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凄风苦雨的历史上，当家的崇祯皇帝有一个出了名的叫人抓狂的毛病，就是有极大的猜忌心。晚明朝堂上的官员，无论是追击农民军的孙传庭、卢象升，还是在松山血战八旗的洪承畴，只要稍微有些能力的，基本都活在他无边的猜疑里，举手投足稍微“出格”点，一不留神就会犯了他的忌讳，不是被他猜忌到悲壮殉国，就是被他瞎指挥到狼狈投敌。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读史者提起，无不发出一声叹息。

而有一个人，崇祯对他却是百分百的例外，不但自从相识就一直毫无保留地信任他，甚至对此人寄托无比热切的希望。用崇祯自己的诗文说：“严梅今暂做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简直是把此人看作当年为汉朝平定七国之乱，缔造煌煌盛世的一代军神周亚夫。

这位崇祯眼里的“大明救星”，正是在后世史料里惨遭千人踩万人捶的明末政治家，明朝亡国的公认罪人——杨嗣昌。

1.看上去是很卓越的英才

杨嗣昌，字文弱，湖南常德人，是一个23岁就中进士的青年才俊。其父是崇祯初年时临危受命，招抚西北农民军的名臣杨鹤。当时的杨嗣昌俨然是名门贵公子的模样，但未曾想到，父亲杨鹤招抚农民军其实是踩了大坑，被“招抚”的农民军翻脸又造了反。掉进坑里的杨鹤悲惨地被撤职流放，落得凄然而死的下场。

面对如此大的家庭变故，曾经悠闲自在的杨嗣昌立刻展现出了令崇祯吃惊的状态：不哭不闹不喊冤，反而主动上书崇祯，要求替父亲服刑。满腔忠孝情怀，让崇祯连连嗟叹。到了崇祯十年（1637），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崇祯毅然拍板，把正在家里服孝的杨嗣昌直接招回来，一下提拔成兵部尚书，升迁之快，轰动朝野。

这番快速升官的奇迹，放在明代三个世纪的历史上也堪称十分罕见，所以被好些人津津乐道，用来嘲笑崇祯用人无方。但如果细看当时的杨嗣昌，必须说，崇祯信任他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杨嗣昌，也拥有几项卓越的素质，俨然一副优秀人才的模样。

除了那感动崇祯的孝心外，杨嗣昌让朝野同僚服气的是他博闻强识的工作能力。身为兵部尚书，全国的军事局势走向全在他脑袋里装着。很多明代史料记载，每次向崇祯奏事的杨嗣昌，不但有问必答，而且每个要害问题都能说得头头是道。每一处战场的地理地形，乃至带兵的将领素质，全都张口就来，显然是做足了功课。

如此做足功课的态度，活字典般的工作能力，放在当时满朝庸碌、一问三不知的官员中间，俨然是一股清流。当然叫崇祯越看越喜欢，渐渐引为心腹。

比起这勤恳到风风火火的工作表现，杨嗣昌更令崇祯震撼的是他卓越的眼光。

此时的晚明王朝已经深深陷在两线作战的泥潭里，关外的八旗军打得凶，关内的农民军跑得快，明军要么被揍得鼻青脸肿，要么被耍得团团转。大家都知道，如此窘境，大明迟早被活活耗死，可到底该怎么办？杨嗣昌之前，各路文武臣工谁都拿不出靠谱的办法，但到了杨嗣昌这里，就有了靠谱的办法。

杨嗣昌提出与后金（清）议和的主张，而且主动担当责任，明知满朝文武反对，私下里还是不停与后金接触，等于是主动替崇祯背黑锅，为明朝艰难奔走。而比这更靠谱的，就是杨嗣昌新型的绞杀农民军战略，即“四正六隅十面网”计划。全国划分战区，每一处都负责到人，四面张开天罗地网，叫以往跑得快的农民军从此无处可逃。从战略本身看，确实抓住了流动作战的农民军最为致命的死穴。

综合说来，深受崇祯信任的杨嗣昌，一如职场上许多优秀员工一样有着风风火火的工作作风，更有豪气的战略眼光。属于领导者打眼一看就会深深喜欢的英才。这么看来，崇祯信任他，似乎没啥毛病。

