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简单提到了欧洲早期的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对于这两个文明，尽管正文都是以神话的形式来表现，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近现代考古学的一些辅助手段，探寻到欧洲上古文明的一些蛛丝马迹。

不过即便迈锡尼文明以及特洛伊之战是真实存在的，一如《荷马史诗》中所记载，从迈锡尼文明结束开始，古希腊文明也进入了一个著名的黑暗时代。也就是说，从公元前12世纪开始长达四百年的时间之内，我们并不清楚古希腊历史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我们甚至搞不清楚当时的古希腊地区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文明，其文明的拥有者姓甚名谁。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公元前8世纪，之后才陆陆续续有确切的文明活动信息见之于世。西方公认的古希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是公元前776年。当然，这个年份同时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信史时代的开端。

不过，对这个结论我们依然持怀疑态度。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被认为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是公元前841年。而随后就是西周的灭亡，春秋战国的开始。春秋战国开始的时间，恰好是公元前770年。而欧洲人为古希腊找到的言之凿凿的历史里程碑，不前不后就精确地镶嵌在公元前841年与公元前770年之间。而我们如果再联想到，中国的夏商周长期以来被欧洲人在学术上予以否定再否定，春秋战国恰好又是类似于古希腊城邦时代碎片化的列国诸侯模式。由此推测，西方历史中的这个公元前776年，是大有深意的。

而实际上，公元前776年这个年份，被西方史家认为是古希腊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端。令人不解的是，听起来如此重要的一个年份，却是根据一则在希腊出土的铭文推导并计算出来的。这则铭文，据说记载了公元前776年这个确切断代，并且规定了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周期以及第一项被正式列入奥运会的运动是赛跑。

然而，更多传递出来的关于奥运会的信息，仍然是同希腊神话纠缠不清的。比如据传古希腊奥运会的发起与推动者是天王宙斯与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才会为奥运会命名为“Olympic”，以纪念希腊众神集中办公的奥林波斯山。而古希腊体育场（拉丁语中的stadium）的大小，更是由赫拉克勒斯本尊亲自用脚丈量而出，长度约合大英雄的二百步。在古希腊奥运体育场的基础上，演变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林林总总的体育场。

既然所谓的公元前776年的欧洲确切纪年还是带有神性的，那么我们索性再往后看。从信史的角度出发，真正能够称得上是第一次为欧洲作史的人，叫作希罗多德（Herodotus）。

根据欧洲人自己的考证，希罗多德出生于公元前484年。这个年份，是孔子去世的前五年；从这个年份再往后数九年，中国古代历史就将迈入战国时代。据传希罗多德出生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南，古希腊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也就是今天土耳其港口城市博德鲁姆（Bodrum）。这个地方是古希腊城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在今天，这里已经属于现代土耳其了。如果我们让时光倒流，来到希罗多德出生的那个时代，这个地方依然不属于古希腊的行政区划。严格意义上讲，这里属于当时的波斯帝国，我们前文提到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在希罗多德时代，阿契美尼德王朝刚刚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并且雄心勃勃地准备向欧洲方向扩张。因此，希罗多德虽然通晓古希腊语，并精通当时古希腊城邦在小亚细亚半岛的爱奥尼亚（Ionia）方言，但是就他本人的归属来讲，他的确是降生在波斯帝国的疆域之内。

希罗多德的人生履历，跟中国古代的司马迁有着若干异曲同工之妙。

跟司马迁一样，希罗多德在年轻时代，游历了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他的足迹向北到达了今天的黑海沿岸，向南到达了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向东到达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向西到达了亚平宁半岛。在此期间，希罗多德有幸长期生活在古希腊爱琴文明的核心雅典城，在雅典城他耳濡目染了当时的古希腊原始民主制。

