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介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
经过二战后几十年的发展，第三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已经获得了民族独立，经济也有所发展，但它们仍面临着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超级大国的威胁和干预，政治独立尚未彻底巩固，经济独立还未完全实现，国家经济仍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不发达的状况，同时社会内部矛盾十分紧张，整个国家还需要深入的民主改革，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以争取完全独立、真正民主和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民主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新的**，直至80年代，更加浪潮汹涌。在这种形势下，及时完成政策调整和立场转变的社会党国际开始广泛而又积极地介入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在这些国家人民希望外来支持和吸取外国成功经验的需要面前，强调自己的“第三种力量”和“第三条道路”的特征，对这一运动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与过去不同的是社会党国际更多地利用各种机会了解、领会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接受这些国家提出的一些主张，顺应时势地推行一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并确实提供各种援助，在此基础上，再试图加以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党国际的活动表现出“双向型”互动性的特色。经过10多年的努力，社会党国际实际上已经在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相当的影响。
积极介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是社会党国际十三大改革收效最显著、成果最突出的方面。继1976年11月十三大宣布要使社会党国际“应当成为致力于所有国际重大问题的世界性组织”后，1977年12月在东京举行的社会党国际领导人会议又一次强调“进一步扩展世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可能性”，尤其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不仅为欧洲而且为亚洲—太平洋地区、中东、非洲和南北美洲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SI:SA,1978, No 1）表现了要在全世界范围扩大民主社会主义影响的意图。从此后的活动形式来看，社会党国际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例如在第三世界国家举办社会党国际的重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国际性，强调社会党国际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关心。从活动内容来看，社会党国际相当准确地把握住第三世界不同国家所面临的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不同的对策，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政党组织有意识地通过（在接纳其加入国际的前提下）内部交流或（在邀请其参加社会党国际会议和派出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情况下）面对面的对话等手段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党国际首先确立并且始终坚持以拉丁美洲为活动重点。早在1976年5月的加拉加斯（委内瑞拉）会议上，便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了社会党国际的这种战略抉择。（SI:SA,1976, No 4-5）从时间上看，这次会议是勃兰特就任社会党国际主席前的一次有计划的重大行动，是为十三大上确立以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美地区为工作重点而预先进行的试验性、奠基性的活动。这次会议的与会者，一方来自西欧政党，另一方则是拉美政党，但都是党内领袖人物；在以后的几年里，包括勃兰特在内的与会者大都成为社会党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从这些与会者以及会议讨论和会议发表的“加拉加斯宣言”中，可以看到社会党国际继续坚持60年代后期所完成的政策转变，力争迅速打开局面。一方面，出席会议的拉美政党，除了智利社会党外，其他政党从历史到名称都不属于拉美传统社会党的范畴，它们几乎都是早年所说的民众主义政党。西欧社会党与这样一些政党召开“比较纲领和经验”的会议，显然说明社会党国际将注意力集中于在拉美更有群众基础的民众主义政党身上。另一方面，会议文件以反对独裁、社会民主、外交政策中的社会民主、地区一体化、帮助被迫害者为主要题目，既阐述了与会的两大方面出席者所能够肯定的共同点和达成共识的原则，又充分肯定了各个国家应当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应当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性质的外来干涉，争取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体系。这又充分表明社会党国际已经在某些重要问题上开始接受出席会议的拉美民众主义政党的主张和见解，放弃了曾阻碍双方接近的某些僵硬的教条。与此同时，“宣言”中一些词句的用法表明这些拉美政党也同样接受了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些习惯提法，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做出了一些妥协。其后不久，在墨西哥首都又举行了类似的协商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双方的共同点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这两次会议，成为西欧传统社会党与拉美民众主义政党相互迅速接近的标志。
