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花雪月的宋词咏叹，欧阳修、宋祁等人不停写词作文“晒幸福”的篇章，宋朝文人、文官极高的社会地位，悠闲舒适的日常生活。这些煌煌史册里记载的宋代文人生活，常常引得历史爱好者们“身不能至，心向往之”。在某些“你愿意穿越到哪个朝代”的话题调查里，很多被这种生活激出无数文艺情怀的朋友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宋。

于是，风雅的宋朝也博得了一个响亮的名号：读书人的幸福时代。

可这个“读书人的幸福时代”，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幸福？不妨瞧瞧下面这几桩事。

1.看上去很美的官员俸禄

宋朝读书人有一桩出了名的幸福事，就是优厚的文官待遇，类似“包青天年薪数百万”之类的说法就流传了好多年，宋朝四品以上高官丰厚的“职田”“料钱”“职钱”补贴，寇準、宋祁等北宋名臣夜夜饮宴的潇洒，更是常叫读史者连呼眼热。似乎在宋朝读书登第后，过的一定就是这种躺着也有钱花的舒服日子。但他们的生活真是都这么舒服吗？

其实，人们说宋朝的生活富庶，也是相对而言的。一方面，比起汉唐时代，宋代的社会生产力确实上了一个档次，城市经济文化也更加发达，所以就有了后人大书特书的“城市官民富庶生活”。但另一方面，宋代的城市与乡村生活差距依然很大，不同级别官员的待遇差别也很大。就算是在宋朝官场上，这传说中“躺着有钱花，奢靡无尺度”的生活也只属于极少数人。

比如宋朝最基层的知县岗位，虽然也和高官们一样有“职田”等各种名目的补贴，但事实上，大多数的知县，所谓“职田”就是空话，县里的职田收入十分有限，摊上边远地区，更是连“职田”都没有。大部分的县令只能指望着12-15贯的月俸过日子。说句寒碜话，宋朝基层县令一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够京城高官晚上喝顿酒的呢。

基层的县令如此，更高一些级别的官员有时也好不到哪去。比如南宋官员潘良贵，一生宦海浮沉，曾经官至中书舍人，但由于为官清廉，一辈子也没攒下几个钱。《朱文公集》记载，他简直是“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日子相当清苦。

这样的清苦，其实是当时宋朝大多数地方官生活的写照。学者沈括的科技宝典《梦溪笔谈》里也曾记录了宋朝基层官员的惨状。有个穷书生找一位县尉大人求接济，县尉一听就哭笑不得，当场作诗回答：“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找我求助？我们家也就够糊口的。所以说，想要在宋朝过上诸如诗文里那样悠闲的生活，就算科场登第，也得这样苦哈哈熬出头才能享受。

可问题是，两宋王朝最穷最苦的岗位，却基本都是知县这类最亲民且最需要实干能力的岗位。拿着微薄的俸禄，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这才是多数宋朝读书人的真实写照。

2.严厉的两宋文化专制

当然，比起优厚的俸禄，宋朝另一个惹人羡慕的地方就是百花齐放的文化氛围。宋朝读书人自由的创作风气，争奇斗艳的作品，千年来也常被人津津乐道。但比起后世，两宋的文化也同样有异常严厉的一面。尤其让很多宋朝文豪感同身受的，就是同样严厉的文字狱。比如曾矢志变法图强的宋朝政治家蔡确，就是因为在流放路上发牢骚写了几首哀怨诗，立刻被旧党政敌们抓住把柄，紧接着就是一顿穷追猛打。不但诸多蔡确的好友同僚被株连，蔡确本人也再次被流放，最终含恨死于岭南，这就是北宋政坛上著名的悲剧“车盖亭诗案”。所以说，在宋朝写诗作词，风险也不小。

如果说这类悲剧还可以归咎于宋朝新旧党争时的特殊情况，那么整个两宋年间，大宋也常做另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禁书。

宋朝文化发达，书却不是随便就能出版的。特别是每当有权臣当家时，毁书禁书就成了日常操作。典型的如南宋秦桧为相时，在制造了岳飞冤案以后，为了掩人耳目，他的魔爪竟也伸向了图书文化：各类关于南宋抗金的史料，特别是关于南宋军队痛击金兵的第一手资料，全数被焚毁，甚至就连宋金战争时的官方档案文件也经一一甄别后，大肆焚烧。文化损失可谓触目惊心。

这样掩人耳目的毁书行为，也并非秦桧一人的专利。北宋末年时，蔡京当权的年月里，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著作就险些被全数焚烧。为了一己私利，大肆毁坏文化，无论放在之前的唐代，还是之后的明代，都堪称匪夷所思。

比起这类因为政争引发的毁书事件，宋朝官方对图书内容的管理也十分严格。特别是宋徽宗在位时，这位有着惊人文艺才华的帝王对图书抓得也很严。他曾在大观二年（1108）的诏书中说，诸子百家的图书，一律都要被禁止。甚至在北宋末年，连陶渊明还有李白、杜甫的诗都在被禁之列。而且“传习诗赋要杖一百”，读诗写诗，在那年头都是玩命的事。

就在北宋被金军包围，靖康之耻爆发的前夕，宋朝的国子监里还在大肆怒骂、批判改革家王安石，以至于落下了一句民谣：不管炮石，却管安石——国家都到最危险的时候了，还在忙这事。

3.要命的幸福

当然，说了宋朝这么多不幸福的事，也得说些幸福的。宋朝的读书人里，有一群人确实一直很幸福，那就是享受着优厚待遇的高官们。宋朝四品以上的高官，绝大多数人的待遇都很好：一品宰相料钱三百贯，外加比基本工资还要高的“职田”等补贴，朝中各级高官也是家家都有高工资。但大宋毁也是毁在这个幸福上。

北宋名臣范仲淹曾说：“四人或五人共司一职，六尚书九卿之位皆无正官，是朝廷六官九卿之职，无一正官，莫安其职。”也就是说，比起基层那些拿着低工资埋头苦干的官员，朝堂上这些待遇优厚的岗位基本都是四五个人干一个人的活，而且谁该干什么基本没有明确分工。所以大家全做甩手掌柜，拿着高工资混日子。

比混日子更可怕的是宋朝臃肿的官僚体制和庞大的财政支出，在北宋真宗年间，就曾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以至于宋真宗下决心裁一次员，他一口气就裁了十九万人。可裁完后，官员数量很快还是滚雪球般暴增。南宋也是如此，洪迈记载，南宋国土比北宋小得多，但官员数量远远超过北宋。甚至庆元年间，每四年就要暴涨一万多官员。涨幅之快，简直是“可不为之寒心哉”。

哪怕在官员人数比南宋还少的北宋末年，宋徽宗年间，淮南转运使张根也在叫苦，淮南二十个州的赋税只够养活洛阳城里几个退休的高官。与此同时，抗击金军入侵的战场上，河北边境的宋军，这些保家卫国的将士们却到了冬天都没有衣服穿，出现了赤膊上阵的窘境。如此这般，北宋靖康之耻的发生也显得理所当然。

所以，可以说，宋朝惹人羡慕的幸福，最有价值的，恐怕就是这过度的“幸福”带来的亡国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