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本立场摇摆不定

60年代初，社会党国际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以及相应作出的政策调整对它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也有重大的影响。虽然在60年代后半期，它更多地关注欧洲事务，但恰恰是在这种关注中又继续了60年代初以来的微妙变化，而这时欧洲接连不断发生的重大事件又给这种变化以极大地推动。因此，也正是在对欧洲问题的讨论研究当中，在不断针对新的情况而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社会党国际基本立场的摇摆，反映了它开始偏离50年代初以来所持有的追随美国、支持冷战和坚决反苏反共的态度。

在前面提到过的“奥斯陆宣言”中，除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发生变化以外，与社会党国际对欧洲问题的认识有关的变化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包括第一次在纲领性文件中批评美国：针对美国当时正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的情况，指出“亚洲的紧张局势，也是由美国的某些政策造成的”。同时，还第一次明确提出“为结束冷战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强调通过理解、通过加强联合国和平工具的作用来实现和维持世界和平，主张实行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全面裁军。（SI:SII,1962, No 24-25）这同50年代初时社会党国际领导人以及会议的正式决议都对美国表示拥戴；强调通过北约组织一类的集体防务安排和重整军备来维持和平相比，显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变化。

与美国特殊关系降温是在60年代后半期，社会党国际在同美国的政策关系方面距离逐渐加大。在这一时期，美国到处插手、干涉他国内政直至直接派兵参战，甚而以抵御共产主义为名支持和扶助许多国家的极端反动保守势力，在日益觉醒的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力图维持霸权的卑劣用心，因此遭到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越来越猛烈的抨击和反对。同样，相对独立性不断发展的社会党国际对美国的这种政策和做法愈益不满，不能也不愿仍旧维持对美国的特殊感情；在纷至沓来的国际重大事件中，它对美国的批评也越来越尖锐。例如，1965年美国粗暴干涉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1967年美国又暗中支持希腊的军事政变以及随后的独裁统治；继1961年发动“特种战争”之后，美国又开始“局部战争”直到在印度支那三国都采取了军事侵略行动。在这些事件爆发之际，社会党国际都对美国的所作所为提出指责，要求它按照世界人民的正义要求办事；同时还逆美国之意而行事，或明确支持美国攻击的对象或公开反对美国支持的对象。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随着战争的每一次升级，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对美国的批评也在升级。这充分表明社会党国际已经在相应当程度上放弃或改变了一味追随、顺从美国，盲目支持美国的做法，加强了自身的外交政策独立性，特别是相对于美国而言的独立性；还表明社会党国际在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分析问题方面亦有所发展。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对美国的批评大多还是就事论事，但这对社会党国际的基本立场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美国的“疏而不离”是社会党国际基本立场发生摇摆的第一种表现。

早在1963年5月，社会党国际便根据西欧共同市场的发展以及美国关于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提议设立了两个工作小组，其一研究社会党人的欧洲政策问题，其二研究欧洲共同防务政策问题。（SI:SII,1963, No 9）同年9月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社会党国际又将“欧洲联合与大西洋伙伴关系”列入议事日程。（SI:SII,1963, No 39-40）欧洲事态的发展变化在60年代后半期相当迅猛且影响深远，社会党显然不能不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注。因而它的政策主张和立场也不能不相当地做出调整。

在北约事务方面，法国的举动引发了剧烈的震荡。继1963年1月法国拒绝将从阿尔及利亚撤出的军队置于北约一体化司令部序列和6月从北约撤出法国舰队之后，戴高乐总统在1965年9月第一次示意法国有可能退出北约，结束那种在“一体化”的名义下将法国命运交给“外国当局”的“从属关系”。1966年3月法国正式要求北约组织的“一体化”司令部和基地撤出法国，法国也退出欧洲盟军司令部和中欧司令部。与此同时，在欧洲共同体问题上，法、德、意、比、荷、卢6国的联系与合作有了明显的增强。1965年3月， 6国部长理事会会议决定将根据1959年“罗马条约”设立的“共同市场”、欧洲煤钢联营和欧洲原子能联营三个组织的执行机构合并为一，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19

