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基本立场的延续和变异

法兰克福大会从基本理论和政策原则的高度肯定了“国际社会党会议”所完成的加入西方集团而与东方对垒的政策抉择，确立了追随美国、反苏反共、支持冷战的基本立场，从这次大会以后到50年代末，社会党国际比较顽固地坚持了原定的基本立场，但同时也完成了一些局部的调整或某些方面的具体化，从而表现了基本立场的某种变异。但两相比较，延续是主要的、明显的。

这种延续首先而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党国际按照已确定的基本立场，针对具体的国际问题或事件协调成员党的态度，表明国际内部共同的认识。例如1951年12月举行的第一次理事会会议，针对同年9月北约理事会渥太华会议的决定，讨论了允许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并使之纳入北大西洋防务体系、接纳土耳其和希腊加入北约等问题，最后对北约的各项决议表示了几乎完全的支持。最引人注目的是，会议重点研究了重整军备的社会意义和经济影响问题，再次重申加强西方防务的必要。（SI:SII,1951, No 51-52）1952年4月的伦敦理事会会议又讨论了同年2月北约理事会里斯本会议的有关决定，同样对这些决定表示支持，特别是支持将在5月成立的旨在建立统一的司令部并将联邦德国正式纳入北约的“欧洲防务集团”。（SI:SII,1952, No 15）同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广泛地讨论了欧洲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党国际的集团立场。大会决议在论及“欧洲安全联盟”时，明白无误地宣布：“社会党人决心加强自由国家的防务，大西洋条约签署国的社会党人将致力巩固真正的、不仅是军事的而且包括经济、政治内容的大西洋共同体”，同时还希望“那些参与共同防务的国家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通过共同协定在国际的基础上调整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SI:SII,1952, No 43-44）大会在评论欧洲联合问题时，同样强调为防止苏联及其盟友鼓励和利用自由国家间的矛盾达到削弱自由国家的目的，欧洲的自由国家应当联合起来。（SI:SII,1952, No 47）所有这些不仅延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强化了法兰克福大会时确立的基本立场，以至于社会党人自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承认：“在1952年召开的米兰大会上，社会党国际已明确成为冷战的象征。”（Gunscheund Lantermann, p.132）

1953年初，关于朝鲜战争停火和遣返战俘的谈判已经开始，3月初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了一轮新的呼吁和平运动。而社会党国际于同年4月在巴黎举行的理事会会议虽对此表示欢迎，但还是强调实现和平的途径是集体安全，而且声明“民主国家仍必须加强军备，提高警惕、团结一致以捍卫自身的自由”。（SI:SII,1953, No 16）同年7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仍强调“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扩张主义”威胁着世界和平，因此，大会“承认继续加强自由欧洲全会体系的必要性”，认为“西方各国为集体安全而进行防务努力仍然不能中止”，同时“要改善总的福利状况和消除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不公正”，并以此作为“战胜全世界共产主义扩张和影响的最有效的方法”。（SI:SII,1953, No 30-31）

基本立场的延续性还突出表现为社会党国际对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战后重建开始便确立了保持德国的领土完整、实现德国统一和享有平等权利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原则，因而对当时的东西方决裂、西方结成集团、组成北大西洋体系、特别是对重新武装德国、将德国纳入大西洋体系等均以是否有利于德国的统一来加以判断，并由此大都采取了激烈反对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国际多次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意见发表支持组成军事集团的决议，在各种会议的讨论中还反复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僵硬的反对态度。例如，1952年2月的欧洲社会党会议通过决议，不仅宣布支持“欧洲共同防务条约”，而且直接要求各国党考虑参与这一条约或与之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其矛头所向直指德国社会民主党。（SI:SII,1952, No 8）1954年12月，在有关结束对德占领、接纳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巴黎协定”等待各国议会最后批准之际，社会党国际举行理事会会议，通过了支持这一协定的决议。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强烈的反对意见，社会党国际主席菲利浦斯曾经明确声明：“在西欧联盟的范围内重新武装德国无碍于德国统一。”（SI:SII,1954, No 11-12）为了赢得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的理解、同情乃至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社会党国际的会议上也多次洗白自己，反复声明自己并不是中立主义者或单纯的和平主义者，自己从根本上讲是属于西方的，同样认为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才是紧张局势的根源等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终于发生微妙的变化。到5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放弃了原先的政策立场。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载明“社会民主党承认有保卫自由

