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遇到了跟罗马人玩命的犹太人。

这事，并不完全是因为犹太人找碴。

当时罗马帝国的发展，已经接近到了一个瓶颈期。所谓的五贤帝，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恰好是生在了一个好时代。

我们从“王政罗马”时代开始说起，罗马从一个小城邦开始慢慢长大，一直到一统拉丁姆地区，再后来就是一统意大利。再后来，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跨越了地中海，到处攻城略地。

战争给罗马人带来了滚滚的红利。依靠战争，罗马人有充足的财政收入，有充足的奴隶来源，有在地方层面上的大量战后的无主之地。而且战争的红利一旦到手，又会继续反哺战争本身。强大的帝国，保证了政治体制更加高效，经济环境更加有序，娱乐、文化、体育、卫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帝国范围内各路能工巧匠，奇能异士，又会纷纷投靠到罗马本土定居与生活，成为帝国下一个十年可持续发展的软动力。

这样的帝国，是让人感到生机勃勃的。

这样的帝国，也是必须要靠军国主义维持的。

所以，我们翻译罗马的皇帝为“皇帝”，其实并不准确。因为皇帝这个单词，在拉丁文中叫作“Imperator”，这个词的本义是“统帅”。在军事立国的罗马，皇帝就必须是统帅，而各位征战四方的统帅，将来也有很大可能成为皇帝。

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这样一个政治军事实体，它必须保证自己的军事立国本色，才能够有足够的底气和资本继续存在。在它的中央，各位贵族、元老，大部分都有军事经历或者背景；而在它的地方，帝国会保持强大的地方驻军，同时委派到各地的总督们，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和税收上。

于是问题来了，这样一个所谓的“帝国”，跟中国的帝国是有本质区别的。

区别最大的地方在于，这个帝国没有一套成熟的官僚体系。现有官僚体系，不仅缺少任用以及选拔制度，而且缺少官员流动与考核机制。官僚体系的最顶端，就是皇帝。连这个最高等级的皇帝，其实也缺少像中国一样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来约束。

我们用极端点的眼光看当时的罗马帝国，就是一个军阀掌权的国家——谁拳头大谁就有理，有最多理的那个人，就被元老院尊为“统帅”，也就是我们翻译成中文之后的“皇帝”。至于地方行省，也远远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有效行政，充其量算是殖民地化的管理体系。委派的总督一般就负责敛财，敛财之余要负责地方治安，如果有大的动乱就要镇压。正因为总督就是天高皇帝远的肥缺，行省的属性才会有皇帝行省和元老院行省的分野。皇帝委派自己的人，或元老院各位大佬轮流被委派去殖民地敛财。而不是像中国一样，依靠一套完善的官僚体系，辅以流官机制与考核条例，对地方实现真正有效的治理与消化。

如果用一个朝代跟当时的罗马帝国进行类比的话，元朝倒是很像。

当然这样的分野，跟东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迥异也有关系。

中国的家国天下观，更像是一个家庭概念。皇帝是这个家庭的家长，家长有责任治理好这个家。老百姓平时可以为国家提供赋税，提供徭役，但如果民间遇到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体系，必须担负起救灾的重担；而对应中国式的政治体制概念，罗马帝国更像是一个公司的概念，大家集中在一起，目的是一起来盈利和挣钱，并不存在谁是这个公司永久的家长。那么反过来讲，既然这个公司不是属于某一个人的，那就也不会存在谁对这个国家担负起唯一责任。

在中国古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刚刚被征服的地区，其实在原则上默认早就属于皇帝管辖，只不过之前暂时没有行王道而已。所以只要领土一到手，皇帝会迅速派驻官员实行政府化管理；而罗马帝国则正好相反，对公司来讲，并没有中国式天下观，只要是新入手的地方，就先成为公司盈利的增长点，抢粮抢钱抢奴隶才是正道。至于战后重建，也是从殖民地化开始，让公司新业务区域慢慢地为公司总部输血。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征服地区都不会获得与罗马居民同等的待遇，更不用说当时奴隶制还在大行其道。

