在决胜阶段补齐短板，在“全面”上下功夫，既要着眼于全面推进各项建设，更要突出薄弱环节和滞后领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先前发展基础上提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六点新目标要求，这既为下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更是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然存在的短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需要向贫困宣战，向污染宣战，加快创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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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桶原理

盛水的木桶是由多块木板箍成的，盛水量也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若其中一块木板很短，则此木桶的盛水量就被限制，该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或称“短板效应”）。若要使此木桶盛水量增加，只有换掉短板或将其加长才行。人们把这一规律总结为“木桶原理”，或“木桶定律”，又称“短板理论”。任何一个组织，可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因此，整个社会与我们每个人都应思考一下自己的“短板”，并尽早补足它。

一个都不能少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这么一句话。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言，不仅“五位一体”一项都不能少，还必须13亿人“一个都不能少”“一步都不能迟”。虽说我国在30余年的发展中取得巨大进步，全国贫困人口也由2011年的1.22亿人减为目前的7000多万人。但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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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小康社会是由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其内涵和意义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在20世纪末基本实现“小康”的情况下，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但意义深远。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更具明确政策导向、更加针对发展难题、更好顺应人民意愿的新要求，以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发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小康社会。

根据国家贫困线划分，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村年人均纯收入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300元，2014年脱贫标准为2800元，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现有农村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发生率为7.2%。从国际比较看，如按

照购买力平均计算，我国贫困线标准相当于每天2.19美元，高于世界银行全球绝对贫困线最新标准1.9美元。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还需逐年更新现价计算的标准。根据测算，若按照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全部消除这7000多万贫困人口，只有真正地做到“一个都不能少”，才能说真正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扶贫开发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人民福祉，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我国国际形象。当前，我国脱贫攻坚形势依然严峻。脱贫目标艰巨繁重，到2020年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需要每年减贫1000多万人；脱贫攻坚先易后难，越往后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见效越慢；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难度增大，一些农民因丧失工作重新陷入贫困……找准方位才能把握航向，主动作为才能克难前行。

今天，脱贫攻坚既面临着一些多年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挑战。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推进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才能实现脱贫攻坚的战略目标。

要“利”也要“绿”

在前30余年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我们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发展道路，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种高速发展是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为代价的，沙尘暴、雾霾、水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成为老百姓挥之不去的阴霾，中国的粗放发展方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地步。

从国内看，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退化、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雾霾笼罩着大片国土，大自然留给我们的污染容量和生态弹性已近告罄，生态系统已经不再能够继续支撑粗放型的发展。“餐桌上安全”也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毒奶粉”“毒豆芽”“瘦肉精”等导致广大人民群众不知道还能吃什么。从全球看，虽然国际间的发展竞争仍然离不开资源能源，但随着新技术革命不断深入，已不限于野蛮掠取和粗放开发，而越来越多的是采用新技术手段，巧妙利用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保证人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下拥有持续竞争力。此外，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作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既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对老百姓需要绿色的回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迫切需要我们反思自身发展思路，改变先前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面对先前竭泽而渔、“挥霍性”利用资源和“卖血过日子”的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迫切需要我们转变理念，既要“利”也要“绿”，做到“绿”和“利”的兼顾，而且先前的高速增长也给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再造绿水青山提供了条件。

理论链接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最大本钱，必须倍加珍爱、精心呵护。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调研时的讲话， 2013年4月8日至10日

经济“换挡”须提质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动力转换、结构转变、阶段更替和风险缓释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为了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国经济需要保

持至少6.5%的中高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要比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2%—3%的增速高出4—5个百分点。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下行到目前的7.0%左右，2015年GDP增长率首次破七，为6.9%。要确保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需要保持至少6.5%的GDP年增长率，而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不好，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增长压力。为什么我国GDP增长率会呈现下行趋势呢？其实这是合乎规律的，我们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那不可能，也不合乎经济发展规律，我国经济发展减速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原因，这点我们必须有深刻的认识。

过去30余年，中国经济表现出“高增长、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成本”等显著特征，高速增长几乎成为谈及我国经济时的一种常态。但是，随着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空间逐步缩小，技术追赶和要素转移的步伐相应放慢，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传统“三驾马车”增长动力放缓。数据显示，2011—2013年，我国消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出口的贡献率甚至下降到负数，2009年负拉动4.1个百分点， 2010年负拉动1.4个百分点，2011年负拉动0.8个百分点，2013年负拉动0.2个百分点，2014年小幅拉动0.1个百分点。虽说2014年和2015年情况有所好转，消费、出口增速和贡献率均有所提高，但投资一家独大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形势仍不容乐观。加之边际投资效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持续下降，导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现实需求“疲弱”掩盖着巨大的潜在需求无法实现的现实，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和经济结构调整滞后的问题。经济速度换挡更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投资主要投向“铁公基”，致使钢材、粗钢、水泥等在过去30多年实现了二三十倍的超高速增长，粗放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致使发展不可持续性增强，过度依靠投资的拉松作用导致当前的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其他亟需资金的行业又得不到应有的资金保障。二是经济结构失衡。以GDP论英雄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发展，最容易引发项目、投资争夺战，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致使经济效益下降。三是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新增GDP中约有1/4—1/3是新增劳动创造的，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红利。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74.5%的峰值，抚养比下降到34.2%的最低值。但越过这一拐点后出现相反的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抚养比上升。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二孩政策得以出台，可是虽说政策允许了，但我们的好多年轻人却不愿意再生了。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速自然会下降。四是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粗放发展方式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稀缺性加剧，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迅速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

面对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换挡”趋势，原有发展动力衰退乃至效果不灵的严峻挑战，在这个经济社会转型的阵痛期，为了保持至少6.5%的中高速增长，尤其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任务，迫切需要我们认清困境，把握机遇，搭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快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提高发展质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以此为契机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