在希罗多德的一生中，他恰好经历了两次古希腊世界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大战，古希腊人居然神奇般赢得了战争。希罗多德对雅典文明的崇拜溢于言表，他把所有的胜利都归结为体制优势。并且在他晚年移居亚平宁半岛之后，他集中精力将他所知道的希波战争这段历史，用自己的语言写了下来，并辑录成册。这本巨著共分为九卷，笔触所及，不仅涵盖了希波战争，还有西亚、北非的早期历史，以及古希腊世界的一些风土人情。

他的这本著述，被命名为《历史》（Histories）。

英语中所谓“History”，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单词“histor í a”，这个单词的本意是指“探究所得的知识”或者“判断”。只不过经过希罗多德的使用，这个单词已经改变了其最初的含义，变成了对“已发生事情的描述”。因此在古希腊之后，古罗马人也在拉丁语中原封不动地借用了“histor í a”这个单词，但拉丁语语境中的“histor í a”，具有“故事、历史、调查、研究、叙述”等一大串引申义。我们知道，拉丁语后来极大影响了后世的罗曼语以及条顿语。所以在欧洲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内，“故事”和“历史”这两个单词都是混用的。时至今日，罗曼语分支中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等语种，依然是故事和历史两个单词不分。而在英语中，后来出现了“story”与“history”的分野。

无论如何，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以散文的形式，为古代欧洲人开创了一个记载正史的体裁与范例。他围绕历史事件展开记录的方式，极大影响了后世欧洲人对于历史学的陈述逻辑。希罗多德在欧洲，同司马迁在中国的历史地位极其相似。因此在罗马帝国时代，道德楷模、精神洁癖的罗马执政官西塞罗同志，给希罗多德定位为“历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

这一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希罗多德的历史依然不能称之为“正史”。因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偏重于文学价值，讲究修辞和可读性，并且在希罗多德的思想架构内，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带有神话色彩的宿命论与神秘主义。与此同时，希罗多德显然是现代西方人意识形态至上的开山鼻祖，他笔下民主的雅典是战无不胜的，而腐朽专制的波斯帝国必然是自取灭亡的。在此基础上，希罗多德不惜夸大甚至篡改历史事实，这样的做法也给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困惑与猜测。

以上这些评论，并非今天我们强加给希罗多德的。因为很久之前，另外一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曾言辞激烈地批评过希罗多德的作品以及他的史观。

如果说希罗多德是西方人的“司马迁”，那么修昔底德就应该是西方人的“班固”。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又同司马迁与班固有着本质的区别。

修昔底德小了希罗多德二十多岁，属于希罗多德子侄辈的。但修昔底德出身于雅典贵族家庭，比希罗多德更加深刻地了解古希腊原始民主与法制政体。所以，同希罗多德带有“护犊子”式的“歌颂型历史”不同，修昔底德承认民主体制的优越，但又批判了民主政体下的无耻政客。同希罗多德的辞藻优美的华丽文风有所不同，修昔底德笔下的历史十分客观，十分沉重。

中国班固的《汉书》，在时间上完美地继承了司马迁的《史记》，而且也发扬了太史公的体例与文风。两位伟人遥相呼应，最终使《二十四史》薪火相传，不间断地记录中国历史的伟大文化传统；但西方世界的修昔底德后来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首先从时间上，同之前希罗多德《历史》产生了断代，中间有长达半个世纪的小空白时代。其次从写史方式上，修昔底德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带有非常明显的个人情绪，也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说教成分，从而流于偏颇。而修昔底德本人的笔触，则更加客观，没有预设立场。

所以，相对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西方世界拥有的政治界科学界高端粉丝更多。修昔底德也被后人称之为“科学历史之父”和“学院派政治现实主义之父”。

总而言之，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个人，为西方人开创了写正史的空前一幕。但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的继承，更像是一种带有批判的扬弃，这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治学态度，确实是西方发展史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个人的名字，是长期沉睡于欧洲中世纪历史之外的。他们的著作与精神内核，据说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才从东罗马帝国废墟带来的故纸堆中被人捡拾而来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历史陈述是有前提条件的——假设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位历史学家真实存在，并且他们的著作也基本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