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贤帝中间的第五位贤帝马可·奥勒留，亲手终结了道德高尚的禅让时代。

他死后并没有让位给元老院的贤人们，而是传给了自己十九岁的儿子——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在帝国众多的军人皇帝中，马可·奥勒留是一位并不多见的哲学家。逻辑思维能力惊人的哲学家思前想后，还是更加愿意相信自家的基因。于是年轻的康茂德被召入宫中随王伴驾，老爸带着儿子一起处理很长时间的政事，最后才顺利接班。

初登大宝的康茂德，虽然并没有显示出哲学家庭的头脑，却也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的基本道理。因为按照帝国传统，皇帝这份工作原则上是需要竞争的，很多的时候还可能血流成河。父传子家天下的情况本身，就会给自己带来一脸的口水。

说到底，对于年轻皇帝，罗马人没有耐心陪他长大。

这是由罗马帝国的体制所决定，并不以老皇生前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在一个缺乏庞大官僚体系有效治国的体系内，年轻皇帝如果不能用最短的时间做到大权独揽，乾纲独断，只能让自己的皇帝生涯愈加局促。

公元192年的最后一天，康茂德遇刺身亡。

康茂德到死都被认为是一个昏君，他是五贤帝时代的终结者，也是后期帝国三世纪危机的开启者。其实万事皆有因果，五贤帝时代虽然被西方史家神化，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积弊，来到康茂德手中已经积重难返。图拉真时期的五环之战看上去热热闹闹，实际上已经耗尽了帝国的国库。哈德良时代固然务实，但他无法放弃帝国过于漫长的四环线。而且在四环以外，还固执地保留了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这其实已经为蛮族此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四帝安敦尼和五帝马可·奥勒留时代，一直被称为罗马最好的太平盛世。然而罗马军事立国的基本国策从未改变，以战养战、以战兴邦是罗马帝国无法摆脱的桎梏。一旦帝国停止了对外征服，哪怕是对外征服的脚步稍微一停顿，金钱奴隶带来的发展红利就会停滞，整个国家发展的动力就会丧失殆尽。老的奴隶必然老去，新生的奴隶需要重新教育和培训，而且奴隶工作的积极性也只会越来越低。这样一来，劳动力必然短缺。

所以，四帝五帝看上去休养了生息，实际上危机正在酝酿。

皇帝上马得天下易，想要下马治天下却又缺乏一套成熟的行政体制做保障。整个国家自王政罗马时代开始，一直沿袭了军事民主制中的一些联合执政的基本逻辑。这些原始民主思维的存在，使得罗马皇帝并没有成为像中国皇帝一样的集权者。罗马皇帝大多死后成神，生前则仅仅是一个公司推选的职业经理人而已。四帝安敦尼充其量也只是为三帝哈德良死后封神，而他本人却不能像中国皇帝那样自称为“天子”。因为中国人的世界观，皇帝这个位子“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罗马人的世界观，皇帝这个位子受命于元老院，谁来做并不重要。

更加要命的是，这些所谓的民选皇帝，实际上只是元老院的代言人，最多再进一步，是罗马公民的代言人。这样的皇帝，远远无法代表那些占民众大多数的各个行省没有政治选举权的自由民，乃至于广大奴隶。

与此同时，基督教在五贤帝时代得到了蓬勃发展，基督教在中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力，极其深远。以罗马帝国疆域之辽阔，自然灾害迭出，但每一次冲在前面赈灾的团队，都是基督教会。基督徒在各地传经讲道，布施粥饭，超度亡灵，担负了很多本属于官僚体系职责的社会民政责任。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宣传队，他们是播种机，他们也是民间互助式银行与福利院。可以说，当时随便一个基督教的传教者，可能都会比所谓的罗马皇帝，在底层民众心中的影响，来得更加有号召力。

一句话，罗马帝国这种带着现代精英治国式民主萌芽，高速运转的奴隶制军国主义体系，长期以来无法成功转型为一个士大夫治国的正常国家。这一点，就是罗马帝国和同时期的中国两汉时代的根本性区别。

