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全球性政策的形成及其发展

法兰克福大会为社会党国际确立的基本政策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和严重的地区局限，这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反苏反共、追随美国、支持“冷战”的抉择自然使社会党国际的注意力集中于两大集团对峙的前沿—欧洲，同时也使它从反共反苏的一般需要出发来考虑其对待一般性全球问题的政策。如前所述，社会党国际从集团化的立场考虑，将非共产主义世界视为一体，力图将广大的亚非地区也纳入反共体系，其结果势必贬低或有意忽略亚非地区人民强烈的独立要求和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另一方面，当时西欧主要国家的社会党实际上并未真正奉行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相反，在战后走上执政道路的同时，他们大多开始屈从于本国狭隘的民族利益和本国资本发展的要求，因而又在战后力图恢复战争所破坏的殖民秩序及其体系。即便是在为客观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作出让步的时候，他们也总是在维护本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权益。例如，法国社会党曾支持法国军队重返印度支那；1946年底，正是在社会党人分别担任政府总理和殖民部长的情况下，法军在印支、特别是越南开始了全面的殖民战争，同时，又以暴力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独立运动。而英国工党政府虽然同意并接受了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国的独立，但在其大多数非洲殖民地仍然坚持严格的殖民统治，压制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何春超：第154和180页）因此战后初期的“国际社会党会议”乃至1951年成立时的社会党国际从未讨论过殖民地的问题、亚非拉国家的特殊困难，甚至将与亚非殖民地有关的一些问题划入各宗主国社会党人的国内政策范畴。正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作用，法兰克福大会的所有文件均未涉及当时已经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相反，却使用了含义模糊且具贬义的“不发达地区”概念，在强调“共产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工具”的基础上提出“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和“反对对任何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党国际虽然在1951年正式成立了，但它没有形成全球性的政策格局，没有研究并确定对世界更广大地区的政策。

这种状况显然与战后以来国际形势的新发展不相适应。大战首先严重削弱了欧洲各国的实力和影响，使那些殖民宗主国无力无法对其战前的殖民地实行旧有的统治；大战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刺激促进了殖民地的发展，使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殖民地人民的组织程度和斗争能力以及觉悟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因此，从战争结束到50年代初，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缅甸、斯里兰卡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印支三国也有巨大变化；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埃及等国的反帝斗争风起云涌；马达加斯加、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国先后爆发反帝反殖的武装斗争。以亚洲的独立和非洲的觉醒为主要标志的战后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到来。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党国际不能不有所反应。

实际上，法兰克福大会在此问题上已有争议。日本社会党代表曾对社会党国际过分关注欧洲问题表示不满，提出应当注意亚洲问题，应当就社会党人对亚洲问题的态度通过一项决议。（SI:SII,1951, No 31-32）印度人民社会党的代表就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对国际提出批评，要求它承认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SI:SII,1951, No 31-32）因此，社会党国际新任主席菲利浦斯在会上不得不承认国际活动的一大缺陷就是严重的地区局限，并提出要打破国际的地区孤立状态。（SI:SII,1951, No 27-28）大会也相应地决定要起草一份社会党人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宣言。

为此，1951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经济专家会议，随后便向社会党国际理事会提交了研究报告和最后结论。同年12月，在社会党国际第一次理事会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确定了工作方向，设立了由那些拥有海外领地的欧洲国家—比、法、英、荷社会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宣言的起草工作。委员会经过1952年2月、5月和9月的三次会议，提出了宣言草案并进一步征求其他党的意见。同年10月在米兰（意大利）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讨论通过了这篇最后题为《社会党人对不发达地区的政策》的宣言。尽管社会党人对这个宣言推崇备至，称之为奠定社会党国际根基的原则性宣言之一，确定了社会党国际向欧洲以外地区发展的根本方向。（Braunthal,1980, p.212）但实际上，宣言并无惊人之处，反带有致命的缺陷。

