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个小节，我们用大量篇幅谈到了古希腊泰山北斗式的两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所以，当我们再一次提到阿契美尼德王朝这个名字的时候，是需要备注一下的。

所有关于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记录，包括此后的两次希波战争，基本史料都是来自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而就波斯人自己而言，他们对这段历史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所以即便是作为当时历史的参与者，波斯人也只能是旁听别人的结论。既然一个历史事件成了孤证，我们就无从去核实该历史事件是否存在夸大本方或者丑化对手的情况。

姑且，我们就跟着希罗多德的节奏走。

希罗多德时代的古希腊，与我们之前谈到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的古希腊，至少在一点上是前后呼应的，那就是依然处于城邦时代。古希腊文明其实基本等同于爱琴海文明，这里的海岛多达六千个，这里的爱琴海沿岸平原支离破碎，只有一些小得可怜的可耕地。因此，爱琴海地区几百年如一日地坚持碎片化的城邦模式，是不无道理的。由于地狭民穷，缺乏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海洋文明的若干特征十分明显。长期以来，古希腊的城邦与城邦之间钩心斗角、合纵连横，军事斗争与贸易走私贯穿其中。当然，城邦与城邦之间在长期的共同发展中，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基于契约精神的互相约束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由于古希腊“城邦”这个单词叫作“Polis”，后来就基于此出现了“政治”（Politics）这个单词，所以政治最早的含义就是“城邦的事务”。

有了“政治”的存在，使得拥有相似语言文化背景的古希腊各城邦，虽然形态是碎片化的，但他们也具备一定的政治统一度，尤其是面对外来文明侵略的时候。

当时的古希腊各城邦，所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阿契美尼德王朝。

阿契美尼德王朝诞生于伊朗高原。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西亚地区的两块最容易诞生文明国家的风水宝地，一是新月沃地地区，二是伊朗高原。而新月沃地地区严格来讲，又可以分成尼罗河流域、黎凡特地区、两河流域三部分。因此，新月沃地和伊朗高原地区角力的前线，就在两河流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一旦伊朗高原的势力走下高原，向西突破两河流域，再往西的发展几乎不可避免地必须兼并整块新月沃地。再有余力的话，就可能进入安纳托利亚的百万大山中，慢慢消化整个小亚细亚半岛。

所以，对于伊朗高原诞生的文明来讲，与其相伴生的两河流域文明的作用力对其意义重大。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了现代，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就是西亚地区地缘政治矛盾的集中爆发。

早期伊朗高原的文明曙光来自埃兰（Elam）人，不过埃兰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伊朗高原西南部。埃兰人的文明无忧无虑地绵延了一千多年，到了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埃兰文明受到了来自新月沃地霸主亚述帝国的挤压。于是在亚述这个伴生文明的作用力下，伊朗高原上诞生了一个新的以高原为核心的文明——米底（Medes）文明。应该说，到了米底文明时代，伊朗高原的这个政治架构，已经有了王朝时代的雏形。等到公元前6世纪的时候，从米底文明母体的基础上，派生出了阿契美尼德王朝。

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始，在古希腊人的记载中才出现了波斯这个称呼，所以阿契美尼德王朝也被称为波斯帝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建立时间是公元前550年，创建者是居鲁士二世（Cyrus II）。没错，这个居鲁士，正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曾经解放“巴比伦之囚”的同款居鲁士。之所以叫作居鲁士二世，是因为居鲁士的爷爷跟他重名，于是居鲁士二世的爷爷就被称为“居鲁士一世”。又因为居鲁士二世推翻米底人的统治，一手开创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因此他又被尊称为“伟大的居鲁士”（Cyrus the Great），也就是中文语境中翻译的“居鲁士大帝”。

居鲁士二世之后，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第四代君主大流士一世（Darius I）在位期间，波斯帝国的疆域达到极盛。这个空前辽阔的帝国，势力范围几乎和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相重合。也就是北起高加索山与咸海一线，西到巴尔干半岛，东到印度河流域与帕米尔高原，南到今天的埃及、利比亚，并一直向东跨越了阿拉伯海来到印度河流域。

