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古代名城里，“北京大名府”的历史见证了太多沧海桑田，特别是在号称“富宋”的北宋年间，这座大宋王朝的陪都曾是出名的繁华富庶。即使比起那堪称中世纪“超级城市”，叫无数文人墨客碎碎念的大宋东京（汴京）来，同时代的“大名府”也足以与之媲美。

而今天，这里只是隶属于河北省邯郸市的大名县，是一个有九十多万人口的普通县城。不过严格来说，当年的“北京大名府”跟今天的“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还是有区别的。

虽然在元、明、清年间的野史演义小说里，“北京大名府”依然非常红，是诸多宋元野史人物的“红人打卡地”。比如卢俊义、展昭、田赛彪等“野史明星”都在这里上演了爱恨情仇，古典名著里还有对其“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风光的描述。但早在明初时，昔日的“大名府”就已埋入泥沙。它的旧址距离今天的大名县，大约2—6公里路程。

如此“红”的一座城池怎么就埋土里了？

大名府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春秋霸主齐桓公曾在此地筑“五鹿城”，战国时更名为“元城”，一度是魏国的别都。东汉时改称大名县，南北朝时又成为北周的重镇魏州。只要是逐鹿天下的年代，这个有着极佳战略地位的城市就是各路列强眼中的制高点，打破头也要拿到手。

但那时的“大名”顶多也只能算是军事重镇。从一个战略要地变身为后来“极尽繁华”的名城，却是拜一项工程所赐：京杭大运河。

在隋唐时代，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航线，当时的魏州（大名）正是其重要一站。作为永济渠中段最重要的城市，发达的交通与频繁的商旅往来终于令其高速发展起来。经历了盛唐的繁华后，中唐藩镇割据的困局成了魏州（大名）的催化剂：这里作为著名藩镇“魏博镇”的治所，城市规模再次扩充，分为“大城”“罗城”“牙城”三部分，总面积突破100平方公里，正式升级为古代“超级城市”。

也同样是中唐年间的建中三年（782），当时的魏博节度使田悦为求好彩头，把魏州改为“大名府”。这个彩头也确实不负所望，大名府所在的河北道，人口数量居大唐第一，粮食产量居大唐第二，从初唐到中唐，大名府仅人口数量就增长了五倍。此时它已取代邺城、邯郸等“老牌城市”，成为富庶发达的河北道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所以在中晚唐以来的多次战争博弈里，大名府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拥有大名府的魏博镇，一度与卢龙、淄青、成德齐名，并称“河朔四镇”，给唐王朝找了一百多年麻烦。到了乱成一锅粥的五代十国，打遍北方的李存勖也是在这里登基称帝的。之后的五十多年乱世，“大名府”的名字换了好几个，到后汉年间又换了回来。无论名字如何换，其重量级地位一直没变，依然是国家巨镇！

这个“超级城市”最黄金的时代，当属北宋时代。

北宋立国时，燕云十六州已尽失，北方直面凶悍的契丹铁骑。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大名府就成了大宋的“北门锁钥”。多少次抗击契丹铁骑的战争里，这里都是宋军的指挥中心。前线数十万军队的粮草物资装备，更是全靠大名府来周转。大名府稳定，大宋战线就稳定。

随着《澶渊之盟》落墨，宋辽和平到来，大名府的地位不降反升。宋辽使节的每次来往活动，都必须过道大名府。宋仁宗年间，面对虎视眈眈的辽国，北宋王朝也将大名府升为陪都，整个城市仿照东京城的样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改造，建造皇帝专属的北方行宫，并屯驻精锐禁军。用宋神宗的原话说：“大名为天下喉噤之地。”北京大名府，就是彼时大宋境内仅次于东京的中国第二大城市。

从经济方面说，当时的大名府很多方面已反超东京。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北宋，原本就毗邻航道的大名府自然赚得盆满钵满。这里还是宋朝的丝绸产地，其号称“绫绢州”的丝织品常年畅销辽国、高丽。这里还诞生了古代农业史空前的枣梨嫁接技术，特产的“鹅梨”“棠梨”是享誉南北的名贵食品。大名府的赋税排在全国城市第二，酒水产量排全国城市第一，人口也是全国城市第一，是公认的“超级大都会”。

可以说，诸多野史小说里形容大名府的那句“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看似绚丽，对比历史却显得很“谦虚”。

经济发达，大名府的文化自然也无比发达。早在北宋前期，大名府就是大宋王朝的文化中心，引领宋初文坛的柳开、范质、宋白等名家都是土生土长的大名人。一本《全宋诗》收录了大名籍诗人三十三位，收录诗作三百七十三首。北宋学派“朔学”的两位中坚人物王岩叟与刘安世同样都是大名人。《续通典》《国史》等重要典籍也都出自大名文士之手。还有寇準（文学家兼宰相）、张咏（政治家、诗人兼纸币发明者）等传奇人物，早年都曾在大名府游学。

在整个北宋文坛，大名府出身的文士以“好刚有文”著称。诸多大名籍的名家不只有一手好文笔，更习得一身好武艺。其慷慨豪放的文风，为宋代文坛源源不断注入刚烈之气。没有大名府这个“大都会”，号称精美的宋代文化必然减色不少。

如此重量级的大名府，也是北宋大事件的见证者。当北宋“第一大都市”东京上演靖康之耻，徽钦二帝被金人“组团”俘虏时，作为“第二大都市”的大名府就是康王赵构（未来的宋高宗）的大元帅府。而随着赵构撒腿南逃，同样沦陷的大名府也结束了其“超级大都会”的好日子：先做了“伪齐”的“国都”，被战火**了一通，然后从金至元，渐渐沦为普通的府城，到明朝建文三年（1401），彻底在一场水灾里被淹没，埋入地下。

今天的邯郸市大名县，其实是明代重建的城市。

如此“超级城市”，为何会黯然谢幕，难道只怪“天公不作美”？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版图的变化。宋室南渡之后，中国南北对峙上百年，作为大名府“血管”的永济渠早已淤塞断流，大名府也就从此断血。元朝一统天下后，中国经济中心早已南移，河北也不再有唐宋年间的经济地位。元代重开的京杭大运河改道东行，不再经过大名府，新兴的临清等运河城市在接下来的六百年里，扮演了与当初“超级城市”大名府类似的经济角色。也就是说，就算没有1401年的那场大水灾，“超级城市”大名府的衰败也是必然的。

大名府的黄金时代虽然结束了，但其最终的归宿留下了重要的文物。由于被埋入泥沙，沉于地下的大名府旧城“躲”过了接下来的一场场战乱，至今仍保存完好。其原有的宫室、街区、建筑一概原样保存。目前出土的瓷器、钱币等文物，样样都令人惊艳。而在泥土之下，还埋着中国禅宗发祥地兴化寺、唐宋著名寺院红罗寺、大宋交通枢纽卫河古码头等重要遗迹，每一样，都填补了很多考古空白。

从这个意义说，今天邯郸市大名县6公里外的土地下，埋着的是一部厚厚的宋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