明白这一点，就能够理解罗马城对于拉丁姆地区，早期是区别对待的；而到后来拉丁姆地区与意大利其他区域，又是区别对待；再到后来，意大利本土与各行省，又是区别对待，甚至完全被视为殖民地。

这一步一步地公司业务外扩的过程，就像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环路。

罗马城是一环，拉丁姆是二环，“意大利岛”是三环。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围绕“意大利岛”的就是三环线了。三环线，北边是阿尔卑斯山，西、东、南三个方向上就是地中海了。那么罗马帝国的“四环线”在哪里？我们不妨打开一张地形图看一看。

罗马人向北突破阿尔卑斯山，其他三个方向上突破地中海之后，再往四周突破的话，有一道天然界限。

向北，最远到不列颠，哈德良已经修了一道长城。欧洲大陆的话，恰好西有莱茵河，东有多瑙河，两者在阿尔卑斯山到巴伐利亚高原（Bavarian Foreland）一带会合。如此的天然界限，显然还不足以让罗马人在心理上感到放松，于是在莱茵河与多瑙河的缺口处，韦朝的图密善皇帝修建了日耳曼长城（Limes Germanicus），把莱茵河上游与多瑙河的上游连接在了一起。

哈德良长城，外加莱茵河与多瑙河一线，就是罗马人在北部的“四环线”。

目光向西，伊比利亚半岛已经被罗马人完全吃掉并消化，并且是所有行省中拉丁化最为成功的模范省；向南，所谓的四环线，就是撒哈拉沙漠；再往东看，地处四环的，一个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一个就是黎凡特地区。

如果从四环线再往外扩张，那就是直奔五环了。再往外扩张，当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延续帝国扩张的脚步，可以至少控制四环以外、五环以内的广大地区。为罗马人提供更加舒适的战略缓冲区，也能够为罗马公司总部带来源源不断的金钱和奴隶，但如此一来，战线也就越拉越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来越高。

我们能够看到的问题，当时的罗马皇帝以及元老院智囊团，也都看得见。

图拉真皇帝的疆域达到极盛，其实就是帝国的“五环线”之战。

这个五环之战，西边到了大西洋，南边到了撒哈拉，都已经到了扩张的极限。向北，东进跨过莱茵河就是易北河（Elbe River）与苏台德山脉（Sudety Mountains）。北上跨过多瑙河，就是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那么易北河-苏台德山-喀尔巴阡山一线，就是罗马帝国梦想中的欧洲大陆五环线。而在帝国的东部，外环线就是靠北的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以及新月沃地以东的伊朗高原（Iranian plateau）。

那么在自然条件无法达到的情况下，罗马人就继续往纵深处修长城，或者叫作边墙。用这样的人工方式，罗马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地建立了很多五环路线。比如在哈德良之后的四贤帝安敦尼（Antoninus Pius）时代，安敦尼又在哈德良长城的基础上，继续向北平推，修建了安敦尼长城（Antonine Wall）。又比如在多瑙河下游黑海入海口处的麦西亚边墙（Moesian Limes）。

五环之战，想法是好的，而且图拉真同志确实也执行得不错。

然而，五环战略构想，只是站在罗马人自己的角度上来考虑的，而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北方蛮族以及东方古国，已经被罗马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北边和东边，这就像是两个弹簧，罗马人越压越紧，但弹簧总有触底反弹的那一天。或者暂时观望等待时机，等到罗马人给的外部压力变松弛的时候，彻底反弹一次。要知道，即便是像罗马帝国一样的军事立国的国家，也不可能一年四季二十四小时地时刻保持战备状态。弦绷得太紧，也有把自己绷断的可能。更不用说，即便在帝国的四环上，犹太人的几次起义，也是搞得声势浩大。

