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璟虽然不是中书令，却是名副其实的首席宰相。他奉诏回朝，究竟是给大家带来惊喜，还是带来灾难呢，同事们其实都很好奇。事实上，宋璟也很着急，皇帝任命你为首席宰相，总得干出点业绩吧？
开元五年（717）七月，宋璟把矛头对准了超级权贵：陛下！姜皎兄弟的权力太大，您给他们的恩宠又多，臣担心长此以往，他们的安全无法保障啊。
宋璟要找姜皎的晦气，确实有他的道理。
姜皎的爷爷姜行本是贞观朝的郕国公、将作大匠（皇家首席工程师），深得李世民信任，后来在高句丽战争中中箭身亡，李世民哀痛不已，亲自写诗悼念，并恩准姜行本陪葬昭陵。老爹姜柔远担任过内供奉、内事舍人（掌管皇帝诏令和奏折等事，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深受历代皇帝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姜柔远还是大奸相李林甫的外公。
姜家在朝中有地位，主要靠走皇家路线。姜皎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升迁到尚衣奉御（掌管皇帝衣服）的高位。当时，李隆基还是个王爷，姜皎觉得他气质非凡，因此主动结交。李隆基也欣赏姜皎的性格，二人倾心相交，最后成了铁哥们。李隆基登基之后，提拔姜皎做了殿中少监（大内总管，从四品）。
据史料记载，姜皎可以随意出入李隆基的卧室，可以参加李隆基举办的个人宴会，还可以和后宫嫔妃饮酒作乐。姜皎每次入宫，李隆基都会给他赏赐宫女、宝马和珠宝。有一次，姜皎在后宫玩耍，对一棵长相奇异的树赞不绝口，李隆基立马让人将这棵树移植到了姜皎府中，这样的恩宠，亘古未有。
李隆基铲除太平公主后，加封姜皎为银青光禄大夫、殿中监、楚国公，实封四百户，还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对姜皎忠君爱国的行为给予了褒奖。后来，李隆基又加封姜皎为太常卿（正三品，掌管李唐宗族的祭祀）、上柱国（唐朝对有战功人员的封赏，总共十二级，上柱国是最高级别，享受正二品的待遇）。
姜皎的弟弟姜晦，因为姜皎的缘故平步青云，担任吏部侍郎。
事实上，姜皎虽然级别很高，地位也很尊崇，可手中并没有实权，和宋璟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从私生活来看，姜皎也算中规中矩。至于姜晦，史书说是因为哥哥的缘故升官，可从他的履历来看，应该是很有能力和节操的官员。
当时，唐朝缺乏马匹，姜晦暗中运作，从胡人手中购得三十匹骏马，后来经营皇家马场，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朝廷想提拔他做黄门侍郎，可他坚持拒绝了。担任吏部侍郎的时候，下属经常暗箱操作，把选官搞得乌烟瘴气，可姜晦总能洞察猫腻，锐意改革，深得朝臣的认可。
自古以来，挡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更不用说剥夺别人半辈子奋斗来的政治前途。那么问题来了，宋璟为什么要找他们的晦气？
答案其实很简单：宋璟疾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在他看来，姜皎和皇帝走得如此亲近，要么是居心叵测，要么是皇帝被他误导了。也就是说，虽然姜皎兄弟没有犯错，可宋璟觉得他们错了，他们就是错了。
面对宋璟的请求，李隆基很为难。他从未怀疑过姜皎的忠诚，可宋璟是他提拔的首席宰相，这个面子必须给，只能牺牲好哥们的利益。
开元五年（717）七月初三，李隆基下诏：汉高祖刘邦创立天下之后，亲信大臣因为权力太大，最后都死于非命，东汉光武帝的南阳旧友，因为选择隐退，最后却能保全荣华富贵。朕决定，罢免姜晦吏部侍郎之职，改任宗正卿；免去姜皎太常卿之职，勒令其回家养老，保留上柱国、楚国公的待遇。
