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已经很清晰了，帝国的首要目标就是安抚百姓，平定叛乱。

问题是，隋炀帝眼下坐镇长安城，远离了叛乱最集中的山东、河北等地，为了更好地主持大局，隋炀帝决定提前返回洛阳。

临行之前，太史令庚质上了一道奏折：“陛下，这几年朝廷东征高句丽，百姓疲于奔命，实在是苦不堪言啊。以臣看来，陛下还是不要出去了，先让百姓安心种地，不过三五年时间，天下必然稳定，百姓自然富足，到那时陛下再出去巡游，岂不是更好吗？”

话说得很有道理，隋炀帝也在考虑是不是要留下来。可就在此时，庚质蹦出了一句很刺耳的话：“陛下，如果您不答应留在长安，臣就只好告老还乡了。”

大臣辞官不做？这就有趣了。

历史上有不少谏臣，他们喜欢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以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其实这些都无所谓，只要你说的话在理，皇帝即便不喜欢，但碍于面子，也不会把你怎么着。但是庚质的行为过激了，这叫威胁皇帝，属于大不敬之罪，如果隋炀帝愿意，他有足够的理由来惩罚你。

无独有偶，这种事情在唐朝也发生过一次。

当时，唐高宗李治打算立武则天为皇后，褚遂良、长孙无忌、李绩等反对派进宫觐见，说出了一万条不能立后的理由，李治被逼无奈，只能沉默以对。

褚遂良看见李治既不说话，也不表态，于是将自己的官帽放在地上，随后又将象笏（古代朝臣上朝记东西的板子）扔得远远的，动作极其潇洒。就在大家目瞪口呆时，褚遂良来了一句：陛下，您今天如果不答应，臣就辞官不做了。

李治正愁找不到台阶，看到褚遂良行此昏着，当即暗爽了一把：“混账褚遂良，你这是目无君上，对朕大不敬，你不是想辞官不做吗？好啊，那朕成全你！”

群臣还没来得及反应，李治就蹦出一句话来：“将褚遂良贬为潭州都督。”

剧情瞬间发生逆转，随后的几天，李治抓着这件事情不放，将褚遂良一撸到底，还连带着指责群臣的不是。群臣只能暗骂褚遂良是猪队友，可从此以后再无人敢和李治提这个话头，武则天这才得以登上皇后之位。

皇帝都是同一类人，面对威胁自己的朝臣，绝对是零容忍的态度。很快，太史令庚质便被投入大牢，随后不幸身亡。

隋大业十年（614）十二月初九，隋炀帝从长安回到东都洛阳，颁布诏书，大赦天下。赦归赦，盗匪横行、起义军遍地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而且非常急迫。就在此时，隋炀帝出台了一个政令：令百姓迁居到城郭，就近分给田地。

《隋书》里面详细记载了隋炀帝的诏书内容：

设险守国，著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郛（fú）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襄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guǐ），萑（huán）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为事条，务令得所。

隋炀帝的意思是，自古以来，城郭就是保卫国家安宁，防御盗匪的手段。如今战争频繁，老百姓散居在各地，所以盗匪才有机可乘（指的是劫掠村庄和鼓动百姓加入起义军），因此从今以后，大家都进城生活得了。

在此之前，老百姓有三种主流生活方式：城居、村居和族居。

所谓的城居，就是居住在首都、州城、县城。当时，居住在城里的都是这些人：朝廷官员、商人、手工业者、医者，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奴婢。

中国有个词叫“士农工商”，千百年来，大家都以为这是古代社会的尊卑等级制度，这是完全错误的理解。士农工商是管仲改革的时候提出的概念，不过人家的原话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意思就是，这四个阶层都很重要，是国家基石一样的存在。

管仲当时之所以这样划分，就是想将百姓按照职业彻底分开。

一来嘛，大家同为一个职业，居住在一起方便交流，可以促进行业的发展。二来嘛，把你固定在一个阶层，你就不会想着去跳槽转业，不会心生异念，对朝廷的统治也有好处，因此，古代的职业基本都是世代相传。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士大夫负责搞精神文明工作，必须待在统治者身边。商人负责商品的流通和交换，提高统治阶层的生活质量。手工业者负责发明新奇古怪的玩意儿，让统治者和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和便捷。

农民的地位很高？这些都是洗脑的专业俗语，说白了，种田种桑这种职业的替代性最高，毫无技术可言，统治者只不过用了精神层面的小把戏，将你放在边远的农村，榨干你的剩余价值而已。

在古代，职业的含金量，决定了你的居住地点，就是这么简单。

对农民来说，想去城里生活，就能来去自如吗？

对不起，真的做不到。

朝廷户籍管理制度有约束，如果你居住在村里，里长、乡正必须监督你的存在，帮助朝廷统治你，如果放你离开农村，他们会受到刺史、县令等上级领导的问责。即便你能去城里居住，房子怎么办，经济来源怎么办，如果你的祖上没有房产和家产留给你，想要变成城里人，还真是一件困难的事儿。

农民没法进城，就只好在外面住着，也就是村居。

隋朝有明确的福利制度：如果你是三口之家，或者拥有五个奴婢，都可以获得一亩宅居地（类似如今农村的宅基地）。这块地是政府无偿给老百姓永久居住的，目的是将他们锁定在某个村落，便于朝廷的户籍管理。

所谓的族居，其实和村居差不多，只不过是同一个姓氏的人居住在一起。

隋炀帝的想法是好的，把人都集中到城郭里面，如果起义军想拉拢他们，必须得和朝廷提前打一声招呼。问题在于，想要跟着起义军闹事的百姓，你就是把他关在地牢也没啥用处，更何况是来去自由的城池。不想跟着起义军闹事，只想安安分分做农民的，你却让他们抛家舍业，远离故土，谁又乐意答应？

有时候，强行搞城镇化确实得照顾国情，照顾老百姓的情绪。

事实上，隋炀帝饮鸩止渴的行为并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反而将安分良民也推到了朝廷的对立面，因此这项政策也成为后世指责隋炀帝的原因之一。

漫漫时间长河，已经冲淡了历史人物的痕迹，同时将他们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洗刷得一干二净。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再去体会隋炀帝当时的心境。不过，我依稀觉得，隋炀帝的潜意识里仍然有一种错觉：真正给他造成麻烦的是土匪强盗，老百姓只不过受到了蒙蔽和**。因此，隋炀帝才下令将百姓驱逐到城郭，或者在乡村附近建造城堡，以此防备更多百姓加入起义军中。

客观地说，此时的起义军土匪、强盗、豪强、流民、百姓混杂，强行去界定他们的成分已经毫无意义。隋炀帝要做的就是赦免其罪，安抚百姓。

比如太史令庚质说的，别再出去巡游，哪怕是从长安到洛阳也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应该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比如下罪己诏，停止一切战争和工程。比如开仓放粮，收买民心，再将减免税赋的惠民政策落实到百姓头上。

直到此时，李渊、萧铣这些门阀世家仍然在选择观望形势，至于后来势力最大的瓦岗军首领翟让，也还躲在某个角落里怨天尤人，愁叹前途无“亮”。

所以说，隋炀帝还是有机会搞定叛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