等来到康茂德这一代，帝国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出现了崩溃的前兆。

说白了，小康同学只是一个“背锅侠”。

罗马帝国，从此由盛转衰。

康茂德死后，帝国迅速内乱。

从公元192年到公元197年，这五年之中，中央局势混乱不堪，皇帝被暗杀，帝位被拍卖。地方上连续拥立了三位军阀做皇帝，三大军阀之间互相征伐。五年之内，帝国连续出现了五位皇帝。

这段时期，我们称之为“五帝之争”。

公元197年，地方军阀、潘诺尼亚行省总督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一统天下，元老院和近卫军官方认证为新的罗马皇帝。

塞维鲁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我们不妨称之为“塞朝”（塞维鲁王朝，Severan Dynasty）。

塞朝又是一个短命王朝，不仅短命，而且暴戾。几个皇帝，不是残忍嗜杀，就是贪**好色。除了开国皇帝塞维鲁得以善终，其他皇帝都是遇刺而死，不是死在身边的近卫军手里，就是死于仇家寻仇。塞朝一共传了六代皇帝，享有国祚三十八年。六个人中只有前两个皇帝算是塞维鲁家族成员，后边四个，前两个是靠政变上台，最后两个是借用了塞维鲁的姓氏彰显正统。

在这短短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中，帝国各种矛盾已经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

帝国内部阶级矛盾、宗教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按下葫芦起来瓢。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塞朝二帝卡拉卡拉（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Caracalla）在位时宣布，帝国范围内所有自由人，都享有同等的公民权。

帝国外部，北方四环线上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蛮族不断给动**不安的罗马朝廷以强大的压力。东方的老对手帕提亚帝国终于倒下了，罗马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熬死了所有同行，也并不意味着你就成了行业内的一代宗师。因为在帕提亚的废墟之上，罗马人将会遇到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萨珊波斯（Sassanid Empire）。

公元235年，塞朝的最后一位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Severus Alexander，和创立塞朝的那个塞维鲁并无血缘关系）死于一场叛乱之后，罗马帝国终于进入了一个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混乱期。

接下来的这段时期，就被称为“三世纪危机”。

其实说白了，所谓的危机不是从公元235年这一年开始的，如果要细算的话，从康茂德就开始了。皇帝没有任何法定不可动摇的传承机制，近卫军随意处死皇帝，甚至可以公开拍卖皇帝之位；元老院越来越不作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地为自己捞好处，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公务员从业者的职业良心；各个行省的地方军阀手握兵权，虎视眈眈，他们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行省内部实行高压管理，对中央指令阳奉阴违，搜刮的民脂民膏统统进了自己的口袋。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老百姓则成了自生自灭的一群，贵族和骑士凭借特权还算潇洒快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则只能从基督教中寻求慰藉。与此同时，奴隶制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长期以来，帝国的生产、耕作、手工业制品贸易，严重依赖奴隶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然而奴隶却完全丧失了劳动的乐趣。有人监控则象征性地比画几下，无人监控则开始破坏生产工具。

与此同时，帝国漫长的边防线上，处处烽火。帝国的军人需要不断应付层出不穷的小规模冲突，但却不知道为何而战。雇佣军只认钱，而无法对于帝国有更多的荣誉感与归属感。长期以来殖民地化的统治心态，绝大多数的帝国疆域上并没有行使王道。广大地方行省的百姓，完全不指望罗马中央政府还能够玩出什么花样。思想上离心离德，政治上渐趋渐远，很多地区出现了自治甚至独立的倾向。

从公元235年到公元284年，短短四十九年时间，连续出现了二十六个皇帝。

皇帝虽多，但大多数皇帝都很弱，其中有一位叫作瓦勒良（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的皇帝，还在对萨珊波斯的战斗中被俘，最后屈辱地死在了异国他乡。瓦勒良，也成为第一个被外敌俘虏的罗马皇帝。

