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最活跃的十年（1977—1987年）

1976年的十三大标志着社会党国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以勃兰特为首的新班子的领导下，社会党国际按照十三大确立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严重的事态不断出现，关系到整个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前所未有的尖锐形式向世人发出挑战。所有这些既给社会党国际坚持和发展十三大的基本方针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同时也为它最大限度地介入国际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惟其如此，十三大以后的这10年，才成为社会党国际历史上最活跃的10年。在这十年，社会党国际也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的国际行为主体。

第一节 “争取人类的生存”—和平与发展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局势的客观发展不可否认地向各国人民提示：真正带有全球性意义并且具有头等紧迫性的重大战略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问题。说到底，这是两个既联系又有区别，但共同决定着人类能否生存以及如何生存下去的重大问题，而其他一些地区性问题乃至一国之内的问题也或多或少地以不同的形式与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经过十三大改革的社会党国际，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偏差，确立了具有现实主义和独立化倾向的政策立场，并相应地提出了反映现实和世界人民愿望的基本方针。因此，在十三大以后的活动中，社会党国际始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这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方面，它针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几乎利用每一次集会的机会讨论和平与发展问题，协调各成员党的立场和态度，提出具有独立见解的政策主张和建议；另一方面，它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对外宣传自己的主张，力图按照自己的设想影响世界各国的行为，推动国际形势的发展与演变。应当指出的是，在这10年当中，社会党国际通过自己的活动也确实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发展，为时有恶化的国际局势、最终未能酿成无法收拾的悲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于一个主要成员党大多长期集中在西欧地区的国际组织而言，社会党国际对于和平问题显然有着更为突出的**。和平问题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指东西方关系问题。二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峙和对抗始终是世界和平不能稳定的重要根源，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维护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权地位和势力范围所进行的争夺以及为进行争夺所展开的军备竞赛实为重要的战争危险。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军备竞赛长期积累的效果，连同整个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形成了一种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局面。在社会党国际看来，能否以有效的裁军谈判和裁军措施来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能否在险恶的国际形势发展中维护东西方关系的缓和从而为裁军创造条件，是为争取和平攻势的关键。因此，促进缓和、争取裁军便成为社会党国际在和平问题上着力的要点。

在十三大以后的最初几年里，社会党国际首先着手的工作是根据十三大方针提出具体的裁军政策，创立相应的专门机构以及新的活动形式。在十三大之后的第一次执行局会议上（1977.3），社会党国际对未来一个时期的活动作出了具体安排，列为第一项的便是东西方关系和裁军问题。（SI:SA, 1977, No 2）在相隔半个月之后举行的社会党国际领导人会议上，又集中讨论了东西方关系现状，强调缓和的重要性，（SI:SA,1977, No 2）从而为社会党国际的活动确定了基调。1977年6月的执行局会议以及同年10月的执行局会议不仅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社会党国际裁军专题会议做出了具体准备，而且针对当时欧安会贝尔格莱德续会正在举行和联大裁军会议将要举行的情况，根据当时几个重大的国际裁军谈判的进展情况，讨论了社会党国际应当采取的立场和态度。1978年4月，社会党国际裁军会议在赫尔辛基举行（SI:SA,1978, No 4）。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会议专门邀请了美国和苏联的官方代表参加会议。前者派出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列纳德，后者则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委会主席波诺马廖夫代表。虽然会议并未通过任何正式的决议或声明，只是由与会各方通报自己的观点，但仍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而对于社会党国际来说，这种以游离于美苏超级大国以外的“第三种势力“的身份介入国际事务的做法，这种以社会党国际的名义为政府间代表提供非正式对话场合的尝试，显然是值得赞许和坚持的。因此同年5月在达喀尔举行的执行局会议总结了赫尔辛基的成功经验，并且还决定建立一个裁军问题研究小组，由奥地利、英国、荷兰、芬兰、德国、日本、古巴、塞内加尔和委内瑞拉等国成员党组成。研究小组一方面要对裁军提出问题进行长期、深入和经常性的研究，为社会党国际提出有关政策主张进行准备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对外进行宣传游说活动，代表社会党国际访问美国、苏联、不结盟国家运动年度主席所在国以及联合国组织，介绍自己的主张，了解不同的观点。（SI:SA, 1978, No 5）

