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记录在外国史料里的“古代中国独家故事”，其实各国历代都有不少。下面的这几桩趣味历史，都从新的角度成为古代中华文明变迁的历史大事的缩影。

1.《亚美尼亚史》：马超后人远走亚美尼亚？

三国时代英雄荟萃，蜀汉大将马超更是人气超高，这位评书里常见飒爽风姿的英雄，历史上却在47岁就英年早逝，有关其子孙的记载也从此寥寥。但在公元5世纪，亚美尼亚史学家莫夫谢斯的著作《亚美尼亚史》却语出惊人：马超将军的后代，就在我们亚美尼亚。

怎么跑这么老远？《亚美尼亚史》记载：公元3世纪时，有位名叫“马抗”的中国将军为躲避追捕，流亡波斯，刚在波斯站住脚，中国皇帝派的使节就杀到了波斯。为了不得罪中国，波斯国王只好把“马抗”送到亚美尼亚。这以后，“马抗”在亚美尼亚屡建战功，成为当地一代名将。其家族也在亚美尼亚繁衍生息，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马米科尼扬家族”。

那这位“马抗”何许人也？参考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恰与三国时代魏国灭蜀的时段相近。于是扬威异国的“马抗”就被很多后代学者猜测为三国名将马超的后人。也有学者认为，“马抗”并非中国人，或许只是个蹭中国热度的流亡者。但不管哪种说法为真，陆上丝绸之路时代，古代中国王朝的强大影响力却是由此可见。

2.提速日本史的“中国归化人”

在中国处于三国时期时，日本还是严重野蛮落后的“古坟时代”。但接下来的三百年间，日本人就像开了窍一般，农业、手工业高速发展，隋唐年间一度还敢叫板中国。日本为何会突然“开窍”？《大日本史》给出了一个中国史料里未曾记载的答案：多亏一群中国“归化人”。

何为“归化人”？原来公元4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的年代，在自称汉灵帝后裔的西晋人“刘阿知”等人的带领下，上万中国工匠为躲避战乱，落户日本，是为“中国归化人”。这些“归化人”也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江上波”等家族的祖先。

他们的到来，在当时的日本引发了轰动效应，很多人后来还成了日本的高官显贵，正是他们带给日本更持久的强心针：中国当时领先世界的丝绸、冶炼、纺织等技术全数传入，日本的本土手工业从此加速发展。尝到甜头的日本统治者更是瞪圆眼睛，只要中国有动乱，立刻不惜代价挖人。仅463年这一年，日本就软硬兼施从百济挖来大批中国工匠，中国先进的“准结构船”造船技术也正是在这时传入日本。

“中国归化人”的“科技加持”，正如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的感叹，简直让日本“顿形发达”。古代日本在中国隋唐年间跑步进入封建社会，耀武扬威要挑战大唐，然后被大唐军队暴揍一顿后，继续弯下腰来向中国学习，可见他们坚决的学习精神，确实自古就很强。

3.西班牙人羡慕嫉妒恨：我们的钱都流入了中国人的口袋

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控制的菲律宾马尼拉地区已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1567年，肃清倭寇的明王朝解除海禁后，大批满载丝绸的中国船从福建月港朝着马尼拉呼啸而来。本想大赚一笔的西班牙人，却很快发现了一个悲催的事实，如马尼拉大主教给西班牙国王的悲愤报告所说：我们的钱都流入了中国人的口袋。

明朝海外贸易利润极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此时西班牙人的文献资料最有发言权。墨西哥史料《中国之船》里记载：每到运载中国丝绸的船舶还在从马尼拉到拉美的路上时，整个拉美大地就开始望眼欲穿。《秘鲁总督辖区纪略》更形容：每次货船靠岸，当地的贵妇们就像过节似的，开始疯狂扫货爆买，以至于“她们毫不吝惜白银与宝石”。

在如此“刚性需求”下，明朝丝绸的出口量开始疯涨。《中国之船》统计，1583年以前，每年明朝来到马尼拉的货船大约有二十艘，每艘载货量大约三百箱。但1583年后，每年来马尼拉的中国货船一度疯涨到一百多艘，每艘船的载货量高达一千箱。西班牙贵族操纵的本土丝织业被明朝丝绸完全怼出南美洲，陷入穷到叮当响的境地。气得西班牙王室在明末时先后十次颁布严令，限制对明朝丝绸的进口。

可这巨大的贸易利润又岂能靠严令就禁得住？白花花的南美白银一直赛跑般流向明朝。西班牙出口明朝的贸易收益，最多时每年不超过17万比索。但每年明朝赚走西班牙的白银，1585年以前是每年30万比索，1585年后更是高速飙升，到明朝天启、崇祯年间时，已经超过了每年200万比索。西班牙从南美输入马尼拉的白银，四分之三都被明朝赚走，以至于《中国之船》记载，西班牙人无奈叹息：“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这买卖更赚钱的贸易。”

这碾压般的贸易优势见证了“明朝制造”，乃至古代“中国制造”最为风光的时代。

但令人叹息的是，明朝商人虽赚得盆满钵满，明朝低效的财政体制却无法通过这火热贸易增加政府税收。一边是明朝东南大量白银输入，商品经济火爆，另一边却是明朝西北越发贫困，政府收入裹足不前，动乱频发。晚明的动乱灾难，只看这桩西班牙史料里的火热贸易，就可体味其中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