为了在如此庞大的版图上行使自己的权力，大流士一世还建设了遍布全国的“驿站”（Chapar Khaneh），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驿道系统”（postal system）。最高级别的驿道，被叫作“御道”（Royal Road）。最长的一条御道，长度达到了两千五百公里。这个数字背后所体现出的工程量，在当时的工程条件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前文提到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其实两百年后的亚历山大，无非是站在了波斯帝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通过战胜波斯帝国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波斯帝国的家业。在此过程中，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人烧杀抢掠，裂土屠城。这样的所谓功绩，完全是站在欧洲人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的文明发展。而对于波斯帝国这个先发文明来讲，则是不折不扣的一场灭顶之灾而已。

同样的事情如果反过来进行，放在古希腊卫道士的希罗多德笔下，则就成了专制腐朽的波斯人，对民主法治的古希腊人的亵渎了。所以说，双重标准并不是今天的世界才有的，从古至今都层出不穷。

希罗多德提到的波斯人的侵略战争，最早发生于公元前492年。就在这一年，大流士一世派出大将马多尼乌斯（Mardonius），率领一支海军部队从爱琴海北部沿海岸袭击希腊半岛。然而，这支海军路过哈尔基迪基（Chalkidiki）半岛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气象灾难。一股强大的北风吹翻了马多尼乌斯大将的三百条战船，并淹死了两万个波斯士兵。

我们打开地图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哈尔基迪基半岛，实际上是一个不规则的三叉戟形状，发生海难的地方就位于三叉戟最东端的那个叉——阿克泰（Akté，古称）半岛。而仔细分析的话，整个的半岛其实就是一座山，这座山的名字叫作“阿托斯山”（Mount Athos）。经过希罗多德的如椽大笔这么一“炒作”，阿托斯山俨然就成了古希腊人民心目中的圣山。索性这座山就被改名叫作“圣山”（Holy Mountain），于是在很多的中文版希腊地图上，三叉戟最东边的这个小半岛，也被称为“圣山半岛”。

不过实际上，这场怪风以及波斯军队损失数量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即便按照希罗多德的记载，原本波斯人早在公元前513年，就已经越过当时的赫沦斯滂海峡，大张旗鼓地进入了巴尔干半岛，并且在今天希腊以北的色雷斯等地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统治。然而当时因为考虑到陆路运输条件之艰难，大流士一世并没有选择立即南下从陆路进攻古希腊世界。于是西征之旅就被拖延了二十年，一直到了公元前492年的这次浅尝辄止的海路进攻。

于是问题来了，如果当年希腊文明在巴尔干半岛上确实已经呈现无敌一样的存在的话，为什么进攻希腊本土的计划要被搁置二十年之久呢？

按照常理分析，鼎盛时期的大流士一世麾下的波斯军队，对于那些被认为是黄金遍地的地区，或者能够对波斯帝国产生重大军事威胁的地区，一定不会轻易放过。而如果如此视而不见地回避希腊本土，要么是当时希腊本土所创造的文明与财富确实不值一提，要么就是大流士一世对于当时的世界地理知识太过贫乏，无论两个结论哪个成立，都将会出现大流士一世对古希腊世界的核心区二十年不动刀兵的结果。

假如是第二个结论成立的话，问题又来了。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当时的大流士一世已经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空前辽阔的波斯帝国，并且为了突出之后希波战争之伟大，还把大流士一世所拥有的技能包夸上了天。既然如此，技能包中定然不缺地理知识，有地理知识支撑的大流士一世，不太可能坐视一个强大的古希腊城邦文明在自己的卧榻之侧躺了二十年却不动声色；并且不缺陆路运输技能的大流士一世，也不太可能因为陆路行军之艰难，就在公元前513年轻易放弃了征服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大好机会。

说到底，这个假设就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

我们总结一下，最有可能的事实是，当时的巴尔干半岛，古希腊世界核心区还完全属于小国寡民的形式，并且其土地之贫瘠，也完全无法像新月沃地那样能撩拨起波斯人的征服欲望。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在当时波斯人眼中，古希腊世界人民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野蛮人，最多是一群刚刚进入文明社会的、每天只会饿着肚子高谈阔论的低等文明人而已。

我们顺着这个结论往前走，也就不难理解此后发生的真刀实枪练起来的第一次希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