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在授予这些外戚官职时，孙太后就有一种预感，说了句“假如他们犯事，我也保不了”。后来，孙继宗、孙绍宗、孙显宗几兄弟果然犯事，被控与英国公张懋、太平侯张瑾等人侵占官地建立私庄，英宗大怒，孙继宗大惊，急忙请求辞职，英宗却不准，命他老老实实带兵。

从此以后，孙继宗再也不敢胡作非为。

其他胡作非为的外戚，都得到了相应的惩处，通过对外戚勋贵的整顿，被他们侵占的田产统统收回，英宗顺水推舟地分发给百姓耕种，百姓交口称赞。

直到明宪宗时期，成化十年八月，兵科给事中章镒上疏说“继宗久掌兵权，居其位而不尽职，确应罢退，以全其有始有终的名声”，再次上疏恳求辞官的孙继宗（时为太傅）才被允许解除军职，但“仍在后府视事，管理经筵，参预朝政”。孙继宗再辞，皇帝仍然不准，“只免其奏事承旨”。

成化二十年，孙继宗去世，获赠郯国公，谥荣襄。

孙继宗之后，外戚大多能谨身奉法，而且“谦谦有儒者风”，“怙恩负乘之徒”当然也有，但他们“所好不过田宅、狗马、音乐，所狎不过俳优、伎妾”，再也没人能混到手握军国大权的地步，更未形成朋党之势。所以说明代为外戚最为孱弱的朝代。

整个明朝未让外戚干政的历史悲剧重演，可以说是法治战胜人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