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悬而未决的两大难题：“非洲社会主义”与拉美民众主义

6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国际的注意力中心发生了偏转，它不像60年代最初几年那样全神贯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但是，它并没有放弃向第三世界国家谋取发展的努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相对于60年代初期主要是通过调整政策如明确反对殖民主义的态度，提出关于发展援助的新见解等来争取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政党而言，社会党国际在60年代后期偏重于从意识形态入手，试图通过基本理论原则方面的接近达到组织上接近的目的。1965年1月，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行的发展中地区委员会会议与此前不同，着重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已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问题，最后提出一项报告，设想了一系列旨在“缩小亚非拉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之间巨大差异”的活动。（SI:SII,1965, No 1）同年2月的执行局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同意其中的建议并且强调指出，亚非拉是充满挑战的地区，应当同那些主张社会变革并宣布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开展交流和合作。（SI:SII,1965, No 1）而在后来那些堪称“意识形态攻势”的活动中，社会党国际开始着手解决“非洲社会主义”和拉美民众主义的问题。

在这两者中，“非洲社会主义”思潮来势凶猛，历时虽短但影响广泛，因而首先成为社会党国际主攻的对象。这一思潮是伴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新独立国家及其政党的不断出现而产生的。塞内加尔非洲独立党人阿卜杜拉耶·利在1956年发表的《非洲大众与人类的命运》一文，被认为是非洲的第一篇社会主义宣言；加纳领导人恩克鲁玛在1961年宣布奉行社会主义，进而掀起了非洲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延至60年代中期，已有10多个非洲国家宣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为数更多。（唐大盾等：第14—15页）这些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压迫剥削的国家和政党在争得独立之后普遍希望建立一种能够巩固政治独立，尽快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变落后状况，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制度。这种历史性的需要以及中国、古巴等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促使它们求助于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在宣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它们还大都初步创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

这种社会主义确有独特之处。首先，它根源于早期反对殖民奴役、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以及独立后企望求得发展的心情。因此，“在第三世界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体现了对某种发展模式的探索并响应了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德斯福瑟丝、莱维斯克：第7页）换言之，相对于传统或经典社会主义学说而言，非洲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学说而非改造社会的理论，它尤其强调反对殖民主义。其次，它受制于并反映了非洲国家当时那种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状况，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既受到强烈的非洲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又由于其创立者的缘故而包括许多外来成分乃至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但在社会党国际看来，这种不成熟的状况恰好可以用来使它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乘虚而入、扩大影响。一方面，它特别看重“非洲社会主义”第一批创立者本人与社会党的历史联系，例如，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曾在英国工党理论家拉斯基的指导下研究政治学；塞内加尔社会主义提出者桑戈尔早在1936年时曾为法国社会党成员并作为海外领地的议员参加了法国社会党的议会党团；主张社会主义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和毛里求斯社会民主党领袖拉姆古兰等人也同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早有交往。（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1986年）它又特别赞赏“非洲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某些因素，如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观念起源，强调非洲社会的特殊性而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等等。因此，社会党国际起初也特别积极地对非洲社会主义政党展开工作。在前述萨尔茨堡会议和2月执行局会议决定进行“意识形态攻势”后，4月举行的执行局会议决定尽力邀请非洲政党参加定于1966年举行的代表大会和理事会会议，这两次会议亦将专门讨论讨与非洲新兴国家有关的社会主义问题。（SI:SII, 1965, No 9）10月召开的执行局会议又决定并且终于在次年4月于瑞典乌普萨拉举行了题为“新兴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行动”的专题讨论会。（SI:SII,1966, No 6）但正如这些会议以及围绕这些会议而进行的其他活动所表明的那样，“非洲社会主义”与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某些僵死教条和政策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社会党国际所预期的双方接近也终成泡影。

这种分歧主要有三：一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并无多少理论色彩，但却是阻碍双方接近的首要因素。“非洲社会主义”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鲜明坚定的反帝反殖主张，包括坚决支持未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彻底铲除发达国家在经济、贸易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和盘剥。而社会党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犹豫且有所保留。因此，在前述“新兴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与行动”专题讨论会上，“非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出席者对社会党国际及其西欧主要成员党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不信任的态度。会议本身不曾讨论理论原则的问题，会议最后发表的声明要求社会党国际进一步澄清反帝反殖的态度，应当注意发展中国家的正义要求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愿望。会后，非洲代表甚至还拒绝了在即将举行的十大上发言的邀请。反过来，社会党国际在十大上虽然重申了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态度，但在就乌普萨拉会议声明而专门通过的决议中仍将论述重点放在经济援助问题上。（SI:SII,1966, No 9-10）

