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的国际行为主体

1976年的十三大改革使社会党国际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此后的10年当中，社会党国际极为关注世界重大问题并几乎介入了所有地区性的政治事态发展。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党国际在国际关系舞台上的角色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已成为一个崭新的国际行为主体。这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与过去相比，社会党国际大大加强了独立性，提出自己鲜明的政策主张，日益活跃于国际舞台，对国际事务发挥较大影响。二是与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相比，社会党国际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又具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二战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一个得到普遍公认的事实，是国际舞台上的国际行为主体日趋多元化，新的国际行为主体不断出现。（Armstrong, pp.119-120）这一事实，既是国际政治格局日益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突出特征。所谓国际行为主体，是指那些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实体。一般说来，凡能称之为国际行为主体者，必然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它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际间的相互交往；第二，它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第三，它具有一定的职能作用，即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持续的、较大的影响；第四，它能够对其他行为主体发生作用，即被其他行为主体视为发生行为的目标，视为作出决策时须加以考虑的制约因素；第五，它拥有独立的自主权或决策权，即不受其他行为主体的支配或控制，能够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以及相应的决策。（Mansbach, pp.3-5）这五个特征对于国际行为主体来说是缺一不可的，但相互之间又不可作等量齐观。其中，前两个特征即行为能力和稳定的组织，属于第一层次，实际上是国际行为主体字义本身已经包含的。换句话说，具备了这两个特征，便可以称之为“国际行为主体”，但这种“国际行为主体”尚只是“名义上”存在，而唯有同时具有后三个特征，即较大的独立性和影响力，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国际行为主体。

就社会党国际而论，自1951年正式成立开始，它便已经在名义上作为国际行为主体而存在于世；但只是在1976年之后的这10年之中，社会党国际才真正成为“国际行为主体”。首先是社会党国际的独立性得到了大大的加强。就其外部联系来看，这最突出地表现为社会党国际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建立初期乃至50年代那种全面追随美国、盲目迎合美国的政策立场，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地区性问题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强调对国际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方案，甚至还发展到了批评美国，与美国相对立的地步。与此相联系，社会党国际也较明显地改变了过去那种完全自居于“西方集团”之列的态度，注意克服“集团政策”的限制，扩大对外活动的余地；同时，不再坚持对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东方集团”僵化的敌对立场，而是注意与之发展关系，加强相互来往。就其内部关系而言，社会党国际不仅不再受少数大党意志的支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发展到违抗极少数党的意见而主动行事的程度。这种内部民主化的发展，使得社会党国际在多种意见的合力作用下变得更加独立于个别政党，更好地体现共同意志，从而也加强了自身组织的整体化。因此，在1976年以后的这10年中，社会党国际不仅反复强调，而且在实际活动中十分注重以游离于超级大国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身份，以游离于个别成员党之上的国际实体的身份进行独立的活动。

独立性的加强不仅表现为对超级大国的“不偏不倚”，以及“集团”立场的松动，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社会党国际显示出愈来愈强的现实性和进步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党国际越来越多地抛弃那些不符合实际、不适合国际形势客观发展的意识形态偏见，不再顽固地坚持某些传统观念以及对欧洲事务的过分关注，转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和思想方法，强调从国际形势的客观现实出发去分析问题和看待问题，提出合乎国际政治发展潮流和人民要求的政策主张。对国际事务采取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既是社会党国际不断加强自身独立性的根本动因，也是独立性不断加强的重要结果。同时，社会党国际的政策主张越来越多地反映了世界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广大中小国家的要求；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国际政治民主化发展，有利于合理解决国际重大问题的成分在其政策主张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相反，完全维护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秩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维护强权政治、集团划分的东西越来越少，这种进步性的加强也是独立性不断加强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党国际独立性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等同于或表现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接近。实际上，同超级大国保持距离或拉开距离而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这便是同第三世界国家缩小距离；超越东西方对立的“集团立场”又是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归属到不在集团范围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而采取现实主义态度的重要表现便在于放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偏见和歧视，正视和重视它们所面临的问题。进步性加强的重要标志便是更多地接受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和见解，提出越来越多的、受到第三世界国家和政党欢迎和支持的政策。

