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劝人向善，基督徒言行温和，遇到灾年的时候基督教会还可以拉教众们一把，好一幅田园牧歌，与世无争的安逸图景。然而，基督教在中世纪所扮演的角色，却远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我们知道基督教诞生于罗马帝国早期，蓬勃发展于帝国的三世纪危机，正因为罗马帝国在官僚体系上的不够严谨，才赋予了教会种类繁多的社会功能。基督教会在民间的功能之强大，远超我们的想象。它可以是罗马帝国的基层银行、诊所、孤儿院，当然也可以是保险公司、慈善机构、丧葬礼仪办事处。当教会的威望在民间愈发强大的时候，他就会不断积累财富，并利用这些财富置田置地，扩建修道院，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套宗教体系。

皇权并非没有看到貌似平和的教会对国家政权的潜在威胁，并且以国家名义进行过几次对基督教的打击。然而最终，在帝国本身的组织架构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只能默认并接受教会的存在。而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期间，罗马帝国更是颁布了《米兰敕令》，不仅无条件退还了国家没收的教会不动产，还给了教会以免除赋税徭役的特权，给了基督教以国教的待遇。

跟我们一样，英明神武的君士坦丁大帝，也被基督教的温和外衣所误导了。君士坦丁的本意是将基督教中的阿里乌斯教派发扬光大，因为这个教派是臣服于皇权，并承认皇帝的无上尊荣的。然而让君士坦丁大帝始料未及的是，他所倡导的阿里乌斯教派最终被罗马教廷定义为异端，并且在教皇与法兰克人合流之后，教会还利用国家军队有组织地消灭阿里乌斯教派，或者逼迫其信众改宗。

君士坦丁大帝虽然失算，但是他的《米兰敕令》却从此为基督教的疯狂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

当西罗马帝国政权消失，大批蛮族入主中原，老百姓一脸茫然的当口，又是教会挺身而出，在一片狼藉的西欧土地上，率先带领上帝子民进行了秩序重建。因为帝国虽然没了，但基督教的各级教会还在，这些教会遍布西欧的各大城市，也深入到了田野乡村。而且这些教会，往往还占有大量的公共设施以及可耕种的土地。而且关键是，蛮族的到来往往为教会网开一面，因为这些蛮族也是上帝福音的信仰者，他们可以杀人越货，可以**掳掠，但唯独不愿意对教会动手。

这样一来，西罗马帝国虽然灰飞烟灭，基督教会反而独善其身。

当蛮族的杀戮告一段落，需要稳定下来进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第一时间还是想到了教会。教会首先有钱有地，而且教会经过《米兰敕令》之后这几百年的发展，还形成了在教会自留地上耕种的习惯。教会下属的修道院，里面有大量的修士和修女，这些人长期耕种和劳作，后来就变成了实质上的修道院佃农。佃农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很多实用的耕作经验，甚至还保留了很多传承自古罗马时代的酿酒酿蜜、木工瓦工、打铁锻造这种手工业经验。这些经验由教会传播开来，社会经济也就重新振兴起来。

况且不仅是经济。

教会还具备强大的文化传播功能。不管是拉丁文还是希腊文，教会都有人会讲，而且只要你愿意受洗加入基督教会，你就能享受教会无偿的教育。基础教育普及之后，教会多年以来的藏书，足够让蛮族的土地重新盛开文明之花。

如此一来，在教会的协助之下，整个社会秩序也就慢慢得以恢复。当然，在这期间，教会也获得蓬勃发展。基督信徒暴增的同时，世俗王权也对教会刮目相看，教会的势力更加庞大。

教会在当时的示范作用是强大的，甚至是神圣的。

在教会示范的基础上，蛮族也开始慢慢研究自己的社会治理问题了，尤其是欧洲古代社会最大的热点——土地问题。

我们前文讲过，早在罗马帝国晚期，奴隶制度就已经接近崩溃。奴隶来源渐趋枯竭，奴隶们的生产积极性极其低下，尤其在基督教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奴隶们自认为也是上帝子民，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芸芸众生之一。于是，奴隶们开始消极怠工，破坏工具。于是在罗马帝国中期，一种叫作“隶农制”（Coloni）的新劳动关系开始流行。

所谓“隶农制”，是指佃农租种贵族田产，并在收获后以货币形式结算地租。这种形势下的劳动关系，充分给予了隶农们以人身自由，也提高了他们工作的热情。所以在这个时期，隶农们被普遍称为是自由隶农。然而罗马帝国的社会制度依然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自由隶农时间久了，依然会遭遇天灾或者减产，在丧失偿还地租能力的情况下，只能再一次委身为奴。在这种情况下的隶农们，地位并不比奴隶高到哪里去。甚至连最基本的婚配的权利都要受到贵族们的限制，或者不予承认。于是，自由隶农，也就退化成了依附隶农。

而一旦这种退化发生之后，隶农制的优点也就不复存在了。

蛮族入主中原之后，不断征战过程中，蛮族的采邑制慢慢成形。于是，他们在教会土地制度与罗马隶农制的影响之下，结合了自身蛮族部落公有制特点，逐步形成了早期的欧洲“封建制”（Feudalism）。