1978年11月举行的十四大将社会党国际的裁军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SI:SA,1979, No 1）为表现广泛的地域代表性和置身全球事务而特地选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这次代表大会，是社会党国际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欧洲以外地区举行的大会。这次大会讨论了裁军与缓和的问题，并在最后通过的总决议中以此为题目阐述了社会国党际所要坚持的原则。决议特别强调“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发展和相互的利益而推动合作”，主张应当把缓和与和平解决东西方之间、世界各国之间的冲突联系在一起，与发展问题、特别是与将国家的注意力和自然资源转移到用于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与反对殖民主义和外来干涉联系在一起，与限制和裁减军备开支、军备竞赛以及军火贸易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是对十三大决议的发展，虽然相当笼统但实际上为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确立了出发点。1979年5月到9月之间，社会党国际的裁军问题研究小组按照早先的计划，访问了美国、苏联、不结盟运动年度主席所在国和联合国组织。同年6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执行局会议和领导人会议，对裁军研究小组的工作进行了总结，特别研究了有关裁军问题具体建议的起草工作。（SI:SA,1979, No 5-6）1980年11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SI:SA,1981, No 1）终于通过了裁军研究小组起草的裁军问题最后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党国际对有关裁军问题的一系列主张。在这次大会上，研究小组也升格为社会党国际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这预示着报告的提出并未结束小组的使命，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工作范围。据此，社会党国际在裁军问题上初步完成十三大后从组织到政策、从理论到行动的开创工作。

但与此同时，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党国际在裁军问题上的工作一改前一时期一帆风顺的状况，开始了比较艰难的历程。首先是国际局势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内部的分歧，在如何对待缓和、如何坚持裁军的问题上发生了不同成员党之间的争论。

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军事力量、特别是与欧洲战区核武器有关的发展，引起了西欧国家的恐惧。1977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社民党人施密特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如果不能在裁军谈判中解决问题，西欧必须采取措施对抗苏联已部署的SS-20新式导弹。1979年12月12日，北约终于作出了著名的“双重决定”，规定如果美苏双方在1983年底尚不能就此达成协议，西欧将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社会党国际尚未对此正式表态，更重大的事态又接踵而来。12月27日，苏联军队直接出兵阿富汗，扶植起了卡尔迈勒政权；尔后，苏联又正式拒绝北约的“双重决定”。这些事变自然成为1980年2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领导人会议的中心议题。（SI:SA,1980, No 1）但就在会议的介绍发言中，便已出现对立的意见。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判定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严重性及其对世界局势的影响。由主席勃兰特以及北欧等国社会党领袖组成的调和派，抓住对立双方都认为裁军谈判还应继续、对话不能中断的共同点，最终使会议就一项极为简短的声明达成一致，其中对苏联的谴责显然是低调的。正是因为成员党在裁军、对话问题上尚有共同点，因此，在同年6月的执行局会议上又进一步统一了认识，并在同年11月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上通过了裁军报告。

然而，在1981年年底，国际局势的变化又一次使社

会党国际面对严峻的考验。1980年8月，波兰格但斯克工人罢工，并迅速波及全国其他地区。进入1981年以后，整个事态愈演愈烈，在苏联东欧国家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联报刊对波兰事态的评述文章逐渐增多，语气也在加强，并开始指责波兰统一工人党态度软弱。一时间，有关苏联准备干涉波兰事态发展的前景似乎已经出现。为了应付危机，防止更恶劣的局面出现，这年12月13日波兰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战时状态，禁止集会、罢工，实行宵禁，封锁边界，并派警察包围团结工会。西欧各国对此立即做出反应，认为苏联对波兰局势的恶化负有重大责任，并且谴责波兰政府。12月17日，由勃兰特和总书记卡尔松签署了一项声明，以社会党国际的名义对军管表示谴责，但又强调所有国家应当遵守赫尔辛基欧安会的最后文件，不干涉波兰事务，并且认为波兰政府此举意在继续改革，各成员党应运用自己的影响保证同波兰的经济合作。但这个声明被法国和意大利党视为过于软弱，因此，12月29日社会党国际紧急召开了一次主席团会议，在强硬派的压力下，最后通过了措辞严厉的又一项声明。（SI:SA,1982, No 1）这种状况也不能不影响到社会党国际的裁军活动。1982年2月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代表团按原计划访问苏联时，竟只有芬兰社会党、奥地利社会党和日本社会党派出代表，而其他成员党均以目前局势不适于与苏共进行会谈为由拒绝参加代表团。（SI:SA,1982, No 4）