究其原因，这种相互接近是在西欧和拉美的相互关系不断加强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二战后初期，拉美和西欧都有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美国全面控制的经历。到20世纪60年代，双方又都在加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强调自身的独立性，追求多元化的对外政策。因此，拉美和西欧之间的经济政治往来逐渐发展起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为摆脱自身的经济危机，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因此特别看重在人种、语言、文化习俗和历史传统诸方面均与欧洲亲近的拉美国家。拉美国家为求得自身的独立发展也同样需求外来的巨额资金、先进技术和市场，而接近西欧既可满足这一要求，又不致招致长期将拉美视为“后院”的美国的过分干涉。由经济而到政治，西欧和拉美在各方面联系都有了明显的加强，甚至在地区一体化组织层次上也有突出的发展。受此影响，欧洲的政党组织与拉美国家的政党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普遍加强。欧洲基督教民主党、保守党以及社会党都在这一期加强与拉美同类或相近政党的交往。同时，推动这种相互接近还有一些更为特殊的因素。相对于亚非国家而言，拉美国家同西欧国家历史联系更多，而类似殖民主义后遗症的历史纠葛却更少；同时拉美国家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现状使得这里具有更适于改良主义思潮蔓延的现实基础。特别是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游击战**之后，拉美民众主义政党的改良主义倾向不断强化。此外，社会党国际同这些政党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打过交道，当时取得的进展为此时的接近创造了条件。因此，急于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力图在第三世界打开局面的社会党国际自然便以拉美地区为突破口，以拉美民众主义政党为争取对象。幸运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拉美，也十分乐意接受社会党国际伸出的橄榄枝。无论是在开启“民主化进程”的长期实行独裁的国家，还是在因经济困难、社会矛盾激化而危及执政的民主国家，那些已经或正在力图掌握使政府权力的民众主义政党确实迫切需要得到外界的支持。因此，对拉美表现出浓厚兴趣而且相应采取了有利于拉美国家民族利益和发展政策的社会党国际便被这些政党视为获取支持的主要来源。这种各有所需、各有所求的现实状况，使社会党国际与拉美政党的相互接近。成为一种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彼此需要的强烈程度毕竟是有所不同的。对于社会党国际来说，能否在拉美取得进展显然是关系到它是否能作为世界性政党组织而存在和发展的关键一环，因此，在相互接近的过程中，社会党国际的行动更为积极。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国际在1976年至1987年的10年时间当中，始终坚持加拉加斯会议的行动模式，不断调整着对拉美国家及其政党的政策，甚至不惜放弃固有的一些教条。例如，为了吸收更多的拉美国家政党加入自己的组织，社会党国际进一步发展了20世纪60年代的观点，强调拉美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指出拉美的民众主义等同于特殊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的副主席冈萨雷斯甚至在1979年的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讲：“在拉美，社会主义的概念比在欧洲更有进步的含义，革命的概念在这里已被广大民众和执政党所普遍接受。”（SI:SA,1979, No 4）社会党国际虽然意图加强民主社会主义对拉美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同时它又指出，欧洲党的做法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都与欧洲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1980年公开讲“欧洲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出口项目”。（SI:SA,1981, No 1）针对拉美国家政党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甚至现在仍在实行的武装斗争的情况，社会党国际甚至放弃了所秉持的传统的非暴力论。1980年社会党国际拉美和加勒比委员会在决议中公开提出，“在获取自由的途径不复存在或遭到堵塞的情况下，我们捍卫人民武装起义的权利”。（SI:SA,1980, No 3）1986年，在智利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十七大上，甚至还根据拉美政党的提议通过了一项主要由拉美政党所起草的“利马委托书”，其中阐述了许多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并以此作为社会党国际起草新原则宣言的依据之一。（SI:1986, p.47-49）在支持拉美独立自主的问题上，社会党国际态度尤为积极。它改变了过去因疑心共产党煽动而对拉美民族民主运动故示冷落的一贯政策，强调不能用反共的口号来阻碍社会进步，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对拉美事务的干涉，并为此开始同美国唱对台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社会党国际则越来越多地接受拉美政党的主张和见解；甚至在阿英因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武装冲突时，社会党国际也改变了过去一向偏袒西欧国家的做法，注意拉美国家的呼声，力求保持自身的中立化。
