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明白，和实力大增的后金军硬碰硬，结果一定不会是他想看到的，所以他只能采取以守为主的策略，反对轻率作战，不给后金军可乘之机，并联合朝鲜对后金进行牵制。这些办法效果还不错，后金军一年多内“不敢轻进”，直到1620年。那年八月，明神宗驾崩，努尔哈赤率兵攻打沈阳，但没占到便宜，熊廷弼亲自督阵，将后金军击退，辽东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安心日子没过几天，就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了，这人就是被抓了的那个前辽东经略杨镐的叔父杨渊，他怪熊廷弼当初不仅不保奏杨镐，反而把他押解进京，于是他与和熊廷弼有矛盾的御史冯三元、大学士顾慥、尚书姚宗文等上疏弹劾熊廷弼，说他“在边地假名增税，勒索小民，声言筑城御敌，实是误国欺君”。

那时候，坐在龙椅上的人是明熹宗朱由校，他不问青红皂白，就下诏把熊廷弼关进监狱。眼看就要杀头，左辅杨涟急忙上疏挽救，才保住熊廷弼一条老命，一切职务当然被革了个精光。朝廷让一个名叫袁应泰的人替代熊廷弼。这人估计是个草包，任职不到一年便把辽东重镇沈阳、辽东首府辽阳丢了，他本人畏罪自杀，辽河以东全部成了后金的囊中物。

谁说历史不能假设？假设杨镐他叔父杨渊、御史冯三元等人不把私人恩怨置于国家之上，以“误国欺君”的罪名弹劾熊廷弼，辽河以东怎么会丢？他们和历史上那些真正误国欺君的混账一样，拿着国家的俸禄，好事不做，坏事做尽，他们心里其实早就没有了国家、人民的位置，因为那里早就被他们自己的私心占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