我们知道，铁锤查理执政期间，采邑制已经成形。不过当时的采邑制跟后世的还有点区别，因为当时的分封主要是基于战功，而且这种分封带有很强的国王个人色彩。所以，当时的采邑制可以是封臣的终身制，但并不可以世袭。而到了秃头查理临终之前的公元877年，他颁布了一个新的政策，被称为《基尔希敕令》（Capitulary of Quierzy）。这个敕令明确了在法兰克王国的各个采邑上的王公贵族们，他们的封号，领地和财产都可以进行世袭。

采邑制基础上的世袭制强化，也就最终形成了欧洲封建制。

当然，仅仅采邑制和世袭制还不够，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欧洲封建制还辅以了“附庸制”（vassal）。所谓附庸制，是指国王以下分层分级，每一层以下都有自己的封臣，直到最底层的农民（农奴）。各个层次笼统来说，包括了国王、大贵族、小贵族（也就是骑士基层）、农民四层的金字塔式结构。上一层为下一层提供封土和保护，而下一层对上一层提供效忠和服务。

其实说白了，这是一套致力于固化社会各阶层的国家契约体系。上一层和自己的下一层，层层之间签订契约，以保证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稳定。而在同一个层级上，依靠世袭制保证整个阶层的数量稳定。

这套体系，已经是当时的法兰克蛮族能够想到的最佳社会结构方式了。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好像这套体系非常文明，非常体现契约精神。然而，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误读。我们在下结论之前，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日耳曼蛮族刚刚走出丛林，在由游猎民族化身为农耕民族的历史转折点上，他们身上还带着非常鲜明的原始部落公有制色彩。不仅公有，而且民主。而这种带着原始色彩的普世价值观，不仅当时的日耳曼人有，中国北方草原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鲜卑人、蒙古人，他们早期都有这种民主体制。

我们即便是考虑欧洲，看古罗马的发展轨迹，也是由相对民主的王政罗马，到更加体系化的罗马共和国，一直到元首制帝国，最后到君主制帝国，甚至是东罗马接近独裁式的君主制了。

所以，法兰克系的日耳曼蛮族一步登天，又参考当时的罗马隶农制以及教会庄园制，就很容易过渡到一个相对尊重契约的、有欧洲特色的封建制上来了。

况且，这也只是我们在理论上判断，实际又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来讲，原始部落属性，导致国王的权威跟当年罗马的皇帝更加不如，比中国的皇帝更是有云泥之判。国王或者领主封土给自己的封臣，封臣们原则上要提供必要的服务，但如果封臣们认为领主违反了契约精神，可以表达不满，拒绝执行命令，甚至于提出改换门庭，寻找并效忠其他的领主。这还不算完，如果小领主们对上一级的领主确实已经不满意到了极点，甚至可以投票选举新的上一级领主。

所以在本质上，这样的封建制，其实等于又重新回到了罗马王政时代，国王+元老院+部落大会的三元政治体制。区别是，封建制下国王和元老院之间实行的是贵族民主制，而部落大会则完全被取消，农民的地位更加低下。贵族之间是平等的，哪怕国王也要遵循贵族之间的契约精神。而贵族一世为贵族，世世为贵族；农奴一世为农奴，则世世为农奴。阶级属性一旦确认，很难被更改。

讲到这里，我们自然会发觉，这样的封建制与其说是社会的进步，倒不说是往原始社会的一种倒退，只是包装以冠冕堂皇的封建制的一层皮而已。

此外，西欧封建制跟当年中国古代西周封建制，其实是有本质不同的，虽然二者在中文语境中的翻译方式完全一致。

中国的封建制，是周天子根据《周礼》所进行的分封制以及宗法制的结合，根本上讲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举个例子，周天子的嫡长子就是大宗，未来继承王位，那么作为庶子的小宗就顺延成为诸侯；而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诸侯爵位，小宗则就只能做卿大夫。以此类推。这样的一套宗法制，配合后来出现的儒家理论，很容易形成一套非常完美的继承制度。那么到后来出现中央集权配合庞大官僚体系的皇帝，地主和平民基本单元，也就顺理成章了。

与之相反的是西欧封建制，这套体制并不看重血缘，而是以财力和军事能力为基础。并且国王以下，作为大贵族的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可以行使自主的行政、军事、司法、财务权力，包括单独发行货币的权力。这样的封建体系，很大程度上会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独立倾向。这种情况甚至夸张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地步。甚至国王本人，分封到最后，只能是把自己的地盘越搞越小，搞到最后自己只能在自留地赚点零花钱的窘迫地步。

王权如此不堪，教权就一定会乘虚而入。因为教皇本人，包括教皇可以控制的西欧境内的大大小小的教士，无不都是货真价实裂土封疆的封建主。今天史家有一种说法，中世纪光是教会与修道院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就已经占据了整个欧洲的三分之一了。

所以，我们谈当时法兰克王国以及中世纪那些所谓的皇帝们，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西欧奇葩的封建制，还有无处不在的基督教影响。

两者的综合作用力，也直接决定了接下来皇帝们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