在这一时期的实际活动中，社会国际党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日常工作集中在拉美事务上。从1976年起，除了不少有关拉美的专题会议外，社会党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许多执行局会议，主席团成员（领导人）会议都列入了关于拉美的议程，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些议程和决议几乎涉及与拉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从偶发事件到某个纪念日，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直至地区一体化等不同层面的议题，可谓无所不有。不仅如此，社会党国际的许多会议干脆选在拉美国家的城市举行，从而使拉美成为主办社会党国际会议次数仅次于欧洲的地区。同时，拉美也成为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或调查组出访最多的地区。1978年，社会党副主席冈萨雷斯率领西欧10国社会党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共和国和牙买加等国家（SI:SA,1978, No 3）。同年，社会党国际副主席苏亚雷斯6次访问拉美；（SI:SA,1978, No 4）从1979年到1983年，社会党国际每年都派出两个以上的代表团访问拉美国家。1984年，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还亲自走访了拉美11个国家。（SI:SA,1984, No 4）在这些访问中，社会党国际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了拉美国家的各界人士，不仅与社会党国际的拉美成员党进行磋商，而且同那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内阁部长，以及其他政党，宗教组织、工会组织的领袖和社会知名人士等进行了会晤，甚至还同古巴共产党领袖、古巴总理卡斯特罗举行过会谈。在这些频繁的接触中，社会党国际一方面了解了拉美的实际情况，为自身组织的决策进行准备；另一方面也宣传了自己的主张，建立了良好的个人联系，为以后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还向拉美社会乃至整个世界显示社会党国际对拉美的关注和态度，借此影响国际舆论导向。1986年社会党国际十七大又克服重重困难专门选在拉美举行，从而使社会党国际针对拉美而开展的活动达到一个**。
为了开展上述这些针对拉美国家的活动，社会党国际在这10年中还特别注意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首先，社会党国际始终努力将拉美国家那些赞同社会党国际主张的政党吸收进自己的组织。从1976年十三大到1986年十七大，社会党国际接纳了26个政党加入国际，其中有15个来自拉美地区，从而使社会党国际的拉美成员党已从十三大之前的6个迅速增至21个。拉美大陆主要国家和加勒比地区已独立的岛国中一半以上都有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其中大多数在其国内是执政党或主要反对党。
其次，社会党国际还提高拉美国家成员党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地位，鼓励和吸引它们参加社会党国际组织的活动，从而充分调动拉美政党的积极性。自“十三大”拉美人士第一次进入国际主席团后，社会党国际领导层中的拉美政党领袖比例快速上升至1/3左右；在经历了仅仅4次大会之后，其人数已由2人增至6人之多。除了有关拉美的专门机构外，在社会党国际有关其他一般性问题的机构中，拉美政党领袖也开始充任主要角色，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曼利担任主席的经济政策委员会。此外，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最初，在拉美各国进行活动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欧洲成员党，特别是与拉美国家有历史联系的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葡萄牙社会党。而在随后的过程中，率领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或工作小组在拉美进行活动的逐渐过渡到以拉美政党领袖为主。
最后，社会党国际还组建或帮助建立了一些
与拉美相关的专门的工作机构和研究机构。例如，1977年10月社会党国际马德里执行局会议决定成立拉美特别委员会。此后不久，1980年3月，由多米尼加革命党主席戈麦斯担任领导的社会党国际拉美和加勒比委员会在圣多明各成立。（SI:SA, 1980, No 3）这个委员会工作十分积极，不仅是社会党国际协调拉美成员党活动的机构，而且成为社会党国际与拉美其他政党沟通的桥梁。根据拉美的局势发展，社会党国际还常设或临时组成了一些专门机构，例如智利委员会、保卫尼加拉瓜革命委员会；在英阿“马岛战争”期间则有专与此次战争相关的工作小组。此外，社会党国际还通过其成员党开展这类工作，如1978年社会党国际和葡萄牙社会党在里斯本创建了一个拉丁美洲资料和研究中心。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德国社民党的艾伯特基金会提供资金，又在哥斯达黎加建立了拉美民主问题研究中心。委内瑞拉的《新社会》杂志以及设在里约热内卢的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等也具有类似的财政援助和人员培训背景。（SI:SA,1980, No 3）通过这类机构，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党帮助拉美政党建立、健全各种组织系统，培训工作人员，开展宣传活动等工作。
