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事情说清楚，还得再说一遍江南的情况。

隋开皇九年（589），南陈灭亡，隋朝正式接管江南。如何统治江南，是隋文帝杨坚面临的重大难题。他思谋许久，最终决定采取“关中本位”的国策。

大致的原则就是：排斥江南的遗老旧臣，用北方的官员管理江南。

比如，任命秦王杨俊为扬州总管，全面负责江南的统治；设置吴州、洪州、广州、桂州等八个州，任命北方亲信为总管；将千年古都建康城强行拆迁，让江南百姓对南陈彻底失去念想；下令焚毁所有南朝皇室使用过的器物。

隋文帝的“关中本位”国策引起了江南百姓的强烈不满。

隋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一场波及江南数十个州的起义拉开帷幕。

杨坚当即做出指示：起用杨素为将，用暴力镇压起义，同时撤销了秦王杨俊的扬州总管之职，让晋王杨广取而代之。如果说杨素的平叛武器是杀威棒，杨广的武器就是香甜可口的胡萝卜。

陆知命，吴郡世家（籍贯杭州富阳区），江南有名的士族代表。陈朝灭亡之后，陆知命带着家人返回了乡里。杨广明白，陆知命是江南士族代表，在当地很有话语权，因此屡次派人上门，主动示好，最终说服他归降大隋。随后，陆知命替杨广游说江南的地方豪强，最终说服了十七个城池前来归降，杨广不费吹灰之力便收编了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名叛军首领。

我们只知道杨素是平定江南的主帅，他用武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陆知命替杨广收编的城池和叛军，以及对稳定江南士族和地方豪强的意义，又该如何评价？

陆知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杨广呢，并没有想着招揽他，趁机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陆知命前往长安找老爹要官去了。

杨坚很大气：封陆知命为仪同三司，并赏赐了大片田地。

就在此时，陆知命上了一道奏折：劝杨坚迁都洛阳。

陆知命是江南士族的代表，他深知南陈的国情，既然已经归降了大隋，他就要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皇上啊，大隋想要站稳脚跟，彻底统治江南百姓，困守在长安城是没有出路的。

遗憾的是，杨坚拒绝了陆知命的建议。在杨坚的眼里，陆知命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名不副实。因此，此后的十余年，陆知命一直遭受杨坚的冷落，直到隋炀帝登基称帝，他才重新开始崛起。

杨广在江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结交智（左岂右页）（yǐ）大师。

智（左岂右页）大师（538—597），湖北荆州人，一生都在江南宣扬佛法，颇有自己的见解，也深受陈朝皇室的信任，陈朝灭亡之后，智（左岂右页）迁居庐山，开始了隐修生活。

杨广虽然没有笃信的宗教，却也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宗教，其实和儒学是一样的性质，说得好听点儿，是统治者亲近小老百姓的一种媒介，说得不好听，就是统治者奴役百姓的工具。

要说大隋王朝，皇帝的口径是以儒学为尊，道教其次，佛教则排在最后。

原因很简单：隋朝建立之初，需要儒学文化为它的合法性来背书，杨坚也想靠推崇儒家来拉拢门阀士族，因此儒学就成为官方钦定的最高文化。

如果落实到执行层面，不管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都很轻视儒学的发展。

原因也很简单：隋朝的儒学从业者混了这么多年，还是在啃数百年前的儒学老本，什么天人感应，什么君君臣臣，毫无新意可言（不像南宋的程朱理学，将儒学推向历史高峰），杨坚都不好意思把这套老古董搬出来忽悠臣民。再加上道教和佛教文化的渗透，让儒学文化并不是很纯正。

隋仁寿元年（601），杨坚曾经下过一道旨意，说官办学校的水平参差不齐，连儒学的基本要义都搞不清楚，因此废除了长安和地方的学校，只保留国子学。此举几乎将儒学打入到历史的深渊。事实上，杨坚打击儒学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儒学的最终解释权都掌握在门阀世家的手中，而这批人正是隋朝两位皇帝重点打击的对象。想想看，杨坚父子不弄他们弄谁？

相反，道教和佛教是普世的宗教，要么劝人清静无为，要么劝人一心向善，文化理念非常平和，深得统治者和老百姓的喜爱。

在南朝，尤其是南梁以来，佛教就被钦定为国家宗教。佛教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佛教受众之广，影响力之大，已经超出统治者的想象，所谓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的。

