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清朝故意隐瞒的强人

清朝有一桩亮眼的文化成就，就是编修《明史》。历经九十年的修订，三百三十二卷的庞大篇幅，涵盖明代三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人物事件。其涉及之广，人物史料之翔实，都堪称独步古代典籍。清代史学家赵翼标榜说：“近代诸史……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然而，在对待晚明的一位巡抚时，这个号称“史上最完善”的《明史》突然变了脸。哪怕在明末相关的史籍上，此人筹谋辽东的风姿，浴血沙场的功勋，都是篇篇激动人心，《明史》的编订者们却选择性失明，一个字都不整理，硬是把这位曾经名满天下的英雄活活排挤出《明史》。

难道是《明史》的编订者们有眼无珠？事实上，终整个清代，这位被《明史》故意排挤在外的强人都让清王朝高度紧张，其个人著作乃至记载其事迹的史料一度都被焚毁。读书人写文章时，只要提到此人姓名，几乎就是杀头大祸。甚至到了清朝灭亡前夕的光绪年间，纪念此人的牌楼依然被清政府悍然拆除。抹掉有关此人的一切记载，俨然成了清朝三百年里官员们的一项“常规工作”。

如此让清王朝讳莫如深的人物，正是明末军事强人：袁可立。

2.蒙冤二十四年的“青天”

在成为让清王朝难以启齿的军事强人之前，袁可立还有另一个名满天下的身份：查案强人。

袁可立，字礼卿，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河南睢州。睢州，即唐代安史之乱时，满城浴血抗击的小城睢阳，在这个“硬骨头”城市长大的袁可立，也长成为一个“硬骨头”汉子。27岁科场登第后，他更以天不怕地不怕的胆子，不停地闹出大动静。

先是在苏州推官任上时，刚到任的袁可立就硬怼应天巡抚李涞。他明知李涞有内阁首辅申时行撑腰，还是毫无惧色一顿查，把李涞勾结地方士绅，陷害清廉太守石昆玉的烂账几下子就查得清清楚楚，硬是叫这个跋扈巡抚灰溜溜地罢官走人。接着他乘胜追击，一口气复查了当地上千件积案，给大批蒙冤者昭雪抚恤。当地史料形容，苏州当地原先人满为患、关押大批无辜者的监狱，很快让袁可立治得空空如也。

就这样，早年在司法战线奔忙的袁可立，从来都是走一路洗一路冤情。不管是在苏州任推官，还是调任京城做监察御史，都是这般有胆有识的风格。甚至在巡城御史任上时，他还曾不惧各方威胁，当街斩首法办了闹出人命的太监，收获了“真御史”的绰号。万历年间的御史，要论真正忠诚干练的，当数袁可立！

在亲眼见识了万历皇帝怠政误国的丑剧后，“真御史”袁可立再也忍不住了，他愤然上书直言，比起那些为骂而骂的奏折，袁可立每句每字都在说实在话，把此时明王朝财政、国防的各种危机，摆事实讲道理，说得一清二楚。也因为说话太直接，万历皇帝看完就炸了毛，干脆利落地把袁可立一撸到底，直接削职为民。这就是晚明一桩长达二十四年的冤案：震门之冤。

蒙受冤屈的袁可立呢，回家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都在睢州老家闭门谢客，谢绝一切往来应酬。只有一次例外：万历四十二年（1614），万历之子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趁机在睢州横征暴敛。袁可立再次愤然站出来与之交涉，一番据理力争，终于叫福王一伙人乖乖走人。历经打击，身负冤情，袁可立，依然是那个为民请命的袁可立。

不久之后，他就如一把锋锐宝剑，呼啸着挥向那个叫大明朝满朝抓狂的强敌：后金八旗。

3.不世之功，扼腕命运

泰昌元年（1620），万历皇帝驾崩，明王朝下旨为袁可立恢复名誉，任命其为尚宝司丞，次年又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奉旨祭奠孔子祖陵。58岁的他，此时正是仕途春风得意时。但袁可立的眼睛，早早盯住了大明朝此时最水深火热的地方：辽东前线。

