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年间，退休回家的明朝内阁大学士于慎行在其著作《谷山笔麈》里，写下了自己的重大疑惑：都说唐朝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可唐朝皇帝单是给郭子仪赐宴，就花了十多万两白银；中晚唐的藩镇犒赏兵士，更是动辄砸百万两白银；再往前看，汉朝汉武帝讨伐外敌，也是动不动几十万人规模，看着都烧钱。回过头来看看“我大明”，于慎行叹息说：别说日常的动兵调粮，就说万历朝鲜战争，不过派了四万人过去，为了军粮军费，就恨不得把国库掏空，勒紧裤腰带都凑不齐。这如天上地下般的对比，简直是“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怎么“我大明”还没有汉朝唐朝有钱呢？

其实，于慎行发这段感慨的时候，还是明王朝财政比较稳定的“万历中兴”时代。如果再看看17世纪上半叶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在缺粮缺饷的困境里，皇帝都活活穷到上吊的惨状，就知道于慎行这声叹息何止是痛苦的领悟，更是句虐心的神预言。

1.明王朝的经济真的“不如汉唐”吗？

那么，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像于慎行疑惑的那样“不如汉唐”吗？事实并不是。北宋的社会经济水平就已远远甩开了唐朝。而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的耕地面积已达八百五十万顷，比两宋最高值还多三百万顷，洪武二十六年的税粮收入更是突破了三千二百万石，是宋元两朝最高数值的一倍多。

而到了于慎行生活的年代，明初洪武年间的这点产值更是不在话下。《明实录》记载，明朝天顺年间，山西阳城一地每年的铁产量是明初洪武年间山西全省铁产量的七倍。于慎行担任大明“阁老”的万历年间，同是其著作《谷山笔麈》里吐槽的北京城里卖酱油的小贩都“有千万之资”。看着一身朴素衣着沿街叫卖，其实都是“土豪满街走”。

同时这个时代也是明王朝奢靡风气大起的时代。卖酱油的“有千万之资”算啥？利玛窦笔下的明朝官僚饮宴，吃一个通宵都是常事，每顿都充斥着新奇食材。《五杂俎》等史料里的明代市集，每逢年节就无比热闹，各种宝货吸引眼球，简直是“人烟凑集……总四方土产奇珍”。士大夫们的生活极度考究，即使是官员家的女眷，戴的珠冠造价也通常值千两白银。年轻的读书人也以追求奢靡为荣，比如昂贵的湖罗衫就在读书人之间十分风靡。

可以说，无论是社会经济水平还是城市商品经济水平，于慎行生活的大明朝都不知甩开汉唐几条街。可为何大明国库会落到“不如汉唐”有钱的窘境呢？

2.银子都去哪了？

是因为明朝收的税太少吗？在万历皇帝眼皮儿底下的卢沟桥，四十里的路程上，老百姓要缴纳“炭税”“煤税”“草税”等各种名目，还有“桥有税”“口有税”“门有税”。走这么一小段路，就是“重叠如之”。每一份税，都是重复征收。

这一套“层层扒皮”式操作，普通百姓是苦不堪言。卖酱油的“有千万之资”不假，但这只是个别行业。用另一位明朝内阁大学士朱赓的叹息说，更多的京城商户是“十室九空”，受不了盘剥的都跑了，顽强坚挺下来的，也是“犹满路哀告”，日子苦不堪言。

而跟此时的明朝农民们比起来，这一点苦更不算啥。明朝农民承担的赋税说是“税轻”，但明王朝的惯用套路是“加派”，可不只是明末“加派”辽饷。比如“养活藩王”这事，“加派”就是常见操作。单是在陕西白水县，为养活当地藩王，万历年间每年就加派白银七百五十两。至于万历年间“赐瑞王田”“福王就藩”等家务事，也全靠“加派”来买单。据《白水县志》形容：具系宗室日繁，剜肉医疮。

也就是说，大明朝只要多一个藩王，甚至藩王家多生了个孩子，大明朝的苦农民们就要被“剜肉医疮”般割一遍。参考下明末宗室藩王们呈几何级数般的增长速度，就知道晚明的农民们究竟被割了多少刀。而且这“割”出来的钱，并没有几个铜板进入国库。

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大明“税轻”，那么最心知肚明的，还是于慎行所处的士大夫阶层了。按明初的制度，明朝的士大夫们基本没有多少特权，特别是地方官，也只是可以减免部分赋税劳役，该扛的丁点儿不能少。但经过一代代大明官员的精准钻空子，到了万历三十八年（1610），明朝士大夫们享受的赋税劳役“优免”数额，竟比张居正改革时暴涨了十倍。这“优免”出来的钱粮，当然就甩锅在苦农民头上。

所以，也就有了《西园闻见录》等史料里明朝社会的咄咄怪事：“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有钱人一分钱税不交，穷农民什么税都得交。一旦交不起，只能举家逃亡，待到逃都没地方逃，反抗的烈火自然说烧就烧。至于大明的国库，自然也就“烧”没了钱。

于是，于慎行大惑不解的“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后来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用账单写出了答案。《后鉴录》里统计，李自成从北京掠得的七千万两白银里“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大明朝的银子，原来都跑到这群蛀虫家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