灭陈的时候，隋文帝还信奉儒学，因此命苏威写了一篇《五教》，打算用儒家的伦理文化来训教南陈的遗民，结果大家都知道，一场文化理念的冲突，直接引发了一场波及数十个州的遗民暴动，无数隋朝的官员被开膛破肚。

隋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杨广上任没过多久，便在扬州总管府的金城殿举办了一场“千僧会”，参会之人很多都是名震一时的佛教大佬。至于“千僧会”的重量级嘉宾，则是江南百姓公认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左岂右页）大师。

彼时，智（左岂右页）大师已经是53岁的高龄，杨广年仅22岁，仅看二人的年纪，很难将他们联想到一起。然而，杨广为了江南的稳定，拿出了满满的诚意，也拿出了自己对佛教的文化理解，最终打动了智（左岂右页）大师，将他顺利迎下庐山。

典礼之上，智（左岂右页）大师为杨广受菩萨戒，给予他佛门“总持菩萨”的法号，杨广则拜智（左岂右页）为师，给予他“智者大师”的尊号，师徒二人正式结缘。

隋开皇十五年（595），杨广再次邀请智（左岂右页）大师前往扬州，撰写了《净名经疏》。

隋开皇十七年（597），杨广再次对智（左岂右页）大师发出了邀请，并派遣使者前去迎接。

当时，智（左岂右页）大师已经重病在身，如果说数年之前杨广是为了大隋的统治邀请他出山，是出于政治目的，可岁月流变，时过境迁，杨广对他的邀请，已经变成弟子对老师的尊敬，对佛教的礼遇和保护。因此，智（左岂右页）大师并没有拒绝自己的弟子，而是选择抱病前行，给他撑这个场面。遗憾的是，智（左岂右页）大师并没有坚持到扬州，半路之上，大师体力不支，不幸圆寂，享年59岁。

听闻老师去世，杨广“五体投地，悲泪顶受”，伤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智（左岂右页）大师生前建造了三十六座寺院，圆寂之后，杨广遵照他的遗嘱，在天台山（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另行建造了一座大型的古刹，杨广登基之后，将之重新命名为“国清寺”，一直流传至今。

杨广对佛教的礼遇，一直持续到他被杀。为政期间，杨广在洛阳举办了佛教盛典“无遮大会”，又命人在扬州修治了数万本经书，还修治和建造了数万尊佛像，并将佛教文化推广到日本等国，对民族可谓是功莫大焉。

写到这里，其实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带着陈叔宝的嫔妃沈婺华南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陈朝皇室都已经归顺大隋，皇室后裔沈婺华生活美满，咱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是一家人呢？

带着番僧、道士、和尚、尼姑南下，也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大隋王朝虽然以儒教为尊，可那都是过去式了，如今佛教、道教才是我们大力支持的文化。

再者说，杨广做晋王的时候，和智（左岂右页）大师结下了善缘，也为南朝的佛教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隋朝和南方臣民是有共同语言的。如今，北朝的和尚、道士愿意跟随杨广混日子，你们还要犹豫什么呢，快到碗里来吧。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巡游扬州，只不过是继续拉拢南方士族，为大隋王朝的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而已，并非隋炀帝的私欲。

事实上，咱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况：隋炀帝此时就在盘算着父皇没有完成的伟业——征服四方，将大隋的天威波及四海八荒，以及对辽东的高句丽开战（老爹尝试着打过，可最终折戟沉沙）。那么，修建洛阳城，打通大运河，先安抚南陈民心，随后将洛阳、幽州和南边的扬州、绍兴等地连接起来，这将是多么宏伟浩**，震慑人心的帝王气魄啊。

历史证明，隋朝的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临行之前发布了好几个诏书，声称宰相们只知道坐在家里闭门造车；吏部大佬们考核官员，只看下面人的一张嘴，从来不做实地调研，考核的形式非常主观；朝廷的刑罚非常严苛，地方官员又喜欢阳奉阴违，致使百姓蒙冤，难以伸张正义。