但国际局势的另一种新发展又促使社会党国际统一起来。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和平运动**，其声势之浩大，人数之众多，阶层之广泛，地域之辽阔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表现出明显的超意识形态倾向和跨国界活动的特点。1982年5月，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行动周”活动的群众竟达5000万人，创下了和平运动史上的记录。因此，在5月底的执行局会议上，与会者虽然在一些有关裁军措施的具体问题上仍有分歧，但都一致认为，唯有裁军才能实现缓和，唯有谈判才能实现裁军，因此又主张支持和平运动，敦促美苏进行谈判。这次会议最后以通过《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为结束。（SI:SA,1982, No 4）

这次会议表明社会党国际又一次渡过了危机。有意思的是，也似乎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社会党国际作为一个整体而必然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和平运动，促进裁军谈判。相对而言，成员党之间的不同意见必须退居次要地位。例如，在1983年4月社会党国际十六大讨论裁军问题时虽然英国工党提出的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与法、意、葡等国社会党坚持“双重决定”按期部署导弹的见解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但大会仍在总决议中表示应坚持裁军，并且还通过了1980年裁军报告的修正稿，强调国际安全不可能永远以威慑力量为基础，共同安全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SI:SA,1983, No 3）在同年11月的执行局会议上，北欧社会党提出了把限制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同削减中程核武器谈判结合起来、以便把英法核打击力量考虑在内的建议，而南欧法、葡、意等国社会党却坚决反对。同时，法国继续在南太平洋地区进行核试验的做法又遭到澳、新、德等国社会党的强烈不满。以至于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最后还是通过了“裁军问题的决议”。（SI:SA,1984, No 1）就像勃兰特在十六大上所指出的那样“：捍卫和平构成了我们所追求的其他一切事物的基本条件；没有和平，无可言其他。”（SI:SA,1983, No 3）

1983年年底，苏联先后退出了美苏日内瓦中程和战略核武器谈判，而美国政府又作出了实施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的决定。军备竞赛的危险进一步加剧，但这却使已经受住考验的社会党国际进一步强化了追求缓和、争取裁军的决心，内部分歧大为缩小，全力以赴地推动裁军。到1985年1月，美苏恢复三项裁军谈判后，社会党国际的积极性有增无减。例如1985年2月，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在赫尔辛基开会，针对新的情况安排了活动计划。（SI:SA,1985, No 1）同年3月，委员会派出代表团访问苏联和美国，会见了包括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美国副总统布什在内的许多重要人物。（SI:SA,1985, No 2）4月中，27国社会党领导人又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世界和平与裁军问题。（SI:SA,1985, No 2）6月举行的执行局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对美苏谈判未能取得进展表示强烈的不满。（SI:SA,1985, No 3）10月，社会党国际又在维也纳举行了时隔7年之久的第二次裁军专题会议。（SI:SA,1985, No 4）此次会议不仅有43个成员组织的代表参加，而且还特别邀请了包括美国、苏联、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代表到会。会议发表了“社会党国际裁军呼吁书”，力图对即将举行的美苏日内瓦最高级会谈施加影响，同时也鼓励其他国家参加裁军活动，促进全球和平。社会党国际的这些和平活动，和其成员党、特别是那些执政的成员党以国家代表身份在国际舞台进行的同一类活动（例如1985年瑞典同印度、希腊、墨西哥，阿根廷和坦桑尼亚等六国政府首脑曾两次举行裁军会议），使得1985年成为了要求和平、要求裁军的呼声最高的一年。在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下，美苏双方在日内瓦举行了6年来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使美苏对话达到**。所有这些也使得国际局势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和紧张后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1986年2月28日，社会党国际副主席、长期致力于国际裁军活动的著名政治家、瑞典首相帕尔梅在斯德哥尔摩街头被刺杀。在3月15日举行的帕尔梅葬礼上，社会党国际成员党的领导人全部到场。（SI:SA,1986, No 1）在这天发表的声明中，社会党国际表示要继承帕尔梅留下的信念，像他那样“将人类最崇高的理想转变成政治行动”，积极参与争取和平的运动。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社会党国际在这年6月召开第十七次代表大会。（SI:SA,1986, No 3）在大会的开幕词中，勃兰特特意指出“：社会党国际是一支争取和平和进步的全球性生力军。和平与裁军对于生存、发展和自由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党国际要为和平和裁军贡献力量。”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国际裁军咨询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的裁军报告，在题为“我们的命运不能只交给超级大国”的说明中，委员会主席索尔萨强调这是社会党国际对当前的重大问题提出的新的看法。报告内容不仅涉及战略、战区和外层空间的核武器，而且论述了地区性裁军、常规武器、化学生物武器、军火贸易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等一系列与裁军有关的问题，是当时最周详、最系统的建议书。同时，报告不仅强调美苏双方有义务进行对话、谈判和裁减军备，缓和双边关系，停止干涉他国内政，而且还着重指出必须“自下而上”地加强群众性的裁军运动，加强无核国家的作用，加强中小国家在裁军活动中的主动性。会议本身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相对于过去而言，这次大会所取得的共同认识显然多于以往，而分歧意见又显然缩小了。正是如此，社会党国际总书记韦内宁在工作报告中不无自豪地指出，社会党国际首先致力于和平和裁军工作，并且已在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发挥自己作用的位置，已经建立了多方面有效的联系，已经成为反映世界性争取和平和裁军的公众舆论的重要渠道。因此，社会党国际下一步的工作将是按照新的裁军报告的建议积极进行工作。可以说韦内宁的这个自我评价是恰如其分的。经过多年来的努力，社会党国际终于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始终把和平裁军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在十七大后的几年里，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逐步缓解，特别是美苏双方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以后，社会党国际仍然没有放弃这面旗帜，又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建议。