从活动内容来看，社会党国际在支持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大前提下，注意针对不同类型国家的不同问题和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政策并开展灵活多样的活动。例如，在南美大陆，社会党国际以委内瑞拉为主要基地，大力支持军政权国家中要求民主反对军人独裁的斗争，积极推动不断高活涨的“民主化进程”。因此，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通常是广泛联系这些国家中的反对党民主人士，调查迫害事件，帮助受迫害者，监督议会大选和军人让权，动员国际舆论对坚持统治的军人政权施加压力，呼吁欧洲成员党反对本国政府参与有利于军人政权的经济活动。而对那些已经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特别是其成员党执政或参与执政的民主国家，它积极支持现政权巩固民主、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和反对外来势力的干涉，而且特别支持这些国家关于减轻债务负担、改变不合理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推进地区一体化等方面的主张。在中美洲，它先是支持尼加拉瓜人民和桑地诺阵线武装起义反对索摩查家族独裁统治的斗争，试图以此为突破口，赢得渴望民主和民族独立的中美洲人民的好感，进而推动整个中美洲的民主化。革命胜利后，它又支持尼加拉瓜新政权坚持独立不结盟和经济多元化的努力，反对外国势力挑起的武装冲突，而且为此还曾明确谴责美国对尼加拉瓜新政权的舆论攻击、物质封锁以及对反对派势力的支持援助。同时，它还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在加勒比地区，它试图用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影响新独立国家，鼓励成员党领导的政府向这里提供援助，因此它坚决反对超级大国在这里展开的竞争，甚至明确反对里根政府在格林纳达的军事干涉。其结果正如勃兰特在“十七大”上回顾这10年来社会党国际所走过的历程时所言“:1976年的加拉加斯会议和墨西哥会议，1978年的里斯本会议，1980年的圣多明各会议和1984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已经使丁拉美洲成为我们组织极其重要的支柱。”在拉美，以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政党为中流砥柱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剧增，迅速成长为影响力最大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力量之一。越来越多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渐重要，同时另外一些政党也受到吸引，纷纷表示了加入社会党国际或希望与社会党国际搞好关系的意向。针对这一政治现象和现实，1988年9月12日阿根廷《民族报》以“社会民主党在拉丁美洲取得进展”为题目发表文章列举阐释了各国的具体情况。
实际上，这些情况早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注意，尤其是两大超级大国。早在1981年美国杂志《拉美商情》便以“社会党国际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在增长”为题发表文章，全面分析了社会党国际在拉美地区的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效。同年，《拉丁美洲时报》杂志在其4月刊上，也发表专文分析社会党国际在拉美问题上与里根政府的矛盾斗争，甚至还预言，由于社会党国际的介入，“拉美在最近的将来必定会成为政治上、思想上决战的战场”。一直紧密关注拉美动态的苏联也同样没有掉以轻心，1983年，《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问题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主题为“社会民主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国际讨论会，分析了社会党国际在拉美近年来的活动，承认社会党国际在拉美的发展是惊人的，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在拉美的主张确有正义的因素。而身在拉美的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82年的古共二大上明确指出，社会党国际已经成为在考量拉美发展时“必须加以考虑的政治力量”，而且呼吁社会党国际应当同中美洲的所有进步力量一道，组成反对美国干涉的统一阵线。
南部非洲是社会党国际高度重视的又一地区。南部非洲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顾内外舆论的压力以及本国人民的反抗，顽固推行种族隔离制度；二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顾联合国决议，继续吞并纳米比亚，阻碍和破坏纳米比亚的独立化进程；同时，地理上与此毗邻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坦桑尼亚、赞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六个“前线国家”则支持纳米比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因而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始终存在着激烈的对抗。相对而言，南部非洲的问题表现形式更尖锐，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倒行逆施早已招致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不满。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南非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走向新的**以后，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愈加强烈。1973年的第28届联合国大会（以下简称“联大”）决定将纳米比亚人民开始武装斗争的日子—1966年8月26日定为“纳米比亚日”，这是联合国组织历史上第一次就某一地区而作出的决议，显示了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1974年的第29届联大，根据自1954年以来南非当局以内政问题为由拒不参加联大对种族主义制度的审议，终于作出了中止南非出席联大资格的决定。1976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选举，让纳米比亚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1976年11月，第31届联大决定将每年3月21日沙佩维尔惨案 发生的这一天定为“消除种族歧视国际日”。1978年9月安理会又通过著名的435号决议，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