在宣言的准备过程中，其问题即已暴露。菲利浦斯在法兰克福大会谈到这个宣言起草设想时便主张，这是一个主要同对不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援助有关的文件。（SI:SII,1951, No 27-28）1951年底的专家会议，从会议议题，讨论材料及至最后的报告和结论来看，只局限于讨论亚非国家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未涉及政治独立或殖民主义的问题。（SI:SII,1951, No 49）随后的理事会会议更是着重强调“社会党国际要求对不发达地区应用世界性相互援助计划”。（SI:SII,1951, No 51-52）宣言起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同样限制了宣言的内容和观点。因此，米兰大会通过的“宣言”必然是一个含义不明确、态度暧昧的文件。其中过分强调经济援助的重要性，认为发达国家社会党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本国政府对不发达地区实行发展援助；而在不发达地区，社会党人的任务包括有发展教育，改善领导，促进经济增长和计划化等等。但唯独没有谈到殖民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铲除殖民主义的问题，相反却一再指责“共产党人的宣传企图利用那些醉心于自身目的民族主义者来分裂自由世界”和“那种否认国际团结和互助的民族沙文主义”，荒谬地主张“在主权国家与附属国地区之间建立一种生气勃勃的伙伴关系”。（SI:SII,1951, No 43-44）因此，这一宣言虽然触及了一些殖民地人民极为关心的问题，但其缺陷是主要的、明显的。就其积极意义而言，宣言只是在形式上弥补了法兰克福大会时社会党国际基本政策的地区局限性，开创了全球性的政策格局，开始了国际对第三世界问题进行研究和表示关注的先例。

这样一个宣言不仅难以解决问题，而且还为时已晚，连缓和矛盾的时机亦已丧失。在米兰大会上，第三世界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挑战形式摆在社会党国际面前。这主要表现为亚洲社会党会议的酝酿成立及其给国际带来的冲击。

在战后获得政治独立的若干亚洲国家中，那些曾经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不仅要摆脱外来的殖民压迫，而且希望避免资本主义国家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因而，他们在独立后纷纷组成了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组织。例如缅甸社会党和印度人民社会党都是如此。

在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党与西欧的老牌社会党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在思想理论方面，它们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比较成熟的理论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欧党的影响，并且接受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他们的纲领口号。在政策主张上，它们亦同样沿袭了西欧党的许多具体提法和见解。同时，国际冷战的兴起和国内同共产党人竞争的局面又使他们持有反共立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而向西欧社会党靠拢。但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它们又有不同于西欧党的认识和态度。在国内，这些亚洲社会党人大多面临着清除旧的封建残余势力，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和选择适合本国条件的发展道路的任务。相对而言，他们要求变革现存制度的激进色彩更加浓厚。在国际事务中，饱尝殖民压迫之苦的亚洲社会党人要求置身于大国集团之外，不甘接受外来干涉，因而往往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在维护得之不易的自身独立的同时还同情和支持其他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亚洲社会党会议的筹建集中反映了这种差别。早在1947年8月，印度人民社会党的前身国大社会党在讨论印度独立问题时即认为“迄今为止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向是排外的、西欧的运动”，亚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与欧洲有所不同，并以此为由提议召开一次亚洲国家社会党会议。（ASC, 1956）印度党虽然很早便参加了“国际社会党会议”的会议，但到社会党国际成立时仍坚持保留观察员地位。同样，巴基斯坦、印尼、缅甸等国的社会党虽与“国际社会党会议”建立联系但从未提出过正式加入的申请。社会党国际的正式成立非但未能增加对他们的吸引力，其政策主张的缺陷反而推动他们建立自己的组织。1952年3月，印度、印尼和缅甸三国社会党举行会议，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社会党会议的呼吁，并组建了筹备委员会。同年9月，上述三党再次会晤并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标》共同声明，其中主要在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是否应当与某些国家结成集团等问题上表现出与社会党国际有根本的分歧。（ASC,1956）会议还决定在同年12月举行亚洲社会党会议成立大会。当时坚决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日本社会党和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为名主张建立以色列国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对此事也十分积极。

