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洗雪国耻,为何唐朝比汉朝快得多?(1 / 1)

1.大唐雪耻更痛快

作为中国古代史上两个威名远播的王朝,汉唐两大王朝有一桩“同命”的大事:雪耻。

西汉开国时,汉高祖刘邦差点在白登山被匈奴包了饺子。后来他虽然惊险脱困,却也迫于国力贫弱,咬牙定下和亲政策,靠着送公主送钱,勉强跟匈奴维持和平。直到憋气准备了七十年后,刘邦才终于在汉武帝年间再度亮剑,数十年追亡逐北,历经苦战,终于杀得匈奴逃的逃降的降,打出了汉朝的赫赫天威。

相比之下,大唐王朝的雪耻要快得多。虽然开国战争时被东突厥各种欺负,唐高祖李渊也一度向东突厥称臣,比汉朝和亲还更屈辱些。唐朝建国后也是动不动就挨揍,唐太宗李世民龙椅还没坐热,东突厥二十万大军就杀到长安城外的渭水边上了,唐太宗忍痛咬牙砸钱,才算“喂”得这群强敌满意而归。但大唐憋气没几年,在唐太宗即位第三年,也就是贞观三年(629)冬天就勇敢亮剑,十万唐军冒雪突击,把骄横的东突厥汗国一击尽灭。昔日耻辱一战洗雪,大唐“天可汗”的国威傲视东方。如此酣畅淋漓的雪耻速度,着实痛快。

那么问题来了,同是大一统王朝,同是开国之后百废待兴,同是面对北方强敌威胁,为何大唐雪耻比大汉更为快速迅烈?首先一个绕不开的原因,就是“运气”。

2.大唐家底更厚实

比起汉朝开国时天下残破,人口凋零,汉高祖出行都凑不齐车马的惨状,同样建立在战乱废墟上的唐朝,家底实在要厚实很多。

开国时的大唐王朝,人口经济损失同样惨重,一直到唐太宗登基初期,唐朝的关中与山东地区依然是连年旱灾霜降,北方大地一度“千里无烟”。但扔下这副烂摊子的短命隋朝也给唐朝留下了一个重要遗产:粮食。哪怕隋末天下四处大乱,隋朝竭尽民力搜刮的粮食依然装满了从中原到关中的大小粮仓。用唐朝名臣马周的说法,隋朝西京府库的存粮可一直供唐朝用到贞观年间。这份家底,确实比穷到家的汉初厚实得多。

而在曾经被迫向东突厥称臣,而后又在玄武门之变后退位的唐高祖李渊短暂的执政期间,也给唐朝留下了另一个重要家当:水利工程。唐高祖年间,唐朝完成了陕西龙门的黄河水引进工程,山西临汾的高粱堰灌溉工程也快速完成。这些及时竣工的重大工程,确保内忧外患的唐王朝有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开始放心地休养生息。

至于冷兵器时代的重要决胜资源——战马,唐朝也比汉朝富裕得多,虽然隋末战乱期间,隋朝苦心培育的战马大多散失。但拜隋朝完备的马场建设所赐,唐太宗依然获得五千匹优良种马,其中两千匹更是当时纵横天下的东突厥马。这些良马全被唐太宗放在陇右马场,而隋朝成熟的马匹饲养制度和畜牧科学也被唐朝完美继承,于是在短短数年间,唐朝战马如滚雪球般增加,单陇右马场一地,四十年间马匹就从五千匹暴增到七十万匹。即便是仅仅三年后,即贞观三年唐朝反击东突厥时,大唐也已经拥有了充足的骑兵力量。

正是凭着这份优厚的家底,比起开国时一直休养生息,直到汉文帝中期才开始升级军队的汉朝来说,唐朝一开国就可以放心地两手抓。一边厉行轻徭薄赋,全力发展生产,另一边军队建设也不放松。牢记渭水之耻的唐太宗,不惜重金厉行十二军建制,甚至亲自带着军士在显德殿训练,全力打造一支精锐部队。快速高效的备战,正来自这逐渐恢复的国力。

