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称的希波战争（Greco-Persian Wars），其实是特指在狭义上发生于希腊半岛本土的希波战争。而如果我们把目光对准希腊半岛以外的其他希腊城邦，那么实际上希波战争早就已经爆发了。

只不过，发生于希腊半岛本土之外的大战，并没有被叫作“希波战争”而已。

希腊半岛只是坐落于爱琴海的西半部分，而在爱琴海的东半部分，也就是小亚细亚半岛。在这个地方，古希腊人早早就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开发，一如西边稍微远一点的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半岛南部地区那样。而且由于爱琴海东西两岸在地缘上的强相关性，小亚细亚半岛西端的希腊殖民地，在传统意义上也被视作古希腊城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如希罗多德，就是非常典型的来自小亚细亚半岛的爱奥尼亚人。而比希罗多德稍早一些，爱奥尼亚的核心城邦米利都（Miletus），还曾经诞生了以哲学家泰勒斯（Thales）为创始人的“米利都学派”（The Milesians）。泰勒斯本人，更是同雅典政治家诗人梭伦（Solon）名。他们同其他五位古希腊学者一起，被并称为“古希腊七贤”（Seven Sages）。米利都学派在古希腊世界的扬名立万，也是爱琴海东岸地区成功跻身古希腊核心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所以，广义上的希腊核心区，要比我们常规理解的希腊半岛要大得多。当时在爱琴海的东岸，自北至南林立着大小古希腊城邦。这些城邦包括了艾奥利斯（Aeolian）十三城邦、爱奥尼亚（Ionian）十二城邦以及多利亚（Dorian）六城邦。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爱琴海东海岸的古希腊城邦，同样要被视为古希腊文明的核心区。

如此一来，希波战争的爆发时间也被大大提前了。因为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扩张时间，要远远早于在希腊半岛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新月沃地地区的古埃及人、古腓尼基人、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吕底亚人（Lydia），早早就被波斯帝国所征服。而尴尬的是，就政治角度而言，吕底亚是爱奥尼亚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宗主国。而相对于吕底亚人对古希腊文明的认同，拥有更高文明体验的波斯人却对古希腊人的文化与制度充满鄙夷。更加要命的是，农耕文明起家的波斯人早早就对商业立国的古希腊各城邦充满敌意。

在波斯人眼里，古希腊这帮巧舌如簧的二道贩子，无非是借助地缘与航海技术上的优势，疯狂地扮演中间商赚差价的吸血鬼角色。无论古希腊这帮饱食终日的贵族学者如何包装他们的政治体制，都无法掩盖贱买贵卖、囤积居奇带来的商业原罪，以及其所伴生的军事殖民、海盗掠夺之流毒。所以波斯人一旦掌握了小亚细亚地区的政治军事霸权，就不遗余力地给古希腊诸城邦课以重税。这一加税不要紧，却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于商业文明起家的地区来讲，什么民族大义、故土难离都是扯淡。这些最好别谈，谈多了伤钱。他们的逻辑是，你波斯人可以占我的地，可以当我的主人，但唯独不可以动我的钱。只要动我的钱，就是要我的命。

商业文明的这个特点，绵延数千年直到今天，这种逻辑其实跟农耕文明已经南辕北辙了。所以，商业文明和农耕文明在生存逻辑上是有根本性区别的，这一点反映到外交上，就是典型的鸡同鸭讲。对于当时的波斯人来讲，我不杀你的人，不占你的地，甚至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你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我要的只是你口头上的效忠，顺便再抽一点商业税而已。

一个波斯人，拓地千里，在最大限度地保留你的土地和气节的基础上，只要点零花钱，他错了吗？

波斯人没错，希腊人也没错，既然都觉得没错，那就开打吧。

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人以米利都为中心发动暴乱，公开反抗波斯帝国的宗主权，战争正式爆发。因为希腊半岛的本位主义影响，这次战争被称为爱奥尼亚起义（Ionian Revolt），而不是“第一次希波战争”。

这场战争历经五年，其间爱奥尼亚人曾经向希腊半岛本土求援，但各怀鬼胎的古希腊诸城邦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一派以斯巴达为代表坚决隔岸观火，一派以雅典为代表组织了大批援军。不帮有不帮的道理，因为斯巴达并没有太多海外利益；帮也有帮的理由，因为雅典人在爱琴海海域的海上商业利益被波斯人严重伤害。

结局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即便有了雅典人的外援，爱奥尼亚人依然无法同波斯人相抗衡。区区小亚细亚半岛一隅，完全没有战略纵深，也完全没有足以阻挡波斯人的力量可以凭借。

当冷冰冰的失败到来的时刻，任何的雄辩与修辞都变得毫无意义。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也绝对不会因为古希腊人鼓吹自己更加民主，就可以天降雄师保卫古希腊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公元前494年的一天，波斯军队攻陷了米利都，米利都所有男人几乎被杀光，剩下的女人和孩子则被充作奴隶。放眼整个爱琴海东岸，只要还有胆敢同波斯人叫板的希腊人，统统被流放到帝国的亚洲部分去反省，去写触及自己灵魂的检讨。

到公元前493年为止，波斯军队**平了最后一点爱奥尼亚反抗的星星之火。整个爱琴海东岸，变成了波斯人遥望希腊半岛本土的最前沿的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