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来，城堡里的大领主和马背上身披铠甲的勇士统治着整个欧洲。然而他们的统治注定要成为过去。世界一直在变化，中世纪人们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也在变化，许多势力逐渐致力于为广大底层人民争取自由。

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当欧洲国家逐渐成形的时候，亚洲国家也创造出了伟大的文明。但是这些国家距离欧洲很远，中间还有高耸的山脉和广阔的沙漠相隔，所以欧洲人对这些文明所知甚少。

在十字军东征中，很多欧洲人来到了东方，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未曾离开自己生活的方寸之地。在东方，他们第一次见识了亚洲各国人民的生活：波斯人穿着艳丽的红色和紫色衣服，上面布满了美丽的刺绣；阿拉伯有漂亮的挂毯、美味的葡萄酒、醉人的香水以及稀奇的水果；印度仿佛遍地黄金，到处都是摆着大理石与青铜雕塑的大寺庙；印度东面的海岛上生长着稀有的香料——肉桂、丁香和肉豆蔻；再往东就是华夏——这是他们当时对中国的称呼，那里盛产刺绣丝绸、象牙雕饰和珍贵的宝石。这些东西，欧洲人一样都没有。他们把亚洲看作是一个富足美丽的神奇宝库，是不是一点也不意外？

除了十字军，其他的旅行者也曾来过亚洲大地，他们在那里见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财富和许许多多的奇观，并把这些神奇的故事带回了欧洲。其中有两个来自威尼斯的姓“波罗”的商人，在因缘际会之下到过元大都。几年后，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穿过地中海，航行到君士坦丁堡，然后走陆路到达了当时的中国皇帝——忽必烈大汗的宫廷。他们在宫中生活了很多年，忽必烈非常喜欢年轻的马可，让他在元朝担任官职。借到各省巡视的机会，马可看遍了这片伟大的东方土地。

最后马可和波罗兄弟因思念故乡，决定向忽必烈大汗辞别，回到家乡。当回到威尼斯的时候，没有人能认出他们。因为他们穿着奇怪的蒙古服装，又穷酸又风尘仆仆，没有人相信他们就是多年前赫赫有名的波罗兄弟。留在家里的堂兄弟也拒绝让他们进来。于是波罗兄弟想出了一个计划，他们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宴会进行时，他们穿着华丽的深红色曳地缎面长袍。当宴会结束的时候，马可走进了另外一个房间，再回到宴会上的时候，他穿着他们到达威尼斯时所穿的老旧的带衬垫的衣服。他拿着一把锋利的刀子，迅速地划开缝线，衬子里面倾泻出一大堆闪亮的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钻石以及其他价值连城的珠宝。安全起见，波罗兄弟在从东方回来的漫长旅途中，用这种方式隐秘地带回了这些宝贝。客人们被眼前这些财宝闪得眼花缭乱，很快相信他们就是当初有名的波罗兄弟。

马可·波罗永不厌倦地讲述着忽必烈大汗和他伟大王国的精彩故事，人们也从不厌烦地听他讲这些故事。他们好像进入了一个完美的童话王国。几年以后，在一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战斗中，马可·波罗被俘并被关进了监狱。博学的鲁思梯谦恰好和他关在同一个牢房里，为了消磨时间，马可·波罗向他讲起了自己在东方的很多奇遇。鲁思梯谦说服马可·波罗允许他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能够像这位波罗先生一样，一个人拥有这么多世界各地的知识和奇遇。”于是马可·波罗的故事被写了下来。印刷术发明以后，这本书得以出版发行，一时间风靡整个欧洲。

不出意外地，马可·波罗和其他到过东方的旅行者叙述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头脑中激起了涟漪，他们非常渴望得到那些在亚洲大国才有的稀奇宝贵的事物。于是商人们从欧洲的港口出发去寻找这些东西，并逐渐把它们带回欧洲。人们开始兴致勃勃地装扮自己和房屋：他们用波斯地毯替代了地板上的灯芯草铺；用骆驼毛做成的柔软织物或漂亮的中国绸缎代替了粗糙的欧洲羊毛织物；他们在石墙上挂上华丽的阿拉伯挂毯，阴暗的城堡因此变得亮堂；他们购买昂贵的珠宝装饰自己；他们往厕所喷上甜香的香水，在桌上摆上奇异的水果，用珍贵的香料烹调食物……

为了满足所有这些新的需求，贸易和制造业中心——城镇开始发展起来。一开始，城镇一般属于某一位贵族，城镇里的居民必须向他缴税，对城市治理也没有话语权。但是飞速发展的贸易给城镇居民带来了财富，拥有城镇的国王或贵族早晚会需要金钱，人们于是给他们提供钱以换取某些权利。就这样，城镇居民逐渐从贵族的手里解放出来，开始实行自治。

