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机遇需要新把握

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今天的战略机遇期可能跟我们过去已经习惯的战略机遇期又不太一样，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十三五”期间我国发展环境的变化，重申这样的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提出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正所谓审时度势是提出新理念的一个重要前提，对战略机遇期内涵变化的新把握便是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一个重要认识基础。

从国内来看，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新变化体现在“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中，从全球视野来看则体现在世界战略空间转移、新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三个层面。

机遇挑战相互交织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机遇与挑战的统一。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发展局势中捕捉机遇，抓住机遇，创造发展的机会，反映着一国治国方略的智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根据“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变化，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具体说来，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又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能否把握好机遇、迎接挑战事关我国发展大局。

从国际环境来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主导全球形势。一方面，尽管世界上仍有局部地区发生一定冲突甚至战争，但绝大多数国家合作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战争危机的各种潜在因素，从而营造了更加能够推进发展的安定环境。另一方面，伴随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业态与日俱增，全球经济面临重大转型，中国经济结构获得重要的转型升级机遇期。而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而且中国“四个没有变”更是为我国下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认识到，中国面临30余年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诸多风险隐患增加，矛盾叠加，矛盾的复杂性、严峻性更加凸显，具体体现为：一是受价值多元化的冲击和既得利益群体的掣肘，我们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思想紊乱、力量涣散”等问题的制约；二是安全形势复杂，地缘政治安全形势严峻化，深藏面下的传统军事强国暗流涌动，随时借机制造麻烦，牵制中国未来发展；三是资源、人口和政策三大红利逐渐丧失，未来中国的发展不得不转型升级；四是腐败频发多发，如何打造过硬的执政骨干队伍成为“十三五”发展不能懈怠的问题；五是大国地位增强，如何经略世界？虽说“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可以让中国更加融入世界，但也面临世界许多国家的揣测，存在极其复杂的外部发展环境。

面对机遇挑战相互交织的复杂环境，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如何更好实现中国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是在新

的战略机遇期必须深思的问题。

新科技革命孕育新增长源

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互为需求，互为动力。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很多，科技创新是极其重要的原动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由此引发的产业革命方兴未艾，能否抢抓机遇将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科技与经济一直是互利共生的。科技发展既有渐进性变化，也有爆发性突变，前者是常规科技进步，后者被称作科技革命，包括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现代经济发展既有普通经济增长，也有爆发性产业变革，前者是常规增长，后者是产业革命。概要地说，常规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常规增长，科技革命则能引发产业革命，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重大转型。当前，世界科技加速发展，21世纪很可能在生命科技、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的交叉结合部，发生以“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并催生新的产业革命。届时，人类文明有可能进入“再生时代”，人类个体将获得自然人、网络人、仿生人和再生人四种存在形态。围绕这四种形态的客观需求，将形成新的科技群和产业群。

全新方位中，我们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十二五”时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深化改革的红利在不断释放、全球合作的动能在不断提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构建全球经济新版图，战略方位的变化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如何抓住这些更高层面上的战略互动，关键看我们把握战略机遇的能力与水平。

因此，正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判断一般，面对过去与未来的接替、承续和更新，面对内部和外部的机遇、挑战和期待，“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在今日中国，我们应该关心的不是有没有战略机遇期，而是我们能否始终抓住战略机遇期。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是在变动但并没有逝去，是在发生变化但在变得更好。在这样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可以大有作为，我们也必须大有作为。

理论链接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要牢牢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尖水平，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有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要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要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加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条件建设，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机制，让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2014年5月24日

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

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已经过去10余年。今日中国，向外看是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向内看有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本世纪头20年的时间窗口，只剩下最后1/4，同时整个世界在低迷中调整。从中国来看，未来5年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向人民、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从党的十六大算起，这个时跨20年的奋斗历程，终于到了

冲刺阶段。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关键的空间点，中国与世界已经处于“深度互动”之中，2015年，中国经济保持6.9%的增长率，虽说创下了25年来的最低增长速度，但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仍达到了30%左右。面对世界经济的“亚健康”状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新常态下发展方式在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在孕育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判断：“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而这一战略机遇期，正在完成“两个转变”——由原来加快发展速度的机遇转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机遇，由原来规模快速扩张的机遇转变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机遇。能不能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转变，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跑好“十三五”这一棒。

一方面，战略空间开始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转移，低端门户尚未完全关闭，高端门户已逐渐开启。自从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泡沫开始消退，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消费能力开始回落。由于不再有强大的消费能力又不便也无法公开阻止在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贸易摩擦、贸易争端开始露头，甚至通过所谓新的贸易规则，比如用TPP部分缓解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压力。当然，TPP的主要意图是政治而非经济，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认知。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社会初级产品层面上大量出口的空间确实收窄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再工业化”更是进一步挤压了本已收窄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战略回旋余地。发达国家初级消费能力再下降也会有一个基本的底线，这一底线的分量并不小也不少，在这一块上唱主角的仍然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毕竟我们的制造实力与制造成本优势依然存在，对西方社会来说暂时也不会有可替代选择。同时我国在中高端产品出口方面已经开始拓展，像高铁、造船、包括信息终端等等方面都已有了不俗的成绩。

另一方面，战略自信开始从西方社会转向中国及新兴国家，世界政治经济版图重构态势已然启动。过去30余年来，西方社会一直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性经济框架，中国自然会或早或迟进入其社会政治制度框架，其对中国坚持的“中国特色”并不以为然。不问“姓社”“姓资”，那么你迟早得“姓资”。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中国特色”以其强大的制度优势不仅发展了中国，也开始改变着世界，反倒是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开始捉襟见肘。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其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自负与自信开始丧失，中国社会韬光养晦的空间在逐渐消失，作为世界“追随者”的策略也确实不再管用，现在西方社会已经彻底不再把我们当成小跟班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的。当前，尤其是接下来五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到生态环境仍在恶化；从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到地缘政治仍不稳定，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效率与公平、国内与国际，诸多因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不过，总体而言，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们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正确认识我们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战略认识基础之上更好促进中国发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