67年7月，合并后的单一执行机构开始行使职权；1968年7月，6国之间完全取消关税，成为一切工业品的单一贸易区，较之罗马条约的规定提前一年建立了关税联盟；同年8月，又开始实行共同农业政策。

虽然西欧各国对这一系列事件作出的直接反应并不一致。例如对法国撤出北约一事，北约组织中的其他西欧参与国并未明确表示支持，有的甚至持反对态度。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之间，看法也不相同；而且再没有任何国家或任何执政党愿意仿效法国的做法。再如“欧洲共同体”一事，西欧其他未加入共同体的国家对此表示担忧，其中6国还另组了“自由贸易联盟”，试图在经济上与之抗衡。社会党人一向表示原则上支持欧洲联合，但一遇具体问题则又陷于争吵之中。尽管如此，上述事件所传达的更深层次的信息仍然是明白无误的，西欧各国和各个政党对此也是心领神会的。这就是西欧必须走联合自强的道路，应当在国际政治中独善其身，在国际关系中保持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等，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注意对美国的独立。可以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体现在具体政策当中的那种联合自强的趋向，其精神实质就是在60年代后半期开始形成的。

在社会党国际内部，对欧洲事态的关注和研究达到了一个**。除了正常的会议安排以外，它在这一时期还创立了成员党（主要是欧洲成员党）领导人会议的制度性做法。这类会议不是定期举行，而是根据需要加以安排；会议通常并不发表公报或通过决议，其讨论内容和最后结果亦对外界保密。因此，在这些会议上，各党领袖往往可以坦率地交换意见，探讨某些对未来发展更有意义的问题。从1961年到1968年，仅此类会议便有10次之多。与此相应，社会党国际对欧洲事务的看法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是观察问题的方法与以前有所不同。例如，1963年9月的八大在“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决议”中提到“为创建一个包括一切国家的欧洲经济一体化组织而寻求新的途径和新的方法”，而且强调欧洲成员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更广泛的义务”。（SI:SII,1963, No 39-40）1966年5月的十大，将“世界意义上的欧洲问题”列为主要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表明社会党国际不再是孤立地看待欧洲事务，而是将其同更广泛的世界经济政治问题联系在了一起。（SI:SII,1966, No 9-10）1968年8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理事会会议又讨论了“风云变幻的欧洲：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挑战”这一问题，（SI:SII,1968, No 16-17）显示出社会党国际要从思想原则的高度反思欧洲近些年来的形势变化。

当然，直到60年代末，社会党国际的变化尚未定型，也未形成明显的结果，但其趋向已然显现，其意义也非同小可。对于社会党国际来说，只有当那些起主要支柱作用的西欧社会党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自身的问题，并能够从全球经济政治联系中引申出新结论的时候，它才能够进一步进行其他方面的调整或变革，才能够对全局性问题形成新的看法和新的政策。正是因为这样，社会党国际在60年代，特别是后半期在欧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可以看作是其基本立场摇摆的又一种表现。

如前所述，坚持反苏反共是社会党国际成立之初所确立的基本立场的构成要素之一。在这方面，继50年代后半期表现出将意识形态对立与具体政策问题相区别的倾向之后，社会党国际在60年代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对其成员党同其他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的交往采取一种类似于默认甚或默许的态度。例如，对1963年11月法国社会党领袖、时任国际副主席的居伊·摩勒率法国社会党代表团应邀访问苏联一事，社会党国际从未提出异议。（SI:SII,1963, No 48）早在1959年，日本社会党就曾派出过代表团访问中国。但直到1964年，日本社会党以总书记成田知己为团长率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以及第四次访问中国、并且分别同苏共和中共发表了联合声明后，社会党国际才第一次过问此事，但在实际处理中又十分谨慎。同年11月的执行局会议只要求日本党的代表说明情况；次年2月的执行局会议听取了介绍却又认为还须进一步的审查；直到10月的又一次执行局会议，才作出了最后的表态，发表了一项声明。但其内容却十分耐人寻味：声明一方面重申了“法兰克福宣言”中有关指责共产主义是独裁制的条款，强调属于社会党国际组织的任何政党以及这些党中的任何党员都不得认同共产主义的政策、目标和