3.比匈奴更狠的东突厥

如果只看这几条,唐朝能快速雪耻东突厥,似乎要归功于“运气”好。但另一个残酷事实证明,这绝不单单是“运气”的事儿,因为东突厥,是一个比匈奴更强大的对手。

同是称雄草原的游牧汗国,比起技术落后的匈奴,东突厥的重要优势就是技术发达与贸易优势。早在南北朝时期,他们就以冶炼著称于草原,甚至有“锻奴”的美誉。而且由于控制了丝绸之路,东突厥人也能够通过贸易,从中亚地区源源不断得到技术与商品支持。凭此武装起来的东突厥军队,配备更精良的铁器装备,用唐太宗的说法,已到了“以甲胄为常服”的地步。

装备更精良的东突厥人,虽说在隋朝鼎盛时没少在战场上吃亏,但在唐朝开国时却一度压着唐朝打。唐高祖年间,受够东突厥窝囊气的唐高祖,也曾一怒向东突厥开战,结果却是连战连败,特别是武德八年(625)的朔州大战,唐朝右卫大将军张瑾全军覆没。武德九年(626)的会宁与兰州大战,东突厥更是来回横扫,几乎如入无人之境。被打怕的唐高祖李渊在太子李建成的撺掇下,甚至一度想烧掉长安城,迁都到河南邓县一带去,幸亏被还是皇子的李世民拽住了。

除了被动挨打外,刚开国的唐朝其实也给自己挖了不少坑,在当时的唐朝太子李建成力主下,为躲避东突厥威胁,唐朝竟一度把隋朝时的五原要地全数放弃,使得东突厥可以放牧到黄河以北的榆中一带,这等于是北方开了大天窗。为什么唐太宗刚登基就被东突厥怼到渭水边?就是他已故的“好哥哥”李建成给挖的大坑。

所以,面对这个空前强悍的对手,踩着“挖坑大哥”李建成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只靠“家底厚”显然还不够。唐朝得胜的重要原因,是高人一筹的战略格局。

4.战略格局更胜一筹

初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被东突厥人在渭水边一顿敲诈勒索后,他就咬牙切齿地说出一句名垂青史的豪言:将欲取之,必固予之。

誓言“取之”的唐太宗李世民并非一腔热血乱打。除了三年如一日厉兵秣马,拼命提高唐军装备战力外,他所做的更是古代中原王朝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细战略布局。

首先一个举措,就是在东突厥眼皮底下钉个钉子:张公瑾出任代州都督。张公瑾,这位策划“玄武门之变”的智囊又被唐太宗用在了刀刃上。在毗邻东突厥的战略要地上,张公瑾一边整军备战,一边紧盯东突厥境内的一举一动,以他精准的洞察力和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不停搜罗和解析东突厥的军政变化。曾经来去如风,动辄荼毒一片地区的东突厥铁骑,从此在唐太宗眼里渐渐没有了秘密。

就在张公瑾紧盯东突厥的同时,面对北方草原战云密布的局势,洞悉东突厥内情的唐太宗也开始了举重若轻的分化瓦解。经过唐王朝一连串成功的“情报战”,东突厥的二号人物突利可汗终于从跟唐王朝互通书信往来,到彻底被唐太宗牢牢掌控。在唐朝亮剑反击的前夜,突利可汗送来表文,表示愿意归附。唐太宗轻松一声感叹:“(东突厥)非穷困,肯如此乎”——强大的东突厥,离衰败已不远了。

更空前的是唐朝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伸”到了东突厥治下的各部落里。多年的暴虐征战,东突厥各部落怨声载道,大唐的关怀却来得恰到好处:东突厥东部的契丹等部落很快归附了唐朝,东突厥西北部的薛延陀汗国也绕过大半个草原来长安朝见,变成大唐册封的“真珠毗伽可汗”。一统草原的东突厥汗国,在大决战开始前,就已经被唐王朝步步为营,瓦解成一盘散沙。

于是,到了贞观三年八月,一直负责东突厥情报的张公瑾终于向唐太宗发出了振奋的声音:此时大唐出兵,已经有六大必胜理由:突厥可汗暴虐失民心,突利可汗反叛,薛延陀汗国反叛,突厥境内天灾,突厥内部矛盾重重,突厥境内的被掳汉人群起响应将接应朝廷大军到来。

所有这一切,都随着十万唐军的冒雪出击一一得到验证。一边是唐军连战连捷,一边是薛延陀等部落纷纷参与,奋起“群殴”东突厥。大唐王朝的大国崛起,就以这种摧枯拉朽的方式,顺风顺水地完成了。

恩恩怨怨,历经千年,自然已成过往。但这场干脆利落的精彩雪耻,真正值得铭记的意义,却是格局超远的大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