这一情况自然引起了社会党国际的重视。在米兰大会上，国际主席菲利浦斯提出了题为《社会党国际的活动和职能》的备忘录。他忧心忡忡地提出“社会党国际必须避免成为纯‘西方的’或‘白种人’国际的危险。国际现有成员或与之有联系的党，除日本和印度党以外，都是欧洲党或欧洲党的变种。”在他看来“，同亚洲社会党的关系问题提出了特别需要迫切对待的问题”，因为即将举行的亚洲社会党会议成立大会给国际造成极尴尬的困境：一旦新的亚洲党国际组织建立，印度党便会切断与社会党国际的联系而加入新的国际，分裂为右派和左派的日本社会党也会采取相同的行动，最终便会出现按人种划分的两个社会党人国际组织并列的局面。菲利浦斯还分析了亚洲社会党会议筹委会拒绝成为社会党国际管辖之下的区域性组织的理由，即社会党国际已经同两大对立的国家集团之一混在一起，因而有害于亚洲社会党主张的“第三种力量”或“中立”的立场；社会党国际的主要成员党已沾染了殖民主义恶习，因而与亚洲社会党支持殖民地人民独立运动的态度相抵触。在此基础上，菲利浦斯首先论述了对此问题的总原则是“鼓励和帮助那些还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组织的国家发展这类组织，将尽可能多的、适合条件的现有政党吸收进社会党国际”。然后，他提出应当采取行动以消除亚洲社会党的怀疑乃至对立情绪，并列举了具体措施。（SI:SII,1951, No 43-44）米兰大会接受了菲利浦斯的意见，修改了国际组织章程，扩大执行局的构成；并且责成执行局就“如何使社会党国际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组织”提出更具体的建议。（SI:SII,1951, No 43-44）会后举行的理事会会议决定增选以色列党为执行局成员，并为尚未成为正式成员的印度党保留一个席位。接着，社会党国际委托曾在首相任内承认印、巴、缅三国独立的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国际代表团走访亚洲国家并参加亚洲社会党会议成立大会，力图利用后者的私人关系打开局面。（SI:SII,1951, No 43-44）

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效果。1953年1月在仰光（缅甸）举行的亚洲社会党会议成立大会虽然坚持了不并入社会党国际的主张，但大会主席、缅甸党的吴巴瑞在开幕致辞中讲“本次会议的发起者从未设想过要建立一个（与社会党国际）对立的国际。他们只是认为，为了加强亚洲社会党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为了执行本次会议所可能通过的决议而建立一个机构”。（Braunthal, 1980, p.368）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也载明本组织的宗旨是加强亚洲同世界各国的联系并与社会党国际建立联系。（ASC,1954, pp.1-2）大会之后又举行了一次亚洲社会党会议执行局与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联席会议，就双方的联系和合作达成了协议，规定双方代表均可参加对方的各种会议，双方交换信息和文件并在某些问题上进行协调。（Braunthal,1980, p.368）同年4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对此表示欢迎，不仅认可上述协议，而且进一步研究了进行合作的途径和手段，同时还设立了一个由欧洲7国社会党代表组成的、专门负责与亚洲社会党会议联系的下属委员会。（SI:SII,1953, No 16）

亚洲社会党会议不仅在组织上保持了相对于社会党国际的独立性，而且在一些重大的政策主张方面也保持了同后者的距离。成立大会通过的纲领《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宗旨》虽在许多方面与“法兰克福宣言”有共同点，但更加突出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决议，明确提出只有一切国家人民都得到民族自由，世界才能结成整体，才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点明，亚洲许多国家仍处在帝国主义的枷锁之中，非洲则是“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亚洲社会党人完全同情并坚决支持殖民地人民“反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的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决议还委婉地表达了对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批评。（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54—55页）这样一来，社会党国际同年4月的那次理事会会议不得不初步讨论了反殖问题，同意按照亚洲社会党会议的要求澄清“社会党人对殖民主义的态度”。（SI:SII,1953, No 16）

1953年7月在斯德哥尔摩（瑞典）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按照事先安排主要讨论了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并且通过了重要的“关于殖民主义的决议”。但由于决议起草者、英国工党前殖民事务大臣格里弗斯的坚持、法国社会党的大力支持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社会党的同情和妥协，亚非政党如马来亚、印度、突尼斯、摩洛哥，甚至日本党代表要求社会党国际坚决支持废除殖民主义的意见未被完全采纳。因此，最后的决议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体。例如，决议明确表示“废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并且欢迎“全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国地区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保证“尽力提供一切援助，帮助这些地区的人民实现独立以及民主自治”。（SI:SII, 1953, No 30-31）但按照菲利浦斯后来的解释，所谓“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既包括帝国主义也包括共产主义的殖民主义，因此废除殖民主义是两条战线的斗争。（SI:SII,1953, No 43）这显然是转移反殖斗争方向的一种手法。而在具体问题上，决议的问题愈益明显。例如在谈到肯尼亚人民在1952年10月发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茅茅”起义时，只要求消除引起暴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消除“没有土地、工资低贱和歧视有色人种的状况”；在谈到正处在战火中的印支地区时，只表示“要求印支诸国实现全面的民主自治”。两处都完全回避了最根本的政治独立问题、最迫切的外国军队撤离问题。