在这种形势下，急于改变自身形象的社会党国际自然要抓住时机，借南部非洲问题表明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对国际非正义现象的厌恶和反对。与过去相比，社会党国际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种族隔离制度的态度更鲜明、更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非洲前线国家的态度和行动更积极、更全面。同时，还毫不犹豫地呼吁和动员成员党对本国政府施加压力，断绝同南非的往来并对南非实行制裁。
早在1976年的十三大上，社会党国际就已经意识到并且明确指出“对于南部非洲现在以及未来的斗争持中间立场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党国际，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提出“必须采取行动以结束这个既对和平构成威胁，其本身又是罪孽深重的制度”。在具体措施方面，对于那些或多或少与南非种族主义政府有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的国家，必须动员其国内的成员党发挥作用，尽早结束这类联系，而代之以“援助解放运动，在联合国组织中发起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经济制裁，禁止向南非出口任何有可能加强这个国家军事能力的装备”。对于南部非洲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反对种族制度的人民，必须提供支持：首先是向那种已经组织起来、正在进行斗争的解放运动，如纳米比亚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等提供支持。（SI:SA,1977, No 1）在十三大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执行局会议上，社会党国际作出了派遣代表团访问非洲“前线国家”的决定。1977年9月，以瑞典社民党主席、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帕尔梅为团长、由10多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组成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走访了“前线国家”。代表团在这些国家同政府首脑、社会知名人士以及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解放运动代表进行了接触。（SI:SA,1977, No 6）在同年10月举行的执行局会议上，包含有代表团提出的有9点行动纲领的报告获得通过，其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津巴布韦的“爱国阵线”等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和援助，而且详细列出了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在本国国内为支持民主和反对种族政权而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执行局会议还责成社会党国际总书记应提醒和关注成员党对这一行动计划的贯彻。（SI:SA,1977, No 6）
从此，社会党国际在南部非洲问题上的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一方面，社会党国际根据南部非洲局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迅速地发表各种言辞激烈的声明和决议，以阐明自己及其成员党的立场。例如，1982年3月，针对南非为追击纳米比亚游击队而入侵安哥拉的事件，社会党国际发表公报予以谴责；（SI:SA,1983, No 3）1983年11月就南非通过“新宪法”一事发表声明，揭露南非当局继续实施种族主义制度的实质；（SI:SA,1984, No 1） 1985年4月，南非当局对参加纪念“沙佩维尔大屠杀”25周年示威活动的无辜居民进行残酷镇压，社会党国际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种暴行及其始终采取的暴力政策；（SI:SA,1985, No 2）1986年5月，社会党国际又发表强硬声明，抨击南非派兵袭击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行径。（SI:SA, 1986, No 2）至于社会党国际在其历次代表大会、领导人会议和执行局会议上提出关于南非事态的谴责性声明、公报更是举不胜举。这些声明成为当时反种族主义国际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社会党国际还开展了一系列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活动。这主要体现为社会党国际利用自身超国家的便利条件，积极主动地沟通其成员党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以及“前线国家”的联系，特别是借重其欧洲成员党大多是执政党或主要反对党的地位，与反对种族主义的进步力量共同磋商，进而协调反对种族主义的国际行动。1979年9月，帕尔梅率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问南部非洲之后，便提出社会党国际要积极援助解放运动，加强与这些组织的联系。1979年10月的执行局会议在讨论莫桑比克独立问题时，便邀请了包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津巴布韦“爱国阵线”（后因事未能出席）领导人在内的特别代表参加，并安排其作重要发言。（SI:SA,1979, No 6）社会党国际认为，这种由它提供机会，由南部非洲的反种族主义、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向各国社会党人表明自己观点和主张的做法，使社会党国际与南部非洲解放运动的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在1980年11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上，来自50多个国家的政党和组织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其中便有南部非洲及前线国家所有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和反种族主义政党的代表。（SI:SA,1981, No 1）实际上，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向将那些民族解放运动组织视为非法并加以残酷镇压的南非当局施加压力。