金钱和城镇的发展使很多农奴获得了解放。在中世纪早期，流通中的钱很少。大领主可以在自己的庄园里生产所需要的一切，农民没有工资，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所以钱的需求量不大。但是随着城镇和商业的发展，钱的供应量增加了。当金钱的流通量增加以后，领主们经常收到的是农民的金钱而不是服务。当领主需要钱的时候，农奴经常能用钱买来自由。很多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购买自由身，从此他们就不必再做农奴了。

法律禁止农奴离开他的主人，如果他试图逃跑，可能会被关进牲畜圈或扔进监狱。然而，如果他能够逃跑到一个自由城镇的地界内待上一年零一天，他就获得了自由。自由成了每个农奴的追求，不管怎样，很多农奴逃出束缚，进入了更加自由的城镇。在那里，他们忙于贸易，变得富有。做同样生意的人往往一家挨着一家住在同一条街上，每家都在自己房前的小店里工作，出售他们制作的商品。他们仍然很辛苦，但他们拥有了自由。

随着贸易的发展，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往往会组织行会，享有一些权利和特权，比如纺织业行会、木匠行会、屠夫行会、烘焙行会等。事实上，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行会对工人们有很大的帮助：他们规定工时，制定商品价格，调控工资；他们帮助那些生病或者有困难的成员；他们还会照顾去世成员的遗孀和孩子。所以行会的成员彼此间有着强烈的兄弟情谊。行会还建造了漂亮的大厅，在庆典的日子里，会员们可以在里面举行盛会，一起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又因为宗教已经渗入了他们的生活，大厅里经常会上演戏剧，再现《圣经》中的场景。

还有一个事件推进了解放农奴的进程。公元1348年，“黑死病”席卷欧洲，成千上万的人病死，大部分都是农民。因为这场浩劫，领主们没有足够的农奴来干活。农田变得荒芜，牛羊无人看管，在空**的田野里随处游**，贵族们眼看着他们的土地逐渐荒废。所有这一切都引发了劳动者和大地主之间的矛盾，农民开始暴动，反抗社会的不公。

在英国，暴动军的领袖中有一个叫作约翰·鲍尔的人，他是一个贫穷的牧师。每个礼拜日，弥撒结束之后，他就会走进刚出教堂的人群中，开始演讲：

“我的朋友们，只要私有财产权不被普及，只要还有封臣和领主存在，英国的现状将永远不会变好。我们称之为领主的那些人，有什么资格比我们高贵？他们凭什么配得上所拥有的一切？他们为什么束缚我们？难道我们不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吗？为什么他们有资格做我们的主人？如果不是我们辛苦劳作供养他们，他们拿什么挥霍？他们穿着天鹅绒和暖和的毛皮，我们却被迫穿着破烂的衣服；他们有美酒，有香料，有精致的面包，而我们只能吃燕麦饼、喝白水；他们有闲暇时光，有漂亮城堡，而我们不得不在风雨中艰苦地劳动。正是因为我们的辛苦劳动他们才能有今天的地位。”

约翰·鲍尔的演讲引起了农民的反响，他们决定到伦敦去，让国王看看他们的痛苦境遇。他们相信国王会为他们主持正义。乡间小路上，农民们拿着镰刀和干草叉，铁匠们拿着锤子，伐木工们拿着斧头，边走边喊：

“当亚当耕田，夏娃织布之时，谁是绅士，谁又是贵族？”

在约翰·鲍尔、瓦特·泰勒和杰克·斯特劳的带领下，大约有6万人到达了伦敦。

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骑马出来接见了他们：“我亲爱的子民们，我是你们的国王。你们想要什么，你们需要我做些什么？”

农民们回答：“我们希望您能让我们永获自由，我们、我们的后代以及我们的土地。我们不应该再被称作奴隶，不应再被束缚。”

国王回复：“我会满足你们的愿望，现在请回家吧。”

大部分人离开了，他们说：“国王做出承诺了，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了。”

但是国王和他的官僚背叛了农民，逮捕并处死了他们的领袖。贫苦农民这次争取自由的尝试失败了。然而，一颗自由的种子已经在普罗大众的心里扎根，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发芽、成长。

代议制政府也在中世纪有了端倪，它出现的方式相当有趣。国王在管理大领主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麻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国王夺走一些贵族们手中的权力和特权，英格兰的约翰王就是其中一位。他实在不是一位好君主。他抢劫贵族们的土地；让很多人缴纳高额罚款，有钱有势的人他也不放过；跟他作对的人就被关进监狱，有时候一关就是好几年，也不去审判他们是否真的有罪；他常常会向贵族们许下承诺，但是事后拒不履行诺言。最终贵族们再也忍受不了国王的暴行，公元1215年，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并起草文件，制定了贵族权利不应被任何国王剥夺的文件。这个文件被称为《大宪章》。