第二个产生分歧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和评价大多数“非洲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在理论上主张并在实践中推行的“一党制”。早在1964年，这个问题便已引起了非洲政党与社会党国际的争论。先是坦桑尼亚领导人尼雷尔在社会党国际刊物上发表了题为“民主与一党制”的文章，论述了非洲的具体环境、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决定了非洲某些国家实行“一党制”的必要，并且认为这种“一党制”是有利于民主，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SI:SII, 1964, No 4）后来，摩洛哥全国人民力量联盟的本巴尔卡在社会党国际的会议上也直截了当地指出，在非洲，由于某些历史和人口地理方面的原因，在革命转变时期有必要维持“一党制”。同时，他还指责“人们经常把某种标签贴在我们身上”。（SI:SII,1964, No 20-21）这种意见显然不见容于社会党国际，特别是某些西欧大党。如英国工党代表当时即表示“一党制必将发展到其极端形式，即取缔司法独立、废弃法治”。（SI:SII,1964, No 5）这一分歧在60年代中期以后始终不能消除，非洲国家不可能为求得理论上的认同而改变已经实行的政治制度；反过来，社会党国际也不会为了求得接近非洲政党而放弃已经被确定为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核心的“多党制原则”。

与上述

两个问题相联系的便是第三个问题即如何看待“非洲社会主义”对非洲特性的强调。从一开始，“非洲社会主义”名称的产生和传播便包含了这种因素；到60年代后半期，人们甚至开始改变这一提法而换用了更能反映自身特色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口号，例如坦桑尼亚的“乌贾马社会主义”等。在理论上，“非洲社会主义”以非洲的特殊情况为根据论述了一系列不同于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理论见解，其中主要包括民主政治问题，国有化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的总体设想问题等等。而在社会党国际看来，对于非洲特性的强调往往就是同民主社会主义的疏远。非洲国家或政党在这一时期虽然也表现了同社会党国际交往的愿望，但在思想上仍有隔膜，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们在当时绝少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名称。

但为了找到解决这些分歧的途径，社会党国际仍然在努力进行尝试。从1967年3月开始，社会党国际为在马尔加什举行一次非洲社会主义政党会议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最终未能实现。（SI:SII,1967, No 7-8）1968年，它又着手了另一项重大活动。从这年4月到次年3月间，先后举行了5次研究非洲社会主义问题的专家会议，最后提出了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非洲道路”的报告。其中的关键内容是强调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与“非洲社会主义”有着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双方所理解的民主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报告虽然承认也存在着不同点，但又强调不同的根源在于双方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而使用不同的准则和概念。（SI:SII,1970, No 6）总之，报告着眼于未来的发展，希望经过若干时间就会实现双方的接近。报告的直接用意就是要以此赢得非洲国家及其政党的好感。但在报告正式发表后，非洲方面并未作出积极的回应，在社会党国际内部也有不同的看法，以致于双方都未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因此，当社会党国际总书记卡西在1970年回顾60年代中期以来的上述活动情况时不得不承认：“非洲仍然没有受到民主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扩展的影响”, “正是在非洲，我们还面临着一种奇特而又荒唐的处境。在那里，正式宣布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大陆都更加普遍，但迄今为止，社会党国际尚无来自非洲大陆的成员。换句话说，非洲社会主义仍处在非共产主义的左翼世界团体之外。”（SI:SII,1970, No 6）当然他并未放弃解决这个问题的愿望。为此，他强调说：“社会党国际的长远目标是将非洲社会主义纳入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主流。”

相形之下，社会党国际在对待拉美“民众主义”的问题上虽未实现最后的解决，但多少也取得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进展。这是由于社会党国际吸取50代末的经验教训，放弃当时那种依赖拉美传统社会党而扩大影响的做法，转而加强同拉美民众主义政党的联系并力图在意识形态方面实现双方的接近。