尽管如此，这个决议相对于米兰大会的那篇宣言而言仍是一个可观的进步，对于社会党国际来说则属于对其政策主张的一个重要补充。至少是在形式上，其全球性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无怪乎当时的国际总书记布劳恩塔尔将其作用和地位视为与“法兰克福宣言”等同，将其当作国际的奠基之作。（Braunthal,1980, p.212）但对于亚洲社会党会议而言，这个决议尚不能满足要求。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之后不到一个月，亚洲社会党会议在印度的海德拉巴市举行了执行局会议，再次研究反殖问题，决定单设反殖执行局和协调委员会，邀请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和代表参与其事，并决定召开一次全非代表会议，派代表团走访非洲，同时却对参加会议的布劳恩塔尔关于“将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运动联合在统一的社会党国际之中”（

SI:SII,1953, No 43）的建议未予置理。（ASC,1956, pp.37-38）

事态的发展出乎社会党国际的预料，亚洲社会党会议要向非洲谋取发展的意图更引起它的焦虑。而反共主义和加入国家集团的问题又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的分歧。1954年5月7日至9日，社会党国际在维也纳举行理事会会议，在对这年4月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和平的日内瓦会议表示欢迎的同时，强调了所谓警惕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和利用殖民主义残余的问题。在讨论“社会党人的亚洲政策”时，会上还出现了批评亚洲国家中立主义倾向、指责这是向共产主义投降的意见。（SI:SII,1954, No 20）对此，5月27日至28日举行的亚洲社会党会议表示强烈不满，主席吴巴瑞在会上强调亚洲社会党置身于两大国家集团的对峙之外，属于第三种势力。亚洲社会党会议的目标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废除殖民主义。这次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新的“关于殖民主义的宣言”。（SI:SII,1954, No 25）在同年11月于东京举行的又一次执行局会议上，尽管在场的布劳恩塔尔强调亚洲党在思想原则与政策方针上对欧洲党都有很大影响、再次表示“整个社会党国际都最为焦急地希望能将现有的双方友好合作推进到在一个单独的国际中建立组织上的统一”, （SI:SII,1954, No 38）但亚洲各国党代表却对此表示拒绝，他们认为双方合并的“最大困难和最难的阻碍”在于“某些欧洲国家社会党及其所在国在殖民统治问题上的表现，亚洲党不相信能与它们保持社会主义的同一性”。（SI:SII,1954, No 38）

形势的发展促使社会党国际为拉拢亚洲社会党会议作出新的努力。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人物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了会议，这是亚洲和非洲长期遭受殖民统治和压迫的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情况下召开的国际重要会议。会议对殖民主义的谴责、对世界和平问题的论述等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反响。（何春超：第169—172页）由此，社会党国际终于认识到，只有在反殖问题上求得与亚洲社会党人的一致，才能为组织上的统一创造条件。同年7月在伦敦（英国）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发表了一份同亚洲社会党会议的联合声明，特别是其中“关于殖民主义的声明”，删去了过去那种露骨的反共主义内容，强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继续存在乃是国际间不安定的主要根源之一，并且成了对世界和平的一个经常的威胁”。声明关于民族自决权、关于反殖斗争、关于民族自由等问题的主张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亚洲社会党人的看法。此外，在“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以“亚洲和非洲”为题的一节中，社会党国际也表现出迄今为止最为明智的态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8—23页）