事实证明，李隆基完全是配合宋璟才下的旨，宋璟下台之后，李隆基立马就把姜皎任命为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随侍皇帝。
当然，除了没事找事，宋璟还是干了些正事的。
开元五年（717）九月，宋璟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折：朝臣和皇帝议政的时候，如果不涉及国家机密，应该让史官仿照贞观旧例，加以记录。
贞观时期，为了加强御史对朝臣的监督力度，李世民定了个规矩：凡是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重臣入朝奏事，必须有御史、史官随同，如果皇帝和大臣的言论有不妥之处，御史必须及时匡正，讨论的事情不管善恶大小，史官都应该记录在册。朝廷各衙门办公，必须在正衙举行，不许到偏殿或后堂。御史弹劾百官的时候，必须头戴獬豸冠，对着皇帝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奏表。
在这种制度下，皇帝和大臣想搞阴谋诡计，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李世民也很憋屈。
想想看，如果皇帝和宰相商议国事的时候，御史总喜欢插嘴捣乱，有时候一件事就可以争论半天，消耗时间不说，皇帝还得假装他们说的都是金玉良言，维护自己善纳谏言的光辉形象，多累啊。更何况，皇帝发表言论，史官是如何记载的，有没有做到不偏不倚，皇帝心里也没底。
武则天执政时期，许敬宗、李义府等党羽都是等御史和史官撤退之后，再偷偷摸摸地到偏殿或者后宫议事。这样一来，御史和史官的监督自然变小了。
不仅如此，武则天还鼓励御史和谏官风闻奏事，也就是不用调查事实真相，仅靠道听途说就可以弹劾朝臣，御史大夫和监察御史也可以相互弹劾。在武则天的黑暗统治下，贞观朝留下来的监督之风**然无存。
如果重新启动这套监督制度，无论是李隆基，还是朝中的宰相，包括宋璟本人，手中的权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不过，李隆基和宋璟都有公心，在朝廷风气和个人私欲之间，君臣联手选择了前者，确实让人敬佩。
开元七年（719）四月，开府仪同三司、祁国公王仁皎去世。他的儿子王守一奏请李隆基，希望能仿照窦孝谌的先例，将他父亲的坟墓建造到五丈二尺高。
按照唐朝的丧葬制度，一品官员的坟墓高度大约是一丈九尺，即便是埋葬在皇帝旁边的陪陵，最高也不能超过三尺，王仁皎凭什么建造到五丈二尺？
原因很简单：王仁皎是李隆基的岳父！而窦孝谌是唐睿宗李旦的岳父，他的陵墓便是五丈二尺的高度，不管怎么说，都属于有章可循，没毛病。
宋璟得知消息后，情绪非常激动。
据说，他给李隆基上了一道奏折：您又不是不知道，当年窦孝谌的坟墓修好之后，街谈巷议多么难听，只不过朝臣无人敢指责睿宗皇帝的过失而已，如今怎么能犯同样的错误呢？当年，太宗皇帝送长乐公主出嫁，嫁妆的标准超过了长公主，魏征极力劝谏，终得褒奖。韦皇后擅自加高父亲的坟墓，最后只不过让家族覆灭得更快而已。王同皎的坟墓修得高大一些，本来无可厚非，臣之所以劝谏，无非成全王皇后的美名。况且，陛下所行之事，子孙也会效法，不能不谨慎啊。
宋璟说的话很明确：要么效仿太宗皇帝，做千古名君；要么效仿中宗皇帝，为世人诟病。据史料记载，李隆基听完之后十分兴奋，夸奖宋璟能够按照礼法办事，维护皇帝的名声，十分难得，因此赏赐了四百匹绢帛。
还是那句话，皇帝都是演员，英明的皇帝都是优秀的演员。有时候，皇帝纳谏并不是真的认可这件事，而是迫于环境的压力，不得不接受这件事。皇帝是不是真的认可，主要看他的内心是不是愿意去遵守规则。
开元七年（719）十一月，李隆基使用皇帝墨敕，将岐山县令王仁琛提拔为五品官员。所谓的墨敕，就是没和吏部官员商议的情况下，动用皇权封官。
