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朝儒生受歧视？

元朝有一桩常让后世读书人泪奔的槽点，就是“儒生受歧视”。元代南宋遗民谢枋得形容为“九儒十丐”，“元朝读书人堪比乞丐”的说法也从此流传。可要细看元朝历史，这话却叫人哭笑不得：有这么滋润的乞丐？

在元朝的社会阶层划分里，儒生其实也被单独开列，划分为儒户。元朝灭南宋前，中国北方的儒户只有三千八百九十户，待到南宋亡国后，中国南方的儒户数量却一口气突破十万户。

比起元朝其他户籍来说，儒户简直特权多多：身份世袭，每户都至少要派一名子弟去儒学读书，在学生员每天享受两餐供应；免税特权更叫人羡慕，哪怕平民身份的儒户，除了缴纳地税等基本赋税外，就不需要承担任何徭役。而那些家产丰厚的“书香门第”，更趁机一代代兼并土地，钻足了空子。所以哪怕元末天下大乱，各方饿殍遍野，江南有着儒户身份的文人们，依然各种酒会诗会不断，生活潇洒自在。

当然，被后人较真的“元朝儒生受歧视”的说法，还是因为元朝不靠谱的科举制度。元朝科举废废停停，总共维持了四十一年。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元朝官僚体系里原本就是“非主流”。而且就这“非主流”的录取名额，每次会试录取百名学子，“汉人”和“南人”都只有二十五名。绝大多数的读书人想进仕途？要么花钱买官，要么老老实实地从小吏做起。

不过即使有这么苛刻的“歧视”规定，元朝的进士们忠诚度也不低。从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战争起，为元王朝“殉节”的元朝进士竟有四十二名之多。甚至在明王朝建国后，大批元朝贵族要么撒腿跑路，要么毫无压力拍拍屁股投降时，反而是诸多曾在元朝有“功名”的前朝士大夫依然各种宁死不屈。

虽然比起元末农民战争的滚滚洪流，这些“宁死不屈”的桥段知名度并不高，却也足以说明元朝式的“养士”，还真换来不少死心塌地的忠臣。

2.大元“最牛黑社会”

元朝纸币流通天下，纸币的设计也十分科学，除了有充足的准备金，更为严打假币制定了完备法律。但在一个江西铅山的“黑社会组织”——青蚨盟会面前，元朝这完美的“防假币措施”，竟一度变得不堪一击。

青蚨盟会，是江西铅山人吴友文创立的一家“假币窝点”。比起之前其他的小打小闹，青蚨盟会有着严密的组织形式，从制造假币到发行假币，甚至拉拢勾结官员，样样都有明确分工，竟还有专门的武装打手。其成员数量在巅峰时期发展到数百人，“出品”的假币除了在内地流通外，甚至还跨过长城界限，一路“畅销”到岭北（蒙古）地区，上当者不计其数。

如此操作，“青蚨盟会”当然赚得腰包发鼓。财大气粗的他们，日常抢男霸女的坏事也不少做，如头目吴友文的十多个小妾全是他从别人家强抢来的。就没人反抗？铅山州的大小吏员全被他拉下水，就连衙差也基本由他家的狗腿子“兼职”。告状？你前脚去衙门喊冤，后脚状纸就落到他手里，后果可想而知。

这么一个厉害的团伙，竟就这样在元朝横行了十年，直到清官林兴祖担任铅山知州后才终于被重拳铲除，但有多少假币流入市场，早已是笔糊涂账。

吴友文这样的操作比起元朝的高官们，还是小巫见大巫。元朝宰相绰斯戬也瞅准了假钞的油水，人家连“盟会”都懒得办，直接把朝廷印钞的雕版搬自己家去，想要多少钱就哗啦啦开印，然后再换成金银储存——比起这样的硕鼠，所谓“青蚨盟会”，不过是只小老鼠罢了。

版图空前的大元王朝，何尝不是被这些大大小小的老鼠活活啃光？

3.元朝赋税很轻？

元朝有一道常被后人唱“赞歌”的荣耀光环，就是“赋税轻”。

明朝刚建国时，大批士大夫身份的“元朝遗民”们就曾不停地给元朝唱赞歌。明朝三个世纪里，不少明代的“名流”们也纷纷跟风。比如明朝学者朱国桢就说元朝“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万历年间的明朝政治家于慎行更大赞元朝“赋税简宽”。似乎这个国祚没撑过一个世纪的大元朝，反倒成了爱惜民力的人间乐土。

从账面上看，元朝的赋税也似乎不重。元朝灭南宋时，将南宋时代的一切徭役杂税全数废除，商税也减成三十取一。南北统一后，元朝北方征收丁税与地税，南方征夏秋两税。

账面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首先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元朝“迄无田制”——作为中国历史上版图空前大的王朝，却连土地清丈都没做过。全国的耕地总数有多少？官府可以征税的土地有多少？历代元朝君臣都是一代比一代糊涂。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倒是曾经大规模地清丈过土地，但元朝各级官吏层层隐瞒，折腾到最后，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就继续糊涂。如此糊涂下去，后果也十分严重，元朝土地兼并成了常事，“私田跨县邑皆无算”。

这样一来，兼并的土地越多，国家用来收税的土地就越少，收不上来的税，当然就落到了穷苦老百姓头上。特别是在出了名的“税轻”的江南地区，那些享受特权的儒户大量兼并土地，以至于“吴人兼并武断……而小民皆无盖藏”。

除此以外，元朝的各种“加税”也是多如牛毛，理论上“三十取一”的商税，从元世祖晚年起就屡屡加征，到了元朝中期已经暴涨百倍。14世纪初叶时，元朝的“茶课”赋税也暴涨了六十倍。另外还有“河流”“山场”等“额外课”，几乎是每年想起什么加什么，狮子大开口要钱，以至于“国之经用，亦有赖焉”，国家财政就靠这种“乱收费”。而且所有的“乱收费”都是“凿空取之于民间”，也就是说都由苦老百姓买单。

更有多如牛毛的徭役差役，开国时废了宋代旧制，但随后又巧立名目，新增各种新徭役。哪怕在“税轻”的江南地区，都是“浙右病于徭役”。且分布十分不均，“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所以单是元统二年（1334）的一场灾害，浙江一地的灾民，就多达五十七万户。

这才是元朝“赋税轻”的真相，一个表面繁荣的历史画卷下，管理却十分低效，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时代，为何还会被人念念不忘“税轻”？因为对于那些士大夫来说，这样的苦痛，他们是无感的——板子没打到自己肉上，当然不知痛。

但对于几百年后的读史者来说，这样的痛，不但痛彻心扉，更痛到值得深深思考，警钟长鸣。