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天的功劳，李隆基该拿什么来赏赐？

几个月以前，张说不过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管是官职，为相的时间，还是权力的含金量，张嘉贞都可以全方位地碾压。如今，张说成为举国闻名的改革家，大唐王朝的政治新星，首席宰相张嘉贞又该做何感想？

张嘉贞能够容忍尚书省有一个逆天的存在吗？

在此之前，张嘉贞还是兵部办事员，而张说却是兵部侍郎。如今，身负一身荣誉的张说，能够容忍昔日的下属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

最主要的是，李隆基该如何平衡他们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张嘉贞的能力和品行，李隆基是瞧不上眼的。

张说到朔方郡出差的时候，李隆基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视察工作，张嘉贞身为中书令，自然需要同行。按照一般的套路，中央大员去外地出差，肯定会有低级官僚来拜会，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王钧，洛阳主簿，官职已经算不错了。不过，他似乎觉得生活很无趣，在家里琢磨，如今的政治风气很清明，御史应该是个很吃香的职业，因此打算巴结一下张嘉贞，捞个御史干干。

古往今来，巴结上官要么靠拍马屁，要么送钱送宅子。

不过，江湖盛传，张嘉贞虽然是最高级别的公务员，可清廉自律，对钱财和产业不太感兴趣。张嘉贞还有句名言：儿子如果争气，老子不用为他准备财产；儿子如果不争气，就算留一座金山银山也没用。

然而，王钧的价值观很世故，很接地气。在他看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天底下没有不爱财的人，张嘉贞过过嘴瘾，难道真的不给子孙留点家产？

就这样，王钧自作主张，在李隆基的车驾还没到洛阳的时候，便让人修了一栋宅子，准备送给张嘉贞。事情办得很漂亮，可王钧嘴上却没个把门的，在一场饭局之上，王钧喝高了，竟然将此事主动说了出去。

这个世上，只有永恒的八卦，没有永远的秘密。

当李隆基得知王钧想巴结首席宰相之后，气得暴跳如雷，直觉告诉他，王钧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据史料记载，李隆基将王钧叫到跟前，准备当着文武大臣的面，将他活活打死，以儆效尤。

不可否认，王钧只有死路一条，谁也救不了他。在官场上，官员最容易接受的死刑就是砍头，酣畅淋漓，没有痛苦，更没有人格侮辱。然而，李隆基打算用棍棒打死王钧，这已经超出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士子价值观。

大臣们纷纷求情，希望李隆基网开一面，将王钧拖出去斩首，成全他的颜面，也成全朝廷的颜面。

那么问题来了，当事人张嘉贞又是什么态度？

据史料记载，张嘉贞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按照规矩，处死朝廷命官需要得到皇帝最后的确认，也要等到正午的时候行刑，然而张嘉贞害怕王钧会胡乱攀咬，居然给有关部门下了条子，提前处死了王钧。

问题是，王钧已经承认给张嘉贞修了房子，这个事该怎么圆过去呢？张嘉贞灵光一现：王钧想要御史之职，这可是御史台管的事，只要一推二五六，说是御史大夫们想要从中牟利，不就行了吗？

于是，张嘉贞找来了御史大夫韦抗、御史中丞韦虑心，以首席宰相的身份训斥道：“王钧违反朝廷制度，公然索求御史之职，你们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恐怕是御史台的官员行为不检点，才会让下面的人主动行贿吧！”

李隆基默然。

群臣默然。

不过话又说回来，张嘉贞确实不知道此事，不能因为官员主动行贿，就把责任推到张嘉贞的头上吧。因此，李隆基只好随声附和，将御史台的官员训斥了一番，此事便算了结。不过，李隆基有种隐隐的失望：张嘉贞身为朝廷宰相，遇到大事的时候居然推卸责任，落井下石，毫无宰相的气度。

姚崇被罢相，因为犯了私结党羽的罪。

宋璟被罢相，因为有了恶钱处理失当的罪名。

张嘉贞呢？他把自己保护得很好，李隆基也拿他没办法。然而，随着张说的强势回归，张嘉贞的仕途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开元十年（722）十一月，广州都督裴伷先因事犯罪，李隆基让张嘉贞、张说等宰相商议处罚的办法。按照惯例，宰相们会事先商议，统一口径，实在不行，由首席宰相说一下处理办法，其他人附和，以免在皇帝面前产生分歧，影响班子的和谐。

不过，这一次却出现了意外。

李隆基：“张爱卿，你是中书令，你说应该怎么办？”

张嘉贞：“陛下，臣觉得，杖刑就比较合适。”

谁料想，身旁的张说听闻此言，急吼吼地说道：“陛下，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这是为了培养官员的自尊心和羞耻心。如果大臣有罪，该处死就处死，该流放就流放，为什么要羞辱他呢。臣以为，不应该对裴伷先使用杖刑。”

此言一出，张嘉贞的脸上顿时挂了一层猪肝色。

客观地说，张嘉贞的建议并没有什么问题。古往今来，朝臣犯了罪，皇帝确实可以赏一顿板子，既能惩罚罪臣，也能杀鸡儆猴。不过，张说太聪明了，他轻飘飘的一句话，公然把打板子和羞辱朝臣画上了等号。不仅如此，如果真要打板子，羞辱朝臣的就不是张嘉贞，而是李隆基。

李隆基轻咳了一声：“嗯，朕想了想，杖刑确实不合适啊。”