宋璟觉得很奇怪，李隆基为什么要偷偷提拔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县令？调查之后发现，此人居然是李隆基的昔日亲信。
奏折马上就递了上去：陛下啊，您要提拔亲朋故旧，本不是什么大事。然而，王仁琛已经被连续提拔，如果再破格任用，别人怎么能服气？况且，王仁琛是皇后的族人，陛下行事时应当考虑公众的舆论。臣认为，此事应交给吏部核查，如果王仁琛符合资格，臣会优先为他安排官职。
问题是，王仁琛要是符合吏部的提拔条件，李隆基能走后门？面对强势的宋璟，不仅王仁琛要认命，李隆基也得认命。
无独有偶，宋王李成器也给李隆基上了奏折，希望皇帝能看在他的面子上，用墨敕给自己的亲信薛嗣先封个小官儿。
李隆基：“兄弟，没问题，朕马上给你下敕书！等等……朕还是给中书省和门下省下个手谕，让他们来处理吧！”
很快，宋璟的奏折就来了：“陛下，薛嗣先担任过斋郎（隶属太常寺，负责打扫太庙），不过业绩不突出，应该没资格升官。然而，薛嗣先是宋王的人，封个小官也不是什么大事，可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每次任命官员都会考察他的能力和品德，而且都会通过中书省和门下省，臣认为陛下是贤明之君。如今面对宋王的请求，您并未直接下敕书，而是将此事交给臣，臣认为由吏部考核即可！”
宋璟的太极拳打得炉火纯青，此事交给吏部，肯定是没下文的。
这件事，宋璟虽然抬高了李隆基的光辉形象，可毕竟驳了他的面子。至于宋王李成器，连提拔亲信这点儿事都办不成，可谓是威严扫地。
不得不说，宋璟执政时期，有些事确实是为朝廷着想，有些事纯属找同事的晦气，比如让李隆基撸掉姜皎的官职。当然，宋璟敢这么干，主要是因为直来直去的性格，个人品行确实无可挑剔，可以拿两件事来说一下。
开元六年（718），广州传来消息，说当地的百姓很想念宋璟，因此建造了一块“遗爱碑”，意思是宋璟将德政和仁爱留在了广州。古往今来，能够得到百姓认可的官员可谓是凤毛麟角，一碑在手，对官员来说是无上的荣誉，对朝廷来说，也是皇帝用人有方，教化有度。
宋璟能获得殊荣，心里应该是挺满足的，可满足之后，他却给李隆基上了一道措辞谦逊的奏折：陛下啊，臣在广州并没有什么功德，百姓给臣立碑，无非是因为臣的职位和陛下的宠幸罢了，这是对臣的阿谀奉承。陛下如果想要根除歪风邪气，那就从臣的身上开始吧！
于是，刚刚被竖起来的“遗爱碑”，就在宋璟的谦让中被推倒。
没过多久，朝廷组织选官考试，一位叫宋元超的官员也参加了，可能是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他向主考官报了一个猛料：他是宰相宋璟的远房叔叔！
有了这层身份，吏部官员对宋元超自然是礼敬有加。宋元超更是满心欢喜，只等吏部结果出来，就可以走马上任了。谁料想，这件事被捅到了宋璟的跟前，他找到吏部官员，一本正经地说道：“宋元超确实是我的远房叔叔，不过我一直没见过他的面，如果他没透露这层身份，你们吏部按照规矩考核提拔也就是了，既然有了私人关系，就剥夺他的候补资格吧！”
历史告诉我们，有靠山很重要，了解靠山的脾气更重要。
据史料记载，宋璟做了四年宰相，并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反而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随处可见。然而，任何一个盛世的到来，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宋璟用他的忠正耿直，慢慢扭转了武则天以来昏暗的政治风气，为开元盛世的到来铺平了道路，这也是他为后人称道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