在6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为迅速扩大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于拉美地区，它一方面感到50年代末的经验已经证明依靠拉美传统社会党是不可行的，另一方面又看到在拉美确有一股可供替代的政治力量，这就是拉美民众主义政党。而与前者相比，民众主义政党又有两大最值得赞赏的特点。一是它们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政治实力和社会影响。早在20年代，曾领导反独裁斗争的秘鲁青年学生领袖阿亚·德拉托雷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墨西哥革命的影响，“将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同土著主义思潮的要旨糅合在一起，提出了他所谓理论上的新发展”。（威廉斯：第20页） 1942年他创立了美洲人民革命联盟，人称“阿普拉党”。1926年他又提出“反对美帝、实现拉美政治和经济上的联合、巴拿马运河国际化、土地和工业国有化、声援世界被压迫阶级和人民”的最高纲领，（关达等：第153—154页）尔后又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理论。这些理论“对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而“不仅在它的本国秘鲁传播开来，而且传播到其他拉美国家，在本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出现了一种国际性的运动”。由于它强调拉美民族特性，推崇拉美传统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性，因而被称之为“民众主义”（在我国，也被译成“拉美民粹主义”, “人民党主义”）。（格雷贝道尔夫：第112—114页）从它的思想来源、发展倾向和大致内容来看，墨西哥的“卡德纳斯主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和巴西的“瓦加斯主义”（即热图利奥主义）都可以归入“民众主义”的范畴。与此同时，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多米尼加革命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危地马拉革命党，玻利维亚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乌拉圭二月革命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政党的政策和纲领也都受到民众主义的深刻影响。到1963年，上述7党连同秘鲁阿普拉党一起，共有5个领导或参与领导本国政权。（威廉斯：第20—21页）这种情况远非拉美传统社会党可比。二是50年代以来，民众主义思潮本身在理论上发生一定的变化。最典型者莫如阿亚·德拉托雷本人。1956年他发表《阿普拉主义三十年》一书，标志着他在思想上的又一次嬗变。相对于早期而言，他由自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拉美转变为认定马克思主义不适合拉美情况；由激进的反帝主义者转变为主张有限制、有条件地反帝，反帝不排斥外资；由拥护十月革命转变为反对“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他声称既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而要走“以民主作为实现最先进的社会改革的手段”的“第三条道路”；他特别强调民众主义运动的“各阶级联盟”性质，反对所谓“僵死的阶级观点”；他主张对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有必要的国有化，但反对全面社会化。（Kanter, pp.106-120）这种与社会党国际的合拍也同样是已经激进化的拉美传统社会党无法相比的。以致于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指出：“民众主义政党所主张的是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把它与旨在拯救本大陆被剥削者的神秘化的印第安主义结合起来。”（威廉斯：第20页）

不仅是社会党国际试图同拉美民众主义政党加强联系，拉美民众主义政党同样也愿意同社会党国际接近。因为恰好从60年代初期开始，它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愈来愈强的挑战。其一为左翼：古巴革命的胜利迅速振奋了拉美国家早已有之但始终弱小的共产党组织，推动了对拉美现状不满者思想和行动的激进化，并进而选择武装斗争作为改造社会、反帝反资的主要手段。因此，由古巴革命引发的游击中心主义思潮在60年代初风靡一时，拉美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竟先后出现了上百个游击中心组织，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反抗现存社会的力量。（戈特：第12—37页）这势必危及主张改良，且在某些国家已经执政的民众主义政党。其二是右翼：面对拉美日益激进化的动荡局面，美国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拉美垄断寡头和军队的保守势力十分不安，前者利用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加强了干预，后者则积极响应、主动配合、共同反对威胁到它们自身利益的社会改革。这必然给主张

并实际推行社会改良的民众主义政党造成极大的困难。尤其使它们感到担忧的则是这样两个事实：1961—1964年在有“巴西民众主义者”之称的古拉特出任总统期间，美国及巴西保守势力先后制造和策划了7次内阁危机和政变阴谋，直到1964年3月亲美的军人独裁政权建立才算罢休。（杜蒙、莫坦：第145页） 1962年底和1965年初，美国曾两次直接插手破坏了多米尼加民众主义政党—多米尼加革命党对全国政权的掌握。其三则多少是同向性的：在拉美的具体条件下，许多虔诚的基督教徒乃至教会人士一向关心社会问题，早在20年代便出现了第一批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主张“改造不公正、不纯洁的社会秩序”。（关达等：第140页）1958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入主罗马教廷后，发起了变革传统、摆脱保守，使教会及宗教事务适应当今政治现实的改革。（关达等：第275页）此举连同拉美普遍的激进化，推动了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进一步倾向社会改造，乃至分裂出支持游击中心主义的教会激进派和“解放神学”的主张派，同时也促进了拉美各国基督教民主主义组织上的发展和横向联系的加强。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拉美各主要国家均建立了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同时又组成了“美洲基督教民主组织”，并在1961年与“欧洲基督教民主联盟”共同组成“世界基督教民主联盟”。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斯所指出的，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具体纲领和政策，同秘鲁民众主义政党运动的改良的社会民主主义是相似的，虽然它瞩目于不同的来源和启示”。（威廉斯：第22页）但在全部人口90%以上均信奉天主教因而素有“天主教的大陆”之称的拉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发展显然会导致民众主义政党群众基础的萎缩。