皇帝威风扫地，地方军阀也就蠢蠢欲动起来，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在三世纪危机的**期，罗马帝国天下三分，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罗马版本的“三国演义”。

对峙的三方分别是罗马帝国，高卢帝国（Gallic Empire），以及以黎凡特地区为中心宣布独立的帕尔米拉帝国（Palmyrene Empire）。不过令人感到讽刺的是，独立出去的高卢帝国，不管政治军事外交，处理机制都比罗马帝国更好些。

最终完成三国一统的人，叫作奥勒良（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

公元273年，携战胜东方帕尔米拉帝国的余威，奥勒良北伐高卢，高卢皇帝望风而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上百年未见的英主，却在短短两年之后，就被自己的贴身近卫军杀死。

奥勒良因为重建帝国的丰功伟绩，被誉为“世界光复者”（Restitutor Orbis）。

奥勒良在位期间，曾经对帝国的国力进行慎重评估，审时度势之后正式放弃了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行省。这个举动，也标志着罗马帝国在北方战线上的战略态势，与广大蛮族部落已经彻底攻守易位。

形势比人强。

帝国最基本的内部统一尚且不保，哪里还有心思再去主动招惹蛮族呢？

比奥勒良更加务实的皇帝，叫作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

公元284年，戴克里先赢得了内战，成为罗马皇帝。

跟自己的无数罗马皇帝界的前辈相比，戴克里先并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甚至不是一个出身显赫的人。别说贵族或者骑士，戴克里先的老爹最早连个最起码的自由民都不是，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隶。正因为如此，当年戴老爹被释放之后，他才格外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正因为如此，出身贫寒的戴克里先才投身行伍，用自己坚毅的性格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戴克里先在做皇帝之前，最高无非做到了近卫军长官（commander of the Protectores domestici）。近卫军这个位置，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御林军，但从功能上来讲，中国的御林军不能自由出入皇宫，而罗马的近卫军则距离皇帝更近一些。戴克里先虽然出身贫寒，发于卒伍，但在宫廷内，也耳濡目染了很多前代帝王的各种英雄传说。正因为如此，戴克里先身上具备一些那个时代的罗马皇帝所欠缺的勇气、务实，还有正义感。

戴克里先的发迹，源于一场针对前代皇帝的宫廷政变。皇帝死后，元老院拥立戴克里先为帝。戴克里先也没有辜负元老院的信任，此后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戴克里先都彰显了自己的铁腕治国。

不过难得的是，戴克里先是一位擅长思考的人。

自三世纪危机以来，罗马皇帝成了人人都向往的一个职业，但同时也是最为高危的一个职业。三世纪危机以来的二十六个皇帝，除了有一个是病死之外，其余的都是非正常死亡，平均在位年数不过两年多。对外战争更是焦头烂额，帝国往往面临来自北方和东方两大战线上的压力，分身乏术，疲于奔命，是这些帝国统帅们的常态。所以有些貌似机智的皇帝，索性把帝国分开来管理，尤其是在军情紧急的时候。

比如前文提到的被萨珊波斯人俘虏的皇帝瓦勒良。

瓦勒良被俘前，就是和自己的儿子分头防守帝国的两个战线。瓦勒良负责对付东方的萨珊波斯，而瓦勒良的儿子伽利埃努斯（Publius Licinius Egnatius Gallienus）负责对付北方的日耳曼人。而且两个人名义上都是皇帝，称呼都是“奥古斯都”。

戴克里先知道这些前朝掌故，他知道，要想终结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纷乱局面，就必须从制度上入手，做出一些变革。

对内，戴克里先模仿了东方古国的统治方式，空前提高了皇权。此前皇帝其实并不是皇帝，而是“元首”（Princeps）。那么从戴克里先开始，皇帝才开始叫作“皇帝”（Imperator）。