民主的基本制度的必要，它赞同建设国防”。（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第211页）1960年11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代会又通过决议，声明在东西方争端中，联邦德国要坚定不移地站在西方一边。“联邦共和国需要北约联盟的保护，它对联盟要忠诚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29页）可以说，社会党国际的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压力，是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态度的外界因素之一。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党国际也不能不作出调整或略有松动。例如前面提到过的1953年4月巴黎理事会会议，针对当时出现的和平呼声和行动，也作出了“民主社会主义者相信，国家之间的分歧可以通过和平方式予以解决”的表示，同时还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将意识形态分歧与具体政策主张区别开来，会议决议提出：“社会党人不应忘记独裁统治的苏联制度与自由国家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但自由世界不应当放弃由于苏联在某些方面与联合国多数立场的接近而出现的机会。”（SI:SII,1953, No 16）这种区别对待的趋向后来愈加明显并成为一种惯例，多少也表现了社会党国际的灵活性正在加强。与此相类似，社会党国际也不再一味片面地主张重整军备和组成军事集团。在军备已达一定水平、军事集团已经定型，且国际上和平呼声高涨，社会主义国家自1953年后连续在舆论宣传和外交实践中发起“和平攻势”的新情况面前，社会党国际也开始谈论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裁军以缓和紧张局势。1953年7月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三大，第一次指出了谈判的必要，宣布“和平，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谈判才能予以实现”，而且提出了有关进行谈判的若干原则。（SI:SII,1953, No 30-31）当然，在社会党国际看来，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西方的实力、团结，即一定的组织和采取行动的决心。但这与法兰克福大会、米兰大会相比仍是一种变化。

上述新趋向和新变化在1955年7月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更为充分。这次大会虽然对华沙条约组织的正式建立表示担忧，但对同年5月“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署和苏军的撤出以及即将举行的战后第一次英法美苏首脑会谈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并表示欢迎；大会决议虽然仍攻击共产党人，指称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是“旧式的暴政，因利用新技术而变本加厉”，但也表示“决心尽力用协商的办法来谋取和平”，甚至还认为“重整军备是互相猜疑和紧张的政治局势的产物，因此，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必须与裁军的工作一起进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1—15页）

正是因为这样，后来的社会党人甚至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社会党国际背弃了产生于反共主义和战争恐惧的冷战立场”。（Gunscheund lantermann, p.134）但实际上，这种评价显然过甚其词了。四大虽然确实表现了在相对缓和的形势下社会党国际对于和平谈判和裁军的愿望，但由于其基本立场的制约、由于反共主义传统和加入集团的限制，社会党国际的和平、裁军主张是有偏见的。例如大会决议中还提到“如果依靠调和与警惕相结合的办法来实现并维持和平共处的局面则时间有利于民主国家这一方”。（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11页）同时，它的主张又是有条件的。这意味着和平裁军是同加入和支持西方集团联系在一起的，共处只能是集团间的共处，裁军也只能是双方的对等裁军。正是因为这样，这次大会新设立了一个研究裁军问题工作的小组，而其正式名称却是“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委员会”。

事态的发展很快便证实了这一点。1956年2月14日至24日，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作为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许多方面给苏联带来了不同于以前的新变化，大会强调和平共处是苏联现行的对外政策目标，为推动这种新的对外政策主张的实施，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总结报告中公开表示有必要同社会党人发展行动中的一致，他说“：为和平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放弃彼此的责难，找出接触点，并在这个基础上奠定合作的基础。”他认为那些在向社会主义的形式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人，甚至是走入迷途的人，并不构成合作的障碍。他特别强调欢迎那些“赞成进行积极的斗争反对战争危险和军国主义，主张同社会主义各国接近，赞同工人运动统一”的社会党人。（苏共中央：上）这标志着苏共政策的一种重大转变。在此基础上，苏共二十大还专门写信给社会党国际，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建议。二十大闭幕后的第5天，社会党国际便在苏黎世召开的执行局会议和理事会会议上讨论了苏共中央信件以及其中提出的问题。（SI:SII,1956, No 5）同年4月举行的执行局会议又专门讨论了此事。最后作出了题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决议。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社会党国际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和仅仅3次会议讨论，这足以表明决议本身难有重大的突破。从决议的内容来看，它一方面重申了法兰克福大会的有关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则总结了自那以后所出现的新趋向和新变化。