此外，引起世界舆论更大关注的则是社会党国际出面组织的两次南部非洲问题专题会议。
第一次南部非洲问题专题会议举办于1984年9月4日至5日。社会党国际同欧洲议会 社会党党团、“前线国家”执政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举行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南部非洲形势，探讨加快纳米比亚独立及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问题。（SI:SA,1984, No 3）这次会议的计划早在1981年9月即已提出，到会议真正举行时已经过社会党国际南部非洲委员会3年的筹备工作；而1984年7月，社会党执政的北欧5国外长同非洲“前线国家”外长又在斯德哥尔摩开会，为阿鲁沙会议作出了最后安排。因此，这次会议十分隆重，出席会议的有300多名代表，除了“前线国家”执政党和社会党国际18个欧洲成员党代表外，联合国、“非统组织”和欧共体也都派出了观察员到会。该会议最鲜明的特点是除了公开会议外，还举行了两次新闻界不得参与的秘密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具体讨论了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同“前线国家”进行合作的途径及计划；最重要的结果是社会党国际以及全体与会者共同发表的两份公报，其中的共同点均在于反对南非当局及美国政府关于将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联系在一起的主张，要求欧洲国家大力支持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前线国家”，对南非实行制裁。尽管与联合国大会相比，这次会议在代表的广泛性以及国际法的权威性等方面显然要略逊一筹，因为会议的主办者是属于非国家间组织的社会党国际，会议的正式参加者是以政党组织的名义到会的，但由于这些参加者大多
是西欧和非洲“前线国家”的执政党，因此，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仍然不能低估。而且，又由于会议本身的超国家性质，会议主题的单一和明确，更由于会议内容某些未予公布的具体细节，因此，会议在反对种族主义问题上比联大会议更坚决，在提供援助和合作方面也更具实效。
1986年4月，社会党国际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又举行了第二次南部非洲问题专题会议。（SI:SA,1986, No 2）虽然这次会议与会者只有20多人，但其重要性毫不逊于阿鲁沙会议。在社会党国际看来，这次会议明确树立了一种象征，即社会党国际与非洲“前线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会后，主持会议的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又亲自率代表团访问了南非，不仅与南非当局头面人物总统博塔举行了会谈，而且还广泛会见了反对派人物，如图图主教和温尼·曼德拉夫人。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既向南非当局面对面地施加了压力，又向反对派人士通报了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支持态度。
社会党国际在南部非洲问题上的政策及其活动为社会党国际赢得了很好的名声，而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由此得到了宝贵支持。与之相联系，社会党国际在整个非洲大陆也开始摆脱过去20多年来毫无进展的局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塞内加尔执政党—塞内加尔进步联盟在1976年的社会党国际十三大上正式加入社会党国际，并且其主席桑戈尔当即被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随后不久，桑戈尔于1976年12月主持召开塞内加尔进步联盟特别代表大会，宣布该组织易名为塞内加尔社会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从此开始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迅速接近社会党国际的主张。例如，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非洲道路，论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于非洲，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尝试多党制；同时，还宣布放弃“效率低而官僚化”的国有化，实行“混合经济”。此举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赞誉和支持。反过来，桑戈尔在1980年从国内政坛自动引退后，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党国际的各种活动（特别是与非洲事务有关的活动），尤其推动了“非洲社会党国际”的建立，为社会党国际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桑戈尔又联合与社会党国际有过历史联系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及其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宪政党，发起筹建非洲社会党组织。经过1977年、1978年和1980年先后在突尼斯和达喀尔举行的5次筹备会议，终于在1981年2月举行大会，建立了由包括社会党国际三个非洲成员党在内的11个政党组成的“非洲社会党国际”。（SI:SA,1986, No 218）这次大会通过的组织宪章中指明该组织的使命之一，是“同以民主社会主义理想为宗旨的地区和国际组织建立友好与团结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其成员差别较大，有的对加入社会党国际尚有疑虑，因而该组织宣布独立于社会党国际，但同时也强调与社会党国际保持友好关系。由此，尽管社会党国际对该组织中那些不主张多党制原则的政党也保持距离，并且对其独立于社会党国际之外是否会促进社会党国际的影响在非洲进一步扩大抱有矛盾的心理，因而没有派正式代表参与成立大会，但由于它在许多主张上与社会党国际一致，所以，从一开始，西方和非洲国家的一些报刊便发表评论认为“非洲社会党国际”是非洲“温和派的俱乐部”，是社会党国际的姐妹组织。