究其根源，社会党国际独立性的加强不仅仅是其十三大改革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曾促动十三大改革发生的国际形势发展所起的作用。这种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第三世界的兴起。战后以来，共有90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冲垮了整个旧的殖民主义体系。与此同时，为维护自身权益，求得发展和进步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立作用，它们又走上了相互支持、团结斗争的道路。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和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国际事务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到1980年，不结盟运动参加国已逾百数，占联合国成员总数的1/2以上；“七十七国集团”亦已扩至125国。在第三世界联合力量不断壮大的同时，它们的斗争水平也日益提高。在斗争内容上，从争取和平、中立、发展到坚决反帝反殖，进而又提出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在斗争重点上，则超出单纯政治问题的局限性，突出经济领域，以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共同斗争的纲领，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在斗争形式上，重视联合斗争的力量，进而设立了许多多边协调机构和常设机构，强调斗争手段的物质性因而缔结大量经济协定和关税条约。所有这些发展变化不断改造着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政治的前进方向，也使社会党国际从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冲击。一方面，它不得不经常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调整，在提出政策主张时着重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和愿望。另一方面，随着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加入社会党国际，它自身内部也发生了变化。这是推动社会党国际日益趋向独立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西欧独立自主、联合自强趋势也在发展。西欧成员党在社会党国际中一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十三大“改革”后有所改观，但仍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改变长期以来的传统状况。因此，西欧的局势发展及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位置变化，就会通过这些西欧成员党而传递影响到社会党国际的立场、政策和态度。二战后初期，西欧和美国结成了附属和支配的联盟关系，这曾使社会党国际放弃了提出独立政策的努力，奉行以集团政策为中心的方针，服从于美国的政策需要。但是，随着西欧的经济发展和实力的增强，特别在1957年“共同市场”建立并且由此开始了西欧联合自强的发展之后，西欧开始取得同美国平等的地位，摆脱完全依附的状态，而谋求在国际上独立发挥作用。到1981年，共同体已扩至10国，它们连同其他正在申请加入或与之联系密切的欧洲国家一道，形成了强大的西欧联合。在这种情况下， 1982年6月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波恩宣言”中第一次正式且明确地宣布美欧之间将是“一种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谁也“不居支配地位”。西欧联合的发展和自身独立性的加强大大推动了社会党国际独立化发展的进程。二者之间的同步发展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苏美对抗态势和形式的变化。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冷战”的出现和持续是社会党国际确立和坚持追随美国、加入西方集团和敌视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抉择的重要客观原因。在“冷

战”背景下，面临着两大集团的紧张对峙，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很难有其他选择。但随着苏联军事、经济实力一度快速的增长和美国霸主地位的相对衰落，社会党国际也开始不断调整自己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位置。20世纪70年代初，苏美两家出于各自战略利益的考虑，迫于集团内部的关系变化以及外界的压力，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变对峙为对话。这不仅从一开始便促使社会党国际采取支持“缓和”的立场，而且由于缓和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党国际独立性的加强、使之有可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这一过程中更加现实地处理国际问题，因而又导致了其他方面一系列深刻的改革和政策调整。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苏对抗重新走向激烈，东西方阵营缓和也一时陷于破灭。但是，此时的社会党国际经过改革发展，已强化了自身的独立性，因此，紧张局势的出现反而驱使它更加超然于超级大国之外，更加接近不愿甘受超级大国摆布的中小国家。其结果，社会党国际的独立性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巩固。

在独立性大大加强的同时，社会党国际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因而使得社会党国际成为迅速崛起的新的国际行为主体。