为了不让百姓误会，隋炀帝甚至公开了自己的意图：长安不便于朝廷管理全国各地，因此朕才决定修建洛阳城，想要亲自巡视天下，使得天下无冤。

隋炀帝的一生，因为旁人的断章取义，蒙受了多少不必要的冤屈。这样的雄心壮志，竟然被形容为独夫民贼，国之暴君，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

隋大业二年（606）二月，隋炀帝坐镇在扬州，仍然不忘记遥控洛阳的官员：吏部尚书牛弘，你立即组织人手制定朝廷的舆服、仪卫制度。太府少卿何稠，你协助牛弘，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说白了，皇帝在家里应该穿什么衣服，衣服上面应该画什么样的禽兽，出行应该穿什么衣服，出行的仪仗应该有多少人？后宫需要什么样的衣服和仪仗？还有，大隋的官员究竟穿什么样的衣服？佩戴什么样的装饰？出行都用什么样的仪仗？不同等级的官员，地位应该如何划分？这些都需要大隋制定自己的标准啊。

时人都明白，鲜卑族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改变汉族的习俗，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以鲜卑族的打扮和风俗为荣。杨广表示，这不是他想要的。

隋文帝杨坚上任之后，曾经下过一道诏令，所有拥有鲜卑姓氏的汉族人，全部改回汉家本姓，穿汉族的服装，认祖归宗。遗憾的是，杨坚提倡节俭，朝臣们因此不敢奢华，他们身上的衣服，大多是破旧不堪，毫无色泽的货色，不仅如此，衣服的样式还不统一。大臣们上朝的时候，往大殿里一站，花花绿绿，破破烂烂，丝毫没有大国气派。

客观地说，杨坚执政的时候，许多国家基础工程都没有做到位。说白了，就是给儿子留了个烂摊子。隋炀帝难道要继续鼓励大臣穿低劣的衣服？找人统一服饰，提高衣服的品质，彰显大国的气派，又有何不可呢？

据史料记载，牛弘接到隋炀帝的命令后，带着自己的团队，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完成了方案的制定。隋炀帝回到洛阳之后，牛弘亲自带着方案汇报了一遍，君臣二人这才定下了大隋的礼仪制度。

举几个例子来说。

隋朝之前，官员都是戴皮弁帽，这种帽子出场率最高的就是在军事礼仪上，北朝崇尚武力，因此一直沿用着皮弁帽。这也就罢了，每个皮弁帽都有簪子，隋朝之前，全都是璎珞簪，这种簪子的材料都是丝线，说得难听点，帽子上都挂着和中国结一样的玩意儿，观感非常之差。

何稠说了，以后所有帽子，全部改用象牙簪。

比如，旧制的车乘，全都是在车辕上建造一个大木箱，驾车的人和天子一同乘坐在其中，何稠说了，这不符合天子的身份，建议从木箱中隔出一个单独的位置，专门给驾车的人使用，天子独坐箱中，彰显地位。

至于衣服的质量，全部从地摊货变成名牌货的品质。

即便是苛刻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改弦更张，自然要付出代价。

遗憾的是，某些史书居然这样渲染隋朝的礼仪制度改革：说是隋炀帝想要制作新衣服，因此需要许多羽毛，地方官员便四处寻找，看到一棵树上有鹤巢，想要上去端了它，结果爬不上去，便下令将大树连根拔起，鹤妈妈担心小鹤受伤，赶紧拔掉自己身上的羽毛丢给他们（鹤恐杀其子，自拔氅毛投于地）。

春秋笔法，不值一提。

隋大业二年（606）四月二十六日，隋炀帝的扬州之行结束，返回东都洛阳之后，隋炀帝便下了一份诏书：免除天下百姓一年的赋税。

在此之前，他已经接连下了两道免税的诏书。

第一道：免除因为战争而阵亡将士家庭十年的赋税。

第二道：免除江淮百姓一年的赋税，免除扬州百姓五年的赋税。

关于减税的诏书，史书上到处都是，堪称历史之最。那么问题就来了，隋炀帝是人傻钱多，冤大头吗？唐朝也有钱，可如此频繁地减税，并不常见啊？

其实，隋炀帝的原则很简单：减税，但是不减徭役。

他可能是在传达一个信息：我接下来要干许多大型的工程，先把你们的赋税全部免掉，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至于徭役，得靠你们倾力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