既然绷得太紧容易断，帝国的决策者们就必然考虑成本和性价比的问题。

在帝国的东部战场，图拉真以后不久，哈德良就从两河流域抽身退出。转而，去夯实已经到手一个世纪的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的治安了。莱茵河防线上，从屋大维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罗马岳飞”日耳曼尼库斯之死。帝国就已经基本放弃了从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这块五环之地军事缓冲区的设置。

到了安敦尼之后的五贤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Augustus）时代，索性把帝国的大门敞开，允许日耳曼人定居到帝国的边疆。即便如此，也没有挡住日耳曼人的两个部落——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与夸狄人（Quadi）联手南侵。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五帝奥勒留率罗马军团卷入了马科曼尼人战争（Marcomannic Wars）。这场战争，一直打到奥勒留驾崩，都还没有结束。因此奥勒留去世之后，罗马当局忙不迭同日耳曼人达成协议，赔款不说，还允许日耳曼人进入到罗马边界以内地区定居，甚至可以有条件加入罗马军团。

帝国在四环采取守势，这是一条不成文的基本国策。

唯一的例外，是达契亚（Dacia）地区。

我们先看一张达契亚地区的地形图，

达契亚地区，北起喀尔巴阡山，南到多瑙河北岸，大致包括特兰西瓦尼亚高原（Transylvania Plateau）以及南部的瓦拉几亚平原（Wallachian Plain）。这两块地理人口单元，恰好处于四环与五环之间的位置。这个位置，说白了也相当于罗马帝国的一个战略缓冲区。

如果单论瓦拉几亚平原，其实相当于达契亚核心区一侧的战略控制区，有点类似于我们前文提到的，跟伊朗高原毗邻的两河流域。而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则相当于达契亚的核心区，这个地方被喀尔巴阡山脉的群山所包围，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等边三角形。就海拔来讲，这个等边三角形恰好处于周边一众低矮的平原丘陵的核心区，居高临下地威慑着其他地形模块。这个等边三角形的东边南边两个边，是相对比较封闭也比较高大的喀尔巴阡山。而达契亚的都城萨米泽杰图萨（Sarmisegetusa），就设置在了这个等边三角形的最西边，也就是剩下的那个边上。表面上看起来，核心区所占据的并非多瑙河中游下游平原地区的膏腴之地，然而核心区及达契亚都城设置，却让它在这块地区具备了天然的地缘优势——退可自保于高原之上山脉环绕之中，进则可以经略整个多瑙河中下游地区。

就像下棋一样，达契亚核心区，正好卡在了多瑙河中下游地区的“相眼”上。就地缘地位而言，达契亚核心区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山西，也就是河东。跟古代的山西一样，这块土地虽然比不了关中、洛阳、华北的肥沃，但表里山河的雄壮，足以让山西居高临下地形成对周边战略要地的地缘优势。

不仅有天时地利，还有人和。

当时的达契亚王国出了一位性格强硬，手段狠辣的英主——德西巴卢斯（Decebalus）。

原本在达契亚周边的多瑙河中下游地区，广义上有两家小霸王：一家是日耳曼人，包含了众多日耳曼大小部落，比如巴斯塔奈人（Bastarnae）和布里人（Buri）；另外一家是来自南俄草原，操一口北伊朗语言的外来户萨尔马特人（Sarmatia），比如罗科索拉尼人（Roxolani）和伊阿基格斯人（Iazyges）。然而，和这两套人马完全不同，达契亚人是色雷斯人(18)的一支，最后却像一根楔子一样，硬生生地在多瑙河北岸，抢占了一块地缘上最为险要的区域。

达契亚王国的带头人德西巴卢斯，功不可没。

不过，罗马人原本也不用如此惊慌。

对于整个多瑙河流域来讲，罗马人早已经占据了中下游最为肥沃的一块土地——潘诺尼亚（Pannonia）。这块区域属于多瑙河中游平原，罗马人的潘诺尼亚行省位于多瑙河以南，亚德里亚海滨迪纳拉山脉（Dinara Mountain，属罗马帝国达尔马提亚行省）以北的广大地区。这块土地不仅肥沃，而且向西还可以直接从今天斯洛文尼亚的山口进出意大利本土，也是阿尔卑斯山以东进出意大利波河平原最重要的天然通道。所以，潘诺尼亚不仅是罗马人的聚宝盆，还扼守罗马人的东大门，是罗马人的**。