纵观十三大以后这10多年社会党国际在和平和裁军问题上的主张及活动，可以看到这样两个特点：第一，社会党国际比较突出地以“第三种势力”的身份发表主张和进行宣传。20世纪80年代国际形势紧张的主要根源仍然是美苏两家的争夺。一方面，苏联在欧洲地区部署新式导弹，直接出兵阿富汗等等，首先打破了20世纪70年代一度出现的缓和局面；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特别是里根总统上台后，又连续采取强硬措施与苏对抗，发展实力直至提出和实施“星球大战”计划。而在社会党国际一方，虽然成员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意见分歧，但作为整体而言，它既没有因苏联的行为便完全参与对抗，也没有因美国的压力便完全倾向美国一方，放弃对苏缓和。在几次重大

事件发生时，社会党国际对美苏双方都提出了批评，同时又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双方接近。正如1986年10月社会党国际新改建的理事会波恩会议上某些代表所说的：“社会党国际是作为第三种势力参与裁军和安全事务，在任何情况下，社会党国际总是可以接近两个超级大国并向他们发出呼吁。”（SI:SA,1986, No 4）第二，社会党国际比较早地将和平、裁军问题同发展问题、同解决世界危机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十三大上社会党国际强调裁军对于世界的重要意义，只是一般性地提到军备竞赛会加剧绝大部分国家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在1978年十四大时，它已明确提出“缓和问题不能与发展问题割裂”，不仅认为国家间的冲突会使国家的注意力和自然资源无谓的用于军备，而且还强调国际范围乃至一国之内的“不公正状况的存在是对和平的经常性威胁”，因此，“只要是殖民主义、剥削以及对国家和地区性事务的外来干涉仍旧存在的地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相反，“只有通过各国之间为促进各个方面的发展而进行的区域性合作，缓和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SI:SA,1979, No 1）强调和平和裁军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强调发展和解决经济危机对于裁军的迫切需要便成为社会党国际裁军报告或决议中时常论述的问题。同样，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将裁军节省下来的经费转用于发展援助，限制国际性军火贸易，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从而帮助第三世界落后国家专心致力于发展生产和生活等等也成为其反复宣传的见解。这些见解显然是正确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应当指出的是，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能够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相互联系形成上述这样一些正确的认识，同它对发展问题本身即对南北关系问题很早就确立正确的立场有关。实际上，关注发展问题、积极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样是十三大为社会党国际在新时期所确立的活动重点之一。

早在1978年初的执行局会议上，牙买加人民民族党领袖曼利便提出，国际贸易体系必须进行结构性变革，南北关系现状处在一种极不公正、极不平等的状况。（SI:SA,1978, No 2）接着，社会党国际有史以来第一次特意选择非洲城市作为会址，并且决定以南北关系问题为主要议题。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的这次执行局会议上，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代表和来自西欧工业发达国家的政党代表分别从自己的理解出发，介绍和讨论了各自的观点主张。讨论虽未形成具体的结果，但毕竟沟通了双方思想。会议还决定在十四大上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大会的主议题便定为“和平与发展”。（SI：SA,1978, No 5）为了进行准备，十四大前的最后一次执行局会议又专门研究了“欧洲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和“多国公司”这样两个与南北关系密切相关的问题。（SI:SA,1978, No 6）在十四大上，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世界经济的现状问题及其解决的前景。在大会通过的总决议中，专设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一节，明确宣布“社会党国际赞同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概念”，并且从道德准则、政策取向以及机构设置三个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党国际对国际经济进行全面改革的主张。