而在中国，更是有人将它的出现看作是“民主社会主义正式形成为非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而出现在非洲大陆上”的标志。（SI:SA,1986, No 54-55）伴随外界舆论的影响，社会党国际也逐渐转变了对“非洲社会党国际”的态度。1985年10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根据非洲成员党以及其他成员党的要求，决定成立非洲问题研究小组。（SI:SA,1985, No 4）1986年3月，小组第一次会议尽管也表现了社会党国际的矛盾态度，但与会的12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一致同意，研究小组应当以非洲关于和平、民主和发展的观点为基础，就非洲地区的某些特定问题进行工作，不仅要开展研究，而且还要提出具体的建议。（SI:SA,1986, No 2）同年4月初举行的“非洲社会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对此事表示热烈欢迎，并且再次强调它谋求与社会党国际的密切合作，特别着眼于改善和增进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非洲政党同欧洲党之间的理解和联系。（SI:SA,1986, No 2）到1988年1月，“非洲社会党国际”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社会党国际终于派出了正式代表团到会表示祝贺和支持。这次会议也进一步确认“非洲社会党国际”的宗旨是使整个非洲摆脱集权统治，建设尊重人权和民主的非洲。（SI:SA,1988, No 1）就当时而论，可以说，社会党国际与非洲的关系前景颇为看好。
中东地区自二战后以来一向动荡不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是这一地区最主要的动乱因素。而且从一开始，中东问题便与超级大国的插手和争夺联系在一起，因此，中东局势的变动往往牵动和影响到世界全局。围绕着中东问题而出现的各种危机同样也困扰着中东地区以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此，社会党国际自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实际上，从社会党国际建立初期到现在，中东问题一向在其议事日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十三大”以后，以介入世界所有政治事态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党国际更是极其重视中东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相比，社会党国际这一时期在中东问题上的变化更为剧烈，而且更为引人注目。
首先是对中东问题政策方面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社会党国际改变了过去一味偏袒以色列的做法，在强调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同时，终于开始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应予保障和实现，甚至又进一步发展到严厉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和镇压行为，并直接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行接触和联系。早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 结束后不久，社会党国际、特别是西欧成员党在阿拉伯国家以“石油禁运”为武器而进行的经济战争的压力下，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中东政策。为了预作准备，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奥地利社会党领袖克赖斯基 在1974年3月率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问了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等中东诸国。1975年2月，克赖斯基又率团走访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1976年3月，他再次率团访问了科威特、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叙利亚。直至1977年10月，克赖斯基才正式提出代表团的报告。（SI:SA,1978, No 1）与“十三大”只是一般性地呼吁和平解决中东冲突、模棱两可地提到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及享受和平生活的权利相类似，克赖斯基的报告只是客观描绘了阿拉伯国家对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看法，但与这份报告相联系的三次访问毕竟是社会党国际第一次真正倾听与以色列对立一方的阿拉伯国家的意见，因而也成为社会党国际中东政策变化的开端。1977年10月的执行局会议接受了克赖斯基的提议，并在1978年2月于维也纳（奥地利）组织了一次关于中东问题的圆桌会议。（SI:SA,1978, No 2）在开会的前一天，克赖斯基利用埃及总统萨达特访奥之机，安排了他同以色列工党领袖佩雷斯的一次会谈。在社会党国际的会上，应邀到会的埃及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代表、总书记毛希丁也与佩雷斯同桌开会，而且举行了会晤。但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国际并无大的政策调整，中东问题的关键—巴勒斯坦问题，在以色列工党的强烈要求下仍是讨论的禁区。然而，事态的发展很快便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同年7月，勃兰特和克赖斯基与埃及总统萨达特会谈后，发表声明表示支持埃及和平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SI:SA,1978, No 5）同在7月的举行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讨论对此事也表示赞同，并且第一次（尽管还有些含混）提到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代表”应当参与中东和平进程。（SI:SA, 1978, No 6）这显然是为支持埃及的和平努力而对其坚持的谈判原则的一种承认。1979年7月，勃兰特和克赖斯基又与“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举行了会谈。（SI:SA,1979, No 4）此事在社会党国际内部引起激烈争论，佩雷斯以怂恿恐怖主义为由指责这次会晤，但有更多的成员党表示支持，认为社会党国际有史以来第一次同巴解组织的接触无可非议，“这是向有利于中东永久和平方向努力的一步”。因此，这种接触实际得到了社会党国际多数成员党的肯定。