所谓的元首制，也就变成了君主制。

不仅在称呼上更改，在礼仪规章制度上也不含糊，戴克里先皇帝头戴金冠，身穿紫袍，所有的臣民都需要行跪拜礼，亲吻皇帝的紫袍下摆成了臣民的最高荣誉。不仅如此，紫色成了皇家专用色，不允许寻常百姓家中随意用紫色布料做衣服。此外还有宫廷侍从的设置，戴克里先是近卫军出身，他知道近卫军对于皇帝安危的重大意义，此前的罗马皇帝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被身边的近卫军手起刀落结果了性命。于是在戴克里先的宫廷内，大量地使用了太监（eunuch），来负责照顾皇帝本人的吃喝拉撒睡等工作。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精神层面。

戴克里先知道，基督教对人心的控制，是帝国将来最大的隐患。于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戴克里先禁止基督教徒的活动，政府和军队中的基督徒首先要清理出队伍。基督徒要么选择为信仰而死，要么选择放弃信仰而生，只能二选一。此外，基督教堂被捣毁，基督教的书籍被焚烧，戴克里先的想法就是要把基督教的影响，从帝国范围内彻底肃清。

不仅仅如此。

没有了基督教，老百姓信仰什么？很简单，信皇帝。中国古代的皇帝，号称天子，那么戴克里先把这个概念移植到了古罗马，他自称朱庇特神，也就是天王宙斯。

至此，罗马皇帝终于成了政教合一的王中之王。

对内改革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军事。

既然两个战线防不胜防，那就索性分而治之。

首先，要打倒军阀。

巅峰时期的图拉真时代，罗马帝国设置有五十四个行省。而到了戴克里先时代，在帝国版图大大缩水的情况下，皇帝一口气搞出来了一百多个行省，行省与行省之间放弃了山河形便的划分方式，大大小小的行省互相制约，互相掣肘。

与此同时，行省总督不再兼任军职，逐步建立地方文官体系。

总督不让掌兵权了，谁掌权？还是皇帝。

只不过，皇帝不是一位了，而是四位。

首先帝国的版图一分为二，设置两个皇帝，都叫奥古斯都。东方奥古斯都就是戴克里先本人，定都尼克美狄亚（Nicomedia，在安纳托利亚半岛）；西方也设置一名奥古斯都，定都意大利半岛的米兰（Milan）。东西方两个奥古斯都确立之后，两个人再分别指定一名“副皇帝”，担任恺撒的职务。奥古斯都的任期只有二十年，当任期期满之后，皇帝退休，由相对应的副皇帝接任皇帝一职。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所谓“四帝共治”的制度，其实是针对军事而言，并不针对政治。比如这个西方的奥古斯都，把办公所在地设置在了波河平原上的米兰，完全是为了北方战局反应之便利，而不是真正想放弃罗马人心目中的圣地罗马城。单纯从军事角度出发，此时米兰城的功能，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燕山南麓的北京。所以按照戴克里先最初的设想，这个所谓的“帝国一分为四”的说法也不完全正确，应该叫作“四大军区”才更为合适。因为四个人中说了算的只有东方奥古斯都一个人，也就是戴克里先自己。

戴克里先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这套改革的组合拳，不可谓不精准，不可谓不对症下药，然而，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依然出现了偏差。而且，四大军区的设置，也为后来的帝国分裂埋下了伏笔。

公元305年，按照之前的约定，戴克里先退休。

然而，问题也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皇帝集权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关于让贤还是传子的问题，很容易解答。没有一个真正的帝王能够做到像戴克里先这样淡定从容地退位，毕竟人都是有私心的。

于是在公元306年这一年，西部奥古斯都君士坦提乌斯一世（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us）的皇帝位子只做了一年，就猝然离世。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一世（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tantine）违反奥古斯都继承的制度，由自己的军队拥立为帝，也就是说君士坦丁一世从自己父亲手中直接继承到了西部奥古斯都。