此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社会党国际又针对不同的问题不断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主张。1979年4月，美国工业生产开始下降，接着日本和西欧也先后步入危机。与过去不同的是，作为二战后第三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在长期“滞胀”条件下发生的，因此，危机来势凶猛，波及面极广。在发达工业国家陷入危机之际，非洲大陆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旱灾，粮食危机恶化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同时，这次危机从一开始便引起国际贸易下降和国际金融市场混乱，这使得原本在不合理的旧经济秩序中受难深重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遭受了更大的打击。因此，1980年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对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新的分析，对南北关系中的不公正状况及其关键形成了新的认识，进而强调解决南北关系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并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6条新建议。

但是到1983年4月社会党国际十六大前夕，世界经济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峻了。1982年年底统计，发达国家的失业人数已超过3000万，失业率已达10%以上，企业倒闭的总数亦比上一年增长30%—50%，同时，通货膨胀率已经发展到超过10%。更严重的是，由于发达国家转嫁经济危机，推行不公正的金融政策和贸易政策，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负担从1976年的2500亿美元，增至1982年的8000亿美元，又衍生出严重的“债务危机”。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研究清楚问题和形势，社会党国际在1982年9月举行了“经济政策抉择”的专题会议，讨论了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出路的问题。1983年4月的社会党国际十六大以“危机中的世界—社会党人的回答”为总题目集中讨论了“经济的公正原则与发展”，强调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变革，而这种变革应当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原则。为此，大会提出了8点纲领作为各国社会党的行为规范。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社会党国际又建立了经济政策委员会，由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牙买加人民民族党的领袖曼利任主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南北关系问题并提出社会党国际成员党应当努力付诸实行的政策原则。（SI:SA, 1983, No 3）

1984年以后，欧洲发达国家开始走出经济危机，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势仍在持续恶化，南北之间差距加大的现实更为引人注目，因此，社会党国际在发展问题上的关注重点集中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和债务问题，集中于为解决这些问题所必然触及的南北关系问题。1984年4月和10月的执行局会议，以及1984年6月的社会党国际领导人会议均提出，北方的经济复苏是脆弱的，南方的经济困难仍在加重，当务之急是找到使国际经济摆脱更大困境的新途径。（SI:SA,1984, No 2-3）1985年1月，社会党国际新成立的债务问题特别委员会举行会议；同年3月，社会党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也举行了会议；（SI:SA,1985, No 1）同年4月，社会党国际领导人会议再次强调解决债务危机的重要性并研究分析和探讨了社会党国际的政策建议；6月和10月的执行局会议讨论了经济政策委员会的报告；7月1日，社会党国际又就债务问题发表声明。（SI:SA,1985, No 2-3）到1986年5月，社会党国际举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时，终于通过了题为“全球性挑战”及相应的“行动纲领”的决议。（SI:SA,1986, No 2）在这个长达260余页，前后费时达数年之久才得以拟就的报告中，社会党国际既全面阐述了它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同时又为推动多种对话和建立新型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行动纲领”则具体规定了社会党国际今后在这方面应当承担的义务以及应当采取的行动。

从十三大以后的这一个时期的发展中，显然可以看出社会党国际在南北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政策主张和原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党国际以团结互助为核心的这种南北合作思想及其主张已经成为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经济民主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富有时代特色的因素。总起来看，社会党国际在南北问题上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是强调世界经济的联系性特点。世界经济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发展的根源在于现存的南北关系格局是不平等不对称的，从而破坏了整体性。而摆脱危机的出路要从整体性的角度来构想均衡关系。第二是强调世界经济调整的结构性特点。就是说，世界经济的调整必须是多方面的，包括贸易体系、金融制度及其组织、全球性资源的使用和收入的再分配结构等改革。第三是强调进行世界经济调整的合作性特点。这意味进行经济调整，首先就要进行南北对话以及对话基础上的合作；此外，南南合作、发达国家间的合作、全球性合作或区域性合作也是重要的。唯有合作才能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共同摆脱危机。在这种思想主张的指导下，社会党国际对外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南北对话，打破南北关系僵局；二是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努力传播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新观念；三是联合其他具有相同认识的国际力量开展更广泛的工作。

总之，社会党国际在新时期里着力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工作，这恰好是抓住了国际问题的关键。而这项工作也确实为社会党国际带来了极高的声誉，带来了世界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好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