从社会党国际自身来看，这种影响力的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组织实力有很大的发展。从1976年的十三大到1986年的十七大，社会党国际先后接纳了26个政党，从而使它的成员总数扩大了1/3以上。连同在此之前的成员在内，社会党国际已有成员党70个，并在“兄弟组织”和“联系组织”的名义下容纳了12个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总共拥有党员1600万人，这与成立之初相比已有成倍增长。第二，在第三世界国家取得很大进展。在上述26个新加入的政党中，有24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连同以前加入的同类政党，第三世界政党已占成员党总数的近1/2。这大大改变了成立之初以及长期以来非欧洲地区成员党寥寥无几的状况。到目前为止，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分布在54个国家（9个流亡政党未计入国家数），遍及全球5大洲。因此，在这10年当中，社会党国际明显地突破了原先的地区局限，成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组织。第三，成员党的实力地位也在稳步上升。经过多年的努力，有时是在经过社会党国际协调的支持下，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在本国政治中的影响和作用明显加强。自1976年以来，其成员党始终有1/3左右在本国或是单独执政或是领导和参与执政。其余的政党除流亡国外或处于地下状态外也均是本国数一数二的在野党，时刻有问鼎政权的机会和可能，而且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决策有相当的影响。这样一些党聚集在一起且提出一致赞同的某些见解，这是任何国家政府都难以忽视的。第四，由于社会党国际组织结构和政策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而它大大拓展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和工作领域，国际重大问题乃至一个地区或某些国家的问题也受到它的重视。与此同时，社会党国际创立了许多新的活动方式和行为模式，可以比以往更积极、更直接地介入国际事务中去。

从它与外界的联系来看，社会党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则主要表现为：第一，它的活动和组织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非成员政党和国家。一方面，社会党国际通过各种方式同第三世界国家其他一些政党组织或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建立和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而后者也乐于同它保持同等的来往；另一方面，从十三大开始社会党国际确立了邀请某些国家或组织的代表作为观察员或来宾出席自己的活动的惯例，而受邀者大都欣然前往。例如1978年的十四大有50多个组织的代表应邀到席大会；到1983年的十六大时，又有50个政党组织、9个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的外交使节应邀到会。1986年十七大时，应邀到会的来宾和观察员竟有90家282人之多。第二，社会党国际受到其他国际组织高度重视。例如，1982年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承认有咨询地位的各种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有640家之多，但其中只有28个是由联大秘书处直接推荐的，社会党国际在这28个组织中名列前茅。（Willetts, p.214）1984年的裁军特别联大会议召开时，社会党国际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一些国际和地区性的工会组织也与社会党国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世界劳工联合会”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社会党国际同自由党国际、基督教民主党国际等建立了定期会晤的制度性安排，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协调、磋商。第三，社会党国际受到包括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在内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社会党国际的出访活动已相当频繁，以它们名义出访的代表团在所到之处几乎都受到当地国家政府或政界头面人物以及最高领导人的接待。例如在苏联，社会党国际的几次访问代表团曾会见过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此外，社会党国际1978年和1985年的两次裁军会议，苏联都派出了中央领导人作为与会代表，而美国代表的资格亦一次比一次高，甚至在会前还临时安排更高资格的代表到会。第四，由社会党国际领导人出面组织的国际机构均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如1977年勃兰特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1980年由帕尔梅组织的“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以及1988年由挪威工党领袖、政府首相布兰特伦夫人领导的“环境问题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所提出的研究报告经过联合国组织的推荐而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并且往往成为国际舆论的先导。

上述种种表现毕竟还是有形的、可以实证的。实际上，社会党国际的主张和见解在一国政府决策过程中究竟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以及发挥什么样作用，尚难作出确切的估计和描述。但根据现实中的各种迹象和反映，总体而论，已足以断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此后10年间社会党国际的影响确实明显扩大。