同时，更大的变化也在形成之中。在1982年6月以色列出兵黎巴嫩并导致又一次严重的中东危机之时，社会党国际很快做出了反应。以色列出兵的第一天，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便进行了谴责。紧接着从1982年7月到1983年2月初的短短6个月中，社会党国际派出了3个代表团访问中东地区，并且将原来的中东问题研究小组升格为中东问题委员会，全面研究中东问题。在这些访问中，社会党国际副主席、葡萄牙社会党领袖苏亚雷斯接替克赖斯基分工负责中东问题，他同阿拉法特举行了会谈，并且多次明确表示，社会党国际致力于促使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得到承认，促使以色列撤出黎巴嫩，甚至还邀请巴解组织派代表团参加定于1983年4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十六大上，尽管由于以色列成员党的坚决反对以及另外一些党的支持，大会在对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问题上只通过了一项折中的提案，即指出只有巴勒斯坦人民才能决定谁是他们的合法代表，而判断巴解组织是否属于合法代表并非社会党国际的职责，但同时也指出许多成员党已明确承认巴解组织，还有些成员党虽未明确承认但已与之保持正式的政治关系。然而，会议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一是会议通过了一项全面阐述社会党国际对中东问题态度的重要决议，其中强烈谴责了以色列纵容在黎巴嫩难民营的大屠杀，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利和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强调以色列应当同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进行谈判。这是截至当时社会党国际最明确的表态。二是会议选举刚刚在十五大上被接纳为社会党国际成员的黎巴嫩社会进步党主席、黎巴嫩穆斯林德鲁兹派民兵领导人琼布拉特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表明了社会党国际对以色列的不满。三是巴解组织的代表第一次作为观察员参加社会党国际大会。此外，大会最后一天发生的意外事件—巴解组织代表塞尔塔维在会场外被谋杀，更是激起了与会者的极大震动，引起了与会者对巴解组织的同情和支持。（SI:SA, 1983, No 2）其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社会党国际越来越多的成员党对以色列表示出更加强烈的批评态度。例如，1985年10月，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就前不久发生的以色列出动飞机轰炸巴解组织突尼斯总部一事发生激烈争吵；虽有以色列成员党的反对，会议仍通过声明，表示反对一切恐怖的行动，无论是个人、组织或国家政府发动的，也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发生的。（SI:SA,1986, No 4）让以色列更感到为难的是：1986年6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虽然还没有完全确认巴解组织的合法性，通过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以色列和巴解组织应当相互承认。（SI:SA,1986, No 3）而从此以后，在本国参与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在社会党国际内部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从上述社会党国际政策调整的过程中，显然可以看到，在十三大以后的10年来，社会党国际进行的与中东问题有关的活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社会党国际积极介入了中东事态的发展。其政策调整是在围绕中东地区而开展的大量活动中实现的，而这些实际活动并不仅仅是为了制定政策而去调查事实。社会党国际的多次出访、多次专题会议，其目的主要还是寻找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途径，其作用往往集中于帮助中东问题冲突各方的沟通对话渠道，促进各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例如上述勃兰特、克赖斯基同萨达特、阿拉法特的几次会谈以及在他们两人的主持下，以色列工党佩雷斯同萨达特等人的会谈，在中东问题陷入僵局之时往往发挥了良好的作用。随后几年的情况更是如此。随着对以色列的态度愈来愈强硬，社会党国际讨论中东问题的历次会议，几乎都成为各国社会党向执政的以色列工党施加压力，要求它承认巴解组织、通过谈判解决冲突、放弃武力政策等的论坛。由于会议本身的超国家性质，由于会议讨论的坦率和尖锐，特别是由于社会党国际曾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这种压力较之一般的舆论压力、较之一般国家间组织的表态更明确，更重大。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党国际以其较为独特的方式成为中东事态发展中不可低估的一股影响力量。
社会党国际积极介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并不只限于拉美、南部非洲和中东三个地区，只是在这三个地区最具有典型意义，可以充分说明1976年至1986年的10年来社会党国际在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充分证明这一时期的社会党国际已非昔比，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站在广大第三世界人民一边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