贵族们邀约翰王到兰尼米德和他们会面，那是在伦敦不远处泰晤士河畔旁的一片开阔草场，撒克逊的先辈曾在这里开会，国王不得不来。当约翰王得知他将要签署的文件内容时，他生气地喊道：“他们怎么不要我的王冠呢？我绝不会给予他们让我沦为奴隶的自由。”但是为了保住王位，约翰王不得不妥协签署了《大宪章》。

《大宪章》中包含两项非常重要的条款。一是任何自由人都不能未经审判就被关押到监狱；二是未经全体贵族同意，国王不能加税。因而，早在13世纪的那个6月，当约翰王不情愿地在《大宪章》上按下印章，并发誓遵守诺言的时候，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础就在英格兰建立起来了。在这之前，国王可以超越法律，任意行事；从那以后，《大宪章》白纸黑字地规定，人民享有一定的权利，国王应对人民负责。

为了保证约翰王以及未来的所有国王遵守《大宪章》，一个由25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境内所有重要的贵族都是委员会的成员。当听说要成立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可怜的约翰王哭道：“他们给我安排了25位王上之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议会（parliament，源于法语单词parler，意为“谈话”）。

大约50年后，商人和贸易者选举出来的城镇和郡县的代表也被获许进入议会。议会因此更具代表性。不久，城镇和郡县的代表们聚在一个屋子里开会，称为下议院；贵族和高级教士则在上议院开会。

刚开始，议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库筹集资金。但是不久之后，作为报酬，议会开始要求修改国王制定的法律。久而久之，形成了这样一个规矩：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得制定法律也不得征税。这是人民在获取公民自由的道路上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从此以后，国王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统治，他必须遵守人民代表制定的法律。

另外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如何审判被指控有罪的嫌疑人，也就是如何判定嫌疑人是清白还是有罪。很多世纪以来，审判嫌疑人的方式千奇百怪。其中一种是探火审判法，牧师对着红热的铁块祈祷，然后放到嫌疑人的手里，他必须拿着铁块走3步；或者把手插入到滚烫的热水中；或者走过火红的煤炭。人们认为一个清白的人不会因此受到任何伤害，烧伤的地方也会很快愈合。如果3天以后，这个人没有伤口，他就会被宣布无罪。

还有一种方法是探水审判法。牧师对着池塘或溪流祈祷，再把嫌疑人的手脚绑上以后投到水里。如果他沉下去了，那他就是清白的，因为人们认为被牧师祈祷过的圣水是不会接受一个有罪之躯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格斗审判法。被告和原告一起来到领主的面前，在控诉一番后，原告把他的金属手套扔在地上作为武力挑战的象征，被告把手套捡起来代表接受挑战。在约定战斗的那天，他们分别面对《圣经》和十字架宣誓自己是正义的，请上帝评判是非。然后他们身披铠甲，手执棍棒或刀剑相互打斗。胜利者被认为是清白的。

大约在12世纪中叶，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制定了一套更好的审判方法。他向英格兰各地派遣法官。在每一个地区，法官挑选出12个人，负责向他报告任何有犯罪嫌疑的人。这12个人与被指控的人谈话，并尽力从他的邻居那里获得信息，最后把所有的证据呈上法庭，再来判定被指控的人是否有罪。这12个人必须保证证据的真实性，他们被称为陪审员（jurors，源于拉丁语juro，意为“我发誓”）。这就是我们现代审判系统中陪审团的源头。

随着人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古老的封建体系也随之瓦解。就在身披铠甲的骑士们的时代马上要结束时，一项新发明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大约公元1340年，欧洲人开始第一次使用火药。火器的逐渐扩散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个时候，人们所知道的武器仅限于祖先们用过的那些，比如剑、标枪、石弓，还有投掷石块的投石机，破坏城堡的攻城槌，把士兵送上城墙顶部的活动云梯等。而有了大炮和火药以后，士兵不必靠近城堡，就可以进行远程攻击。厚城墙、护城河，还有其他防御工事都失去了作用，城堡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事实上，如果遭到攻击，它更像一个陷阱。即使最坚固的堡垒在这个新发明面前也毫无作用，盔甲也不能抵挡子弹的攻击。这时人们建造的房屋也更像舒服的家而不是坚固的城堡了，房屋拥有可以透过空气和阳光的大窗户，而墙壁也只是用来抵御恶劣天气，不需要太厚。富人们开始建造巨大的宫殿和漂亮的乡间庄园，并在周围配上带有喷泉和曲径的梯形花园。

十字军东征对封建制度的终结有巨大影响。为了给远征军筹集资金，很多领主卖掉了他们的庄园。很多人再也没能归来，他们的财产就归国王所有。在领主们去打仗的同时，很多国家的国王却在想方设法地加强权力，当他们变得足够强大，就开始施加权威，维护自己的统治。

因而在15世纪晚期，诸多封建要塞被遗弃，城堡连同为之战斗的贵族和骑士也消失不见。直到今天它们中的很多地方仍然是一片废墟，静静地提醒着人们它们曾在历史中创造过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