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从元朝中后期起，中日双方“你抢我抓”三个多世纪的“倭患”，特别是比起明朝嘉靖年间持续四十年，战火波及整个东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乱”，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在“倭患”这事儿上却很平静。为何会如此，首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国情的变化。

清代年间的日本，既不是元明年间那个群雄纷争的“战国时代”，也不是丰臣秀吉梦想“迁都宁波”的猖狂时代。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后，出于稳定自家权位的考虑，对外厉行“锁国”政策。除了长崎之外，日本对外的港口全数关闭，日本船只不许出海贸易，更不许擅自与海外往来，偷渡更是死刑大罪。只有中国、荷兰等少数国家的船只可以在长崎开展贸易，还要遭到严密的监视。

出个国都要死刑？如此严密监控的锁国体制，铲掉了倭寇作乱的土壤。元明年间倭寇们肆意驾船“觅食”，想打劫就打劫的“好日子”从根儿上就没了。

但拼命锁国的日本，与对岸大清王朝之间，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其实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对双方来说都无比重要的“洋铜贸易”，这就是当时“中日和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清王朝一统天下后，国家进入长久和平，但有一件大事关乎国家稳定：铜钱。要发行铜钱，就需要大量的铜，清王朝的产铜地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产量有限不说，运输更是十分困难。可这事儿每年稍耽误一会儿，极有可能就是要命的“钱荒”。

而与地大物博却缺铜的大清不同，日本虽说穷得叮当响，日用品要啥没啥，可金银铜等贵金属产量却十分丰富，可以说“穷得只剩钱”。而且虽说锁了国，但对中国的各种货物，日本社会需求量也极大。

那怎么办？拿铜换吧。所以，自1683年，随着清王朝平定台湾南明政权，中日双方也就心照不宣开始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洋铜贸易”。每年大批中国船只从宁波、广州等港口出海，满载着生丝等货物直奔日本，换取大量优质铜。

值得一提的是，虽说“康乾盛世”时代，大清朝对海外贸易高度紧张，乾隆年间更只留了一个通商口岸，但对“换日本铜”的买卖，清王朝却是政策宽松，只要是去日本换铜，中国商船甚至可以不管相关禁令，带去大批名贵宝货。对这项关乎国家财政稳定的买卖，比起其他外贸政策来，清王朝的态度实在是很开明。

这开明的态度也造就了一段后世几乎遗忘，当时却红红火火的中日贸易盛况。康乾年间，清朝每年开赴日本的商船常在百艘以上，每年登陆日本岛的中国商民一度多达万人。从1683年至1840年，中国商船累计从日本赚走了3.8亿斤铜。对双方来说，这是一笔持久双赢的生意，既然是双赢，中日双方当然也就尽力维持和平。

除了利益驱使，清朝没有倭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号称“漠视海洋”“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康乾盛世”年代里，曾拥有一支威震东亚海洋的海上力量。康熙年间，出于与东南“南明小朝廷”作战的需要，“弓马骑射”起家的清王朝也开始高度重视海军建设。从1683年中日开始“洋铜贸易”起，当时的清王朝海军正如日中天，主力战舰“鸟船”长50米以上，装备大型火炮三十门以上，即使比起亚洲海面上赫赫有名的荷兰战舰，继承明代造船技术的大清鸟船也能“单挑”。这样凶悍的炮船，在当时的清军水师里有六十艘之多。

如此凶悍的战舰，不但在战场上大显威风，在康熙年间还曾作为“封舟”，每隔几年就去册封琉球，等于是在日本海面上亮个相，威慑力极强。有这样强大的海上力量，周边哪家“邻居”敢轻易造次？

可最让人叹息的也正是这事儿。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这曾经强大的“鸟船”也大多被清王朝废弃，几乎是拆的拆，扔的扔。到了乾隆年间，清军最“巨无霸”的战舰也只有十一丈长。随着一批手工业图书被禁毁，清军水师的造船造炮技术竟然大步倒退。

也恰恰是在乾隆晚年，别看大清没有闹“倭患”，越南海盗却后来居上。当时装备有“大师船”的越南海盗团伙，其战舰往往比清军战舰大三四倍，号称“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凭着这份实力，从乾隆末年到嘉庆年间，每到春夏季节，来自越南的海盗船就会组团杀来，在广东至浙江的海面上大肆烧杀抢掠，气得乾隆、嘉庆两父子，多次抛下严旨，恨不得将这伙贼匪赶尽杀绝。

但实际上，到了战场上，由于人家船大炮多，清军的沿海水师每次都是能躲就躲，以至于稍有点钱的沿海商民，都得自发配备船炮，靠自家力量和海盗死磕。每次海盗来了，清军的“正规军”水师基本都是“登桅望”，能看热闹就看热闹。如果不是嘉庆五年（1800），越南海盗船在海面上遭遇飓风打击，外加越南国内形势变化，其国王主动铲除海盗势力，这曾叫清军躲猫猫的海盗，不知还会折腾大清多久。

自家海军不给力，就算没有倭寇，就算靠运气熬走了越南海盗，待到鸦片战争打响，面对英军的坚船利炮，依然还是叫天天不灵。被轰开国门的清王朝，随后陷入了落后挨打的深坑，在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里被昔日的“贸易伙伴”日本踩在脚下。

所以说，对方国情的变化，共同的贸易经济利益，固然是和平的必要条件，但自强才是根本。没有“倭寇”的大清朝，终为漠视海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