但事实上，看似“国家干城”的杨嗣昌，看上去卓越的外表下，却有着致命的缺陷。

2.狭隘的胸襟

杨嗣昌的第一大缺陷，就是他狭隘的胸襟。

虽然在晚明政坛上，“狭隘的胸襟”并不算特殊现象，党争泛滥的明王朝发展到崇祯年间早已是党同伐异成风。官员们互相拉帮结派，别管国家大事如何，互相拆台最要紧。正是这多年如一日的互相倾轧，才把多灾多难的大明朝倾轧到水深火热的程度。

比如杨嗣昌极为得意的“和议”谋略，虽说放在明朝当时的背景下，与后金议和当然是有其道理。这样一件敏感大事，想说服朝野同意相当不容易。如果想水到渠成办好，自然要讲究方法，但无论如何执行者海纳百川的胸襟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

隆庆年间与俺答汗的“封贡和议”就是典型例子。一样是双方结了多年仇，一样是满朝文武反对，一样是党争成风的年代，但主持“封贡和议”的高拱、张居正两大名臣，能搁置朝臣间的争议，耐心在大臣中活动，终于通过“封贡票决”的方式成功实现了对俺答汗的册封，换来了大明朝西北边境长久的和平。这个艰难的事，要靠胸襟、责任感撑起来。

但放在杨嗣昌这里，事情就简单粗暴了。在杨嗣昌看来，只要主张不同就是有你没我。反对和议就是反对我，必须要想尽办法踩翻整倒。崇祯十一年（1638），破关南下的皇太极兵临北京，杨嗣昌的“和议”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担当抗敌重任的宣大总督卢象升坚决反对和议，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就算要和议，北京告急的危机局面也不能解除，团结抗敌才是硬道理。

可满脑子要立大功的杨嗣昌哪有这团结抗敌的觉悟。结果卢象升在前方浴血奋战，杨嗣昌在后方不停给卢象升进谗言，害得卢象升的军队近乎被调光，孤军陷入数万清军重围，最终壮烈殉国。甚至当卢象升的死讯传来时，杨嗣昌还不肯作罢，竟然鞭打士兵，威胁他们诬陷卢象升。可怜大英雄卢象升的尸首被扣四十多天都未上报。就这党同伐异的表现来说，秦桧见了杨嗣昌都要道声惭愧。

而这一切，只因卢象升不同意和议。

杨嗣昌这番狭隘，后果无比严重，作为农民军最惧怕的将领，卢象升立功颇多。他的殉国，等于是杨嗣昌亲手替李自成等人除掉了克星。和议还没成，就先自毁了长城。

以这种“有我没他”的狭隘风格，就算杨嗣昌满腹锦绣，自然也难成大事。

3.拙劣的执行力

比这狭隘胸襟更要命的，是杨嗣昌拙劣的执行力。

杨嗣昌的工作表现，看上去十分高效认真，但做关键事的能力，还是暴露了他的水平。

以杨嗣昌最为得意的“四正六隅十面网”战略来说，杨嗣昌想得很美满，但要想实现战略，就要有钱有粮。为了能够快速实现目标，杨嗣昌毅然说服崇祯出台了空前加税的政策。结果是以火浇油，虽说李自成随后遭到惨败，但沉重的赋税把更多的农民推到了造反的路上。后来李自成能够东山再起，“兵源”正是杨嗣昌帮的忙。

待到张献忠肆虐华中时，认真的杨嗣昌也决定亲自统兵出征。与他拙劣的战略指挥能力一样，他的临阵指挥能力也严重欠缺。真正的战场指挥并非读几本兵书这样简单的事情。不明白这个道理的杨嗣昌，进了四川就被耍得团团转，左良玉等军将们，他更无力节制，结果气喘吁吁乱追一番，张献忠却奇袭了武昌，杀了楚王。酿下“失藩”重罪的杨嗣昌在惊惶之中，死于大明亡国的前夜：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

杨嗣昌死了，可是在他拙劣的表现下，农民起义已经开始燎原，良将尽数殉难的明王朝也到了生命弥留时刻。可以说，三年后崇祯帝自尽殉国的结局，最大的坑，就是杨嗣昌挖下的。

风雨飘摇的明末，摊上了崇祯这样“不太会识人”的帝王，外加杨嗣昌这种“看上去很优秀”的庸臣，自然神仙也难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