独立性的加强和影响力的扩大是社会党国际成为新的国际行为主体的关键因素。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重要因素在起作用。从现象上看，随着60年代大批新兴国家的出现，那种早已得到公认的、传统上的国际行为主体即主权国家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在70年代，则主要是另一种非传统的、非国家性质的国际行为主体即国际组织的作用日趋突出、数量不断增多，其中又以社会党国际之类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和作用增长更快。虽然这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尚未被确认为国际法的主体，但由于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职能、作用和影响，其自身的活动范围和组织实力等情况，它们已成为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和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甚至在某些方面发挥着单一国家所难以企及的作用。例如，在促成世界各国缔结多项有关战争救护、人道主义保护的国际公约或协定的过程中，“国际红十字会”的作用决非他者可比；又如“大赦国际”，在世界各国各地拥有2500多个分会，对各国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学术上，不少学者已经提出，鉴于大量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存在和活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问题研究框架正在日益失效。“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cs）的概念已不能适应于当前全球政治的现实，应当代之以“世界政治”或（World Politics）“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的新概念。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提出了以研究跨国度的非国家集团或实体为主要对象的“跨国政治学”，认为各种各样的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往往能够直接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政局变动，造成政府的更迭和政策的变化，实已成为国际舞台上强大的政治力量。（Keohaneand Nye, Haas）在外交实践中，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开始重视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1973年瑞典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向非政府间国际组织派驻了正式代表即全权大使。此后，德国、挪威等国也加以仿效。1981年瑞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这类举动的目的是要加强本国政府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联系。新设外交职位的主要作用便是向本国政府传达后者的见解并向后者宣传本国政府的主张。这些事态发展的意义，正如瑞典政府在就新设大使而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件中所说，“应当被看作是我国政府对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工作抱有特殊的兴趣的表示，是对这类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日益突出给予承认的表示”。（Willetts, pp.148-158）

从更深的

层次上看，二战后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一发展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也使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威胁变得空前急迫。首先是核武器的发明及其至今不断的积累、改进和扩散，使得早已是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始终面临着核战争的风险。而核战争一旦爆发便会毁灭整个地球。其次是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都处在相互联结、相互影响之中。一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往往已不再单纯取决于本国的努力，还须依赖他国的发展情势。经济危机一旦发生便决不会止于国界，而必然波及数国，以至更大的区域。最后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还造成了另外一些涉及人类文明存续的全球性矛盾。例如，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等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威胁，已经以空前尖锐的态势摆在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所有这些都使得全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愈加清醒地意识到，国际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安全是不可分裂的，发展也是共同的。要么是一道生存，要么是一道毁灭。因此，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那些科技发达因而也最先且最明显受到现代化恶果威胁的国家的人民，不再甘于沉默，不愿意只让政府来代表自己的利益或以他们的名义参与国际事务。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参与解决那些与全人类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力图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发展直接施加影响。他们不仅要在国内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而且还要在整个国际社会创造出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条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和平运动、全球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等一类的国际性群众团体层出不穷，迅速壮大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连同其他一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决定过去由各国政府方得与闻的国际事务，提出和发起某些原本只有各国政府才能提出的创议和行动。这确实是二战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发展中的一种新趋势，新现象。社会党国际的改革以及改革后的活动恰好顺应了这种趋势，亦成为这种新事物中颇具典型意义的组成部分。

当然，之所以讲社会党国际是新的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因为它是“新近”才崛起或成长、变为国际行为主体的缘故。但除此以外还应看到，社会党国际还是一个相当“新颖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它在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活动时又有着相当独特的表现：它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行为主体，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非传统的国际行为主体，甚至不同于与它同类型的其他世界政党组织。因此，又可以从这三个层次上加深对社会党国际的认识。

第一是作为非国家国际行为主体所具有的特点。非国家国际行为主体与独立主权国家具有很大不同：它们不一定具备经济、军事实力或一定的地理位置，而往往只有统一的组织机构；通常不接受某一民族国家利益和愿望的限制而往往更多地关注于那些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心或与全人类利益相关的问题；不具备使用外交手段或极端手段达到自己目标的能力而往往只能间接地实现自己的要求和主张。

