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九年（721）九月，李隆基下诏：封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开元年间，第一个三人宰相组合就此产生：

中书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嘉贞。

门下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源乾曜。

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

无论从官职的大小，还是拜相的顺序，张说都只能排在第三名。再者说，李隆基心里清楚，张说和张嘉贞不是一个执政风格，暂时给他挂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先利用张说的军事才能，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开元十年（722）四月，李隆基下诏：封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奉旨巡边。

按照朝廷的惯例，兵部尚书，尤其是挂着中书门下三品头衔的人，一般都是坐镇京师，遥控地方的厉害角色，很少有去外地办公的。如果说是为了朔方郡的安定，只需要派遣一名将军即可，没必要搞出这么大的阵仗，于是疑问就来了：究竟是张说主动要求去朔方的，还是李隆基的意思？

先看张说干了哪几件事。

第一件：处置康待宾余党康愿子的谋反。

康待宾死后，康愿子纠集了一帮好战分子，自立为可汗，宣布脱离唐朝的统治，张说平息了这场叛乱。随后，张说将六胡州五万多百姓迁徙到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安置，彻底断绝了后突厥的念想。

不过，此事发生在开元十年（722）下半年，张说不可能冲着康愿子而去。

第二件事：裁撤边关大军，重塑大唐的军事制度。

制度的核心就是：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府兵制度。

隋朝末年，战争波及全国，兵戈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鸡犬不宁，原先的户籍制度形同虚设，老百姓到处流窜，哪还有人安心种地，给朝廷缴纳赋税？

唐朝立国之后，李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老百姓重新编入户籍，找他们名正言顺地征收税赋。问题是，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交税，凭什么？

李唐统治者还是很讲究的，他们选择了一条温和的道路。

当时，朝廷和老百姓谈了几个条件：

国家承诺，凡是编到朝廷户籍的，只要你是年满18周岁的男丁，就可以获得一百亩田，其中二十亩是永业田，所有者去世之后，家中的后代可以继承。另外八十亩是口分田，农民活着的时候卖力耕种，除了给朝廷缴纳赋税，剩余的归自己所有。如果所有者去世，由朝廷进行重新分配。这就是均田制度。

算一算，如果家中有三个男丁，可以分得六十亩永业田，二百四十亩口分田，放在现在，绝对是有实力的农民。不过，老百姓拿了土地，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租：每个男丁每年向朝廷交二石粟。

调：交二丈绢、三两绵（或二丈四尺布、三斤麻）。

庸：每年服役二十日，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或布三点六尺）。

说白了，如果国家要搞土木工程，比如挖河、筑城，给前线将士运送军粮等等，当然也包括服兵役，每户的男丁必须服役二十天。不过，统治者为了减少老百姓的抵触情绪，特地规定：额外加役十五天，就可以免除男丁的调，加役三十天，租和调都可以免除，正役和加役的总天数最多不能超过五十天。

唐朝能走向中国历史的巅峰，和均田制、租庸调制度密不可分。政府以均田制度凝聚人心，以“庸”役的方式为朝廷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

想想看，国家没有职业军队，就意味着不需要在军事建设上形成常规性的开支，仅这一项，就可以节省大笔的财政支出。相应地，老百姓都从事劳动生产，干劲自然十足，有了财富积累，自然就想多生孩子，国家的人口因此越来越多。

长此以往，自然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那么，府兵制又是啥意思呢？

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支持下，各地的老百姓成了军队的预备成员，从戍卫边关到拱卫京师，全部由地方征调的农民组成。

唐朝初年，朝廷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共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折冲府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府编制一千二百人，中府编制一千人，下府编制八百人。

当时，朝廷以折冲府为基本单位，征调农民服役。在这个体系中，地方官府只有协助征调的权力，没有军队的指挥权，因为这项权力专属李唐皇室。

农民征调完毕后，统一交给中央十六卫来统领，分别是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其中，左右监门卫负责宫殿大门的守卫，左右千牛卫是皇帝的侍从和仪仗队。

其余的十二卫，除了拱卫京城，还要外出作战。每逢打仗的时候，朝廷任命将领，然后拿着兵部的鱼符，经过刺史和折冲府首领核验后才能发兵。战争结束之后，所有人遣散回府，将领回朝，不会形成拥兵自重的现象。