这个先例一开，帝国就乱了套了。

最多的时候，帝国一次性出现了六个奥古斯都。而且颇为黑色幽默的是，在几个奥古斯都兵戎相见，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四帝共治制的提出者戴克里先，还急忙跑出来调节奥古斯都之间的纠纷。

帝国的宏伟蓝图没实现，结果军阀混战倒是开始了。

内战从公元306年，一直打到了公元324年。最早捅娄子的君士坦丁一世，打赢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奥古斯都，也就是新皇帝。

正因为君士坦丁一世再造统一的丰功伟绩，他也被后人尊称为君士坦丁大帝。

其实原因不止这么简单。

还有个原因——君士坦丁一世是基督教真正的救世主。

公元312年，先皇戴克里先去世。

公元313年，戴克里先离世后的第二年，君士坦丁一世宣布恢复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钦定为国教。这个命令，被后世史家称为“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

事实上，君士坦丁一世，才是个更加务实的人，比戴克里先更加务实。

当时的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堵”是已经堵不住了，只能用“疏”。因为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当年圣保罗的“净衣派”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团结了所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时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内到宫廷王室，外到一线军人，基督教的渗透已经无孔不入。有统计显示，当时的基督徒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5%左右。如果说按照戴克里先的理想状态下，国家的国防建设、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恐怕都要受到影响了。

君士坦丁一世，恰恰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不止如此。

当时帝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完全东移，而且文化割裂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地中海东部的尼罗河流域，新月沃地，以及安纳托利亚半岛地区，居住着帝国大部分的人口。无论经济文化，也都相对比较发达。另外，西半边帝国拉丁化完成得相对比较成功，拉丁语基本上能够通行。但在帝国东部，长期以来还是古希腊与古埃及的影响更大，而罗马文化属于相对比较弱势。地中海东部通行的语言，以希腊语为主。

所以，帝国的重心早就东移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否则的话，戴克里先发明了四帝共治，也不可能把东帝国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如果不是帝国的掌舵人还依然想把罗马城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或者说皇室正统的话，单纯从生活的舒适性与便利性考虑，在罗马不如在帝国东部另择新都。

这一点，君士坦丁一世也看清楚了。

于是，更加务实的君士坦丁一世，一步步开始了他的迁都计划。从公元324年这一年开始，君士坦丁一世在今天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 Strait）旁边修建新都，并且命名为“新罗马”（New Rome of Constantinople，又名君士坦丁堡）。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迁都新罗马。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一世驾崩，临终之前，他正式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一世麾下的统一，也正是止于公元337年。

君士坦丁死后，帝国被他的三个儿子重新瓜分。此后的帝国，就在这种分分合合中，走向了真正的分裂。

按照传统的观点，狄奥多西一世（Theodusius Ⅰ）是最后一位实现统一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位期间，重申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并在整个帝国版图内，打击异教徒的任何大型活动。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驾崩，他手下的帝国被一分为二。

定都于新罗马的东罗马帝国，分给了十八岁的长子阿卡迪乌斯（Flavius Arcadius Augustus）；首都仍旧在旧都罗马城的西罗马帝国，分给了年仅十一岁的次子霍诺里乌斯（Flavius Honorius Augustus）。

此次分裂之后，帝国就再也没有统一。

此后的东西两罗马，以及它们年轻的小主人，各自走向了完全不同的命运。

罗马帝国绵延四百年，我们用一首诗来总结一下王朝更迭：

马略改制狼烟起，苏拉庞培各**。恺撒渡河建基业，奥古斯都气自骄。

尼禄暴戾丢社稷，四王混战干戈操。韦皇拨乱传三世，五贤禅让映今朝。

东征西讨图拉真，后有德良封战刀。康氏遇刺五帝乱，塞朝太祖**群妖。

百年军阀酿危局，戴克里先气节高。君士坦丁定国教，万般神祇皆可抛。

狄奥多西驾鹤去，两分天下风萧萧。四百年来叹苍茫，地中海水乐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