社会党国际也属于典型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因此，它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首先具有间接性的特点。社会党国际同其他非国家行为主体一样，主要是通过对主权国家的政府施加影响而间接地参与国际事务。它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或是通过召开各种会议、通过会议的决议和声明动员国际舆论以形成特定导向的压力；或是通过派遣代表团出访，会见某国或某几国政府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游说，使其采纳或放弃某一特定政策；或是通过成员党在本国国内的各种政治活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尽管这种间接性相当明显，但却不乏重要意义。因为任何国家的政府在决策时都不可能完全不考虑国际舆论的向背，不能不顾忌国内政治派别的态度。其次，则是具有跨国性的特点。社会党国际及大多数非国家国际行为主体不同于主权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其成员构成是多国的，其活动区域和关注范围是跨地区、跨国家的。因此，社会党国际并不代表任何单一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要求，并不受某一国家的直接控制或操纵，具有相当的超脱性。相反，它代表的是其成员党所认可的共同利益，它所讨论和关注的多是影响广泛的地区性或世界性问题。其结果又进一步使社会党国际可以免除“干涉他国内政”和“有违于国际法原则”的忌讳，积极、主动和鲜明地对某些国际问题乃至一国之内的问题发表见解；能够以更明确的导向力量、更具代表性的组织身份对某个或某些国家的政府施加更大的舆论压力；可以在不同国家间发生冲突和纠纷时，提供调解和沟通对话的非正式渠道和场所；可以在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方面发挥独特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党国际的活动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特点；反过来，许多国家和政党组织也由此格外看重社会党国际。

第二是作为世界性政党组织所具有的特点。社会党国际显然不同于其他的非国家国际行为主体，例如单纯从事某类专业活动的跨国公司，单纯关注某些特定问题的和平主义运动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作为世界性的政党组织，社会党国际有着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特色。社会党国际的组织章程、原则宣言以及各种会议的决议、声明无不指明社会党国际是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政党联合体。一般说来，社会党国际是国际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体现者，是各国社会党在民主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求得国际团结的物质象征。加入社会党国际便意味着入盟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如果被社会党国际所接纳，便意味着可以归入社会党的群体范畴。

这一特点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结果，其一是“社会党国际将政治党派引入了国际关系”，给国际政治打上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印记。按照社会党国际的说法，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和平、民主、平等和社会公正。在它看来，理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就是世界各国普遍按照上述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所提示的方法解决国际问题。更确切地说，如同主要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各国社会党要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改造国内社会一样，主要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的社会党国际则倾向于按照这一理论改造整个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这样一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某些局限性、非科学性便会制约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和思想方法，使之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又多少带有某些意识形态的偏见。其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形式也有影响。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10余年间，社会党国际特别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三条道路”性质，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的“第三种选择”。与此相应，社会党国际则更加注意自身超脱于现有集团分野之上的独立性。而作为一种社会改造理论，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接受这一理论指导的社会党国际比较注重全面、完整和系统的国际观念，注意对所有国际重大问题做出反应并提出自成体系的主张，在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政策的同时也注重自身政策的连续性和连贯性。

第三是作为成员构成独特的世界性政党组织所具有的特点。与现有的20多个世界性政党组织相比较，社会党国际又有自己独到的特点。除了历史悠久、组织稳定、活动频繁积极以外，其最突出的特点则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构成最为特殊。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它既有来自欧洲即北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成员党，又有来自亚非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成员党，而且双方数量大致相等；另一方面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其成员党大都在国内政坛占有重要的地位，或是执政党或是曾经执政而今仍有执政机会的在野党。

对于参与国际事务的社会党国际来说，前者使它成为类似“微型联合国”的组织，在它的会议上往往可以听到来自不同国家集团或阵营的声音；后者则使它具有更大的潜在影响，可以通过成员党对其所在国政府的决策发挥较大的作用。二者的共同影响又使社会党国际的内部事务、内部交流也成为国际事务、国际交流的一部分或重要补充。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党国际协调成员党的意见和活动也等同于直接参与国际事务。比如，社会党国际围绕着世界发展问题所进行的活动便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总之，社会党国际在自20世纪70年代进行“十三大”改革后迅速崛起为新的国际行为主体，这已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也是引起世人关注并对其加以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