张嘉贞有种被五雷轰顶的感觉，皇帝这是在搞事情啊！

他自然不敢找皇帝的晦气，事后气呼呼地跑到张说面前，以上官的口吻指责道：“张说，你怎么如此不明事理，何必把这件事说得那么严重？”

张说气定神闲，回击道：“张大人，您别忘了，咱们都是读书人，能够坐上宰相之位都是一时的运气而已，你能保证自己不出事情，以后不受到惩罚吗？到时候别人把你拉出去打屁股，你面子上挂得住吗？”

在职场上，被领导教育是正常的现象，可是被下属教育，可谓是丢脸丢到外婆家了。张嘉贞可能还不知道，倒霉事正在快马加鞭地朝他撞来。

开元十一年（723）二月，李隆基带着张嘉贞和张说等人去山西巡视，却传出了左金吾将军张嘉祐贪污受贿的消息。张嘉佑是张嘉贞的弟弟，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有人在故意找事，准备向张嘉贞发难了。

开元一朝，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是李隆基最忌讳的事情。就在张嘉贞忧心忡忡的时候，张说找上门来：“张大人，陛下对官员贪污腐败痛恨至极，您的弟弟犯了事，处罚肯定是逃不掉的。下官以为，您还是身穿素衣，主动找皇帝认罪去吧，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呢！”

张嘉贞情急之下，只能按照张说的建议，身穿素服前去请罪。

然而，李隆基的态度十分坚决，张嘉佑犯事，必定会受到严惩。这件事，张嘉贞也脱不了干系，宰相就不用做了，还是去幽州做刺史吧！

开元十一年（723）二月二十三日，李隆基下诏：张说兼任中书令。

俗话说得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李隆基愿意重用张说，说明张说确实对他有不可或缺的价值，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举个例子来说。开元五年（717），在秘书监（国家藏书与编校工作的机构和官名）马怀素的建议下，李隆基选拔了二十名饱学之士，在洛阳设立了乾元修书院，负责编撰经史子集类的书籍。开元六年（718），李隆基将乾元修书院改名为丽正书院，增设了检校官，并将修书官改为丽正殿直学士。

没过多久，李隆基在长安也成立了丽正书院，并挑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读书人入院供职，其中就有秘书监徐坚、太常博士贺知章、监察御史赵冬曦等人。这些人都是名噪一时的文人，李隆基闲暇无趣的时候，经常会找他们切磋。

当时，李隆基给丽正书院搞了个高大上的定位：大唐文化制作和传播机构。说得直白点，贺知章等人不仅需要校订经典书籍，还要著书立说，向五湖四海展示大唐的文化底蕴，以及皇帝对文化事业的情怀！

张说升任中书令之后，李隆基又封他做了丽正书院修书使，全面主持丽正书院的修书工作。不过，这让中书舍人陆坚泛起了酸味，他在公共场合表态，说这帮人拿着朝廷最高的工资，整天躲在书院编修书籍，对国家一点好处也没有，应该立马裁撤，让贺知章等人全部失业。

张说回击道：“自古以来，帝王在国家安定的时候都喜欢大兴土木，自我享乐，唯独当今天子礼遇博学的儒者，传播先贤们遗留下来的文献典籍，这对朝廷的礼仪教化极有好处。至于耗费的那点钱财，实在不值一提，陆大人身为朝廷的中书舍人，怎么能如此不明事理？”

居高临下的口吻，恨铁不成钢的姿态，让张说首席宰相的形象灿烂得一塌糊涂，也让李隆基对他的好感直线上升。当然了，有皇帝在背后力挺，就要抓住这波机会，彻底走向人生巅峰。

据史料记载，张嘉贞下台之后，张说成为中书令，源乾曜则担任门下侍中。然而，张说一直不太习惯中书、门下和尚书省的运作模式，他想改。

开元十一年（723）十二月，张说给李隆基递交了一份奏折：建议将政事堂改名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由它们管理日常事务！

我们都知道，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和监督，皇帝御批之后，尚书省负责执行。唐朝初年，皇帝们的思路就是中央集权，最大程度限制宰相的权力，甚至开创了群相制度，以及政事堂议政制度。

所谓的政事堂，就是宰相们集体办公的地方，最初设在门下省。也就是说，中书令、尚书左右仆射需要到门下省集体办公，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本部办公。好处就是，一起办公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监督，可以充分交流。坏处就是，没有首席宰相，大家都有话语权，也很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张说想干实事，肯定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因此趁着李隆基心情大好，奏请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设立了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刑礼房。

想想看，这五个部门对应着尚书省的六部，只要在中书门下形成的决议，直接由五个部门执行，尚书省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几乎沦为边缘部门。

至于门下省，也因为中书省的存在，以及李隆基推行的首席宰相的制度，在权力体系中沦为配角。中书省成了名副其实的决策机构和行政机构。张说身为中书令，自然水涨船高，成了大唐最有权势的宰相！

据史料记载，张说做了中书令后，曾经推荐崔沔担任中书侍郎。按照惯例，中书侍郎是中书令的副职，不需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更不能在皇帝面前拆上官的台。然而，崔沔却认为，上下级之间应该互相尊重，遇事要各抒己见，这样才能杜绝错误政令的出现，因此屡次反对张说。没过几天，张说便以山东发生旱情为由，将崔沔外放为刺史，算是对他挑战上官权威的一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