上述三方面的挑战又由于各有其强大的国外支持和国际联系而更显得紧迫和危险。因此，拉美民众主义政党对内试图加强各国组织间的联系，进一步明确意识形态和纲领方面的共识以及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区别所在；对外则急于寻求适当的对象以谋取支援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理所当然地同具有共同点且一心向拉美发展的社会党国际接近。也正是在60年代初，包括阿亚·德拉托雷在内的许多著名的民众主义者对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自1951年以来的理论主张和纲领原则进行了考查，并且得出了西欧老牌社会党和由它们组成的社会党国际已抛弃传统立场，正在向拉美民众主义靠拢的结论。（SI:SII,1964, No 22）甚至还明确讲，社会党国际的演变“使欧洲社会党越来越接近阿亚·德拉托雷所阐述过的思想”。（SI:SII,1967, No 5）

这种不无奇特的说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拉美民众主义政党尚有保留自身独特性，不愿同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完全合流的想法。正是因为这样，在双方的互相接近中以社会党国际更为主动和积极。1962年12月，社会党国际主席安德生作为挪威议会的议长出席在巴西举行的拉美议员联盟大会，与拉美政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安德生虽然在回国后即病逝，但其生前的活动已为社会党国际奠定了基础。1963年3月，仅由工人组成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从伦敦启程，在前后费时竟达2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拉美14国，与各国民众主义政党进行了广泛的接触。（SI:SII,1963, No 34-35）结束访问后，代表团提出了报告和相应的建议，又在社会党国际内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因此，同年9月的社会党国际八大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决定。在国际总书记卡西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他一方面强调了拉美传统社会党的转变，衰落以及与之进行联系的困难，另一方面则指出“持有广泛民主概念的民众主义政党极为成功地代表了渴望实现社会改良的人民的愿望，并在拉美已开始的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I:SII,1963, No 34-35）因此，应当与之加强联系。与此相应，大会专门讨论了拉美问题。正是考虑到有关民众主义政党的问题，大会又对组织章程进行了修改，“为使那些在思想主张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名称中尚无社会主义字样的政党国际建设直接联系”特别设立了观察员资格。（SI:SII,1963, No 34-35）1964年3月，总书记卡西又利用应邀出席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主席就任总统典礼的机会与该党接触，回程又访问了墨西哥、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SI:SII, 1964, No 6-7）接着，后两个国家中的民众主义政党便提出了加入国际的申请。这年9月，秘鲁阿普拉党也表示了同样的愿望。（SI:SII,1966, No 20-21）此后，双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到1966年5月的十大时，总书记卡西第一次明确指出“：民众主义政党是适应于拉美特殊情况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它们在那里所起的作用与社会党在欧洲的作用是相同的。（SI:SII,1966, No 6-7）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秘鲁阿普拉党，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和巴拉圭二月革命党被接纳为国际的观察成员。（SI:SII,1966, No 9-10）这是双方关系的一次突破性发展。

但也正是在这次大会期间，出于对完全合流于社会党国际的顾忌，与会的几个拉美政党又决定举行一次拉美民众主义政党会议以澄清民众主义运动的性质问题，主要是寻求共同的纲领和有关共同目标的阐述，考察民众主义政党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同一性。（SI:SII,1967, No 22-23）对于这样一种似乎又要另立门户的会议，社会党国际先是不予置评，后在拉美代表的劝说下勉强表示支持，但接着却又在其成员党的帮助下进行调解工作。瑞典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表现突出。（SI:SII,1966, No 6-7）最后，上述会议一直拖延到1969年1月才正式举行，但会议名称已变为“拉美民主右翼政党代表会议”，其内容也有很大调整。

尽管如此，社会党国际与拉美民众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稳定而又停滞的新阶段。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了又一次重大突破。因此，在对待拉美民众主义政党的问题上，社会党国际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尤其是还要等待时机，等待民众主义思潮及其政党决意完全合流于社会党国际。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党国际对拉美民众主义政党改变认识、改变策略的做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刻的影响。对社会党国际来说，这些工作奠定了70年代中期以后大突破并实现大成功的基础。对拉美民众主义政党来说，这些工作引起了理论观点、思想主张及其具体政策的演变。从此，在拉美战后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到20世纪70年代，民众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失去了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地位”; （威廉斯：第20页）但另一方面，“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又成为拉美影响最大的民族主义思潮”, “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关达等：第135页）那些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拉美政党虽未改变其名称，但在纲领中已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民众主义已经“褪色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