不过如果真的以多瑙河为界的话，多瑙河两岸各自安好，就像今天的匈牙利布达佩斯一样，河西的布达属于罗马帝国，河东的佩斯属于蛮族，也算各得其所。然而潘诺尼亚对于罗马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个强大的达契亚出现之后，罗马人如坐针毡。

与此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之前我们并没有提及。

作为天然障碍来讲，多瑙河与莱茵河的作用不尽相同。

我们看一张欧洲气候图。

莱茵河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的控制，因此冬季河流并没有冰期，作为一条河面相对宽阔的河流，莱茵河足以起到罗马北方界河的作用。然而，多瑙河中下游，全部处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的控制，冬季严寒足以使河面结冰，春季河水融化还会有凌汛。而潘诺尼亚地区，就恰好处于明显的温带大陆气候区。

一句话，莱茵河作为界河，比较靠谱，就像中国的长江。而多瑙河冬季冰期较长，北方蛮族很容易依靠结实的冰面，起兵南侵，就像中国古代北方的黄河与淮河一样，很难成为天然界河。如果蛮族们乘欧洲大陆天寒地冻之际，向西越过冰封的多瑙河，进入一马平川的潘诺尼亚平原，再翻越阿尔卑斯山与迪纳拉山脉断裂处，穿过今天的斯洛文尼亚到达波河平原，就已经到达了罗马帝国的腹地。而事实上，罗马人当年确实在潘诺尼亚地区的多瑙河河面上，和蛮族开过仗。

公元173年，帝国五贤帝马可·奥勒留，就在潘诺尼亚地区的多瑙河河面上，被冰面上的伊阿基格斯人伏击。这场遭遇战，以罗马军团的胜利而告终，而此次战斗则被后世称为“多瑙河越冰战”（cross the frozen Danube）。

我们再回到最初的话题，五环之战。

在图拉真的对外征服期间，达契亚之战是不得不打的一场仗。这一仗的成败，关系到帝国在多瑙河以北的战略缓冲区。有了达契亚，才有可能守住冬季的多瑙河；守住冬季的多瑙河，才有可能守住潘诺尼亚，从而也就更有可能守住意大利本土波河平原的东大门。

所以图拉真当时起兵十五万，前后两次大军压境攻打达契亚，最后逼得达契亚国王德西巴卢斯自杀殉国。

代价固然高昂，但以图拉真为首的帝国决策者觉得值得。图拉真之后，三贤帝哈德良采取战略收缩的政策，放弃了两河流域。然而，多瑙河以北的达契亚行省，却一直耗费巨大的成本维持相当数量的罗马军团。这样的态势，一直维持到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罗马人才从达契亚地区撤回多瑙河南岸，而留在当地的罗马军团与本地达契亚人互相结合，最终形成了现代的罗马尼亚。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

帝国为了维护四环外的心理安全，在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发动了五环之战。而在国力不足以保有如此之多的战略缓冲之后，最后一块不能放弃的安全区，就是达契亚。那么达契亚也就成了罗马帝国版图上一块诡异的突出部。这块突出部三面受敌，却因为战略的宏观需求，顽强而坚挺地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换句话说，为了战略上的成功，罗马人必须出钱出人弥补达契亚地区在战术上的天然劣势。

达契亚，成了在多瑙河以北各路蛮族眼中的众矢之的。

达契亚，也成了帝国在发展之中，一个不断需要经济投入的无底洞。

这样的投入方式，长此以往一定会让帝国的财政不堪重负，因为一个帝国，不可能永远处于盛世，它总有衰弱的那一天。

罗马帝国的衰落，始于后五贤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