这项决议因苏

共信件而引起，但决议并未提到这个信件。实际上，社会党国际是要以这种方式既拒绝苏共信件，但又不致表现出过分的僵死、尤其不致表现出被动消极的形象，同时却又比较系统地阐述它在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这个篇幅不大的决议主要包括这样几个层次的内容：首先，决议严格划分了社会党人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理论与实践的区别，强调“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没有共同之处”，由此决议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在他们当政的地方，他们损害了社会主义者在持续数代人之久的斗争中所赢得的一切自由、工人的一切权利、一切政治利益和一切人类价值”、“不相信民主”、“嘲弄人权”；其次决议追溯了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之间，特别是战后以来执政的共产党同本国社会党人相互关系的历史，指责共产党人对后者进行组织消灭和人身迫害；再次，决议估量和评价了共产党人的新变化，认为当时共产党国家对斯大林某些错误做法的批评并未改变问题的实质，“苏联共产党自称要同各国社会党建立某种形式的合作的愿望”之类的策略转变也没有表现出根本的变化，至少这种变化尚不能使民主社会主义者改变原先的立场。因此，决议最后的结论便是“民主社会主义坚决拒绝同独裁的党派建立任何同统一阵线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合作”, “社会党国际拒绝同共产党建立一切形式的合作”，但是，决议也声明“赞成各国政府之间建立足以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那种形式的合作”，并且还点明在裁军问题上，在德国统一问题上，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苏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西方国家应当与之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第24—25页）由此可见，这个决议明确提出了将意识形态问题与具体的国际问题区分开，将政党之间的不合作与国家之间就具体问题而进行合作区分开的政策原则。这是决议的要害，也是决议中唯独不同于法兰克福大会以及其后一些会议文件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决议典型地体现了基本立场的连续和变异，因而又是对以后一个时期活动的指导方针。它反映了社会党国际在仍保留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沉重的历史包袱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扩大身活动余地的必要性。

也正是在这个决议通过之后，社会党国际虽然坚持反共产主义立场，但又注意使之不致发展到加剧集团对立、恶化集团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地步；虽然坚持集团立场，但较少以反共主义为之进行辩解；虽然没有根本放弃支持冷战的立场，但露骨的扩军备战言论少见了，代之以裁军或缓和紧张局势的主张。例如，1956年秋波匈事件发生后，社会党国际积极参与并且推动了国际范围内反共浪潮的发展，它组织各种集会、多次发表声明以示抗议；同时还协调各国社会党筹集资金，组建基金会，从经济上帮助事后出逃者；它的第二任主席安德生当时出面担任了联合国匈牙利问题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和庇护受迫害者。（SI:SII,1957, No 24-25）但在1957年7月于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无论是会议讨论发言还是最后通过的决议，仍然强调国家之间应达成谅解进而消除战争危险与紧张局势的根源，实现和平和裁军，仍然强调愿意同那些“致力于民族自决、尊重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通过裁军实现和平自由等目的”的人进行合作。大会通过了“关于匈牙利及其政治迫害牺牲者的决议”，但同时又第一次单独列项通过了“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而在前一项决议中，还包括批评佛朗哥西班牙及某些拉丁美洲国家中对自由人士的迫害。（SI:SII,1957, No 28）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在国际问题上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特点。

同样，1958年11月，由于苏联提出撤走西柏林的英、法、美驻军、使之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的建议以及随后表示的不撤军便封锁柏林的威胁，又一次“柏林危机”发生了，东西方关系也突趋紧张。（何春超：第234页）但是在1959年7月，“柏林危机”尚未最后解决之际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六代表大会并没有像成立之初那样表现出过分的**和抗议。大会虽然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在最后通过的决议中既没有以激烈的言辞攻击苏联，也没有将此事上升到意识形态对立的角度来理解。大会决议不仅重申了上次维也纳大会关于和平、裁军的许多见解和主张，而且表示希望美苏拟议中的首脑会晤“使冷战有可能结束”。（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第2—7页）这是历次大会中第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大会讨论的重点却是缓和裁军尤其是急迫的核裁军问题；在美苏正不断接近、表现出共同主宰世界的意图之际，与会代表中关于西欧联合问题的讨论也更多地着眼于欧洲的经济与政治独立，以及欧洲同其他国家建立更广泛的关系。与此同时，这次代表大会还第一次使用了“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并取代了过去的“不发达地区”的提法。（SI:SII,1959, No 21-22）

总之，50年代后期社会党国际政策及其活动的新趋向、新变化愈益明显并且稳定下来，使得其基本立场在延续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程度和某些方面的变异。所有这些在进入60年代后又有新的发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