天启二年（1622）四月，60岁的袁可立正式受命，出任登莱巡抚，扛起了大明朝边防线上的重担。而此时的登莱乃至山东全境，各地白莲乱军四起，兵士纷纷逃亡。袁可立上任路上，就多次遭到乱军袭扰。毫无惧色的袁可立，亲自带兵冲杀敌阵，连他六十多岁的夫人也亲自上阵擂鼓助威。就这样走一路杀一路，袁可立一行人才算有惊无险，赶到了风雨飘摇的登莱。

之后，不到三年时间，残破不堪的登莱竟然改头换面：乱军全数被扫平，海岸线上修起了坚固炮台，市面上商旅往来繁荣，海面上战舰云集，一支战斗力强大，规模多达五万人的崭新部队华丽亮相。这个明朝海防要冲，已然成了一支顶向后金的强力犄角！

那这“犄角”的战斗力如何？体会最深的，就是海那边的后金政权。

天启二年，袁可立主动出击，利用海上运输优势，陆续清理辽东半岛海面上的后金军队，以登莱为通道，明王朝与朝鲜、琉球等属国的通道全数打通。辽东海面成了大明船队的天下。

从天启三年（1623）起，呼啸而来的登莱船队让骄横的八旗吃了血亏。是年三月，袁可立的舰队就出没于旅顺、平山等地。六月，袁可立与苦战皮岛的毛文龙密切配合，多次袭扰后金部队。七月，袁可立的部将张盘一举攻克金州，拿下旅顺、望海堡等要地，漂亮收复辽南失地。被狠打了闷棍的后金，这下“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损失十分惨重。

如果说这几次胜利，还只是打了后金一个冷不丁，那么接下来，后金八旗将更直接地体会到袁可立麾下那爆表的战斗力。天启三年九月，红了眼的后金大军，深入到旅顺、金州地区疯狂劫掠，被早有准备的袁可立一一击退。天启三年十月的旅顺血战上，袁可立的爱将张盘趁夜发起袭击，与后金大军打了一场硬碰硬的野战，杀得八旗“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次年正月初三，踏兵杀来的上万八旗精骑，再次在旅顺城下大败亏输。面对袁可立这一套水陆并进的打法，无论野战、夜战、攻坚战，“满万不可战”的八旗，几年里都输得底朝天。

就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同时，袁可立还给后金搞了个“窝里反”，经过袁可立缜密的情报战与策反，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终于下了反正的决心，毅然决定投奔大明。虽然在袁可立担任登莱巡抚时刘爱塔几次投奔都功亏一篑，但崇祯元年（1628）他终于得以重归大明，并最终为保卫大明力战殉国。

《明实录》等资料统计，袁可立担任登莱巡抚期间，与后金前后交手七次，每一次都以完胜告终，把隆隆推进的后金八旗牢牢压制在辽南之外。明王朝的辽东边防压力得以减轻。

苦心为国的袁可立，无论在前线多厉害，也挡不住背后放的暗箭。袁可立性格刚直，最恨党争误国，但他在登莱苦干时，正是明朝东林党与阉党掐得乌烟瘴气之时。老实干活的袁可立先被东林党的言官谩骂，后又被魏忠贤当作眼中钉，终于愤然辞职离去。

他的离职，也成了明朝登莱防务的转折点，曾经与袁可立密切配合的毛文龙，从此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并在崇祯年间死于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下。而袁可立精心设计的登州防线，在明王朝的昏聩指挥下，最终在一场“登莱兵变”中土崩瓦解。心灰意冷的袁可立也在登莱之变的同年病故于家中——大明朝的党争，终让一代军事大拿落得有志难伸。

在袁可立身后三百年的历史里，清王朝对这段曾经的败仗耻辱当然是讳莫如深。袁可立的辉煌战功也从此被长期隐瞒，直到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后，那些曾被埋没的史料才陆续重见天日，让那个危机深重年代的国人们从此重新认识一位铁骨铮铮的强人。

无论任何年代，这个风骨强硬且智慧卓越的袁可立，都值得后人认真地学习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