这本来可以为双方关系的改善提供一个绝好的契机，但不料事态的发展又一次出乎社会党国际的预料。亚洲社会党会议陷于内外交困之中：一方面，拖延已久在二大在1956年11月召开时与会者在苏伊士运河事件、第二次中东战争等问题上发生了冲突，致使会议险些破裂，更无暇顾及同社会党国际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亚洲社会党会议的主要支柱，例如印度、缅甸、印尼和巴基斯坦等国的社会党或因内部分裂而无所作为，或遇政坛巨变而组织溃散。因此，亚洲社会党会议在1957年已难以开展活动；到1958年3月的一次没有发表任何文件的执行局会议之后，再也不曾出现以它的名义所进行的任何活动。（Braunthal,1980, p.347）

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亚洲社会党会议已完成了它的使命，或者说它的影响与作用已经产生了效果。它以相当独特的方式促使社会党国际正视殖民主义问题并不断调整其立场，它给社会党国际带来的冲击实际上就是反殖要求和斗争给西方社会带来冲击的一部分，它促使社会党国际正视亚非拉国家的情况和问题并由此形成其全球性政策格局。

正是因为社会党国际接受了亚洲社会党会议带给它的教训，为避免在拉丁美洲也出现类似的情况，因而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它主动在拉丁美洲采取行动，组建地区性组织。就是在与亚洲社会党会议发表联合声明的伦敦四大上，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专门讨论了拉丁美洲的政治形势，通过了“致拉美劳动人民的公开信”。（SI:SII,1955, No 30）接着，社会党国际安排其仅有的两个拉美成员—乌拉圭社会党和阿根廷社会党联合已经建立联系的智利人民社会党在同年10月于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联席会议，建立了名为社会党国际拉美书记处的机构。然后，又以这个书记处为核心组建了一个协商委员会，邀请那些主张或赞同社会党国际和民主社会主义但还没有或不愿加入社会党国际的拉美政党参加。在1956年5月举行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规定参加会议并不意味着加入社会党国际，会议不干预各党内部事务，只讨论共同关心的地区性问题。（SI:SII,1957, No 24-25）因此，协商委员会确实吸引了当时拉美一些国家的社会党。

但社会党国际对在拉美的活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全力以赴。一方面，那些拉美政党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为社会党国际难以接受的激进色彩。例如1956年12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举行的协商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建立反独裁统治的运动”和“摒弃拉美独裁政权反动政策”的决议，其中不仅指名攻击了哥伦比亚、古巴、危地马拉、巴拉圭、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军人独裁，而且强调它们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出卖国家以“服从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矛头直接指向美国。（SI:SII,1957, No 24-25）这必然使当时正追随美国的社会党国际感到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加入协商委员会的拉美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的两个成员党，在国内都处在极其困难的境地，或因独裁统治而难以公开活动，或因力量弱小而对政局并无影响。（Alexandre,1973）支持他们不仅要冒恶化西欧与拉美现政权关系的危险，且有开罪美国之弊，代价虽大但收效未必相当。此外，就社会党国际自身状况而言，也不可能将拉美列为它的活动重点。5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它对更紧迫的非洲独立浪潮、欧洲缓和形势作出反应因而无暇顾及拉美。因此社会党国际有关组建拉美书记处、协商委员会的活动，与其说是考虑成熟的长远计划，倒不如说是急功近利的便宜之举，其根本着眼点是以此作为预防性措施，避免重蹈亚洲社会党会议的覆辙。

这样一来，社会党国际当时既没有对拉丁美洲提出比较完整的政策，也没有对拉美书记处、协商委员会后来的活动付出更多的努力，基本上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但其结果竟大出它的意外。先是协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延期半年才得以举行，而到会者竟少于上次会议。（SI:SII,1959, No 24-25）接着，在因古巴革命和多米尼加反独裁起义而出现的拉美民族民主革命**中，乌拉圭党趋于激进，在1959年7月的社会党国际六大上公开提议谴责法国党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在大会拒绝后，它又批评了几乎所有的西欧社会党并宣布退出社会党国际。（SI:SII,1961, No 39-40）在此同时，阿根廷社会党内发生意见分歧并导致组织分裂。（SI:SII,1961, No 39-40）因此拉美书记处不得不停止了活动。然而这毕竟属于社会党国际为在拉美扩大影响而进行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未成功但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是社会党国际对第三世界国家及其问题明确自己的态度进而形成全球性政策格局努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又预示着社会党国际将寻找打开局面的新路。这便是60年代社会党国际对拉美问题进行研究并开展新的活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