组织；但另一方面只提到“国际执行局高兴地接受日本社会党做出的保证，即与其他党一样，日本社会党将接受上述原则的指导”（SI:SII,1965, No 21），同时，还认为日本的历史传统和目前的政治局势不同于其他国家。这里非但没有对日本党进行惩戒，反而有某种开脱的意味。到1967年10月，在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上，勃兰特等人甚至还提出“为建立东西方之间的相互谅解”，应当发表一项关于共产党的声明，应当在当年的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日向苏联致信。他强调，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史不能重写，但“过去的交战属于过去的事，而不能让它重演”。（SI:SII,1967, No 22-23）会议虽然完全采纳了这项建议，但还是成立了专门的小组进行前期准备。

微妙变化的第二种迹象则是对在国内同本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社会党实行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区别对待。例如，1966年5月的社会党国际十大根据总书记卡西的报告以及其他一些调查材料，以马来亚工党在其农村宣传中与马来亚共产党阵线并无区别，工党组织的实际工作已由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代理人所控制为由，取缔了马来亚工党的成员资格，将其驱逐出社会党国际。但与此同时，社会党国际对这年春天芬兰社会民主党同共产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在更高层次实行合作一事未置一词。（SI:SII,1966, No 9-10）同样，日本社会党早在60年代初便与日本共产党合作，为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而采取过许多统一行动；1965年时，先有党中央国民运动局关于与日本共产党进行联合斗争的通知，后有新任委员长佐佐木关于建立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阵线的提议。（小山弘建和清水慎三：第395页）社会党国际对此也从未作声。这种区别对待的标准似乎与社会党国际如何判定当事党在本国的地位、实力以及在国际中的分量、影响有关。

第三种迹象突出地体现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社会党国际对此而作出的反应之中。入侵事件发生的当天，恰值社会党国际理事会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会议就此事进行讨论并发表了声明，其中对苏联提出了严厉的谴责，但更强调此事对所有致力于缓解东西方之间紧张关系的人们所造成的挫折和损害。（SI:SII,1968, No 16-17）在这年11月举行的执行局会议上，担任国际副主席职务的联邦德国社民党主席、政府副总理兼外长勃兰特全面概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他虽提出由于侵捷事件而显示了加强西方军事联盟的需要，但同时也明确表示“任何挫折都决不能使我们放弃缓和政策”。（SI:SII,1968, No 22）因此，社会党国际此后围绕着侵捷事件而开展的各种活动与50年代时因波匈事件而进行的活动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它并未就此全面攻击共产主义制度，而集中指责苏联；二是它在指责苏联霸权主义的同时并未放弃继续谋求全球缓和的主张，更没有走到重提扩军备战以防止战争危险的地步。也正是有了这种区别，虽然社会党国际研究共产党国家情况变化的工作小组受侵捷事件影响而未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提出新的见解，虽然由它起草并由社会党国际1969年6月十一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和共产党国家的发展的决议”又重复了50年代时的反共主义言辞，但并未在实际工作中恢复那时的僵硬反共立场，而且时隔不久又发生令人惊讶的迅速变化。（SI:SII,1969, No 14）

上述三点微妙变化实际上已使1956年那项著名的“不与共产党人进行任何合作”的决议多少有些形同虚设。那种拒绝合作的态度显然已不适于60年代以来客观形势的发展，不适用于各成员党的具体情况。社会党国际在实践中多少是变通了，但是形式上仍未放弃或改变过去的文字规定；它对成员党多少是变通了，但对它自己却仍是恪守“拒绝主义”，结果是大大限制了它自己对外活动的范围，给自己带来极大的不便和损害。因此，在70年代、80年代国际形势进一步的发展面前，社会党国际终于作出了重大的转折。但转折的最初起点是上述三点变化。

对美国疏远、对欧洲问题的新认识和在同共产党合作问题上的新变化，构成了60年代，特别是后半期社会党国际基本立场摇摆的主要内容。所谓摇摆，就是既发生偏离但并未最后背离或最后定型。因此，60年代是社会党国际由50年代初走向70年代变革的过渡时期，这时的社会党国际在某些方面不同于50年代的状况，同时又为70年代的进一步变化奠定了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