十六卫隶属于皇家，总部在太极宫南边，统称为南衙禁军。这种以折冲府为征兵单位，以朝廷卫府作为统帅机构的制度，在历史上被称为府兵制。

按照府兵制的运作规矩，每到服役的时候，老百姓准备好弓箭、毡帽、箭矢等个人物品，朝廷提供刀枪剑戟等常规化军事武器。上一批农民服完兵役之后，下一批农民再去换班。这样一来，地里的庄稼不至于荒废，朝廷又有源源不断的兵源，可谓皆大欢喜。

遗憾的是，府兵制有个无法避免的缺陷。如果遇到太平盛世，老百姓都可以按时回家，可如果打起仗来，朝廷就没法兑现承诺了。想想看，老百姓服役的时间只有几十天，加上在路上耗费的时间，几乎就是刚到就要离开。

贞观时期，唐朝纵横边关，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以此管理边境的秩序，这就需要一批常驻兵力。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被迁移到黄河附近，朝廷任命本部贵族为首领，允许他们自治，同时又会安排一批军队镇守。比如并州北部的天兵军，编制达到七万人。这也需要常驻兵力。

更何况，两军交战，农民能对主帅说，俺们的服役时间已经到了，可以回家抱孩子去的话吗？换作任何人，也不能在外敌入侵的时候无动于衷。

说白了，制度是贴在墙上的，真正执行的其实是游戏规则。

唐朝初年，农民从均田制中尝到了甜头，可到了后来，老百姓逐渐发现，只要你去驻守边境，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永驻边疆。二十天的兵役，做梦去吧！

就这样，轮番戍边的制度开始崩溃，大批的农民在边关定居。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可以多活几年，如果运气不佳，那就只好马革裹尸。

中国的边塞诗和闺怨诗，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在唐朝中期达到了巅峰水平，这与当时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在新的游戏规则下，产生了两个严重的后果。

第一，驻边的将士越来越多。

最初去驻守边疆的农民被留了下来，成了军队中的精英，朝廷肯定不会遵守诺言，放他们回去。然而，边境局势不稳，突厥蠢蠢欲动，军队数量自然是越多越好，各地的兵员还是源源不断地送往军府。就这样，戍边军队的人数竟然达到了六十万！朝廷虽然很有钱，但是养这么多人，确实挺费劲！

第二，大后方开始闹情绪了。

开元初年，全国在编的户籍数量接近七百万。人口多了确实是好事，可新增的男丁需要分田，土地从哪里来呢？很遗憾，古代的垦田技术很落后，土地的开垦速度永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不仅如此，盛世的时候，地主兼并农民土地的现象是最严重的，农民不仅分不到新的土地，还有无地耕种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还有谁愿意带着武器和粮食去服役？

据史料记载，李隆基为了弥补这部分亏空，甚至收回了朝廷官员的职分田，可最终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说白了，老百姓不是天真的蠢蛋，他们没理由为朝廷白干活，为了躲避朝廷的兵役，有些人选择远走他乡，成为流民，有些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便选择将自己的手或腿折断（天下户口逃移，巧伪甚众）。

开元年间，百姓逃离故土的现象非常严重，以至于朝廷的十六卫很难从地方征调兵力。张说在兵部和地方工作多年，早就看清了府兵制度的弊端，这一次前往朔方郡整治军务，回朝后给李隆基提了两个建议：

第一，裁撤二十万边防军，让他们解甲归田。

李隆基听闻此言，差点惊掉了下巴，于是质疑地问道：“爱卿啊，把军队裁撤了，如果边境再起战事，朝廷该怎么办？”

张说：“陛下，臣长期在边境为官，深知其中的弊端。之所以那么多人，无非是将领们想要拥兵自重，谋取私利。如果只是为了打赢战争，只需要留下精兵强将即可，其余的人可以回家种地。如果陛下不相信臣的话，臣愿意用家中老小作为担保，一力承担责任！”

李隆基：“既然如此，就按照你的意思办！”

第二，取消“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打造职业化的禁卫军。

张说建议，招募身强体壮的农民入伍，如果他们答应参军，朝廷免除所有的徭役和赋税，还可以拿朝廷的工资，做职业的军人！不得不说，张说的改革思路切中了府兵制的要害，更击中了李隆基最敏感的神经。

据史料记载，李隆基批准了张说的提议。十多天的时间，李隆基就召集了十三万百姓，这些人最终被安排到十六卫中，成了大唐职业禁卫军的班底。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张说镇压康待宾余党的叛乱，裁撤四十万军队，让老百姓得以归家，还解决了府兵制的痼疾，为朝廷招募了十三万职业化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